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坤

从媒介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主持人的传播活动是以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为信息载体，通过电子媒介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主持人在媒介活动中的信息有三个层面：外观信息、结构信息、内涵信息。外观信息反映的是传播主体的外表特征，是人际感性交流时的第一直观的判断。结构信息反映的是传播主体有意识或潜意识组织语言材料的方式和过程，也是传播者性情、才情内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他人理解传播者自身内涵信息的又一重要途径。内涵信息是传播者所提供的内容，它包括语言的文本信息，也涵盖语言的呈现形式，它是传播者所处生活环境、时代精神、主流文化的缩影，同时也是其个人文化积淀、性格气质、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

笔者通过对《奇葩说》六季节目的观察和语料分析，从信息的三个维度，将蔡康永的媒介信息传播活动进行分析和归纳，发现其信息传播活动存在多维度上的矛盾对立的特点，即外观信息有反差、结构信息有迂回、内涵信息有错位。通过对这一特点进行考索，可以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能力训练、语言样态的设计及主持人的策划提供借鉴。

一、外观信息的反差

第一层级的反差体现为视觉非语言符号与社会角色的反差。在传播学中，非语言符号是指语言之外的其他所有传播信息的符号，包括体语、视觉性的非语言符号和听觉性的非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是以客观的形式存在，暗示某些内容，传递着多维的信息。美国学者L·伯德惠斯特尔认为，人际传播过程中有65%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符号传递的。服饰作为一种视觉性的非语言符号，同语言一样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象征意义。在人际传播中，通过服饰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审美意向、学识高低等，同时还能捕捉其细微的生存状态、心理情态。[1]服饰色彩专家于西蔓认为：“任何一种显性因素的外在表现，说到底，都会最终显现隐性因素中的一些特质。”[2]在《奇葩说》中，蔡康永的视觉形象独具个性，表现在服饰造型夸张、新奇，甚至古怪和前卫，例如在领口处挂满恐龙模型，把扑克牌贴在衣服上，或是把水果模型、羽毛等物品放在肩部;服饰色彩大胆明艳，包括明黄、草绿、天蓝、玫红等。这种视觉符号的设计，与中国男性服饰的传统形成了冲突。华人男性群体在服装造型方面相对保守，男性主持人多以朴质、大方的服饰造型为准则。甚至不少学者将男性主持人的服饰过于花哨作为反面案例来论述，认为其违背了主持人形象塑造的原则。蔡康永作为一名男性华语节目主持人却以怪异、夸张的造型示人，不仅在视觉上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也在社会角色、文化传统、性别意识等方面让受众触动。

第二层级的反差体现为听觉符号与视觉符号的反差。尽管服饰造型的“奇特”可以达到吸引眼球，博得受众更多的注意力，但这种纯视觉的呈现形式相对单一和表面，也更容易造成屏幕形象的同质化趋势。我们不难看到，在该节目中不乏奇装异服的选手，例如肖骁、姜思达等男选手常选择偏女性的服装;范湉湉会选择夸张的配饰等等。然而这些选手夸张的服饰（视觉）和其夸张的有声语言形态（听觉）却形成了统一，在这个追求“出奇”的节目中也显得较为平常。蔡康永在《奇葩说》中的话语温和谦逊、语气柔和、音量适中，给人以朴质温润之感，在听觉层面构建了一位翩翩君子、文人雅士的形象。上文提到，蔡康永在视觉形象上具有大胆、前卫甚至出格的特点，这种夸张的视觉形象与其含蓄、内敛、克制的听觉形象形成了对撞与冲击，使受众在视觉符号的接收和听觉符号的接收过程中出现分裂，这种“反差”也使受众对其印象深刻。

以上两个层级的反差不作是非对错上的评判，仅从传播效果角度来看，这种反差对于受众心理是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是容易引起受众关注、驻足、品鉴、回味的。因为“反差”无疑是打破了“原型”（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提出原型理论，他认为原型是心理结构的普遍模式，原型可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记忆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结，或者心理经验的沉淀），冲撞了经验，挑战了传统，引发了讨论。这种搅动功效，也与节目传递多元价值理念的意图一脉相承。换言之，外观信息的反差有利于塑造节目方和受众期待的传播者形象，对于节目效果而言是有正面功用的。

二、結构信息的迂回：“认同（奉承）-说服”结构

《奇葩说》作为一档辩论节目，其核心语言样态是辩论语言，在形式上体现为辩手通过论点、论据来坚守己方观点、反驳对方观点，其目的在于说服。有学者认为，说服“就是个人（或群体）运用一定的战略战术，通过信息符号的传递，以非暴力手段去影响他人（或群体）的观念、行动，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3]。因此，言语锋利、争辩激烈也成为辩论活动的通常状态。在《奇葩说》中，也不乏咄咄逼人、气势汹汹的辩手。我们不否认这样的辩论具有强大的攻击力，但也应注意的是，这样的传播者虽然表现出强势姿态，却存在传播风险：一旦语言分寸失当，极易给受众留下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印象，使受众出现接收逆反，反而难以达到说服目的。

蔡康永在《奇葩说》中的辩论采用了“迂回战术”，即运用“认同（奉承）-说服”结构。“认同”体现在语言内容的认同和情绪情感的认同两个方面，具体体现在不直接否定对方观点、与对方共情、理解对方观点的出发点等，其目的在于建立自己与持反对意见受众之间的“共同体”，就像是朋友一般的关系。在阿莱克斯·穆奇艾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位置的操控，这种认同机制也就是一种奉承关系：“奉承制造出一个值得尊敬的认同（即对被奉承者的认同）;反过来，被奉承者将奉承者视为一个值得倾听的人。这些信息于是首先就颇具价值。”[4]在此过程中，被奉承者的尊严得以构建，并激发出其好感，致使愿意真诚、友好、认真听取对方的观点，此时，积极畅通的传播渠道才真正打通。国内学者也对这种沟通影响的策略提出过相关论述：“一个友好关系的创建有助于主持人影响力的提升。具体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具体情境中尊重并尽量参照对方的生活习俗，在态度上保持诚恳，在行为（尤其是修辞）上降低对对方原有语境的破坏程度，等等。”[5]下图阐释了该结构产生功效的过程。

这种迂回的结构在辩论初始便可化解对抗氛围，有助于引导说服对象回归理性与平静。当说服对象放下情绪的对抗后，再通过说理的方式影响对方态度。这种方式在辩论场上具有润物无声的渗透力。例如在2015年7月3日的节目中，双方讨论的辩题是“选伴侣是选择恋爱经验多的还是恋爱经验少的”，蔡康永选择的立场是：选择恋爱经验少的。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否定“恋爱经验多”这件事，而是先表明自己对于“恋爱经验多的人”的认同。他说：“我从来没有抱着敌视的立场在看恋爱经验多的人……我对于恋爱经验多的人会觉得怜悯，觉得他们怎么那么辛苦。”这句话中，“从来没有敌视”是语言层面的认同;“觉得怜悯”“觉得辛苦”则是情绪认同。通过节目现场观察，这句话说出时，现场观众频频点头，并为自己的遭遇得到尊重、理解而欣慰，于是对抗紧张气氛得以松解，这样也更容易让持反对观点的受众在心理上放下对抗情绪，愿意倾听、思考、接受，从而达到说服目的。

三、内涵信息的错位

（一）语词、语气与语境的错位

上文提到辩论的语言环境是激烈的、紧张的、对抗性的，在这样的外部语境下，辩论者的有声语言普遍表现为语气强硬、措辞尖锐。而蔡康永在《奇葩说》这个对抗激烈的辩论场上，语言反而具有“温柔”的特点，表现为语词温和、语气柔和。通过语料发现，蔡康永在节目中多使用温和的词汇，而较少使用武断的、攻击性的词语。比如常用“也许会”“不敢说”“可能”等闪避词语;另外蔡康永在节目中的说话语气也常是柔和平缓、慢条斯理的。这种“温柔”的状态放在辩论交锋的语境下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在传播上却有着出其不意的效果。正如童兵教授所说：“效果问题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中心，这个问题贯穿于传播活动的全过程。”[6]传播效果问题的核心，是受众对于传播的信息是否接受。受众接收到某项信息，对此表示认同，并受到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才实现了有效传播。[7]蔡康永“温柔”的语言与外部语境形成了错位，这种错位建构了一个战场上的和平使者形象，由于这种形象不具有对抗性，因此其信息传播的阻力也就小，其所谈之言也更易入耳生效，也就更容易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二）主体形象与语言形象的错位

日本语义学家早川一荣在《思想和行动中的语言》一书中提出了“抽象阶梯”的概念，指出语言的抽象程度越高，文字与现实事物的依存关系就越间接。另外，传播学认为：“语言越是抽象，同实际事物的距离就越远，其中所反映的实际图像就越模糊不清，因而也就越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进而导致传播失误的现象。”[8]施拉姆曾经说过：“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是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以及在抽象范围内改变抽象程度的能力，以便在具体的基础上谈论比较抽象的内容，使读者或听众能够不感困难地从熟悉的形象转到抽象的主题或概括上来，并在必要时能够回到原来的形象上去。”施拉姆的这段话对于视听媒介而言具有启发意义，即说话必须具体、形象，不能超出受众能够理解的层次。语言通俗化就是降低语言抽象程度的一种重要方法。蔡康永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过人的语言功力和丰富的从业经历，在节目中常以“文化人”“才子”的形象示人。他在《奇葩说》中还担任辩论导师的角色，更加强化了其“文人”“师者”的形象。然而通过语料观察发现，他的语言并没有遵循其师者形象应有的阳春白雪之感，而是运用通俗化的修辞和细节刻画等手段，将道理、观点、逻辑链条蕴含在通俗化的语言中。例如在讨论“遇到人生挚爱要不要离婚”这个辩题时，蔡康永用比喻的手法论述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把爱情比作“新鲜的水果”，把婚姻比作“冰箱”和“罐头”，这种比喻极具人间烟火气，通俗易懂，便于受众即时理解、共鸣。

（三）价值导向与角色功能的错位

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影响。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的引导力建设，而引导力是在对公众议题、公众舆论的引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仅新闻工作者、主流媒体要注重引导力，商业媒体、自媒体也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不能为了节目效果、话题炒作而忽视舆论引导的责任。《奇葩说》作为一档语言类综艺节目，激烈的言语交锋是该节目的最大看点之一，节目中很多选手把语言当成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法宝或是战胜对手、取得胜利的武器，为了达到节目所追求的效果，甚至可以“語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言语行为的确可以完成节目赋予其的角色使命，但却容易抛弃对公共舆论的引导责任。因此，节目中的角色功能与价值导向功能不能在同一层面取舍，而是应该建构一个错层空间，即价值引导高于角色功能。蔡康永作为主持人兼辩论队队长角色，其角色功能在于制造节目效果和带领自己的队伍打赢辩论赛。蔡康永在节目效果方面的努力是出色的，但若止步于此，视听节目尤其是娱乐视听节目就容易陷入“娱乐至上”“效果至上”的陷阱中。蔡康永除了追求言语交锋带来的刺激之外，更注重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甚至不惜牺牲自身角色的功能。例如在辩论“是否应该杀一个人而救100个人”的那期节目中，蔡康永的持方立场是“应该”。双方交战激烈，难分上下。蔡康永观察到现场观众的立场不断摇摆时，他感到惶恐。为了传递“无人能够决定他人的生死”这个价值理念，在辩论的最后关头，他放弃了自己辩论的立场，选择倒戈。

他说：“我就不惜牺牲作为团长的立场，我想要传达的观点是，这当中有一个你们双方没有提到的事情，就是‘作为与‘不作为。你按下那个钮（引爆炸弹的按钮）是‘作为，你不按那个钮是‘不作为。我们人最基本的底线就是守住那个‘不作为，（做到）有所不为。”当他讲完这段话时，掌声雷动。无论是现场观众还是对方辩手，都表现出了肯定、诚服的状态。这段话语跳脱出角色设定的框架，打破节目的规则和节奏，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用有理、有节、有温度的阐述，在危机关头澄清谬误、明辨是非，体现了传播者高度自觉的价值导向意识。

结语

蔡康永作为中国台湾地区的节目主持人，所主持的节目受到两岸观众的喜爱。大陆地区主持人与台湾地区主持人同文同种，却在节目主持、口语传播等方面呈现一定的差异化，这种差异除了社会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外，在具体的传播理念、会话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当下，大陆地区的节目主持人理论更多强调和谐统一，而通过对蔡康永在《奇葩说》中的传播案例分析发现，其媒介信息在多个层面呈现出矛盾对立的特点。这种特点不在于造型奇特、语言通俗这样的单一技术层面，而是在于他在整个传播活动中，将外观信息、结构信息、内涵信息均生成了一种“矛盾”的样态，恰是这种非常规的样态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在当下媒体环境中，主持人语言同质化现象十分明显，这一方面是节目本身“规定动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主持人缺乏对媒介信息的立体思考、缺少突破常规信息格局的勇气。笔者认为，突破常规信息格局是对主持活动的创造性思考和创新型实践，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作秀。任何媒介信息传播者都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分寸、讲科学、有审美地践行信息传播的创新。蔡康永的媒介信息传播案例只是一份样本，其给我们的启示不应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效仿，而应该渗透在思维层面的革新。在播音主持的教学和实践中，应重视个人的个性素质培养，设立科学多元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或从业者正视自身特点，鼓励创新语言表达方式，避免落入“千人一声”的境地。

参考文献：

[1]钱锋.主持人服饰符号视觉传播中的问题与思考[ J ].东南传播，2017（8）.

[2]于西蔓.西蔓美丽观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2.

[3]龚文库.说服学——攻心的学问[M].东方出版社，1994：2.

[4][法]阿莱克斯·穆奇艾利.传通影响力——操控、说服机制研究[M].宋嘉宁，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41.

[5]高贵武，杨奕.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及其生成[ J ].中国广播，2012（5）.

[6]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57.

[7]丁柏铨.论新闻的有效传播[M].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12）.

[8]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