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的过往，是文明的全部。历史是波澜壮阔的，生动活泼的，全方位的，立体的，甚至每一个区域，每一个时段都是精彩绝伦，难以想象，难以再现，难以复原的。史学家们竭尽全力试图记录下历史的全部，然而，充其量只能留下某些片段。我们能够看到的诸多正史、野史、档案、记录、金石碑刻，包括所有的调查发掘记录，只不过是某一时段的历史记忆或文明的碎片。当你试着把他们连缀起来之后，就会发现与历史本原的距离。这也许就是历史研究与重塑的模糊性，我们在努力使之清晰，努力缩短书写与历史本原的距离，让我们的研究成果更接近近历史的真实，进而寻找出一些规律，以资借鉴。

我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偏重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周秦汉唐，朝代明确，世系清晰，文献丰富，史料规整，学习研究较为便捷。而对于政权林立，民族复杂，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历史，总想用正统的方式去解读，往往费力而不可得。若非冯君奭老师质朴讲述，条分缕析，恐怕是难以及格的。后来给学生主讲中国古代史课程时，魏晋南北朝一段也常留下某些不明确、不深刻的遗憾。一方面是受课时量的影响，难以展开；另一方面则是统编教材的限制，与历史本原的差距所致。如何能使我们的历史读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把历史的本原还给学生，还给读者。这是我们多年的努力目标，也是时常困扰的问题。读罢薛海波著作《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一书，心情忽然开朗，深切地感到他正在努力接近历史的本原，把南北朝时期六镇豪强酋帅的历史演变真实详尽地呈现出来。

薛海波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我曾为他们讲授过中国古代史、史学概论、考古学通论等课程。学习期间，勤奋读书，心无旁骛，缜密思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毕业后他又师从张鹤泉先生，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读完硕士、博士。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和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我一直关注着他，并进行交流。当他的论文在《文史哲》《史学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并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全文转载时，我都为他的研究成果感到欣慰和自豪。

中华书局出版的《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一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反复修改增删而成，前后经历十余年时间。从选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传统的、踏实的、毫不张扬的研究项目。北边六镇豪强，作为对北朝后期中国北方政局产生重要影响的非汉族的政治军事势力，其研究价值尤为深远，正如作者所言：六镇暴动前至东魏、西魏建立，“在短短十年中，六镇豪帅完成了由身处北边六镇的地方豪帅，向北朝后期中国北方两政权最高执政者和勋贵阶层的跃升。这本身就是北朝政治史、社会史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然而，我们将六镇豪帅列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因为六镇豪帅群体所参与和主导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均是关系到5世纪后期至6世纪后期中国北方政局演变、统治阶层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政治事件。因此5—6世纪六镇豪帅社会地位演变的研究，对深入认识北魏后期、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治史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①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6页。以往对六镇豪帅的研究，多集中在六镇暴动、尔朱荣集团、胡汉冲突、关陇集团等问题，很少将六镇豪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进行整体性、长时段的研究。基于这种认识，该书提出重点问题的研究方向：北魏六镇暴动及其相关问题；六镇豪帅与尔朱荣军事集团的关系；东魏北齐胡汉冲突与怀朔勋贵相关的问题。

围绕着六镇豪帅的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是历史文献记载过于零散、错落支离，前人的研究成果很多是从某一侧面出发，视角各异、观点亦有许多分歧。搜集整理难度较大，比较研究更需要花费很多时日和精力。另一方面，工作的变动，课程与项目的增加，家庭生活的压力，给海波的研究增加了许多难度。特别是由博士论文修改成一部满意的学术著作，有些章节几乎要重写。他所投入的精力，克服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阅读本书时，粗略地统计一下，书中的页下注达到1276条，参考文献207篇。这还不是考察研究、查阅图书论文的全部。其所引征的文献不仅有古代典籍、近代论著、国内外研究成果，还有一批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碑刻墓志等。书中的注释既有援引文献的出处，也有对于文献的说明，更有对于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讨论和辩证。有好些条注释文字超过500字，有的甚至长达1150多字，形成一篇有理有据的学术短文。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和探索研究的态度。其目的就是更加接近这段历史的本原，真实地再现六镇豪帅演变的过程。

在讨论六镇豪帅演变的过程中，还将文献史料总结整理成23种表格（包括续表）进行比较研究，简洁、明了、直观，然而却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诸如：“因祖父任军镇官职定居六镇的豪帅家族列表”（1—2），“从代地迁徙六镇豪帅家族列表”（1—3），“尔朱荣南下洛阳后六镇豪帅首次授爵简表”（2—2），“西魏大统十五年至恭帝三年赐胡姓将领军阶简表”（3—1），“东魏北齐怀朔勋贵所任地方大州、要州刺史职分析表”（4—7）等等。要从《梁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西魏书》几十种史书的本纪、列传、表中筛选整合，还要从《娄叡墓志》《李和墓志》《刘悦墓志》《徐显秀墓志》等二十余种碑刻墓志中寻找相关资料，分类说明，还有统计数字，百分比计算等。一些数字的统计与分析不能只凭电脑，还要有大量地手工计算。使用过计量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人都体会过其中的繁杂、枯燥和乏味，为了比较与说明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就得一点一点地整理和计算，只有充分的耐心与投入，才能有所收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无论从选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实际操作中，时刻都能体会到作者不同寻常的良苦用心，努力接近历史的真实，揭示六镇豪帅的民族、家世、经历、演变，特别是在北朝纷纭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世俗社会发展变化的大环境中，各自的升迁沉沦，生存状态。这种群体的考察，在北朝六镇暴动，尔朱荣集团崩溃，北魏分裂与灭亡，西魏北周关陇集团，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杨坚建立隋朝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上，都能努力超越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建立起自己的独特研究视域和研究体系。对于某些热点问题，坦率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就中以六镇暴动的性质与原因而言，由于学界对于六镇镇民的来源、社会组织形式与社会地位的认识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看法。我们学习历史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仍然是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为主导的古代史研究。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和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对于六镇起义的定位是：“北魏末年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给了封建统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而对北魏政权打击最重，促进期迅速土崩瓦解的，则是稍后的六镇人民大起义。”①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4页。“北魏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在边镇地区集中地反映出来。贯穿在这一切矛盾之中的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一方是北魏政府和鲜卑贵族；另一方则是边镇的人民、士兵和少数民族。阶级矛盾的激化，酝酿着一场日益逼近的革命风暴。孝明帝正光四年（523）二月，……愤怒的群众杀死于景，点燃了六镇起义的熊熊烈火。”②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6-227页。“孝文帝变法之后，北方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在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压榨下，阶级矛盾较前突出了，并随着北魏政治的日益腐败而愈来愈尖锐。……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在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初，北方已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展壮大，终于燃起了大起义的燎原烈火。..….起义军遍布北方各地，名号繁多，但主要有四个部分：北方边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③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册，神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8、110页。周一良、唐长孺、万绳楠等著名的史学家也都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将六镇暴动归结为农民起义或人民起义。这种学术观点影响了几代学人。薛海波认为：“要就六镇暴动原因和性质，得出合乎北朝后期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单从六镇镇民来源等某一方面来讨论六镇暴动原因和性质，都显得单薄。如从六镇豪帅、镇民、官吏长期生活的军政体制，以及军镇体制影响之下的经济、婚姻关系入手，北魏六镇问题的研究则会有更新的进展和深化。”④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6页。事实上，第一章作者就用翔实的史料论述了北魏军政体制与六镇豪帅的社会地位、经济产业与婚姻关系。在第二章则详细论证了六镇豪帅在六镇暴动、河北暴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北魏迁都洛阳后，输往六镇的物资剧减，是引发六镇经济崩溃、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六镇暴动的主要原因。总之，六镇暴动是众多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及其部落民为生存而掀起的抗暴斗争。”⑤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99页。“又是六镇地区处于不同政治地位的豪帅之间为生存、为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争夺战，没有反对北魏门阀统治、打击胡汉士族官僚、反汉化的政治意义。”①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28页。这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作为年轻学者，根据史料和考古材料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些传统的观点和结论，特别是一些史学界权威大佬曾经有影响的学术论断。早年，顾颉刚与方诗铭、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谈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认为“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周一良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贡献之多，仅次于陈寅恪先生”。②顾颉刚：《顾颉刚古代论文集》第1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9页。也就是说，70多年前，陈寅恪、周一良已经是史学界公认的魏晋南北朝史权威学者。当时，陈先生56岁，周先生只有33岁。近年来，人们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③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其中的《六镇问题（附魏齐之兵）》；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其中《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北魏镇戍制度考》《北魏镇戍制度续考》都涉及北朝六镇豪帅等问题。薛海波书中的一些观点与陈先生和周先生的看法有很明显的不同。比如，陈寅恪先生称“六镇之叛，就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⑤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周一良先生认为：“北镇人之起兵并非对汉化的反动，乃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敕勒羌人等和被摒于清流以外的鲜卑和汉人的府户联合起来，对于统治者压迫着的反抗。”是人民起义和阶级斗争。⑥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薛海波称之为六镇暴动，是众多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及其部落民为生存而掀起的抗暴斗争，并没有反对北魏门阀统治、打击胡汉士族官僚、反汉化的政治意义。很显然，六镇之叛、人民起义、六镇暴动三种不同的提法与内涵，反映了不同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和研究定位，值得忍着总结与思考。

另外，陈寅恪先生谈到“六镇兵经过三次转手”问题。⑦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薛海波指出：“六镇兵具体是由六镇豪帅统领，六镇镇兵和六镇豪帅之间的部落酋长与部落成员及其类似的统属和依附关系，并没有因三次转手而松弛，相反在北魏末年的战乱和流徙中，基于共同利益和生存需要，双方的统属关系几乎牢不可破。”⑧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14页。请注意，薛文反复强调的共同利益和生存需要，才应该是揭示真实历史与历史事件终极原因的所在！

陈寅恪先生曾用“关陇集团”来指代西魏北周的统治集团。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34页。薛海波在第三章第一节对这一论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同时指出“陈寅恪先生在阐释‘关陇集团’的成员时仅提含义广泛的‘鲜卑六镇民族’，而没有直接将武川豪帅作为政治派别专门提出的原因。”⑩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82页。在第三节，还对陈寅恪关陇集团理论六官相关观点提出自己的认识，针对陈先生指宇文泰“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1页。指出“宇文泰行周礼建六官，并非如其所论宇文泰要在‘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与高氏及萧梁抗衡，而是出于集权宇文氏、排挤魏室、架空魏帝的现实政治考虑。”②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54页。陈寅恪先生虽然指出六官的过渡性质，点明六官实行后的演变趋势。但他并没有解释六官之所以是权益过渡工具、北周诸帝无法遵行的原因。陈先生说宇文泰行周礼六官等诸问题，是值得置于西魏北周政治实际中进行探讨和商榷的。③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55页。

至于从经济和婚姻关系等方面对关陇集团的考察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理论也是某种补充和扩展。类似的内容还有一些，恕不一一列举。说明薛海波的研究完全是从历史文献和相关考古资料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时研究，不被学术权威的观点左右。而是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耐心细致地表明不足或深入补充。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这也正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改革开放以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绝大多数的成果是从文献到文献，使用考古材料很少。除了重视文献的思想为主，就是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资料不够丰富。近年来的研究十分重视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新成果、新材料。充分运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甚至扩展为多重证据法。举凡遗址、墓葬发掘报告、简牍、碑刻、墓志等，处分加以利用，极大地揭示历史的原貌。在讨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的地理位置、防御体系、军事设施等方面，多次引用《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④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5、7、47、48、86、117页。，揭示北魏在漠南建立的镇城、长城、戍堡、城垣、马面。对于六镇豪帅出身、家族、婚姻、任职、爵位等诸多方面引用多种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和碑刻墓志，诸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隋代墓志铭汇考》《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等。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莫仁相、莫仁诞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王琪玮、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赵君平、赵文成：《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进一步证实或补充了历史文献的记载。

可以这样认为，薛海波的《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专著。无论从思想上、内容上、文献资料的整理、取舍、分析研究上，都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值得阅读与学习。当然，也并不是说没有可以提高改进的地方，诸如语言逻辑，行文统一等方面，还有努力提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