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博，石 玮

20世纪30至40年代是面临国家存亡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国内时局动荡不安，因此在艺术学界也涌现出一批新的思潮。由于民国时期国民文化水平素质较低，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学术界便涌现出了一股强大的教育救国思潮，比如当时风风火火开展的“识字运动”等。此时一些源自西方而来的科学技术已逐渐被学者接受和普遍运用，幻灯和电影成为了风靡一时的学习和娱乐手段。孙明经作为金陵大学教员，也致力于当时的教育电影和纪实电影的创作之中，前后共拍摄了百余部电影，照片摄影更是数不胜数。作为影像纪录者，孙明经的影像作品中往往都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殊的时代意义，他的影像作品对当时的人民意识觉醒和爱国情感的激发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对社会的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都有着深刻影响。

1 孙明经与民国电影

纪录影片和教育电影是孙明经影像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两项。孙明经本人除了是摄影师和电影学家，还有一层重要的身份，他也是著名的电影电视教育学家。在他监制或拍摄的100余部影片之中，教育电影可以说占取了绝大部分的比重。在文盲遍地的社会背景下，1932年成立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开始组织拍摄一系列的教育电影，想要借由电影这一新奇手段，来充当国民普及教育的工具手段。教育电影其本质上讲，是用电影来做实施教育的工具。它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追求娱乐价值，而是将有意义的知识通过影像的方式灌输给民众，来达到教化民众的社会功效。其中，孙明经的作品《防毒》《防空》《看图识字》等影片都属于传统的教育电影，影片的目的都是以教学和推广普及知识为主。由于战事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有关战时安全等相关知识迫切需要在群众中广泛普及，因此，孙明经拍摄了一部教育电影《防毒》，用于向群众普及毒气的类型和毒气防御的处理。在《防毒》这部影片中，孙明经亲自出镜，进行了相关的演示和操作。在影片中他扮演着类似实验员的角色，同时运用了摆拍和扮演等创作手法，来对防毒过程进行了演示和讲解，在完成教育意义的基础上，也没有忽略对教育电影本身艺术性的把握，为教育电影增加了一丝趣味性，减少了说教性[1]。在影片《防空》的结尾提到“化学战剂之使用及防御，各国莫不竭力研究，吾不努力则将坐以待毙”，更是对未来提出了警示和希望，呼吁各界人士关注毒气研究。这部《防毒社会影响巨大，反响较好，也是孙明经的成名之作。

孙明经影像具有特殊的教育与普及功效。通过教育电影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向国民们普及了一些基本的科普文化，同时也宣扬了各阶层各民族的生活现状，使得当时由于交通信息闭塞而固化的国民意识开始被打破并逐步消解。

2 影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除去《防毒》这一类教化意味通俗明显的影片，孙明经另一部分影像作品，属于纪实电影的范畴，但也同时夹杂着有一丝教育的意味。这一部分作品由孙明经走访多个省份城市，亲身实地走访拍摄，对当时的人民意识和国家认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认同理论，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提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说法。认为国家是“想象”出来的。其原因在于：“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因此，安德森认为国家是一个“想象社群”，而媒介在其中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国家认同，是一种国家成员间相似、平等、亲密的感觉和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或他国的情感或评价等，它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态度，是国家历史发展和个体社会化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而影像作品，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软性传播的手段，来组织和维系情感的联结[2]。因此，影像作品留给受众的想象空间与国家建构密不可分。

孙明经的万里猎影系列影片，拍摄记录了在当时“七七事变”前后，华北和东南地区的环境风貌和当地住民的社会生活。艺术作品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的作者技术水平，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来唤起接收者不同的感情和思绪。孙明经便是善于寻找纪录事件中能够唤起情感的细枝末节，用技术手法捕捉，拍摄和放大，形成影像中不言而喻的浓烈的情感色彩。例如在《广西民团》中，对张贴的布告中“复兴中国”几个字运用和长镜头和特写等创作手法进行拍摄。在《首都名胜》中，对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塔进行大量的选择拍摄。这些都能够看出孙明经先生期望以影像唤起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的艺术理念。

我国是十分特殊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历史脉络复杂，导致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形成的难度较大。在中国，少数民族自古以来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和汉族人的生活习惯、文化内涵与历史渊源都不尽相同，导致历史上的两者往往互不交流，也互不理解。而对于民族意识和民族团结的理念，少数民族人群和汉族人群也往往很难接受[3]。

孙明经的民族志系列电影《西康》以川藏地区为拍摄地点，深入了甘孜少数民族聚集区域，拍摄了大量的高原山川风光景色和少数民族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打开了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群体认识和了解的窗口。一是拍摄了极具特色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特殊的仪式庆典。例如孙明经在甘孜寺拍摄的跳神场面，影片中呈现出的一段小喇嘛献祭舞，舞步整齐精巧颇具人文色彩。这种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宗教仪式的捕捉，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对有着同样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体产生共情的影响，保持维护了少数民族群体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形态。二是拍摄了虽然别具特色但与汉族人生活较为贴近的少数民族人群的普通生活。康定关外“茶马互贾”的交易形式，甘孜市场上吃着生牛肉的康人，以及少数民族群体采茶、修路和过溜索等日常活动[4]，都展现出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这种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描绘拉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3 新时期语境下影像传播的力量

如果说孙明经所处的民国特殊时期，放映影像的地位不可撼动，那么在数字时代深入发展的今天，影像作品传播的力量对国家认同的建构，更是有非同寻常的作用。

随着如今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新的媒介形态逐步出现且逐渐成熟，它们以其新的传播方式对媒介信息内容进行传送。一些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的身份与认同建构被赋予与之前传统媒介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这在以电子媒介形式为主导的后现代社会及其身份认同形塑中最为典型。短视频软件似乎一夜之间爆火，影像被功能强大的手机限制，制作的门槛不断降低。新媒介的产生的传播效益是以一种近乎“细胞文化”的传播，它不再像口头传播时期的社群和社群文化、书面传播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文化，而更像是即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能够短期急速扩张繁殖的一种新型传播手段。因此，在互联网所构成的新型网络社会中，信息爆炸，娱乐至死都成为了常态化的表征，从而导致了虽然字面上来看影像传播数量巨大，但有社会凝聚力意义和正能量的影像作品反而越来越少。

近几年，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电影频繁收获好评，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电影选取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普遍关注的国家重要发展事件，以时间线索为脉络，最大限度唤起观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类主旋律影片之所以颇受好评，就在于它强化了中国这一整体的概念，让我们在想象中对国家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此外，一批活跃与新兴媒体的自媒体人也开始利用影像传播来扩大国家认同和促进文化传播。四川姑娘李子柒通过拍摄田园纪录片风格的短视频影像作品，一时间成为外媒争相报道的网红人物。李子柒这股“东方的神秘力量”，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既对外进行了中国文化的输出，也是对内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做出了努力。

4 结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并且其中媒体在国家身份和认同建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孙明经的民国教育电影，还是现如今是短视频传作者，都与民族国家认同与建构息息相关。时至今日，影像作品拥有着比传统纸质媒体更快速更高效的传播效果，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可以说是具有着天然的优势。电影行业的兴盛与短视频行业异军突起，都意味着影像视频类媒介已经大量占领了我们的生活业余时间，成为了大众生活的常态。创作影像的我们既可以成为爱国情怀的抒发者，也可以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播者。无论哪一种形式，影像的魅力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永存，成为一种具有国家和民族意义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