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四川电影放映地形图

2020-11-20安燕白红丽

电影评介 2020年12期

安燕白红丽

在西洋影戏传入中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茶楼戏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传播、场域互动、商业经营的现代动员作用。正如中国电影事业的开端发生在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戏楼，四川作为茶楼文化和戏剧文化都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文化重地，对西洋影戏的吸纳亦是自然而然之事。与上海一样，电影来到成都后，与茶戏园结下不解之缘，既为传统戏曲注入现代活力，也预示了中国早期电影“影戏”联姻在四川的地域化映现。本文从350余部四川省地方志所记载的有关电影的700多处资料入手，摘取占比近30%的电影放映内容，以框架性诠释的路径，对早期四川电影放映的形态、影片分布、放映特征等进行梳理、描述和归纳，结合时代语境和社会思潮，分析其形成、发展、变化的原因，以期勾勒出早期四川电影放映的鲜活面貌。

一、电影院之外的放映

据《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成都电影志》等记载，“四川最早的无声电影，为清光绪卅年（1904）12月9日华昌公司在成都新街后巷子25号放映‘美国活动影戏。”[1]电影放映随后在成都展开，并逐渐向四川全省辐射。在成都1924年出现电影院之前，戏园是电影放映的重要场所。戏曲与电影在中国的结盟从一开始似乎就是必然的，电影的出现，一方面对传统戏曲市场造成冲击，一方面又为其带来生机。四川最初的电影放映被认定为美国活动影戏，电影放映场所也多在茶戏园等传统观赏戏曲的地方。《成都电影志》记载：“成都初期的电影演出主要是在茶园，私人公馆或戏曲演出间‘半戏半影半插映。”[2]彼时成都的京剧、川剧等剧团常常在剧目演出休息时或戏毕时插映电影，以此招徕观众。“如1913年，地处华兴正街的悦来戏园，在戏毕之后放映电影滑稽影片《吃寿面》《愚弄警察》;会府北街（今忠烈祠北街）的可园，也在戏毕或戏剧演出中间添演电影活动写真。”[3]悦来茶园被戏迷誉为“川戏窝子”，自清末以来就是戏迷和茶客云集之地，是成都人泡茶馆、赏川剧、品川茶、摆龙门阵的胜地。

1912年3月，成都东大街蜀舞台增添放映“电戏”，即电光戏、影戏、活动写真，均为早期电影的称谓;1914年1至3月，邓述四、谢廉、张锡如等人从上海购回150部“电戏”，租用大科甲巷观澜阁茶园放映，祠堂街剧院也于同年4月在白天增映电影。从“活动影戏”传入成都至电影院开始规模化经营，受到现代时髦“吸引力电影”的刺激，传统戏曲观众、茶客的内部结构渐趋松散、分层化，对戏园、茶楼的现代化经营提出了新的要求。故传统戏园、茶楼开始在“电戏”“活动影戏”上动脑筋，以挽救危机重重的商业经营。如1916年3月，“东大街蜀舞台，因演戏，经济入不敷出，在白昼添放电戏，专售女宾”;1919年1月，“悦来茶园公记幻灯社，由各商集资租借欧战电影外加滑稽电影，从16日起在悦来茶园演放。”[4]除成都外，四川其他地方也多有在戏院、戏园放映电影的情况。如下图各种方志的记载：

与上海一样，四川最早的电影放映多与戏院结盟，这种传统艺术空间与新奇艺术形式的结合，偶然中暗合着必然，体现出经营者谋求给予传统艺术营业和文化上支持的努力。选择戏院空间作为放映场所，与中国人重整体直观的全息性思维习惯有很大关系，重整体动态平衡的比类直觉的思维方式，决定和左右了外部特征参照下的选择。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戏曲以叙事方式、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场面调度、造型、表演等特征，成為与电影最“像”的艺术门类，故将二者联系起来实乃自然。“直到30年代早期，电影在中国一般被称作‘影戏，尤其是在南方地区，之后‘电影这一名词才被逐渐广泛使用，取代了‘影戏。‘影戏这个术语暗示了电影与皮影戏以及其他新旧剧种之间的脐带关系。”[5]“影”与“戏”的联姻不仅在创作中被强化，也在放映业中体现出来。四川作为传统戏曲文化的重地，独占川剧鳌头，当电影进入本土以后，戏院经营者将发现、新奇、探寻的目光凝聚在它的身上，试图以之激活传统戏曲的现代活力，是一件十分容易理解的事。如此文化直觉或文化无意识也深深影响了四川电影后来的创作。

早期四川电影的放映除了戏院、茶楼，重要的放映场所还包括寺庙、教堂、私人会馆、露天大坝等。《广元县志》记载，1933年3月，汉中放映商在广元县南街天主堂内，用手摇式放映机放映《谋夫报》《汽车赛跑》等欧美无声片。《茂汶羌族自治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英国传教士在城南放‘幻灯，群众叫‘洋电影，幻灯机用煤油灯作光源。民国25年春，十六区专员公署从成都请来放映队，在城隍庙放映黑白无声电影。民国35年秋，茂县专员公署灌县办事处带电影队在城东操场放映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影片，轰动全城及附近几十里的羌寨，观众达数千人。”[6]

除成都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大部分地区均无专门的正规电影院，放映场地大都临时搭建或在寺庙、教堂、大坝、村小学等具有一定容纳力的地方进行，这也反映了四川早期电影放映临时、松散的特征。如《汶川县志》记载，“民国30年7月，省教育厅考察边区社会文化风俗，始在汶川县境放映科教电影。民国32年，省抗日电影宣传队来县，在威、绵两地放映无声黑白电影，影片有《台儿庄大捷》《保家乡》等。民国34年暑假，成都地区部分大学爱国师生组织抗日宣传队、边疆服务队来县宣传抗日救国，深入羌村山寨，白日宣讲、晚上便在广场放映无声黑白电影……民国37年边疆服务队还在萝卜寨保校（村小）放映幻灯。”[7]尤其在抗战时期，出于爱国抗日宣传的需要，流动放映成了时代之所需。由于战争，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被放大，巡回放映形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媒体。当时在四川重庆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于1939年7月1日批准设立“电影放映总队”“中电流动放映队”“中制流动放映队”，展开大规模的巡回放映。足迹遍布大后方的城镇、乡村和前方军营，也深入到了广大东西部内陆地区，真正实现了同广大农民和士兵的接触。放映队以其生动鲜活的现场放映鼓动民众，发挥抗战电影的宣教功能。

二、早期四川电影院及放映影片分布

虽然四川在清末民初已有电影放映，但无固定场所，放映业显得随意、松散。专业的电影放映，是从有了电影院开始的。如果按现有行政规划，不考虑“四川第一家电影院是1918年初在重庆开业的涵墟电影场”，[8]那四川最早的电影院是新明电影院。始建于1924年4月，由张镜清、廖立夫等人发起，为股份有限公司，租用成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室，将之改造为电影院。经历十年场地租借后，1936年在城守街49号重新建立新明电影院，影院造型模仿当时上海著名的卡尔登电影院，主要放映美国米高梅、福克斯、派拉蒙等大公司的影片，较少放映国产片。

新明电影院的受众定位也效仿上海卡尔登，以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为主。放映影片如“泰山系列”，卓别林默片《摩登时代》《大独裁者》《淘金记》，爱情片《出水芙蓉》《魂断蓝桥》，歌舞片《歌舞大王齐格飞》等。为了吸引观众，新明电影院在经营上想出诸多对策，如五花八门的电影宣传，除了幻灯，还在《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工商导报》长期刊登电影广告。最独特的招徕之术当属在翻译的幻灯字幕上大做文章，在一些悲情文艺片重要情节的幻灯字幕上，增加富于辞采的诗意煽情文字，大受观众欢迎，映后常有观众来信向电影院索要《魂断蓝桥》《红豆相思》等影片的幻灯字幕译本。新明电影院以放映外来片为主，但也会放映一些当时口碑上座俱佳、符合知识分子口味、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国产片，如20世纪40年代末桑弧执导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蔡楚生执导的史诗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新明电影院面向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的受众定位，一方面受到上海卡尔登这一类电影院的影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产电影的声誉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阶层对国产片“陈旧的故事、落后的道德伦理内容、‘扭扭捏捏的表演和‘新剧摄影一般的制作方式”，已经相当反感，而认为欧美片“在艺术层面和技术水平上，大大地优于国产片”，国产电影在布景和表演方面对欧美片的“完全效仿”，也失去了“中国影片之价值”，使“国产电影的声誉受到严重挫伤”。[9]

1926年4月15日，坐落在成都蜀都大道总府路“红旗剧场”的智育电影院建成开业，发起人是中共地下党员程子健及邹昕楷、邓典成、卢丕模等留法勤工俭学的有志之士，一心要实现“电影救国”“启迪民智”的理想。程子健和邹昕楷留学法国时学过电影技术，他们邀约好友罗仲麒任影院经理，组成智育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电影院银幕上的对联即是“启迪民智”“辅助教育”。智育电影院由于“电影救国”宗旨明确，故其影片放映与新明影院不尽相同。1926年新建之时，国内银幕上正是古装、神怪、武侠片的天下，为了吸引观众，也放映如《车迟国》一类的古装神怪片，以及明星公司的影片《四月底蔷薇处处开》等。20世纪30年代放映进步左翼电影，如郑正秋导演的《姊妹花》，因其在上海创下“连映60天”的传奇，也被引来成都放映。智育电影院在首映前投入很大费用，组织乐队在街头宣传，请名人赋诗张贴，连映一月盛况不衰，创下成都国产影片放映的最高纪录。20世纪40年代初，罗仲麒之子罗元洁任影院协理，在改造影院和更新设备方面做了很大贡献。无论放映质量和音响效果，智育在全市首屈一指，上座率也是全市最高，这一时期放映了大量美国电影。抗战时期，智育电影院不忘初衷，积极宣传抗日，除放映宣扬“生产救国”的《峨眉山下》等进步影片，还兼营话剧。邀请夏云瑚率领的上海影人剧团在该院演出田汉创作的抗日话剧《卢沟桥之战》，又演出《沈阳之夜》《雷雨》《日出》等优秀话剧，广受观众欢迎。从智育电影院的影院建设和放映影片可以看出，它把电影“启迪民智”“辅助教育”作为理想来实践，在保证影院生存的情况下，以电影放映配合时代和民众需求，紧跟时代进步潮流，在四川电影放映史上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

大光明影院是20世纪30年代成都四大影院之一，自1930年12月开始营业。其时上海已在1928年7月建成大光明影戏院，深得文化界摩登人士支持。成都大光明影院以“上海式”设计为参照，“不惜巨资”兼顾“中外影片”[10]的放映，将盈利放在首位。其开幕影片是风靡上海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第4集，该片是明星公司出品的首轮新片，广受观众欢迎。1937年8月至1944年5月，成都相继成立中央大戏院、蜀一大戏院、蓉光大戏院、国民电影院、春熙大戏院等专业电影院，这种以“戏”命名的方式再次暗示出戏剧对电影的影响。至解放前夕，成都尚有新明、智育、大华、中央、蜀一、蓉光、国民七家专业电影院，解放后除了“蜀一”撤销，其他电影院均更名后继续经营。1924年以来，随着成都一批股份制经营的专业电影院陆续出现，发行机构也相应出现，在成都建立了数家影业社经营影片业务，从上海等地组织回影片分别供应各自联系的电影院。抗战爆发后，国外片商尤其美国片商涌入成都，八大影片公司在成都设立办事机构，向各影院发行影片。采用合同方式规定影院每部影片必须上映的天数、场次、售票张数和分成比例等。若影院收入达不到要求，则须补足差额再分成，如此一来，影院的大半收入归入外国片商囊中。为了维护八大公司的共同经济利益，美国片商还制定了所谓的D.S条款，即一家影院违反合同的任一条，所有影院均会陷入美国片商停止供片的连带惩罚的危机。如此不平等合同也反映了半殖民地中国电影业经营的依附性和不平等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除了成都，四川其他地方也有专门电影院，但无论设施、规模、技术、片源等，皆不能与成都相比。如下图示例：

综观成都及四川其他地方电影院的影片放映情况，总体上体现出“营业加良心”的理念。首先，注重营业效果，选择有广泛市场号召力的影片。如《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女镖师》《西厢记》等武侠神怪片或古装片，以及《姊妹花》《渔光曲》《化身姑娘》等创造了票房奇迹的国产文艺片。其次，与上海等地影院放映同步，兼顾社会效益。如默片时期放映有较好口碑的《姊妹花》《神女》《银汉双星》《天明》等，以及外国电影《人猿泰山》《摩登时代》《淘金记》等;左翼电影时期，放映《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夜半歌声》《狼山喋血记》《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进步影片;抗战时期，为了维持经营，主要放映生产于“孤岛”的借古讽今的商业片，如《孟丽君》等;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大量放映“昆仑”“文华”等进步电影公司制作的新電影，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松花江上》《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哀乐中年》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四川上映的外国影片，类型繁多，数量相当于国产电影的1-2倍，主要以口碑市场的双标准来选择影片，许多获奥斯卡金像奖或有较大影响力的影片得以上映。如《红菱艳》《西线无战事》《一夜风流》《碧血黄沙》《费城故事》《蝴蝶梦》《乱世佳人》《魂断蓝桥》《驿马车》《北非谍影》《绿野仙踪》《关山飞度》等，大大充实了四川早期的电影放映。

三、早期四川电影放映的特征

（一）传教士、商人、军人、施教队等为放映主体。早期四川电影放映活动主要由传教士来进行，最开始是幻灯放映，后逐渐开始放映电影，放映的影片有《耶稣言行录》等，其目的是宣传教义。随后，地区商人及军队开始在四川地区修建影院，放映《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卖座商业片，目的在于盈利。早在1906年，宜宾就有了电影放映，系传教士付牧师带来。在芦山县，“先是基督教会到县放映皮影、幻灯和黑白无声电影，宣传教义。西康建省后，二十四军电影队和西康省电化教育施教队先后来县放映黑白无声京剧片。”[11]《南充市志》记载：“民国21年（1932年）春，外国教会组织在南充县城模范街放映《玛利亚产耶稣于马槽里》和《森林风光》《珍奇动物》短片。”[12]在攀枝花，“建国前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法国传教士在仁和大田街上放映了一场黑白无声电影，为境内已知最早的电影放映活动。”[13]解放前，阿坝自治州大多数地方均无电影放映，但茂县、理县等地因教会而有了电影放映，“1941年冬，英国住佳山教会在通化乡老街放映无声电影，观众近800人。”[14]

除了传教士，地方商人和士绅在引入电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3年（1914年）春，岳池商人杜桓丰从外地购回小型放映机、发电机各一部，先在南街董家祠堂试放，后在万兴街三元宫剧场售票放映。每晚1场，放映达1月之久。”[15]1936—1938年，南充士绅谭仿九、杨竹泉、王荫槐集股合资修建电影院，1941年，商人郭洪熙、白绍南等人合资，利用原新南电影院放映《啼笑烟缘》等数十部无声片，但均短暂营业后停业。由于军人常年行走南北、见多识广，故其也成为地方电影放映事业的重要推手。在阆中，“民国20年，驻军罗廼琼部从外地弄来无声电影，在五瘟大会期间露天放映，使阆中人首次看到电影。”[16]在遂宁，“民国34年（1945年），国民党驻遂宁的新编第九师与地方人士合资在县城百福街桓侯庙创办青年社会服务处放映电影。”[17]

此外，在抗战时期，施教队成了各地流动电影放映的主要力量。《蓬安县志》记载：“民国29年（1940），四川省电影第一施教队来县放映无声黑白抗战片《热血忠魂》3场，县城附近5000民众首次看到电影。”[18]在南充，“1937年夏，四川省南充民众教育馆成立战时施教队电影放映组，配有电影机，两名专职放映员，主要是到南充县民众教育实验区的乡下免费放映电影。”[19]还有方志详细记载了中共领导的巡回放映，《渠县文化志》：“民国34年（1945年）秋，三汇镇渡江街小学校长曾伟甫（中共党员）在中共南方局李亚群的具体指导下，为首组建渠县建国电影旅行团。民国37年冬，巡回放映至北川，罗广文部队以共产党文化团体之嫌疑，拘捕其放映人员并砸毁设备，迫使解体。”[20]四川方志中真实记录了共产党人在四川的活动情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内地方电影放映事业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二）放映场所、设备简陋，技术跟不上，多短暂营业即夭折。在放映场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多数电影是在寺庙、大坝、教堂进行放映，除成都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外，均无固定专业放映场所。《南充市志》：“南充县城文庙、外五显庙、内五显庙、万寿宫、禹王宫、水府寺等地均有影商售票放映露天电影。”[21]《雅安市志》：“民国三十一年七月，泸县电影院经理张维清携带放映机及影片20余部，在西康省立民众教育馆露天放映。由于供电不足，影像欠佳，观众递减，数月后停映。”[22]《江油县志》记载：“民国18年，新安乡张鼎山购回放映设备一套，在中坝、武都、两河口、新安等地流动营业，放映《大闹天宫》等无声黑白影片。放映不久，因效果差，机器无法维修而停业。”[23]即便有电影院的西昌、宜宾、南充、乐山等地，也因放映场所简陋，如广元以草棚作剧场的“草棚电影院”，自贡因剧场塌方而停业的“胜利电影院”;或因交通不便，租、运影片困难，资金拮据而宣告停业的西昌“建宁电影院”;或因选片差、质量差，经营不善而停业的泸州“明星电影院”等，也都因场地、设备、技术、资金或片方提成太高等问题，无法正常经营下去，多为短暂营业即夭折。以宜宾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22年，有近十家电影院，算得上繁荣，但放映场地多为凑合，营业只为眼前利益，不懂长期经营之道，设备落后，技术匮乏，资金短缺。加上首轮片片方提收入的50%，二轮片方提收入的40%，致使利润所剩无几，经营难以为继。

电影院尚且如此，更无须说无固定场地的游击放映。《绵阳市文化艺术志》记载：“民国16年（1927年），江油县新安乡强三品典卖土地百余亩，从成都购回电影放映机全套，聘请技师在中坝、双河场商业区放映《闹天宫》《木兰从军》等黑白无声电影，用木炭作燃料发电，由于成本大，放映质量差，收不抵支，仅一年即停业。”[24]从1927年-1948年间，绵阳智育院、江西馆，以及私人集资购买设备的放映，也都断断续续持续着电影放映，所映之片大多是早期中國电影史上较受观众欢迎的古装神怪或武侠片，如《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梁祝痛史》《女镖师》《关东大侠》等，可见其放映的目的是以利润为要义，盈利便继续，亏损即停业。成都附近的地方，如金牛区、龙泉驿等，也主要是打游击的方式，在金牛区，“30、40年代，偶尔有来自成都的流动电影队到土桥售票放映，但因机器简陋、影片陈腐、技术低劣、时断时续，观众对之兴趣不高。一般青年爱好者，宁愿步行十余里，到成都市各大电影院（如智育、新明、蜀一、蓉光）去观赏。”[25]四川早期电影放映由于场地、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片方提成高昂，经营不善等原因，致使其放映业呈现出随意、松散、流动、短暂的特征，未形成如成都那样的放映气候和格局。

（三）首次放映电影的地区不平衡性。四川最早出现电影的时间为1904年，地区在成都市，最晚出现电影的时间为1933年，地区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中间前后相差30年，电影事业发展极不平衡。1904年以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宜宾市相继在1906年出现电影放映活动，方志记载：“1906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传教士付牧师在宜宾城明伦堂街李子重家中放映电影。”[26]但此时电影还并没有全开铺开。1910年到1930年是电影在四川全面开花的时期，1910年至1920年，四川有六个地区出现电影放映活动，1920年至1930年，有10个地区出现电影放映活动，在这段时间，1918年和1924年均有3个地区出现电影放映，是电影最活跃的两个年份。雅安市、遂宁市、资阳市等邻近成都市的地区电影却出现相对较晚。

分析其中原因，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因某人或某事发生电影放映，常出于偶然。如泸州合江县在1927年就有了第一次放映电影，是因为贵州省赤水县旺隆人明华勋从上海购得箱式放映机1台，途径合江，借利宾茶园放映无声纪录片《游园记》;荥经县最早出现电影放映是1932年，在成都经营“智育电影院”的程子健在西街火神庙搭棚放映《火烧红莲寺》，程子健本为荥经县人，带电影来家乡放映，乃情理之事;在梓潼县，“民国22年（1933年），蹇幼樵担任梓潼县长期间，为其母祝寿首次放映黑白无声电影戏曲片《贵妃醉酒》”。[27]又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1市12县，电影放映也极不平衡，阿坝、黑水、红原、金川、九寨沟、南坪、马尔康、若尔盖等地，解放前没有电影放映，茂县则早在1906年，就有英国传教士在城南放“洋电影”;汶川因1941年省教育厅考察边区社会文化风俗，在县里放映科教片;理县也在1941年因教会放映始有电影。同属一个自治州，出现电影放映的时间相差数十年，其中原因不难分析，电影作为一种新兴有效的文化、政治、宣教、商业媒介，政府在规划其发展、利用其功能时，不同地方因交通、人才、技术、理念、投入、执行力等原因，难以整齐划一。相对而言，在传教士、商业、士绅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作为文化潮流的见证者，他们更易于引领地方文化风潮，较早带来电影放映，展现电影文化普及、政治宣传、娱乐大众的功能。

毋庸置疑，方志中记载的电影文献资料对已有史学研究形成了极其重要的补充，其与现有电影史研究构成的互动张力有望开辟“重写电影史”的美好蓝图。但不能不警惕的是，方志由于出于众手，体例不一，核对粗疏，也造成了史料“证实”的困难。电影所属类目较混乱，记载内容有缺失、有出入、有矛盾、难以相互印证，编写存在照例沿袭，多错字漏字等，是方志中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故此，在资料收集、消化、采纳过程中，更需审慎辨识、多方推敲、小心求证，真实还原早期电影事业的历史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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