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自唐代以来创立、兴起并发展绵延至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至今已延续千余年，成为遍布全国各地的士人精神家园。清末的书院改制，使书院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教育机制至此终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书院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百余年来，在民间和官方的共同推动下，书院的生命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实现慧命相续，展现出坚韧的生命力。当代中国，学人志士或创建书院，或依托书院开展教育和文化传播，书院复兴现象已然兴起，书院在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传承学术、培养人才、教化社会、营造文化氛围等重要功能仍在延续，书院的独特办学理念、教学模式已经或者正在融入现代教育的理念之中，其所传承的书院精神仍是当代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为文教传承的重镇，北京古代书院历经唐末五代，经元明清而兴盛，直至今日仍绵延不断，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然而提起古代书院，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等京外书院，而对北京的书院知之甚少。其实，作为文化名城的北京，书院历史同样悠久，而且随着传统文化的当代复苏，北京随之出现了大量新兴书院，作为事业商业单位开展培训教学、市民读书交流学习的重要场所，成为当代中国书院复兴热潮的引领者。认真总结、挖掘北京书院的文化资源，有助于全面了解传统的教育模式，丰富当代社会教化的途径，对促进首都教育发展和传播价值观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可以为北京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首都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首都社会文化宣传平台的拓展、首都社会教育资源的延伸等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体现；从文化实体角度，可以彰显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多维光谱，并为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乃至北京“文化中心”功能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资源支撑和政策建议。

一、北京书院的历史与现状

（一）古代书院

从书院兴起的角度看，与全国书院的发展历程比较接近，北京古代书院的出现时间非常早，北京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在五代时期的后梁正式出现，其创办者窦禹钧因此成为北京书院序幕的开启者。范仲淹《窦谏议录》曾记载窦禹钧创办书院的情况：“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须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①（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2页。窦氏书院院址在今昌平区。从书院发展的历程看，到了元明时代，北京书院并未随全国书院趋势一样快速发展，直至清代，北京书院才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与同时期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相较，仍是无法比肩的。元、明、清三朝，北京地区总计不少于24所书院：

1.有元一代书院主要有4所：太极书院（原址约在原宣武区）、文靖书院（原址在房山区）、谏议书院（原址在昌平区）、韩祥书院（原址在昌平区）。

2.有明一代建有8所书院，比较知名的有首善书院（原址在西城区）、通惠书院（原址在通州区）、双鹤书院（原址在通州区）、白檀书院（原址在密云区）。此外还有叠翠书院（原址在昌平区）、杨行中书院（原址在通州区）、后卫书院（原址在密云区）、闻道书院（原址在通州区）。

3.清代所建书院主要有12所：金台书院（原址在原崇文区）、潞河书院（原址在通州区）、燕平书院（原址在昌平区）、近光书院（原址在平谷区）、云峰书院（原址在房山区）、蒙泉书院（原址在顺义区）、卓秀书院（原址在房山区）、温阳书院（原址在怀柔区）、经正书院（原址在东城区）、冠山书院（原址在延庆）、缙山书院（原址在延庆）和义仓书院（原址在房山区）。

北京古代书院的特点有：历史悠久、官学化主导、教育功能突出。②赵连稳概括北京古书院的特征为“创办早”、“发展慢”、“贡献大”。可参赵连稳《北京书院史》，北京：研究出版社，2014年，第134-136页。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代书院基本上消逝无存，仅有金台书院保存完整至今，其他至多仅有部分遗迹留存。对北京古书院的研究、保护及资源挖掘的力度亟须增强。

（二）新兴书院

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90年代“国学热”的潮流兴起，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益浓厚，加之一批有志之士和学人的文化传承的事业担当，北京现代书院的创建走在了全国前列。1984年10月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影响波及全国。21世纪初民办书院的兴办越来越多，随之形成了“书院热”的热潮，至今仍方兴未艾，创办主体也扩展至公办、学办及商业性运用等领域。

1.从数量上看，新兴书院的主体是民办书院。以具有明确办院宗旨、具有常规性活动、定期开展并产生一定影响力为标准，相对有代表性的书院如：中国文化书院（海淀区）、什刹海书院（西城区）、三智文化书院（海淀区）、四海孔子书院（海淀区）、华鼎书院（海淀区）、运河书院（通州区）、七宝阁书院（顺义区）、继光书院（怀柔区）、慧聪书院（海淀区）、原道书院（海淀区）、弘道书院（不设固定地址）、苇杭书院（不设固定地址）、四观书院（朝阳区）、京麓书院（海淀区）、培德书院（顺义区）、博雅书院（顺义区）、汤用彤书院（昌平区）、静思书院（西城区）、丁香书院（西城区）、明德书院（东城区）、香炉书院（海淀区）、砚田书院（大兴区）、得谦孔子书院（昌平区）、中成书院（朝阳区）、华光书院（朝阳区）、西山孟子书院（海淀区），等等。

2.教育体制内的学办书院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和民办书院一致，是新兴书院增长的主要力量，大学层面如清华大学新雅书院①清华大学在通识教育探索方面处在全国高校前列，并积极采用了书院制教学模式，除了新雅书院外，清华大学2020年新设立致理书院、日新、未央、探微、行健五大书院，形成独特的书院文化，服务学生全面成长。，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书院，北京理工大学精工书院，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等；中学层面如北京三十五中的鲁迅书院、中央工美附中的文昌书院等。

3.公办书院，如文津书院（隶属国家图书馆）、敬德书院（海淀区委区政府创办）等。2017年12月故宫博物院与昌平区政府合作建设，在昌平的明十三陵景区建设故宫文创产业园，同时设立“紫禁书院”，依托故宫资源打造首都文化品牌。②叶晓彦：《故宫文创园落户十三陵门户区同时设立紫禁书院》，《北京晚报》2017年12月19日。公办书院办学条件有保证，影响范围广，但目前来看，整体数量不大。

4.此外，随着传统热的持续升温，一些商业开发项目也高挂书院之名，以提升文化品位。不过，此类书院完全不具备“书院”的基本规定及基本文化功能，只是将“书院”作为一种符号而借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随着商业逐利性的蔓延，商业性书院可能还会逐渐增多，而且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如位于密云古北水镇的英华书院，保留了古朴的建筑风格和书院的传统格局，但只是作为旅游景点存在，并没有承载相应的文化活动，其他类型的还有商务会所（忠良书院）、房地产楼盘（万柳书院、翡翠书院）等。

北京新兴书院的特点有：发展快、分布广、数量多、影响大、民办为主。新兴书院创立相对容易，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准入标准、条件限定和监管机制，所以数量仍会持续增长下去。对北京新兴书院的关注、研究及资源统筹需尽早提上日程。

二、北京书院的类型

（一）按照创建年代划分

从创建年代看，有古代书院，有新兴书院，这两类具体数据信息见前文所述。还有古今结合类，此类书院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古代书院建筑、遗址基础上的重建，如已有政府调研的文靖书院；一种是在古代建筑里面新建书院，或部分建筑引入、改造为书院，乃古代建筑的功能转型，此种后面会涉及；还有一种是现代新兴书院继承或发扬古代书院的精神，可以苇杭书院对首善书院的精神呼应为例。明代首善书院所倡导的首善之学认为为人应顾名义、重气节、知廉耻，重讲学以明道，明德以新民；现代新兴书院苇杭书院以“如此江山,代有儒生承道统；何等家国,世存经典辨华夷”的文化担当自期，其实在三百五十年前的首善书院那里已发其先声。

（二）按照创办主体划分

从创办主体看，有民办、官办之分。古代书院以官办为主体，具体又有民助官办、官倡民办等不同情形。古代之所以官办为主，是因为府、县等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脑，一般都会有主政一方就要教化一方的责任意识，而教化的落实往往是通过书院完成。所以各级政府首脑要么会修缮已有书院，要么兴办新书院，这些举措可能难免为各自政绩打算，但客观上确实为书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前文指出，现代新兴书院的主体以民办为主。细究而论，现代的民办主体又细分为个体（学者、教师、民办教育者、宗教传教士等）、企业（工厂、公司、会所、营利性教育机构等）、学办（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全覆盖）。新兴书院的创办主体显然比古代书院更为复杂和多元，可见现代新兴书院的数量暴涨是有原因的。

（三）按照入学对象划分

从入学对象看，一般可分为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县州府省等各级官立书院、皇族书院、侨民书院、华侨书院、教会书院等等。北京作为首都，官办书院一般面向全国开放，如金台书院本身就是为全国进京应考的士子提供落脚复习的场所；现代新兴书院依然是面向全国为主。不过也有特例，如经正书院，其前身为八旗官学，建于清顺治元年（1644），是清王朝专为八旗子弟设立的学校，1894年经整顿增设八旗书院一所，取名经正书院，现为北京一中。

（四）按照教学等级划分

书院的教学，从低到高，既有小学也有大学。例如，清末，全国的书院变学堂，省会书院变成了高等的大学堂，府级书院变成中学堂，县级书院变成小学堂，不一而足。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清同治六年（1867）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于北京通州的潞河书院，最早是一所涵盖从小学到大学（包括一所神学院）的教育机构，19世纪末扩建后更名为协和书院、华北协和大学，1918年大学部迁出，原址仅剩中学，称为私立潞河中学校，1951年后改制为公立中学（通县中学校、通州一中、通县一中），1988年恢复校名为潞河中学至今。一个书院的变迁历史，已包含不同教学等级的全过程。

新兴书院中也有不同等级，有大学创办的书院、有中小学创办的书院、有以幼儿蒙学教育为主的书院、有社区书院等。总体而言，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信息的交往，现代新兴书院有更为明确的自我定位，在分工和资源互补上有了更自觉的意识。

三、北京书院的特色

（一）古代书院官方背景浓厚

这是北京书院的首要特点。这与元明清三代（除明初52年）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作为首都，北京书院受到来自官方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更为直接。明末废止民间讲学，禁毁书院，首善书院即首当其冲受到毁坏。清中期以后，官方鼓励书院发展，北京书院又蓬勃发展了起来。

官方背景有利有弊。利在于经费充足，官方资助，如金台书院即官方出面，征用了“洪庄”的房舍，康熙御笔题赐“广育群才”匾额以为鼓励；再如卓秀书院，政府将隆峰寺的抄产官租分给书院作为修补膏火之资。弊在于书院讲学、教授以自由精神为尚，官学化对此显然会有所限制，道、州、府、县各级主管官员会主持、监管书院的课程设置、实施和考核情形，如燕平书院，每个月均有官课，“每月课期二次，初三日为官课，十八日为斋课。官课由道（霸昌道）、州按月轮流扃试。”①赵连稳：《清代北京社会和书院互动关系研究》，《江汉论坛》2013年第11期。官员们对于书院考课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一经发现，必定整改。

（二）现代新兴书院以民办为主

今天的新兴书院也有公办书院，但主体数量是以民办为主。不管是从创办主体（公、民、商、学）、教授的程度（幼、小、中、大）看，北京古代书院、新兴书院都可在这些层次找到相应的对应点，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多层次共存发展特性。以民办为主的新兴书院在自我定位体现出较好的自觉意识，但在相互之间的资源互补、配置规划上还需进一步统筹完善。现时代的“书院热”其实正是“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等现象的表征之一，是与民间儒学兴起等一系列事件一脉相承的，反映着当前社会民众的文化需求和趋向。这是值得今天注意的一个特点，政府应因应社会民众的文化需求，适时地加以回应、引导。当然，这首先需要对自身文化遗产及其功能特征的总结、分析为前提。

（三）各自定位清晰明确

古代书院，如：元代太极书院，以程朱理学的性理之学为主旨；明代首善书院采用讲会形式，目的是向世人宣扬其主张的为人准则、政治立场以及匡世之道，注重反躬实践、生生不息的经世之用；清代金台书院，前身是首善义学，为贫寒士子以及进京赶考的秀才提供学习备考之地，也讲授程朱理学，但更主要的目的是教授帖括之学，重视八股时艺，慢慢形成类似科举会考的培训班性质；清末民初的书院转型期，教会所办的潞河书院，开设新学课程，以“传播福音，开辟道路”为宗旨，圣经、汉文、英文为主课，学生必须参加全部宗教活动，毕业后大都成为传教者。

新兴书院，如：三智文化书院，凝聚了“儒、释、道”三家智慧，体悟“空、假、中”，弘扬“中、西、印”，圆融“天、地、人”，打通“政、商、学”，追求“真、善、美”，办学理念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实践和体验。2018年5月新成立的明德书院承袭古代书院精神，以体制教育的辅助教育为自觉定位，以中小学传统文化师资培训、社区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建设及传统文化的互联网普及为主要着力点，课程设置以经义、治事、西学为主干，延续六艺精神，旁及其余。

（四）社会关怀意识强烈

北京书院一般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这种社会关怀意识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思想学术领域的首善意识，此点于讲会类书院表现明显，突出共同体培育（家事国事天下事），培养社会共识；二是教育领域的官学意识，此点于考课类书院表现明显，以官学为本，为科举预备，且以考课为主，间有地方官员主事或监考，并由赏罚措施；三是文化领域的传承意识，此类于新兴书院表现明显，处于接续近乎断裂的传统，力图为传统文化的学习、弘扬培养人才，从蒙学到大学、从理论知识到实践技艺等，新兴书院中都有相应的指向。

（五）辐射北京周边以至全国的影响力

书院一般具有地方性、地域性特色，书院的创建和兴办也往往是出于教化一方百姓为目的，故具有“当地性”的服务指向。北京书院的不同在于，因其位居首都的独特地缘特色，素有面向全国的格局。古代书院如作为进京备考“基地”的金台书院，为全国的应试知识分子提供交流、备考场所。

新兴书院如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书院，其教学活动曾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定位为大学后教育学术研究高等学校，以培养从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历史、文学等的中外青年学者为主要目标，其主办“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吸引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万二千余名学生（函授学员）参与学习，书院的导师亦曾分批赴全国十多个中心城市开展面授，知名学者组成的导师团经中央电视台录制成面向全国播放的教学专题片，引起很大反响。中国文化书院本身也因此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的代表性事件之一，成为预示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四、北京书院的文化功能及现代转化

对于书院的功能，除了基本的传统教育功能外，还涵盖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多方面功能，我们可以列举出讲学、会讲、研究、藏书、刻书、祭祀、教学、备考、学田等多个方面。其中，讲学、藏书、祭祀一般被认为是传统书院最重要的“三大功能”。结合当今文化发展态势，我们认为北京书院的文化功能可从以下五点基本方向进行转化。

（一）藏书功能转移

古代书院藏书的地位很高，不仅对书院而言如此，对社会同样重要，因为书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道被认为是古代藏书的四大系统途径，对古代保存图书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古代书院一般都会设有专门的堂室、房舍或阁楼来保存图书，如藏书楼、藏经阁、尊经阁、御书楼等，如冠山书院“东西置书室”、近光书院建有“藏经阁三楹”、白檀书院“建尊经阁五楹，以贮书”；北京古代书院藏书数量不等，金台书院没有藏书，这是一个特例，不过金台书院作为省级书院，得到过皇帝御赐图书，窦氏书院、太极书院藏书非常丰富，有几千卷之多；书院还会拿出部分经费专门用于购买书籍，如窦氏书院、云峰书院和燕平书院等；此外，刻书、印书也是书院藏书的一个来源，太极书院、首善书院、潞河书院、燕平书院和金台书院等均有过书籍出版。①详参赵连稳《北京书院史》，北京：研究出版社，2014年，第219-232页。

可见，古代书院的藏书功能，很大一部分与今天图书馆的功能是重合的。随着图书馆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文化事业运行之后，书院的藏书功能可以“让渡”了。尤其在北京，图书馆的资源格外突出，从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到各区级图书馆，再加上北京众多高校图书馆等，现代图书馆的藏书功能及其运转机制已远非书院藏书所能比拟，可以更完善地实现图书保存及使用。与此相关的情形是，图书馆与书院可以结合，如文津书院，其实是隶属于国家图书馆的一个机构，这个意义上书院成了图书馆的附庸，但图书馆吸收并推动书院文化功能落地，不失为新兴书院的一种形式，并为图书馆功能拓展提供一个重要方向；另一种情形是有些机构将自身的内部图书馆命名为书院，如中央工美附中的文昌书院，其实就是该校的图书馆。

不过，书院不再发挥“藏书”功能，不代表书院没有书，对于书院教育活动而言，图书是必备的教育用品，因此一般的经典文献、教育理论著作、文化普及图书等，仍需备置。结合书院的各自定位，也可以发展“小而精”的特色藏书方向，如以儿童教育为主的书院可以发展蒙学图书的收藏，研究、讲学型书院可以自身研究成果为基础不断拓展等。

（二）祭祀功能转型

书院作为教育场所，祭祀活动源于对先圣先贤的敬仰和缅怀，以唤起书院生徒的尊师重道之情，是传统教化开展的重要方式。古代书院基本都设有祭祀祠堂，供奉圣象和牌位，一般实行释奠礼和释菜礼。但北京书院祭祀对象并不统一，主要有祭祀先圣先哲（如首善书院，供祀孔子牌位）、祭祀理学大师（如太极书院祀道学宗主周敦颐，以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等配享；房山文靖书院则供祀当地著名理学家刘因）、祭祀乡里名宦（昌平谏议书院供祀昌平人、谏议大夫刘蕡）、供祀书院创办人（白檀书院专门辟三间房屋作为祠堂供祀创始人李宣范）。

新兴书院中，对书院祭祀活动也有继承的一面，如2015年3月原道书院成立时由山长恭读祭文，率众举行了开山典礼暨释菜礼。我们认为，北京书院的祭祀功能应实现现代转型。转型不是抛弃，祭祀功能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作为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祭祀活动可以为我们学习、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礼文化提供平台；另一方面，“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祭祀作为礼文化，在提升文化素养和陶冶性情方面功效显著，这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所言教化之效是一致的。

同时，转型虽不是抛弃，但也意味着不是完全照搬，而是有所发展、“损益”，所谓礼应因时事人情而为之“节文”，也就是应与时迁移。故而，具体的仪节形式、步骤则可以结合现代的行交往习惯适当予以简化。当然，祭祀背后所要表达的对先圣先贤先师的诚敬之心应该保留，祭祀活动作为一件庄重的事情，不管如何简化，在具体环节中的心态、摆设、程序等都不应有失庄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否则祭祀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了。

（三）讲学功能继承

古代书院非常重视讲学，书院的创办也主要是为了传播文化、推行教化，讲学是最主要的实现方式。如元代太极书院主讲为理学家赵复，选拔俊秀有才识者为学生，听讲者过百人，其中一些如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后来也成理学大家，太极书院一定程度上弥补辽金时期儒学教化和弘扬的缺位，有力推动了理学北传。明代注重讲会类的书院有首善书院、叠翠书院、通惠书院、双鹤书院等。首善书院虽遭阉党攻击，存在时间并不长，却影响颇广、名噪一时，与著名的东林书院声名相应，时称“南东林北首善”，但与对时政抨击的实际效果相较，首善书院在办院之初所确立的旨趣首重乃在讲学，定期会讲，探究学问，通过讲学明道来激起节义、挽回人心、重振纲纪，以挽救当时明朝内外交困之颓势。

可见，书院对于传播思想学术、塑造社会风气乃至培育文化共识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点在今天也极有意义，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四个自信的树立、新思想的宣讲等等，都可以通过书院的讲学活动落地、展开。北京书院继承讲学功能，也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因为北京学术资源丰富、高知密集、文化氛围浓厚等，为讲学活动的延续及创新提供了可能。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新兴书院在讲学功能方面确实有突出表现，主题明确而有特色，并自觉构建具有系列性的开展方式等，如什刹海书院儒学季、道学季、易学季、佛学季的讲学活动，苇杭书院分别以“孝”“礼”“信”“耻”“廉”“义”“和”“忠”“恕”为主题开展年度会讲等。

（四）文化传播功能拓展

上述讲学功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讲学的重要特点是注重学术，自由研讨，这对激发思想活力、深化思想交流、促进理论共识都是有帮助的，从而为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定位助力。除此之外，书院在文化传播功能之外还可以继续扩展，不断探索相应的文化传播形式。比如除较为强调学术性为先导的讲学形式外，其他还可以有读书会的形式、文化沙龙形式、文艺交流形式、礼乐展演形式、文化专题展览形式、公益讲堂形式等。以通州运河书院为例，运河书院是由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批准、通州区民政局注册登记的民办非盈利社会组织，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开展中华美德教育，服务社区居民百姓”为办院宗旨，开展国学研究与普及推广工作，近期“通州区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基地”在运河书院揭牌，实现书院文化传播功能的进一步扩展。此类形式的典型特点是注重开放性，以大众化和普及化的途径，面向社会，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自觉自愿的参与进来，以期达到振育民德、涵养民风、移风易俗之功效。

（五）教育功能转化

元明时期，以讲学为主，实现了社会教化的推行；明清两代受科举考试制度盛行的影响，考课、应试成为书院的主要目标，书院成为官学的附庸，但这也可视为是官学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明代考课类书院如白檀书院，清代如金台书院：“清代北京书院沦为士子科举附庸，生徒数量也创下历史新高，尤以金台书院为盛，京外各省士子都来金台书院落脚学习，准备应试。在历届会试中，该院生徒均有数十人中进士，众多士子由这里荣登龙门，或者成为官吏，或者成为学者，有时会试中进士的多达百人。”①赵连稳、方彪、梁燕：《古代北京书院：文教传承的重镇》，《北京日报》2014年6月9日。这说明书院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以不同方式起到作用。

由此，立足现代教育体系来看，书院所代表的传统教育方式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应可起到相得益彰之功效。从时段上，少儿阶段多从蒙学德育到小学智育的阶段打好基础，大学阶段从通识教育到专业教育的过渡，为后续学习做好充分准备；从内容上，书院的教育模式在现代转化中，实现德智结合、通专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实践证明，借鉴书院制度对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的研究人才有着特别明显的效果。何以如此呢？简单地说，是由于书院的体制有着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相适应的三个‘打成一片’：把现代学校中分科的知识打成一片；把为学与为人打成一片；把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②陈卫平：《“国学热”与当代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学术界》2007年第6期。书院教育功能可以与现代教育体制产生化学反映，共同推进构建全面立体、丰富多远的现代教育系统。

胡适曾从“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对书院精神进行概括。③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年第3期。围绕着“学”与“政”、“研”与“修”，书院的文化功能还有很大的待开发空间，不过书院应“代表时代精神”，结合对时代主题的把握，实现对书院文化功能的不断转化、拓展和更新。

五、北京书院传承发展的转型模式

（一）遗迹保存与历史记忆

古代书院中部分因历史久远、记载不明，难以确定准确地址，如西城区太极书院，昌平区谏议书院。有的被禁毁，遗迹不存，如西城区首善书院，据《燕都游览志》载：“首善书院在宣武门内左方，肘城。天启初，邹公南皋、冯公少墟两先生为都人士讲学之所。叶少师台山撰碑，董宗伯思白书。党祸起，魏忠贤矫旨毁天下书院，挝碎碑；嗣即其地开局修历。”①（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三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74页。现宣武门内天主教堂司铎院即原首善书院院址所在地，但首善书院遗迹已不存在。又如昌平区的燕平书院，现存部分遗迹于今昌平检察院内。遗迹考古与保存是第一步，如果仅停留于博物馆藏品般的“历史记忆”，未能转化为活的传统，恐怕仍非最佳转型模式，我们更需要的是古为今用的过程中实现传承发展。昌平区政府主办的“燕平书院公益大讲堂”就不失为一条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灵活路径。

（二）保存为文物保护单位

以书院为主体入选文保单位的，据统计，只有金台书院一处，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金台书院也是北京唯一一所完整保存至今的古代书院，现为金台书院小学。叠翠书院，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叠翠书院是因隶属于居庸关长城景区，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一部分，并不是以书院为主体入选的。

（三）转型为现代教育单位

此类是北京古书院现代转型的一个主流模式，这和清末书院改制为学堂的历史有关，学堂延续下来就是现在中小学的前身。具体有金台书院（金台书院小学）、卓秀书院（良乡小学）、云峰书院（房山城关小学）、白檀书院（密云二小）、缙山书院（永宁小学/永宁幼儿园）、冠山书院（延庆一小）、经正书院（北京一中）等。

（四）转型为社会文化单位

叠翠书院，现名叠翠书馆，现为居庸关博物馆；卓秀书院，现为良乡小学校史馆；前面提到燕平书院，仅在昌平检察院内残存遗迹，但燕平书院精神确得到继承，现昌平区开展的“燕平书院公益大讲堂”，即是对传统书院社会讲学功能的转化与继承。书院转型为现代社会文化单位，说明现代社会对书院文化的某种需求。挂靠书院，也可以加深相关单位的文化韵味。当然，也可能与相关管理者的认知水平有关，可能对书院的文化功能并没有深入、整体的认识和了解，因此这一转型模式，可以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会讲、讲座、讲堂、会议、研学、读书会等内容。

（五）与现代培训事业结合

包括政德培训、师资培训、商企培训等，如敬德书院（政德、师资）、慧聪书院（商企）、长青书院（创客）等。敬德书院系海淀区委区政府创办，以海淀区教师培训为主体内容，形成了“读经、会讲、研修和学术”为基本架构的课程体系，力图探讨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方式与方法。

（六）与传统建筑的功能转型和拓展相结合

上述与现代培训事业结合，目前发展运作比较有规模的还有一个代表，位于中关村大街15号以商企培训为主要内容的慧聪书院，是在“黄庄双关帝庙”原址修建而成的。据门前勒石《中关村文圣庙志》载：“此庙龄无从考证，惟殿前古树逾六百年，故此推断此庙建于明、清年间。”既接续了原始建筑的命脉，也体现了今日书院复兴的趋势，表明当下社会民众对书院文化的认可和需求。加之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古建筑较多，客观上也为古建筑的“书院化”提供了可能条件，成为当下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前面提及的故宫博物院与昌平区在十三陵设立紫禁书院，也应属于这一转型模式。此外还有丁香书院（位于宣武艺园内）、明德书院（位于地坛公园斋宫西院）等。

（七）与现代教育体制需求互补相结合

教育体制内部也在不断调整自身，进行教学改革尝试，书院化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如清华大学先后成立苏世民书院、新雅书院，分别面向国外学生和本科生，推行跨学科、通识性的教育模式。放眼全国，成立“书院”业已成为高校推行通识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社会办学方面，尤其是蒙学教育需求较大。与现代幼儿园、小学教育过于注重书本教育和知识教育不同，蒙学教育更注重德行培养和文化熏陶，并在孩童天性养成、技艺传承方面有特色安排，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认可，办学模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元。有与现代教育体制相配套以德育教育为主的（如七宝阁书院）、有类似现代教育体制又独具特色的拥有一整套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班子的（如四海孔子书院）、也有私人创办的类似私塾性质的以教授四书五经等传统国学为主的，还有立足传统面向国际的古今结合的教育模式（如博雅书院）等。

（八）以崇德弘道为目的的新兴书院

以上所述，不管是转型为文保单位、社会文化单位、教育体制单位，还是承担各类培训事业，其实都是以某种实用的功能为旨归，这说明书院可以发挥非常实际的社会功用，成为社会组织架构中的有效因子。不过，书院还有另外一层功用，即以一种非实际、非功利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以对道统、德行、学术的传承、研习和弘扬为主要目的，所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重点关怀方向是对社会的教化、文化的普及和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这一层面的功能转型主要继承的正是古代书院讲学、讲会功能，以此为基础转型为现代化的学术讲座、读书会、文化沙龙、会议研讨、年度会讲、国学讲堂等形式，同时延展包括相关的研究著作、文化刊物、文化普及著作（如前面提及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库、苇杭书院国学玩诵本系列、什刹海书院年刊系列）等，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弘扬。此类书院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中国文化书院、原道书院弘道书院、什刹海书院、苇杭书院等。虽然崇德弘道在古代书院同样有其表现，但对于处在物欲横流、利来利往的社会环境中的新兴书院而言，就显得尤为可贵了。这当然也是和当代学人志士的道统担当意识和文化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六、北京书院发展趋势之展望

2020年4月，北京市颁布《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坚持以首善标准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提出“保护历史文化底蕴，留住老城乡愁记忆”、“构建群众身边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等具体举措。北京书院文化亦是我们需要继承的重要资源，可为当代书院文化的复兴和重建提供着滋养。北京古书院可以扩展北京文化遗产的内容，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提供实体基础，同时古书院可以为不同层面的文化需求提供资源，“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文化需求，不同追求、不同爱好的人，皆可以运用书院来实践自己的理想。”①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09页。加强北京古书院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资源包括历史传承、书院宗旨、书院规制、书院建筑、培养方式、学规学制等多个领域，值得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如建筑领域可以吸收建筑规制、设计、功能等经验，教育领域可以重点整理研究古书院的学制、学规、讲记等内容。尤其是后一方面，既继承古代书院“内圣外王”“知行合一”“终身学习”“有教无类”等优秀教育传统，与古代书院一脉相承，同时又与当代文化对接，形成独特的现代书院，可以对现代国民教育起到良好的补充。

“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②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年第3期。胡适的这个论断或有过高之嫌，不过，也确实彰显了书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也曾对书院做过评价，结合学校和书院的利弊对比进行了更为辩证地分析，其中总结书院的优势在于“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③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湘江评论》1921年第8期。毛泽东认为从“研究的形式”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所以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应“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④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湘江评论》1921年第8期。。这个论断，在今日看来恐怕仍是具有深刻的指点意义的。有学者从现代大学和传统书院的对比中，思考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⑤陈平原：《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岭南学报》1999年新第1期。从以下三条思路提出：“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并强调：“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21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⑥陈平原：《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岭南学报》1999年新第1期。。尤其北京教育、文化资源丰富，调动北京教育资源、名师、学者，借助书院的教育模式，实现教育体系的立体化模式，有助于多重教育资源、教育特色的互补和共振。

当代北京新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热度不减，更加促动了书院的多元化发展，甚至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不过我们可以予以引导、鼓励，而不应一味排斥、否定，因为“虽然当今书院与传统书院有差距，整体水平也参差不齐，但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教化功能基本被延续了下来。各类机构均以‘书院’命名，也说明他们对这一儒家传统教育方式表示认同。”⑦韩寒：《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需求——当代书院兴起的动因与情缘》，《光明日报》2016年9月12日。这是有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有助于当今文化建设的表现。书院形态的多样性本质上是文化自信、文化繁荣的表征。有学者认为当前教育的困境、教育本土化的趋势、社会道德的危机和“国学热”的推动是现代书院兴起的原因①刘怀远：《当代书院兴起的原因探析》，《理论观察》2013年第10期。，书院在这几个方面无疑具有突出的优势，书院在知识教育的同时，非常注重通过挖掘儒家经典道德教育内涵、发挥书院教师道德示范效应以及体现书院环境道德育人功能来进行道德教化。此外，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与方法、书院环境的育人功能以及讲会制度等各项资源也值得深入挖掘。不管是讲学型还是教育型，书院都在发挥着某种文化传播、普及的功效，在这种文化活动中，书院也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重新活转于当下。面向社会大众，打造“活”的文化遗产，不是仅仅作为博物馆的观赏品，而是参与到当下的生活实践中，重新进入历史—现实的链条中，成为文化生活演进的一部分，这也是“书院”不同于其他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开放性、大众性和参与性很重要。

结合本文分析，我们认为北京书院应结合“古代书院的现代化”和“新兴书院的传统化”的发展原则，在保持基本模式和与现代接轨之间找到平衡。我们需认真总结、吸收北京书院及其文化资源，加强保护和扶持的力度，并适当进行引导和统筹管理，在具体举措方面：鼓励书院的多元化发展、注重书院的文化传播功能、充分开发书院的教育模式、加强北京古书院的研究、加强书院遗址保护并酌情纳入文化保护单位②国家文物局2016年7月发布《关于开展文庙、书院等儒家文化遗产基本情况调查的通知》，指出以文庙、书院等文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物质载体，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文物类型，“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拟组织实施儒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切实加强儒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充分发挥文物的公众文化服务和教育功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加强老城和‘三山五园’整体保护。”、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酌情推进重建、加强新兴书院的规范管理和政策扶持、与首都城市规划接轨③如结合北京三个文化带即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通州潞河书院、运河书院即运河文化的关联运用。拓展来看，北京的古建筑资源结合“书院+”进行发展，也是书院转型的一个方向，如紫禁书院、慧聪书院、丁香书院、明德书院的发展模式皆其例，这也将助力北京古建筑资源的现代转型。、推动“北京书院联盟（或协会）”组织建设。④程旺、牛伟坤：《古往今来的北京书院》，《北京晚报》2019年3月1日。北京书院的传承、保护和重建理应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于今为盛的北京书院定能成为北京文化资源不可或缺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