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英娜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崛起和90年代的沉寂失语后，近年来，国产农村题材影片呈现出复杂多义的发展态势，除了承载诗意归隐和伦理守护的叙事成规之外，农村题材影片正试图重塑社会巨变下的乡土映像。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以往农村题材电影中，既有对特有地域环境的赞美和依恋，也有现实主义层面个体意识的挣扎和苏醒，两者并行讲述着中国农民与土地、自然、社会的共存共生。但是，随着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农耕文明和农民群體开始逐渐被主流思想边缘化，现代文明都市的崛起与传统的乡土文明如何同频共振，华夏民族古老的生存智慧和苦难哲学，在当下时代是否还具有存在意义？这些问题正是近几年来创作者通过对农村题材影片进行研究的追问和反思。

一、涤荡心域：“行走在消逝中”的乡土哲思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主要载体，馈赠给中国第四代导演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在提倡“丢掉戏剧的拐杖”转而追求质朴自然的纪实性风格后，农村题材影片渐渐成为第四代导演施展才能的重点领域。他们的作品充满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忧患意识，在对“封建性”“桎梏性”的现实主义批判中塑造觉醒式的主人公形象。比如吴天明的作品《老井》，讲述的是年轻后生孙旺泉带领村民在黄土高原上打井的故事。生命之泉的挖掘改变了老井村世代缺水的历史宿命，也凸显了西北人民坚韧不息的民族精神。紧随其后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在历经“文革”浩劫的生活积淀并吸纳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后，逐渐形成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反规范风格，农村题材影片也在此时迎来了黄金时代。张艺谋的《菊豆》《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浓烈的生命意识，特别是对女性反抗精神进行了讴歌和赞扬。陈凯歌的《黄土地》以赤诚雄浑的基调讲述了翠巧追求自由、反抗传统婚姻的桎梏，却遗憾地消逝在滚滚的黄河巨浪中。相对陕北大地周而复始的贫瘠落后，翠巧独有的红色衣着是尘土飞扬的黄土地上最动人的颜色。对命运的反抗和对现实的批判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题材影片最值得称赞的魅力所在。

21世纪以来，“大片当道”的都市电影奏响了壮志飞扬的时代凯歌，而以农村、农业、农民为素材的作品因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市场上声音渐稀，饱含乡土哲思的农村题材影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所以，在当下市场环境里，以何种态度和角度呈现乡土文化是农村题材影片亟待解决的问题。2019年，由霍猛执导的以乡土和公路为主要元素的电影《过昭关》，用最纯粹的手法讲述了时代沧桑中祖辈们的心路历程。影片的叙事线索简单清晰，爷爷李福长骑着三轮车带着孙子宁宁前往三门峡寻望老友，在旅程中邂逅了失意的垂钓青年、陷入信任危机的卡车司机和孤独垂暮的养蜂人。影片里先后出现的老、中、青三代人物，恰恰是当下社会症候的具象表现。垂钓者失意避世是新生代青年惧怕挫折一碰即坏的“草莓族”代表人物，卡车司机感叹人心凉薄也隐喻着现实功利下人际关系的孱弱，养蜂人孤独失语揭示了当下老年人的空巢危机和农村生活的日益空心化。一次以“寻找”为缘由的出门旅行，透视出时代进程中的隐匿困境，使得这部隽永悠长的乡村公路电影，具有了超越文本本身的现实意义。

《过昭关》因勾连起观众对祖父辈的怀念，被称为“年度最温暖电影”。电影中，爷爷用淡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安抚大众茫然无助的焦虑状态，细水流长的真挚情感浸润着子辈们心中的“壁垒”。爷爷李福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饱经沧桑的一代劳苦大众，那些生死苦难在时间的沉淀下外化成老人朴素的人生智慧。“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须白的故事通过爷爷的讲述传达给宁宁，“这辈子也就跟那个过昭关是一样的，过罢昭关又过潼关，过完潼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关关难过也得过”“只要不走错路，慢慢就会到的”，爷爷充满“土味”的人生哲思似一场甘霖涤荡心田，祖孙二人的这段寻友过程何尝不是对观众进行的一场精神之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命长关，爷爷对苦难生活的不审判、不抱怨在当下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过昭关》是农村题材影片在纷繁矫饰中的一次“归来”，通过祖孙二人的代际沟通构建了一幅真实朴素的乡村图景。在雪花飞舞的冬季，得知老友过世，爷爷坐在门前重唱京剧《过昭关》：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针线，我好比激流中失舵的舟船……一切关于生的挣扎和死的探寻，都在爷爷的一唱三叹中云淡风轻了。

《过昭关》是导演霍猛以“献给爷爷”为名义对中国乡村的回首相望。从故土中走出的青年文艺创作者，用悲悯的情怀怀念着那些“行走在消逝中”的乡土哲思。言笑晏晏的爷爷垂暮已久，他们从土地田园里了悟的生活之道，能否在繁华都市和钢筋水泥中得以承继，日夜奔波于城市生活的父辈和难以体认故乡的子辈，是否还需要“寻根”精神乡土，这是电影让大众感动之余留下的诸多思考。“城市文明在资源环境日益恶化的前提下，已经开始脱离了人类的本性，巨大的精神压力、无序的市场竞争、个体私欲的极端膨胀等城市价值问题已经暴露，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乡土文化的理想主义气质与人类自然本性。”[1]通过影片可以感受到，今天的乡村已经不是以往束缚自由的牢笼，也不是承载大众诗意田园的精神介质，它因独立于城市之外的可贵的乡土文明而存在，也应该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得到永恒。

二、寓言建构：伦理性、批判性的多重映像

21世纪之后的农村题材影片，在原有类型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创新，在人性观念、族群文化和精神气候等多方面进行发掘探究，比如影射中国“酱缸文化”的批判性作品《天狗》，讲述的是护林员李天狗打破村民与恶势力的利益“乡规”，遭到村民集体反扑的故事，电影播出后引发了大众对群体性漠视和社会公德沦丧的集体讨论。还有反映中西文化碰撞的温情故事《孙子从美国来》，构筑善恶人性迷局的作品《心迷宫》等等。农村题材影片的多维创新淡化了以往作品的纪实色彩和乡土气息，融入了更多对当下社会症候的披露和思考。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受众的心理需求，打破传统农村题材影片在艺术触达上与新生代群体存在的距离和隔阂，以此激发不同观众群体在审美价值和情感理念上的交流沟通。以《平原上的夏洛克》为例，电影片名将华北平原上的农村故事和英国都市剧中的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满足了年轻观众的猎奇心理。影片通过荒诞幽默的方式呈现了创作团队对故土的深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平原上的夏洛克》讲述的是一些粗粝朴实的农村百姓对古老价值观念的珍视，电影英文原名Rebuilding（重建），即重新审视社会意识形态下的道德体系。树河帮助超英盖房遭遇车祸，因为肇事司机逃逸，超英信守承诺抗下了巨额的医药费，超英无意间发现了企业家的桃色新闻，本可以趁机威胁解决债务危机，却选择分文不要，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己养了很长时间的牲口成为“杀茬儿”，倒贴200块钱也要赎回来。这是农民百姓人际生活中超脱于物质之上的大仁大义，也是乡土人情中最值得颂扬的朴实价值观。影片在呈现乡村伦理道德的同时，还尖锐地披露了农村和城市在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上的错位，“撞车了为什么不救人”“錢为什么比情分还贵重”，生活在边缘角落里的乡村百姓向现代化都市追问答案，得到的只有冷冰冰的面孔和沉默的城市规则。电影呈现荒诞的方式不是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只是赤裸裸地展现生活的本来面目，这也使得影片具有超脱讽刺意味之上的悲悯情怀。电影开始是村民帮助超英拆旧房子，但直到影片结束时超英的新房也没有盖起来，只能借住在漏雨的村委会。幸运的是，树河痊愈出院了，旧日的老友们重新回到自家的西瓜地里笑谈生活琐碎。而超英倒在遮雨布上的金鱼依然是生活的美好和希望，这是农民百姓从黑土地里挣扎出的人生态度，也是电影留给大众春风化雨般的人文情怀。

农村题材影片选择荒诞悬疑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是因为国产电影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此类型影片已陷入长时间的“迷茫综合征”。很多创作者对乡村流变的展示缺乏逻辑性、前瞻性的思考，大部分的农村题材影片都在刻意地展现农村生活的落后凋敝、乡民百姓的麻木无知，还有一些影片虽然深入开掘了商业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但又陷入了“文人式”的时代忧思。以《百鸟朝凤》为例，电影讲述了唢呐技艺的传承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裂变的故事。唢呐艺术走向末路的背后暗含的是在现代文明的扩张下，道德体系的失序和乡土文化的窘态。导演吴天明借助民间传统艺术的没落，发出中国乡村正在现代化机制下逐渐消融的呐喊。唢呐是表现力极强的民间吹管乐器，从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唢呐技艺在民间盛行已久。电影中，只有生前德高望重的人过世时才配得上唢呐名曲《百鸟朝凤》，所以八百里秦川上的一阵高亢嘹亮，既是对逝者一生过往的评判，也是对乡村道德秩序的隐性维护，但是这种约定成俗的观念在现代的、西洋的新生事物冲击下，显得愈发苍白无力。影片中焦三爷是唢呐艺术的守护者，他面对商品经济对传统技艺的冲击，除了阻止徒弟们出门寻求生路外别无他法。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焦三爷的二弟子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蓝玉的母亲瘫痪在床，而授艺弟子游天鸣只能用妹妹跟别人换亲才能娶妻，焦三爷咳血守护的文化传承留给下一代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在农村苦守没落的匠活才是尊师重道，寻求生路摆脱贫穷就是背信弃义？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没有错，但是躲在角落里的固步自封才是使其陷入深渊的助力。

三、多维创新：“民本思想”的中国叙述

在对农村题材影片的思想核心定位中，众多文艺创作者都表现出了主题表达的矛盾性：既想坚守农耕文明、守护乡土文化，同时又表现出对都市文明的向往和渴望。价值观的摇摆不定导致众多乡土电影精神内核定位不清，逐渐走向失真化、同质化，与真实生活中的农村面貌存在一定的距离。古老的农耕文明如果长久性地在影视和现实中走向异化，那么农村社会特有的乡土哲思和精神信仰、道德情怀和情感义务都会随之消解。而“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入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远”[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因为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都存在固有的弊端和缺陷，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二者不存在彼此消灭，而是应该相依相融。以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真实扶贫事迹为蓝本改编的电影《十八洞村》，讲述的正是苗裔人家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扶持下，以守护乡土意识为前提进行脱贫致富的故事。农村现代化建设在主体政策号召下由农民自己主导，乡村经济重建背后的操舵手不是政治模式化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特别是影片对“扶贫先扶志，攻坚先攻心”路线的细致描摹，是将传统村落观念和当代价值观相融合的成功范例，这是农村题材扎根生活疆土的实例，也是“民本思想”独具匠心的中国叙述。

截至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尚有7000多万，“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随着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召开，全国扶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开始吹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3]在我国十几年脱贫攻坚、砥砺奋进的岁月里，全国农民拿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拔穷根、摘穷帽，完成了物质和精神的双向脱贫。以心立志、以言立身、以情立行是中国农民以自己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的路径，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失去了土地信仰和道德乡情的脱贫攻坚是行不通的。坚持“民本思想”，让传统小农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应该从农业精神的本位性出发，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以不放弃乡土文化建构为前提的精准脱贫，才能与当下的城市化进程并行不悖。

比如现实生活中，湘西十八洞村本是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苗族村寨，这里有雾霭蒸腾下的绿水青山和水光潋滟的层层梯田，还有空灵婉转的民族歌声和淳朴善良的百姓人家，世外桃源般的风土人情却无法掩盖百姓的现实困境——贫穷。显然这里的村民对每况日下的困境充满困惑，电影主人公杨英俊想不通“自己一心一意种田，怎么就种成个贫困户”，这个以贫穷为耻的退伍军人，并不愿接受被精准识别的现实。因此，要想带领农民致富，关键要先改变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思想意识，完成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双向脱贫。《十八洞村》虽然被定义为一部主旋律电影，但是影片并没有任何说教味道，也没有大篇幅展现农民脱贫成功的俗套剧情，而是细致地描摹了十八洞村村民从“叫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心路转变。电影还真实展现了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情感，正如杨英俊所说“人生一辈子，过完了都要走，只有田土不得走”，好吃懒做的杨懒宁可赌气喝血酒与全村人断交，也不同意修村路占用自家的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千百年来，土地始终是劳动人民的生命底线和精神依托，是农民的衣食之源和生存之本。

《十八洞村》不仅是一部脱贫攻坚的标杆作品，还是一场关乎生命尊严的精神改革。杨英俊曾经在部队里维修飞机，退伍后放弃做一名颇有前景的油田工人的机遇，回到家乡守护青山绿水。在国家环保意识形态影响下，他带领家族兄弟在白山黑水间开荒种地，用最原始的填土造田方式弥补工业文明对生态资源的破坏，这是一名退伍军人的使命与担当，也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价值建构上的平等。“事实上，通过政府决策，农村在政府引导、资本介入、农民众筹等多股力量交叉发力下，发展得非常有序、生动，城市化进程中一部分农村可能会消失，但从历史学角度或社会健康平衡、持续发展角度看，农村一定会以另一种新的方式继续存在和发展。”[4]正如《十八洞村》的故事结束于一辆回乡的大巴车上，大巴车的棚顶上载着杨英俊的儿子离家时带走的三把椅子，这意味着在这片亘古不变的土地上已经有了更多的可能，使漂泊在外的游子纷纷寻根故里，反哺家乡的养育之恩。

结语

国产农村题材影片在平淡质朴的镜头语言里酝酿人间温情，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投射出与时代当下休戚相关的价值观碰撞，通过对中国乡村横断面的展示管窥社会境遇，以期唤醒沉淀在大众心中已久的根源意识。在如今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下，农村题材影片承担着地域文化展示、生命价值探寻和社会症候剖析等多重任务，在对中国式乡土文化的守护中寻觅民族之根，以朴实无华的姿态书写我国广大农民的百味人生。

参考文献：

[1]邹晓抒.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道德价值[ J ].人民论坛，2017（8）：84.

[2]贾磊磊.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 J ].当代电影，1996（6）：72.

[3]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 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EB/OL].（2015-11-2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8/c_1117292150.htm.

[4]许伟杰，许页抒.“他者”的误读：当代农村题材电影的叙事迷局[ J ].当代电影，2016（5）：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