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冰温艳

在决定性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电影创作是以峨眉电影制片厂（简称峨影）①的创作为标志的。峨影始建于1958年，为当时全国六大电影制作基地②之一。2003年，峨眉电影集团开始企业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及与时俱进的战略重组，逐渐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影视制作、生产、发行、放映、播出全产业链集一身的综合性现代文化企业。因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的历史嬗变，峨影有过辉煌，也有过曲折。伴随峨影的浴火重生与锐意改革，走进新时代的峨影人又以新的面貌淬炼四川电影的精魂，弘扬四川电影主流律动之脉。

一、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电影创作状况：主旋律电影引领的多元样态

自峨影诞生之日起，其电影创作似就带有鲜明的“红色”。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電影史，作品创制总将时代背景、主流话语置放于首位，题旨多关注家国现实、民族文化与在地情怀。作为“一种注定要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效果”的电影，它总“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模型相辅相成”[1]。在此意义上对峨影予以观照，可见其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始终致力于主旋律电影的摄制并使之在数量、质量上占有优势。

主旋律电影“凸现主流意识形态，倡导国家认同、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讴歌积极人生，弘扬主流价值观，主要服务于宣传、教育和认知目的”，“它全部或部分涵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战争电影、古装历史片、警匪片（含侦破片、侦探片、反特片、谍战片、公安司法题材影片）、传记片等样式或类型”[2]。综观峨影所拍主旋律电影，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占了一席之地，如展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艰苦历程的《挺进中原》（张一，1979），以老红军的回忆视角再现红军大部队刻骨铭心过往岁月的《不沉的地平线》（米家山、韩三平，1987），“以埃德加·斯诺这一流动的他者视角，借题材、人物、环境等历史事实诸多方面的严肃纪实再现与浪漫诗意表达……确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纯洁性、高尚性与革命的正当性、必要性”[3]的《红星照耀中国》（王冀邢，2019）等。但如以数量论，叙述国族抗击侵略和国共内战的电影则占了更大篇幅;具体可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古代战争题材，如回述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地区仁人志士为收复国土而奋勇抗争的《台岛遗恨》（张一，1982），再现林则徐虎门销烟及鸦片战争史实的《鸦片战争》（谢晋，1997，获1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摄影、最佳录音、最佳道具、最佳男配角[林连昆]五项奖，第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等;二是抗日战争题材，如铺叙美国突击队与中国滇西抗日民族支队联合营救美军飞行员的《国际大营救》（谢洪，1987），抒写风月妓女舍己为人与日军同归于尽的《避难》（韩三平、周力，1988），颂扬小八路抗日英勇精神与军民一家亲的《乡亲们》（王冀邢，1993），描叙飞虎队与铁道沿线日军决一死战的《飞虎队》（王冀邢，1995）等;三是解放战争题材，如展现解放军小分队努力争取佤族首领信任继而使我军顺利进军云南边疆的《孔雀飞来阿佤山》（张其，1978），描述1948年秋黑山游击队与敌斗智斗勇最终成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血魂》（王冀邢，1988）等。

比之于关注革命历史及战争题材的电影，峨影所拍现实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取得了更大成绩。除注目、反思文革的《神圣的使命》（毛玉勤、滕进贤，1979）、《不是为了爱情》（向霖，1980）、《枫》（张一，1980）、《漩涡里的歌》（刘子农、乌兰，1981）、《爬满青藤的木屋》（向霖，1984）、《小巷名流》（从连文，1985）等片，立足当下、关注现实的主旋律电影表现抢眼，如表现青年护士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大爱情怀的《姑娘的心愿》（毛玉勤、滕进贤，1981），鼓励探讨新问题与积极进行技术革新的《我在他们中间》（从连文、陆小雅，1982），讲述村长吴二哥（曹景阳饰）一心为村民寻找致富门路的《吴二哥请神》（范元，1995），描写乡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老娘土》（王冀邢，1995），描述我国骨干企业勇于挑战国际商海的《彩练当空舞》（周力，2001），赞颂人们勇于抗击“非典”的《三十八度》（刘新，2004，获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导演新人、优秀电影歌曲、市场开拓三项奖），探讨“‘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序列中新时代工匠精神伦理传承”[4]并折射时代发展、变迁的《大路朝天》（苗月，2018）等。当然，与历史、现实均密切相关的带有浓烈主旋律色彩的传记片，如复现1927年中国大革命低潮时郭沫若由民主主义者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历程的《戎马书生》（张一，1990），再现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奋力脱贫并献出生命的《焦裕禄》（王冀邢，1990，获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健，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健），记录1940到1970年代毛泽东探求救国真理及其革命历程的《毛泽东的故事》（韩三平，1992，获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古月），复刻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破而奉献一生的《邓稼先》（王冀邢，2009），复述藏族基层干部菊美多吉短暂而感人一生的《天上的菊美》（苗月，2014，获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等，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实际上，峨影拍摄的可归为艺术电影的道德伦理电影也取得较大成绩，如陆小雅执导的改编自铁凝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既有历史文化的厚重基垫，亦有现实生活的真诚拷问”[5]的校园青春电影《红衣少女》（1985，获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隐喻性讲述高校知识分子成功与失败心路历程的《红与白》（1987），“注目‘问题少年的校园情结与家庭生活，揭示当下社会使人难以置信的各种伦理、生存矛盾”[6]的《难以置信》（2018）;张其、李亚林执导的书写转型期青年人爱情纠葛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滕进贤执导的体现宽容、善良之人性美好的《内当家》（1982），范元执导的探讨情与法二律背反的《被告山杠爷》（1994，获1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剧本、最佳导演处女作、最佳男主角四项奖，第1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男主角奖李仁堂，第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男演三项奖）等片，都启人深思，耐人寻味。另外，峨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拍的样式丰富的娱乐片，如《峨眉飞盗》（张西和，1985）、《秘密采访》（王冀邢，1989）、《顽主》（米家山，1989）、《巧奔妙逃》（孙敏，1995）等，也赢得广泛认可。在跃动于银幕的影像世界里，那些曾为四川电影事业做出贡献的演员们，如男演员张丰毅、孙淳、祝延平、雷汉、颜世魁等，女演员潘虹、朱琳、廖学秋、傅丽丽等。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与北影、上影、长影齐名的峨影”，“不仅为‘十七年电影做出过较大贡献，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峨影也取得过不俗的成绩”[7]。然21世纪以降，除以峨眉电影制片厂之名联合摄制的影片①和以峨眉电影集团之名联合出品的影片②外，峨影独立出品的影片很少，且只有《三十八度》《天上的菊美》等片有些影响。无疑，“这种电影创作状况与峨影这个有着五十余年建厂历史、中国西南地区唯一国家级电影生产企业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8]。可喜的是，自2017年由峨影导演苗月执导，峨影为联合出品单位，叙述退伍军人在扶贫干部帮扶下带领自家兄弟脱贫致富的《十八洞村》（获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陈瑾，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优秀编剧、优秀女主角三项奖）获得成功后，峨影又以《大路朝天》《红星照耀中国》等片让人看到四川电影重铸辉煌的曙光。当然，这也得益于一些在川影视公司投拍的与蜀地风土人情密切相关的中小成本电影的加持，如《红缘》（张坚，2017）、《最后一公里》（李伟，2018）等。

二、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电影的主要特色

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电影的主要特色，无疑亦要以峨影所拍影片为蓝本。审慎探究，纵横比较，可以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紧扣时代主旋律的同时强调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总的看来，峨影拍摄的不少影片趋向于弘扬时代主旋律，自觉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峨影颇有代表性的导演王冀邢为例，“作为导演，王冀邢是以主旋律电影名世的;在他身上，主旋律意识饱满而由衷——其迄今执导的影片多为主旋律电影”[9];“时代、社会、担当，是王冀邢采访中的高频词——‘电影不仅折射出导演的艺术追求，还是导演对时代深入思考后的产物，‘我在筹拍电影或电影选题的时候，会首先考虑时代背景的问题。这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共性，也是‘峨影人的特质，他们强烈渴望通过影片探索、思考民族文化和国家现实”[10];《焦裕禄》《老娘土》《邓稼先》《红星照耀中国》等片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另外，倡导“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时代准则的《哥们儿折腾记》（张其、李亚林、张凤志，1993），弘扬科学护林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强调引进先进科技促进企业工业化生产的《天堂之门》（张凤翔，1984）及《天上的菊美》《大路朝天》等片，亦对此作了充分说明。

当然，在尽可能巧妙传递国族观念、注重共性表达的同时，峨影的主旋律电影也适度融入属于私人领域的爱情、生活内容，尽可能凸显个性化表达。尤其是一些讲述革命历史、伟大革命家及与政治、战争相关的严肃题材的电影中，历史、革命、战争等不再是唯一需要展现的素材，个人情感、私人生活等亦成为影片关注的内容;尽管其并非影片的核心叙事，但这种辅线叙述、私人话语也丰富了主要人物形象，并为主流意识形态统摄的主线叙述提供形而下的“接地气”的合情合理性。《毛泽东的故事》《焦裕禄》等在刻画毛泽东的伟人形象与焦裕禄的英雄形象时，便恰切展现了其与子女日常生活交流的伦理情感内容;改编自军旅作家裘山山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的《我的格桑梅朵》（熊郁，2001），对在建国初期人民军队进藏筑路的大背景里革命军人的信仰、追求的礼赞，亦借十八军先遣团团长欧战军（陈锐饰）和女兵白雪梅（章艷敏饰）的爱情故事来展现。

（二）杰出导演美学风格的一致性趋同与多元变迭

毋庸置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导演都是电影创作中最活跃的因素……实际上，任何一部电影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导演本人的自序传。在同一导演所拍摄的影片中，总有相似的主题与风格特征”[11]。之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峨影导演，亦可作如是观。纵观其创作实际，可以说，王冀邢、陆小雅、范元是居于金字塔尖的杰出者——仅有的获金鸡、百花“双奖”最佳故事片奖的导演。“在笼统的‘创作与‘语境二元对立的关系中，也作为传播媒介的电影的创作不停地影响着语境的变革，而语境这一基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泛本文也不断地促动着电影创作的革新。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代代的电影导演、一茬茬的电影受众、一部部的电影作品和不断演变的电影文化。”[12]

在某种意义上，从1986年执导展示小萝卜头（宋振中的别名，年仅8岁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残酷童年岁月的处女作《魔窟中的幻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血魂》《秘密采访》，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焦裕禄》《乡亲们》《飞虎队》《老娘土》，一直到2000年后的《邓稼先》《红星照耀中国》，王冀邢这位毕业于七八级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的“第五代”，始终没偏离主旋律电影的拍摄与探索。其作题材虽涉及革命历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共和国建设等，但它们始终紧扣时代脉搏，高扬主流价值观，体现了一位有担当、有情怀的艺术工作者正确的历史观和使命感。从处女作《飞向未来》（与苗灵合导，1979），到20世纪80年代与人合导的《法庭内外》及独立执导的《红衣少女》《红与白》《热恋》，再到近年的《难以置信》，毕业于七八级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的陆小雅，作为“第五代”，其思考视角一直聚焦于艺术电影及其对现实问题的揭示上。她以女性的敏锐眼光来透视青春成长、医疗事故、情法背反、商品经济大潮对人本质的影响等，直面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进而反思人性、人本与现代人的生存问题。《红衣少女》以安然（邹倚天饰）“常规的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关注现实——陆小雅说：“原小说是以安静的视角来叙述的，但我把戏都集中到安然身上，完全以她的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13];而《红与白》则将理性思考与隐喻修辞巧妙结合，如用“红色”隐喻民族血的教训，用“白色”隐喻光明与坦诚，用“日食”隐喻黑暗遮蔽光明，用“仙人掌”隐喻坚韧的生存等——作为严肃认真的导演，她总以自然、朴素与真实来言说既不沉重也不轻松的生活，有淡淡的忧郁、感伤，也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对近些年一些“娱乐至死”的国产电影颇为忧虑的陆小雅，坚持认为能引起受众共鸣的故事、人物、情感和思想乃是电影获得成功的关键：“我觉得电影不能是纯商品，因为它属于意识形态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它要靠市场来传播，也有它的经济成本，这是肯定的。具体说，它是精神层面的产品，肯定要对人的心理起作用。它承载着一种社会道德责任，更能对人类的灵魂有养育滋养的作用。当然它也承载着娱乐作用，但也要有绿色的底线，最终都导向人类自身的成长和进步。”[14]可见，这体现出与王冀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趋同大爱、担当的责任意识及一体两面的多元变迭——王冀邢关注大是大非、国族命途，陆小雅关注大事小情、个体人性，而这些都是置身历史长河或时代洪流中的人们难以回避的方面。有意思的是，范元从可谓艺术电影的处女作《被告山杠爷》大获成功后，其执导的《吴二哥请神》及颂扬司法英雄模范的《太平使命》（2002）、关注农村税收问题的《父老乡亲》（2003）等，均归于主旋律电影，由此见出其创作嬗变及主动归趋峨影主导创作倾向的努力。

（三）浓郁的在地情结与积极的类型探索

仔细考究，不难发现峨影所拍影片多以四川本土为故事发生地。当然，峨影本身就承担着讲述四川故事的使命——这既是峨影导演应有的责任，也是其多年的实践坚守。不论是描写晚清巴山县大旱之时四川秀才与贪官污吏抗争的《巴山奇冤》（张一，1984），以峨眉山文物管理所文物被盗为切入点的《峨眉飞盗》，还是讲述解放之初成都市发电厂被敌特阴谋破坏的《圣保罗医院之谜》（米家山，1990），乃至近年颇有影响的苗月执导的抒写北川、汶川灾后重建感人故事的《羌笛悠悠》（2011），刻画甘孜藏族基层党员干部无私奉献形象的《天上的菊美》，聚焦四川党建题材的十九大献礼片《家园》（2017），及以雅西高速、雅康高速建设为题材来折射四川公路建设实绩的《大路朝天》，都证实了这一点。它们注重在地风土人情的描绘与本真生活的抒写，体现出浓重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情怀。

自然，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国产电影的娱乐片大潮，峨影亦未缺席。在一定程度上，不少影片对不同类型样式的积极探索实际上具有自觉性、前瞻性，如奇幻片《神奇的绿宝石》（马绍惠，1983）、恐怖片《深谷尸变》（郝伟光，1985）、警匪片《峨眉飞盗》、惊险片《秘密采访》、喜剧片《顽主》《巧奔妙逃》等。尽管不少娱乐片在质量上尚有提升空间，但数量颇多、类型多元的摄制实践也为今日国产电影大行其道的类型的演变、突破、融合、升级提供借鉴。当下，峨影在积极拍摄主旋律电影的同时，充分发挥电影的娱乐功能，尝试多题材、多类型、多地域的创作思路与制片策略，显然是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实际上，峨影积极以联合出品方的身份介入《让子弹飞》《芳华》《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中国机长》等片并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亦见出四川电影在新时代不断开拓、革新的姿态。

三、四川电影的未来发展与演进策略

21世纪以来峨影作为第一出品方的电影明显减少（1990年代有57部，而21世纪前20年仅有36部）的实际，说明当代四川电影亟须大的发展，峨影亦亟须重振辉煌。“在2018年举行的峨影6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上，进一步明确了‘创作为本、产业为基的发展思路，确定了‘峨影再出发，构建影视全产业链旗舰集团的战略目标：‘依靠内容驱动、资本撬动、科技推动，做强做优峨影全产业链的战略思路，构建创作拍摄、投资融资、技术支撑、发行放映、峨影文化等‘五大体系的战略布局，推出一批具有中国风格、四川元素、巴蜀特色的影视佳作。”[15]基于此，峨影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努力构建全产业链旗舰集团，除管理运营峨眉电影制片厂等原有子公司外，还积极拓展四川峨影投资有限公司、1958电影公园管理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的产业结构，且参股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和九州同映数字电影院线公司。2020年3月16日召开的峨影集团工作会议表明，2020年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年，峨影要紧盯“建设影视全产业链旗舰集团、搭建影视要素聚合平台、构建影视生態创新引擎”的战略目标，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和创新创造——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以峨影为主导的四川电影产业仍要攻坚克难，全力拼搏。自然，针对峨影既有经验、教训，尝试探讨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策略，亦不无裨益。

（一）发挥优势作品龙头作用，促进主旋律电影的升级改造

对峨影当代发展滞后之因，有人指出：“峨眉电影集团在电影作品创作上主要存在原创能力不足的问题，要么走随大流的跟风路线，要么拍摄一些莫名其妙的非主流电影”[16]。诚然，新世纪以来的峨影虽继承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传统但并没更好地确立其优势地位;对类型电影的探索虽较多元，但却显得杂乱与后劲不足，甚而出现不少缺乏新意的同质性影片——这既见出峨影对原创故事的把控力不足，也造成了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

一如现任峨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梅同志所言：峨影要“坚持内容驱动、创作为本，按照‘1+X创作思路抓好影视创作，即每年主创一部以上的重点题材主旋律影片，并参与投资出品商业电影，推出一批影视佳作”[17]。思及峨影现状，这种“1+X”的创作策略是切合实际的，但应更注重原创挖掘、独立投资和类型拓展能力的提升，确立主旋律电影的制作优势和引领作用——主旋律电影作为峨影一直以来的主创方向，基于当代中国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多元并存的现实语境，亟须在契合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心态前提下的内容、形式创新及精准有效的营销拓展。鉴于《战狼2》（票房56.85亿元，获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吴京，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男演员奖吴京）、《流浪地球》（票房46.79亿元）、《红海行动》（票房36.51亿元）、《我和我的祖国》（票房31.71亿元）、《中国机长》（票房29.13亿元）等类型化新主旋律大片跻身国产影史票房榜前十，打破主旋律电影叫好不叫座的既有传统的实际，峨影主旋律电影创作方向既大有可为，也须自我升级改造与求新求变。反观峨影重点打造的《红星照耀中国》累计票房仅3470万元的囧境，除作品本身及宣发方面的不足外，其开发、投资期间所遇各种困难亦是其因——在投资少、人员缺、时间紧的情况下，峨影仍倾力于这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的拍摄，见出其对主旋律电影的钟爱有加与抒写国族历史的使命担当，影片的社会效益无需质疑。但面对严酷的市场，要扭转叫好不叫座的尴尬态势，峨影主旋律电影创作务必在剧作上增加更富原创性的内容，在影像表达上更为新颖独到，并借鉴类型经验营建题旨的广度和深度，进而以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精品力作赢得赞誉和市场。

（二）加强人才引进，有效整合西南地区影视资源

实际上，峨影在践行社会责任，把握时代脉搏，观照国族历史、在地风情及现实问题等方面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其当代电影确给人“老”“旧”之感，没能有效契合大众文化心态，特别是与当下以年轻人为多的电影消费群体的审美趣味违和，故难以激起观赏兴趣，更难掀起观影热潮。显然，大力引进创新型人才，注入更多新鲜血液，实为峨影之须。同时，还要努力激发主创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豪感，培养发现美且能有效把握美的观察、判断力，深度挖掘自主投资、主导拍摄新主旋律电影与优质类型电影的创造潜力，加大电影的原创力度，并进一步具有前瞻性、预见力地参与国内优质电影的投资创制。

另一方面，峨影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国有影视企业，亦承担着讲述西南地区（尤其是成渝两地）故事、传承其文化肌理的使命，因此，欲做大做强的峨影尚需努力整合西南各地影视创作资源，力争资源共享、效益共赢;主动听取学界、业界意见，盘整业务，协调人事，避免重复建设，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借鉴“互联网+”模式，培育创新思维，组建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高效创作、运营、宣发团队;积极创意谋划，完善剧作、投资、摄制、营销、衍生品生产等产业链条，打造以峨影为龙头的现代化、工业化、国际化，具有超强审美判断力、创意策划力、精准投资力、制作生产力、市场竞争力的影视制片航母，从而大大提升中国西南地区影视产业的国内外影响力。

（三）促进类型融合与多元突破，努力拓展现实题材电影创作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然，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18]作为承担四川电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力发展重任的峨影，自然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主旋律电影拍摄传统的同时，促进边界突破、类型融合，力避题材陈旧、主题先行、说教色彩浓厚及模式化之弊。“主旋律电影要借鉴类型电影围绕大众主流文化心态演绎不同故事的方法，将主流意识形态潜隐于内，创新性选材，创造性挖掘，精心结构、精致呈现，使题材和主旨在主流意识形态暗中统摄下富有特点和新意，使人物及境遇富有独特性和吸引力，使情节与细节、手法与技巧、风格与节奏既合乎情理又令人回味，进而强烈激起观影热情并使观众不自觉地达至‘释然的愉悦，同时得到教益和激励，实现心灵的净化与启迪”[19]。倘如此，峨影就能拍出叫好叫座，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的主旋律电影精品。

当然，在数字技术大发展、电影摄制门槛降低、制片体制灵活、民营影视持续发力的今天，四川电影的当代发展也需本地非峨影电影的贡献。其实，因资金运作灵活、题材与类型选择自由等，民企有时具有一些国企所不具备的优势。在川影视民企要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将创意思维聚焦现实人生，并以灵活多样的摄制技法有效表达，力争拍出如《无名之辈》（饶晓志，2018）、《平原上的夏洛克》（徐磊，2019）等为受众认同的影片来。虽任重道远，但我们依然相信，随着峨影的锐意革新与在地影视民企的不断进步，四川电影一定会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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