侯春荣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北京 100000）

一、研究的必要性分析

弥撒曲是西方教会重要的宗教仪式音乐，贝多芬这部《庄严弥撒》是弥撒曲悠久写作传统的完美继承佳作，同时又彰显出独创性。通过这部作品，可以循迹到作曲家对18世纪写作技术的运用和创新。本文设想通过择选典型文献进行梳理研究，或可尝试发现从共性结论中找到一些个性视角，通过探究触发读者对引申的问题进行思考。

通过史料研读悉知，贝多芬为这部弥撒曲作出的准备和研究工作，是非比寻常的全面和投入。第三时期风格（1816—1827年），是贝多芬创作晚期，曾有一大段时间他的创作是停滞的，而随后几年突然喷发出活力来，创作出“佳作精品”。贝多芬要祝贺他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晋升为奥尔姆兹大主教(同时也是他的艺术赞助人)，信中写到：“到那一天，在为您的皇帝殿下正式举行仪式期间，将上演我写的一部大弥撒，那将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一天……”庆典安排在1820年3月，但因为贝多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处理侄儿抚养权的事情上，最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才思枯竭的状态中走出，《庄严弥撒》正出自晚期创作的高峰期，代表着这一时期贝多芬的独特风格。同时，在诸多创作缘由中，这部作品表现出他对名垂青史的渴求，想用事实去驳斥那些对他智穷才尽的说法。

二、国内研究成果分析

目前，国内有关贝多芬《庄严弥撒》的文献研究并不太多，且呈现出缺乏系统性、完整性的问题，更多是间接性相关文献。

何云蛟一文《贝多芬——庄严弥撒——及其创作思想》的研究内容基本是两个方面：一是从作品创作思想入手，抓住音乐中“英雄性”的转变，而更多突出了贝多芬这一时期转向“抒情性”，借助自然景观来表达内心。这一时期贝多芬研读巴洛克宗教音乐，借鉴巴赫的赋格艺术，并与自身器乐的交响性相结合。二是对全曲五个部分（慈悲经、荣耀经、信经、圣哉经、羔羊经）分析结构，体现出巴洛克风格的传承，复调占了主要因素，曲式结构呈多元化。如信经部分，共分为四段，作者从调式调性、节拍、音乐主题、歌词以及乐句走向、演唱演奏形式分析，可以清晰地追溯巴洛克时期的传承余韵。贝多芬为这首弥撒曲选择了D大调的调性。D大调能使人们对威严、光彩 、欢乐的音乐引发强烈的联想，同时，贝多芬决心发挥他最高的技艺，为这首作品增色添辉。[1]作者对作品文本的分析角度更多是从调式调性、歌词象征手法分析解读，对研究贝多芬弥撒曲有很好的借鉴帮助。

刘小龙《贝多芬庄严弥撒中的仿古与象征手法》中，针对贝多芬创作手法，特别指出：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高度关注和研究这部伟大作品，也对其创作手法有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并且贝多芬在创作《庄严弥撒》时对历史风格有继承。而刘小龙的研究侧重于仿古手法和象征手法在该作品中的应用，有助于深入理解贝多芬对于巴洛克时期宗教音乐写作技法的尊重和崇尚。刘小龙这一方向的研究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其中，对于仿古手法的论述，文献中他用图表的方式统计了音乐中各个乐章里的仿古手法，这种手法在音乐的发展中起着陪衬、背景、衔接作用；有的位居核心部分，表达着丰富的音乐思想。作者分别从这几个手法对曲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段落进行分析。例如，在信经乐章最具有戏剧性的“复活”部分，仿古性段落与文词叙述的转折与对比，“以无伴奏合唱的形式，采用混合利底亚调式，为‘他在第三天复活，根据经书的记载’（Et resurrexit tertia die,secundum Scripturas）一句谱曲，悲痛、哀悼与高昂、振奋相对比，转折的情绪勾勒鲜明的艺术形象，标志着基督的胜利已来临”。[2]研究文献另一个关注点是音乐象征手法，作者提到基督教的传统观念的“天、地”的象征意义；对具体词汇的音乐象征；也对弥撒仪式的音乐象征。贝多芬用上行乐句和强力度音表现“上帝（Deo）、天堂（coelis）”的彼岸光明，则是对宗教情景的音乐象征。

事件史分析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常用的研究手法。胡炬（《祈求和平的礼赞——解读贝多芬的庄严弥撒》）、张熠文（《贝多芬——庄严大弥撒》）、谢凋（《一部祈求和平的礼赞——介绍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毕祎（《发自内心——再回到内心——贝多芬的D大调庄严弥撒》），这四篇的共同处：一是通过对贝多芬在创作期经历的事件（耳疾、争夺侄儿抚养权、经历波旁王朝复辟、鲁道夫大公晋升），结合其创作思想，在贝多芬的创作动机上普遍认为是晚期创作时贝多芬因社会环境及个人原因，离群索居，作品的表达更倾向于通过自然景观获取丰富精神体验，注重深刻的内心。正如毕祎文中所述：贝多芬很少谈及自己的信仰，与海顿以及前一辈作曲家讴歌上帝不同的是，他同时也推崇人类的精神力量。这两者的融合形成了贝多芬独特的对人文关怀的表达风格。作者张熠文文中进一步提出不同指挥家的版本比较手法，拿出巴赫与贝多芬的弥撒比较，两者都是教堂仪式音乐，但后者更注重内心刻画，音乐具备了交响性和统一性。

吴华山《从仪式音乐到艺术音乐，从教堂走向音乐厅》，更多从史学角度、社会学角度、意识形态等对弥撒曲在整个西方音乐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从五个方面按照时间线来阐述：弥撒曲的变革；巴洛克时期是弥撒曲步出教堂的前夜；音乐厅交响化的弥撒曲；在浪漫主义时期个性张扬的弥撒曲；在弥撒曲创作领域，意识形态中的宗教地位衰退，世俗文化兴起，弱化了仪式音乐的功能，加入器乐加入其他流派的合唱，成为“风格混合期”。莫扎特初步形成乐队框架，海顿、贝多芬继而确立了现代交响乐队宏大的编制。在贝多芬的《庄严弥撒》中，作者提出古典弥撒曲的交响性和统一性布局达到了完美的极致……人们将也将其视为一种表现力丰富、具有多元品格的大型艺术体裁，弥撒曲完成了“从仪式音乐到艺术音乐，从教堂走向音乐厅”的蜕变。[3]较之18世纪的弥撒曲，其“交响性”这一研究视角十分具有启发性意义。

三、后续研究方向探讨

运用对比分析18世纪弥撒曲和贝多芬《庄严弥撒》的异同。

在上述关于贝多芬《庄严弥撒》文献的梳理研究中，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和风格不同，何云蛟、刘小龙从音乐本体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是否可以从“贝多芬继承了巴洛克时期的风格，使音乐具有18世纪特征”进行分析，如赋格部分的歌词“荣耀经”[Gloria]中的“in Gloria Dei patris，amen”，和“信经”中的“et in vitam venturi saeculi,amen”都是赋格；[4]关于节拍的运用，贝多芬很好地研读了帕莱斯特里那弥撒曲，他运用同样的节奏，通过改写“慈悲经”的常规节奏处理，重音节放在弱拍，使音乐更加弱化，更加流畅。很多学者对文本技法的分析是从宏观的角度观察，这在领略伟大音乐家精湛技术、独特的艺术构思上留有探索空间。

四、《第九交响曲》与《庄严弥撒》的互补性

《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最后一部交响曲，作品的基调建立在表现作曲家用博爱之心紧紧拥抱全人类，他打破传统引入合唱，用人声表达力量，贝多芬把它从世俗提升到一种神圣化的宗教虔诚感。作者毕祎提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是两部可以在教堂吟唱也可以在音乐厅演奏的“姐妹篇”，提到它们的“互补性”，甚至有评论家指出，《第九交响曲》的世俗形式在音乐厅里可以演绎出宗教的虔诚感悟，而弥撒曲中作曲家在恳请上帝的慈悲，但仍带有怀疑色彩，结尾也并非是肯定。[4]在这两部作品中，贝多芬的英雄情结得以进一步发展：贝多芬在《庄严弥撒》中借用现成的宗教词句来抒发自己的信仰，而在《第九交响曲》中选择自己认同的词句巩固音乐上对信仰的表述，这或许是两部作品最大的不同。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的编制、音响都非常宏大、壮观，如能在学界现有的文献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解读对比两部伟大作品的异同，并以此为研究点，或许会具有启发意义。

五、小结

本文甄选的典型文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内学界目前对贝多芬这首宗教作品的研究方向和趋势，体现出我国学者们对贝多芬的弥撒曲研究角度仍处于宏观观察，研究其创作背景、创作风格、思想内涵，少部分学者在技法上尝试深入作品内部观察。西方宗教音乐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里要想溯源，学界必须要在人文思想分析和技法深度剖析并行发展。弥撒曲这个重要的西方音乐体裁已伴随社会历史发展，演变出各个时代不同的风格特征。笔者从阅读文献中得出零星想法，也还仅限于表层论述，理论研究还需要沉淀，或许才能给有关这部伟大作品的文献成果更为客观的梳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