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先驱之一，与孙中山并肩奋斗多年;被裹挟至台湾后，与家人两岸分隔，写下了那首令人荡气回肠的《望故乡》。除了是一名革命者、政治家，于右任还有多重“身份”。论道，他参与创建复旦公学、上海大学等;论学，他为民国首席草书大家，诗文过千;论德，他乐于助人而一笑了之……唯不足论的就是财，此公一辈子都缺钱，正如他为张大千所书：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开篇 望我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广为人知的《望故乡》，又名《国殇》，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同一天，这首诗的作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政治家、革命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逝世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85岁。

大约在此前一个月，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曾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无法讲出来。

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

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其意，过了一会儿，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但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时8分，于右任与世长辞。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于右任的朋友、资深记者陆铿认为“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指：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由于于右任生前没有留下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将他埋葬在台北县淡水镇海拔800多米的七星山鞍部，并在海拔近4000米的玉山顶峰（中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儿一点儿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望我大陆”的心愿。

于右任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他青年时追随孙中山，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中年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积极倡导国共合作;他作为国民党元老，当了多年监察院长，一心希望两岸统一。

于右任平日里须髯飘逸，被称作美髯公，他总是一身布衣，却是近代史上闪闪发光的大人物。论道，参与创建复旦公学、上海大学等;论学，为民国首席草书大家，诗文过千;论品，食不厌精，留下诸多美食佳话;论德，乐于助人而一笑了之……唯不足论的就是财，此公一辈子都缺钱，正如他为张大千所书：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北宋大儒张载有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于道、于学、于品、于德，于右任即是有此高蹈理想与责任担当的践行者。他虽然有多重身份，但一颗初心不改，“为万世开太平”是他写得最多的字幅。★

“西北奇才”于右任：希望“手刃西太后”

于右任，1879年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原名伯循，字诱人。其字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时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是“诱人”的谐音，暗含反清之意（右衽）。

于右任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当时父亲于新三还在四川经商，于右任只能由伯母房氏代为抚养。于右任6岁入私塾读书，11岁再入名儒毛班香的私塾就读。于右任在《怀恩记》中写道：“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塾中嬉戏，常数日不欢。”每年清明节，伯母都带着他回乡扫墓，在其生母墓前哭着说孩子几岁了、读了什么书。每当此时，于右任都“闻而悲恸，读书不敢不勤”。

父亲也对他寄予厚望，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也以身作则。于右任曾回忆道：“我白天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

于右任16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受教于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刘古愚。19岁再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

同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于右任专程拜见刘古愚。

刘古愚此时的标签是“康梁新党”，他对于右任的到来感到诧异，问：“汝何为于此时就我乎？”

于右任答：“正惟此时，我乃来就先生也。”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逃，于右任甚为愤懑，欲致书陕西巡抚岑春煊，希望“手刃西太后”，被同窗劝阻。事后，于右任剃成光头，光膀子、提着大刀照了张相，并题写了一句：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3年后，于右任自编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有句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不久，陕甘总督升允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缉拿于右任。此时他正在开封参加会试，幸而家里事先得到官方要缉拿他的消息，立即写了一封家书，家书比缉捕公文先到，他才躲过一劫。

教育家于右任：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

1904年春，于右任惊魂未定，潜行到沪，结识了革命党人雷祝三。雷祝三把于右任的情形转告给时任震旦学院监院（校长）马相伯。马相伯早已从阅报中得知于右任流亡之事，对其深表敬佩与同情，于1904年6月召于右任入震旦学院就读。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取谐音“流亡学生于”之意。

不承想在1905年3月7日，学院沉浮激变。适值新学期伊始，外籍教师仰仗耶稣教会，制造事端，强令取消英语课，改习法文，并谎称馬相伯“体有微恙”，将之强送医院，由耶稣教会南从周总揽学院决策权。在此情况下，于右任挺身而出，与同学邵力子、叶仲裕、沈步洲等7人组成干事会，当众揭露教会夺权的阴谋，进而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退学一途。于是，凡赞成退学者签名于一纸，不赞成者另签一纸。结果赞成者130人，不赞成者仅2人。于右任率领同学们毅然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愤而离校。

于右任与叶仲裕原拟出国学习，但觉复校兴学一事迫在眉睫，怎能离开，故宁肯牺牲负笈国外之时机。于是，于右任协助马相伯组建了包括严复在内的由28人组成的校董会，共同募集建校资金。

1905年仲秋时节，他们征得两江总督周馥的批准，获拨款一万两作为新校开办费，并借吴淞提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校名事，鉴于南从周者流已盗用“震旦”之名登报招生，由于右任提议，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撷取“复旦”二字，其一取旦旦努力、振兴中华之深义;二取“复我震旦”、反鞑爱国之意志;三取光辉绚烂、自强不息之意。以每天都充满希望的日出，寄寓兴学救国的宏大理想。是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于右任则出任马相伯的书记（秘书）并兼授国文课。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革命迅速波及淞沪，复旦公学无奈只得暂迁无锡惠山李汉章公祠上课。不久无锡即告光复，一时校舍被军队占用，经费亦无着落，学生们只好四散。

翌年，民国伊始，于右任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他念念不忘复旦恢复旧观之事，于是邀集复旦校友胡敦复等42人，联名上书临时政府教育部，恭请临时政府帮助复旦复校之事。呈文上递，可谓立竿见影，孙中山责成教育总长蔡元培督办。不久，于右任、马相伯、邵力子、胡敦复等七人共同发起，筹组校董会，并骋请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等为校董。1912年9月，在于右任始终不懈的努力下，离散经年的复旦师生得以复校，复旦公学重又焕发生机。

于右任出身寒门，他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孙中山曾赞扬他：“放眼远大，深维本根。”抗战期间，三原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曾写信给于右任，称学校经费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回信说：“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他一生参与创办了复旦公学、中国公学（1949年因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并入华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著名学府，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优秀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革命者于右任：“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1906年，于右任赴日本考察，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孙中山任命于右任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的同盟会活动。回国后，于右任创办《神州日报》，公开表明“与清王朝势不两立”。1908年3月，因为邻居失火，《神州日报》社房屋被烧毁，报纸被迫停刊。

1909年5月，于右任又创办《民呼日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一个月后，清政府将于右任逮捕入狱，报社被查封。后来，当局迫于压力，将他释放，但《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

同年8月，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改“呼”为“吁”是他精心设计的，意思是：“人民的两只眼睛被挖掉了”，“民不敢呼，唯有吁耳”。这年10月26日，朝鲜革命党人安重根刺杀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后者曾代表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时，上海数十家媒体都对刺杀事件缄默不语，唯有《民吁日报》用一整版报道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并多次刊发赞扬安重根的文章。清政府于是以“文章有损中日邦交”为借口，再次逮捕于右任，《民吁日报》社也被查封。

1910年12月，于右任出狱后第二次去日本。走前，由于父亲病危，他秘密潜回三原。于右任本想在家多呆些时日，以尽孝道，但因遭清政府通缉在案，不能久留。父亲也说：“你回来我高兴，你住下我担忧，盼你明日就走。”于右任深夜归来，黎明即去，谁知他刚出陕西潼关，父亲就咽了气。

得知这一消息，于右任男扮女装，从上海返回三原，披麻戴孝，为父亲守灵。后来，他在《再出关》一诗中写道：“目断庭闱怆客魂，仓皇变姓出关门。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万里归家才几日，三年蹈海莫深论。长途苦羡西飞鸟，日暮争投入故村。”

1910年重阳节，在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下，于右任创办的第四份报纸《民立报》出版。毛泽东曾回忆说，他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就是《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充满激动人心的材料”。当时人们称：“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民立报》是于右任创办的最后一份、也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报纸。

于右任一手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就是中国报史上赫赫有名的“竖三民”。于右任以笔为枪，在其所办报纸上发表大量诗文，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媚外卖国，揭露列强的侵略，号召国民团结一致，挽救祖国。他满怀激情地赞颂黄花岗之役：“南风四月，长日难消。得此惊天动地之杀声，亦足为河山壮气！”对于为建设真正议会政治而被刺杀的宋教仁，于右任为其著长文，称其“是好男子，是大英雄”，“所僵卧者，裹创之躯体;而不泯者，概世之英风”……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过总司令，声讨蒋介石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右任出任交通次长。其间，他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

然而，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1912年8月，孙中山被迫辞职，于右任也随之辞职。此后的二次革命、讨袁、护国、反复辟——在这场民主革命大潮中，于右任受孙中山委托，回陕主持西北革命，于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独撑革命危局于西北”。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曾拿出每月3000元大洋的高价聘请于右任，还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于右任是最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力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元老之一，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竭诚拥护。1925年，孙中山病危，于右任参与起草《总理遗嘱》。

1926年2月至11月，發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西安围城”。曾统治陕西长达8年的河南镇嵩军司令刘镇华，在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以“打到西安去升官发财”的口号召集了十万乌合之众，围攻西安城。其间，刘镇华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导致十数万关中平民流离失所。万分危急之时，于右任受李大钊的委派，前往苏联请冯玉祥将军回国率部北伐，以解西安之围。

这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于右任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授旗并监誓。会后，冯玉祥、于右任举着旗，率领全体官兵在五原街上游行。五原誓师在中国的大西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火炬，对于刚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于右任在西安召开6万余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屠杀罪行。随后，全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25个县成立农协，农民武装达10万人以上。

李大钊被害后，于右任亲自介绍《李守常同志革命史略》，声讨反动军阀罪行。他还将西安城墙、钟楼一律涂为红色，在大街小巷书写革命标语，亲书“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一切利益归于民众”等标语。一时间，西安成为呼应广州的北方革命中心。

于右任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其他民主人士一样，威望很高，蒋介石虽然感到不满，但并不敢对其下手。

监察院长于右任：打不动大“老虎”

1930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会议选举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当选监察院长时，于右任正在西北赈灾，直到1931年初，于右任才回南京就职。

于右任上任后，监察院第一次行使弹劾职权，就将四川綦江和江苏灌云的两个县长送进了惩戒机构。对此，有人叫好，也有人冷眼旁观，认为他只敢拍“苍蝇”，不敢打“老虎”。于右任回应：“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它有害于人，监察院都要过问，并不是专打小的而忘记大的，也不是专管大的而不管小的。”

于右任说的并非空话。学者徐矛在《于右任与监察院——国民政府五院制度掇要》一文中，曾详述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之初的“打虎”成绩，仅1933年一年，被“打”的省主席就有6个。例如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因南昌商人郭青庭承办的谷物逾期未交，被扣押、移交法院。监察院弹劾鲁涤平，致使鲁涤平受申诫处分;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在杭县公安局根据监察院命令查封一批依法封存的机器时，竟公开对抗。监察院察知后，对张难先提出弹劾……

于右任上任后，虽然战绩尚可，但实际上，面对派系林立且人治为大的官场，他即便手持“尚方宝剑”，行动也异常困难。

上述几个大“老虎”，多是在下台以后才被弹劾的。那些正在台上、重权在握的高官们，就很难被弹劾。例如，1932年和1933年，汪精卫先后非法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监察院都试图弹劾汪精卫，但最终都没了下文;1933年，因铁道部长顾孟余在从国外采购铁道器材时有丧权舞弊行为，监察院提出弹劾，但因为汪精卫的庇护，事情最后也不了了之。

曾放言“苍蝇”“老虎”一起打的于右任，发现除了能动几个小科长、处长或下台的“老虎”后，再往上的就动不了了。以蒋经国的身份，在上海“打虎”都落得个无疾而终，于右任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个监察院长于右任做得很憋屈，被讥笑为“监而不察，察而不明”。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蒋介石坚决不准。

副总统竞选者于右任：靠筆墨和李宗仁打擂台

于右任在官场中书生气最明显的一次，就是1948年竞选副总统。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竞选主要对手是桂系军阀李宗仁。

选举前，为了让代表们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市、县或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很多，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有人问他：“于院长，人家送金条，你用什么打发我们啊？”

他听了幽默地说：“我也用条子（字画）打发你们。”

对方又问：“你这条子抵得上金条吗？”

于右任说：“‘为万世开太平几个字，肯定比金子值钱。”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如李宗仁给每个代表供一辆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识与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有宴席相待，一律免费。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应接不暇。代表是上帝，副总统竞选者和他们拉同事、乡党、同学、亲戚、同宗关系，设法为自己拉选票。

而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呆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诉好友：“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

第二天就要投票了，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位代表送去一张请柬，随后在饭店对到来的代表即席演讲道：“我家中没有一分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人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了……”

选举开始，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到493票，即遭淘汰。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冯自由感慨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

第二天，继续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一进会场，风度飘逸，豁达大度，全场代表起立，掌声10分钟不息，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最后，程潜、孙科等人都被淘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当选总统。于右任虽没当上副总统，但其清贫、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诗人于右任：“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

于右任精通诗文，一生做诗词千余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被诗人柳亚子称为国民党诗人之“最高明”。1937年，于右任应周恩来、朱德之邀，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周恩来后来评价于右任：“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于右任还是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立报》及其主编于右任：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在1926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期间，两人有过不少接触。

1945年9月6日，于右任设午宴招待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邀请张群、邵力子等作陪。席间，于右任和毛泽东漫论中国古代诗词，交流各自的写作心得，相谈甚欢。

不久前，于右任从柳亚子那儿读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为赞叹。酒席上，于右任谈到这首词：“毛先生乃千古奇才，一代伟人，那首《沁园春》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真是神来之笔，读了让人感奋不已。”

“哪里，哪里。当年，右公在西北不也是写过一首《天净沙》吗？我这两句何若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也。”毛泽东回答。

那是1941年10月，于右任到西北考察（此行途中于右任还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对管理、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文物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参观成吉思汗墓及西征戈矛等历史遗物时，写了一首《越调·天净沙》，词中写道：“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言毕，两位诗人开怀大笑，举座皆欢。

对毛泽东与于右任的诗词，柳亚子有一段评价：“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幅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先生一支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劳什子置诸脑后了。”

“被逃亡者”于右任：“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

1949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举行。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原本想派一直主和的于右任一起去北平参与和谈，但国民党的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字文白）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有利于促成南京政府批准和谈。

周恩来当时很希望于右任也到北平，得知他不能来后非常失望，只能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曾任民革中央主席）转告于右任：“如果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请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攻破长江，会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

于右任得到口信后，曾说过一句话：“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因为他知道，当时他身边已经被安排了监视人员，他不太可能留在大陆了。

于右任没有料错。1949年4月，于右任就被人从南京转移到上海，不久到台湾。关于于右任是否自愿去台湾，存在争论。但有一个细节：当时国民党高层如已决定去台湾，是事先就安排家属先赴台的，但于右任直到去台湾的时候，他的妻子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依旧留在大陆。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妻女仍在重庆等他，于是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女因等不着他，几日前去了成都。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女取得联系，但都没有成功。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监视下不得不乘飞机返回台湾。

一家人，从此再也无缘相见。在台湾，于右任孤身一人，晚年生活凄寂。他有家不能归，与妻儿不能团聚。他常叹息道：“我好想念他们呀！”

于右任对大陆的情结是极深的，对大陆的朋友也同样如此。1952年，丁中江（史学家、政治家、报人）到台湾看他，往年都是丁中江与陆铿（资深记者、报人）一同前往，这一次陆铿未至。未及握手，于右任就大哭，喃喃道：“大声（陆铿的号），大声，我想念他。”

“游子”于右任：在大陆的老伴八十大寿，周恩来亲自安排寿宴，他却不能回去

于右任苦等时局变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大陆故乡，希望能见到自己的家人。1958年，正是于右任与高仲林金婚之年。人们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但当时，老伴在大陆的生活到底如何，他根本无从知晓。于是，他写下一首哀痛的诗：“两戒河山一日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1年，是高仲林八十大寿，这样的重要时刻，于右任却不能陪在老伴身边，他在苦闷中给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写信倾诉衷肠：“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清。想着这些，我十分伤心。”

吴季玉把这件事告诉了民主人士章士钊。这年3月中旬，章士钊在给周恩来写信时特意提到了这件事。章士钊在信中说：“胡子（于右任的朋友们对他的尊称）这种情况，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非常重视，以屈武的名义，集合了于右任在大陆的其他亲属，以及老朋友孙蔚如、茹欲立等20余人，在西安为高仲林办了寿宴，并说：“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而使于先生心中不安。”寿宴过后，高仲林欲写信告诉于右任这一消息，又恐消息如果传到台湾当局耳中，會给于右任带来不利影响。于右任在大陆的挚友邵力子给她出主意，建议在信中把周恩来改称“濂溪先生”。

“濂溪先生”是北宋理学名儒周敦颐的别号。邵力子当年在重庆和于右任谈到周恩来的时候总是称其为周先生，所以邵力子认为于右任一定会明白“濂溪先生”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是不会明白的。

于右任对此十分感动，思乡之情更甚。1964年，吴季玉从香港赴台为于右任庆生，谁知这次台湾之行竟成两个老友的永诀。吴季玉的行踪已遭国民党特务侦知，因此抵台后不久即遭暗杀。于右任闻知噩耗，悲痛欲绝，身体每况愈下。

1962年1月12日、2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分别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山要最高者。”24日，他一气呵成，写下了那首令人荡气回肠、一咏三叹的《望故乡》。

书法家于右任：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看书、写字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一旦离开便非常难受。他在1964年1月14日的日记写道：“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而他之于“写字”——书法，则更是不可分离，以此作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从纸篓中捡回不少珍贵墨宝。于右任从11岁开始练习王羲之的《鹅字帖》，后来他又醉心于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魏碑，从“集字”进而探求“我法”，成为他行书、楷书独步当代的前奏。

靖国军时期，是于右任书法的发轫时期。他于战事频发之秋，军中有暇之时，苦心搜求北朝碑志、造像记等古代书法珍宝，更潜心于书法、书理之研究。

为什么于右任对北魏楷书情有独钟？

书虽小道，国魂所系。“尚武”精神至宋代末年渐渐弱化，到了清末更是没落。为此，孙中山、于右任都极力提倡学习、研究具有“尚武”精神的魏碑，以期国人从北魏楷书中领略到有霸悍之气的“尚武”精神，把书法的审美理念与振奋民族精神结合起来。

1926年，西北革命基地存亡之秋，于右任辗转到达苏联，请冯玉祥回国，成立国民联军，解西安之围……这一历程使他悟到：“只要有勇气，没有走不通的路、做不成的事。”也是在这一时期，于右任在楷书、行书不断成熟、出新的同时，开始了对草书的研究。为了研习草书，仅历代碑刻拓本和墨迹本《千字文》他就收集了三百多种，临王羲之《十七帖》、泰和馆本《急就章》、唐《月仪帖》、隋《出师颂》更是他的日课。

1932年，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的次年，在上海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此后直到1936年的四年间，他主持了以文字“迅速适用”、利于“国家建设”为目的，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标准的改革，在今草基础上对历代草书加以总结，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标准草书。他在字帖《标准草书千字文》自序中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这时，他的书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于右任经常对客临池，不择纸笔信手而成，然通篇气血畅达，其气度修养无不寓于书法之中。如林语堂所言：“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随着年岁渐高，于右任的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他被尊为“一代草圣”。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却乐此不疲。每写到痛快处，就大呼：“取墨来！”

有一次参加宴会，于右任喝得酩酊大醉，盛情难却之下，迷迷糊糊中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就回家了。第二天主人登门请教，于右任很不好意思，令人取来一把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为“小处不可随便”，然后哈哈一笑，说：“行了，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

于右任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有一两千幅之多，其子余中令称“这是他的座右铭”。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其撰句，他给张大千写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法作品，有人粗略估计在五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为此，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右任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右任听了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

实际上，于右任的墨宝十分珍贵，书法家潘受曾评价他：“关西大汉美髯于，大笔如虹吐湛卢。”

美食家于右任：靠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

1927年秋天，于右任夫妇等人到苏州太湖游玩。船到灵岩山下的木渎古镇，时近中午，大家饥肠辘辘，见岸上有家餐馆“叙顺楼”，于是登岸就餐。斑肺汤是餐馆内的一道招牌菜，于右任尝了之后大为赞赏，忙向店家打听菜名，由于对方说的是吴语，他将斑肺误听为“鲃肺”，当即索来纸笔，赋诗一首：

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

归舟木渎尤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

从此，这道菜也就真的改名叫鲃肺汤了，现在这道菜依旧是苏州名菜。

于右任每次回家省亲，必吃家乡的特色菜。一次回老家，他听得有一家叫“明德亭”的餐馆，辣子煨鱿鱼远近闻名，于是专门去吃这道菜。他一身便装，和大家一起在门口等位，恰好被来此用餐的三原县长认了出来，县长忙请他进餐馆。厨子张荣见于右任亲临，自然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烧制了一道辣子煨鱿鱼。于右任尝罢回味无穷，当下赞不绝口。

用餐后，于右任买单，张荣不肯收，于右任叫人拿来纸墨，挥毫题下“明德亭”三个大字，并落款“三原于右任”，此事也是一段佳话。此后，于右任每次回乡，必去“明德亭”，品尝辣子煨鱿鱼，辣子煨鱿鱼至今仍是陕西名菜。

于右任讲究美食，十几年里，他吃遍了南京的京苏风味菜馆。秦淮河畔“老万全”的京苏大菜，头菜是“素鱼翅”，用上等龙口粉丝、虾蓉、鸡脯、蛋清等原料精制，使于右任贊不绝口。其他如“炖菜核”“芦姜鸡脯”“炖生敲”“熏白鱼”等名菜，也深受于右任喜爱。此外，“绿柳居”“马祥兴”“邵复兴菜馆”等餐馆的看家名菜，如“贵妃鸡”“一棵松”“金腿脊梅炖腰酥”“贡蛋炖海参”等，于右任都多次品尝过，还曾应店老板之请为名菜题联、赋诗。

于右任一生为无数餐馆题写过牌匾，也结交了无数名厨朋友。这里面最有名的餐馆要数南京“马祥兴”餐馆。这个餐馆开业于清道光二十年，原设于南京雨花台中华门外米行大街。上世纪20年代，于右任为其题写“马祥兴”匾额，使这里成为政府要员经常聚会的地方。

1945年9月6日，于右任设午宴招待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据说菜单是于右任亲自制定的，包括毛泽东爱吃的红烧肉、干煸苦瓜、虎皮辣椒、糖醋脆皮鱼，当然还少不了于右任最喜欢的菜肴——辣子煨鱿鱼。于右任和毛泽东同样嗜辣。

作为美食家，于右任非常喜欢平民化的菜肴。他曾说，人生就像饮食，每得一样美食，便觉得生命更圆满一分，享受五味甘美，如同享受色彩美人一样，多一样收获，生命便丰足滋润一分。有人问，于右任为官多年，尚属清廉正派，如何有那么多钱供他品尝价格不菲的京苏大菜？这就又要说到于右任的书法了。

那时，登门或辗转相托求于右任墨宝的人很多，多为达官贵人、名流富商。于右任起初拒收酬金，怎奈薪金收入有限。而且，他除了养活老少十余口人，还得接济向他求助的陕西老乡和袍泽家属，压力不小。于是，于右任指示秘书可酌情收取“润例”，对清贫之士则仍一文不取。这一来，于右任的业余收入颇为可观，上海商界大亨刘鸿生曾托请于右任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文一篇，就付“润例”两千大洋，足够美髯公开销半年的了。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谭延闿（政治家、书法家、美食家）对此赞不绝口，称其堪比自家的清炖鱼翅。于右任好游历，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他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

穷人于右任：“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

在民国官场，于右任是一股清流。他曾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褳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

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00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一百五十四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

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时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马上住院，却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将此事一拖再拖。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

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费用紧张，三天就出了院。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蒋经国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费用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

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时8分，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5岁。于右任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感动了。

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1965年7月，于右任被安葬于台北县淡水镇七星山墓园。此处海拔800余米，面向台海，中原河山隐约在望。墓园前门石牌坊横题为“日月其心”，旁边的石柱题曰：“两山望神州，万里风涛接瀛海;东南留圣迹，千秋豪杰壮山丘。”背面题曰：“革命人豪，耆德元勋尊一代;文章冠冕，诗雄草圣足千秋。”“海气百重开，终古有灵飞太华，国殇高处葬，此山不语看中原。”

后来老友柳亚子想到于右任生活多年的老宅，言道：“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于右任是少数几个为两岸所共同尊敬的近现代人物之一。在其逝世50周年之际，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洪秀柱称，于右任是海峡两岸共同的“资产”。★

（责编/陈小婷 责校/陈毓婧 来源/《民国大人物》，滕征辉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6月版;《“国府”元老于右任的台湾生活》，吴十洲/文，人民网2016年5月24日;《美食家于右任》，张光芒/文，《烹调知识》2017年第4期：《共产党心照不宣的朋友——于右任》，郭宝彦/文，新华网2016年1月18日等）

于右任大事年表

1879年：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

18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

189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

1904年：入震旦学院就读。

1905年：与马相伯等人筹组复旦公学，该校为复旦大学前身。

1906年：创办《神州日报》，加入同盟会。

1909年：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

1910年：创办《民立报》，该报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并称“竖三民”。

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次长。

1915年：任中华革命军西北军总司令，在三原设筹备处，组织军队。

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1922年10月：创办上海大学并担任校长。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任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兼省主席。

1930年：当选监察院长。

1932年：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创办《草书月刊》。秋，筹备建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937年：应周恩来、朱德之邀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

1941年10月：到西北考察，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1948年：竞选副总统，未当选。

1949年：被裹挟去台湾。

1962年：写下名篇《望故乡》，又称《国殇》。

1964年：11月10日逝世于台北，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