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一首《望故乡》，道尽游子吟。这是一群特殊游子，他们青壮年时随国民党败逃台湾，很多人客死异乡，一辈子再也没能回到故土、见到亲人，也有一部分人，在思乡之苦中走过了一条长达近40年的回归之路，再度踏上故土时，尘满面，鬓如霜。

开篇 “我要回家”

2020年1月，祖籍菏泽的86岁台湾老兵高秉涵回老家过年。13岁那年，他坐在逃难去南京的车上，正在吃石榴。同学跟他说：“你妈喊你。”只不过多咬了一口石榴的工夫，高秉涵再一回头，车已经拐弯了，没有看到母亲，从此再也没有看到……高秉涵这一生不再吃石榴。

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陈昌本当年差点儿被抓了壮丁，他说：“那年我14岁，是个学生，国民党临撤退，在我的家乡青岛市夏庄镇一带，进行拉网式抓兵，从壮丁到小学生见人就抓，我当时先是藏在麦田里，被撵得走投无路，躲到了我们丹山村小学校教师宿舍的阁棚上……像我这样得以逃脱的只是一些幸运儿，那几天里，被一根绳子拴走了上千人！”

鲍海青是在舟山贩鱼虾时被抓的。“1949年5月13日，解放军已经打到宁波近郊，蒋先生训令要尽量动员舟山民众迁往台湾，我就是被‘动员迁往台湾的人之一”。

鲍海青去台湾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说，“那时不准向大陆写信，我偷偷写了，可无法寄出。我想到用空罐头盒装信，抛向大海，漂向对岸，或许对岸好心人捡到了会把信转到家。但漂回来呢？被人捡了交队部，军法处置。最后只好把信烧了”。

当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党、政、军、民人数超过200万，老兵无疑是其中最大的群体，他们几十年来被困孤岛，有家不能归，有亲人不能联系，他们的漂泊与孤独无依显得格外苍凉。很多人走时并非自己所愿，而想要回来却历经了太多的波折，最后真正回来的也是少数，很多人客死异乡，一辈子再也没能回到故土、见到亲人。

1963年冬，一名台湾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了一只内胎跳入金门海峡，他想游回自己在厦门的家。可惜游了一整夜的他，被回流的海水冲回了金门。按照台湾地区当时的法律，他被判处死刑。这起金门逃兵案的审判人恰好就是高秉涵。临刑前，这名士兵把几十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帮自己带给在家乡的母亲。这些药片几乎已成粉末，高秉涵拿在手里，痛哭流涕。两岸开放探亲之后，高秉涵想找到那名逃兵的母亲，替他尽孝，但那位母亲却早已不在人世。

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有诗云：“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1987年10月14日，在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近9年之后，国民党决定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在一声声“我要回家”的呼喊中，历经了近40年之久的磨难，走时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回乡时已是步履蹒跚的老人。据统计，台湾开放民众探亲仅一个月时间，大陆就接待台湾同胞1.3万人次。

对于老兵们来说，只要两岸不统一，隔海相望而不能相聚的现实，必是他们终生的遗憾;只要两岸不统一，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将继续上演，甚至，战争的局面也会重现。要回家，要统一，民心是不可违的，和平统一成了两岸人民共同的心声。★

周云亭：“台湾方面

把我列入‘通匪黑名单”

“因为我是在开放前偷偷回大陆的，台湾方面很快给我注销了户口，并把我列入了所谓‘通匪的黑名单。这时我们村里也陆续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兵，他们见到我都替我惋惜，说，云亭，你怎么不再等等，你走的第二年十月份，就允许回大陆探亲了，那样你还会带着‘饷银回来。可是我说，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自己早回来了一年，至少我跟老伴还见了一面……”

為了躲避抓壮丁，他在山上藏了七天七夜，结果还是被抓走了

1949年，周云亭从青岛港被带走时，已经40岁，家里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12岁，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他们一个9岁、一个3岁，最小的那个只有六个月大。

当时兵荒马乱的，到处在抓壮丁。为了躲避，周云亭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那时候庄稼都荒了，山上也没什么好吃的，他每天饿了就挖野菜吃，渴了就喝山沟里的水，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便跑下山准备回家看看，谁知走到半道上便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那时我们大概有几百个人吧，都被送上停泊在青岛港的船上，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来到了台湾……那时候家里根本不知道我的音信，是死是活，他们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

周云亭“失踪”后，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就像天塌了一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地里没有收成，她只好拖着几个孩子东家借西家赊，过一天是一天。

周云亭在台湾这边也度日如年。据他回忆：

刚开始时还数着日子，总觉得很快就能回家。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两岸关系也一天天紧张，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了后来我甚至连是哪年哪月都懒得去记了，糊涂比清醒着好，一想起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我心里就针扎般地痛，我不在家种地，他们吃什么？

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呆就是十几年，离家时正是壮年的我，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这十几年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什么积蓄也没有的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找工厂打工，人家嫌我年纪太大，手脚不利索，不肯要我。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

与家人的通信让他打起了精神

后来，周云亭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在一个教堂里找了一份做清洁的活儿，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周云亭回忆：

十几年来我音信全无，不知道老伴和四个孩子能不能等着我回来，不知道自己的老爹老娘是否还健在……那些日子，每当夜深人静，我便痛哭流涕……那时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想到自己来日无多，再拖下去可能真的要在台湾终了此生，我心里就一阵阵害怕。

那会儿每逢做礼拜，就会有一些教友留在教堂久久不肯散去。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兵，在无法抑制的思乡中，有很多人信了教，权作一种感情的寄托。而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则成了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兵们互相联络交流的机会。由于个性内向，也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对这种聚会我从来不怎么关心，可是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特别地神秘，出于好奇我凑了上去，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托国外的朋友给家里捎去了信，并且，也得到了家里的回信。

当时由于台湾当局控制得特别严，这种事情要是让人知道了，他们可能会被抓去坐牢。所以，大家对这种事儿格外小心……我当时一听有的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同家里取得了联系，心里像被电击了似的难受。

那些天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睛便是老伴拉着四个孩子站在村口等我。我走时才六个月大的儿子，现在想必已长成了大小伙子。想到我这个当爹的对孩子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尽过，我心里就愧疚得受不了。那时候我的烟瘾特别大，一天三盒烟都不够，只要没事我就要手里点根烟，要不心里就发慌，就没着没落的。我知道自己是想家想狠了，是在糟践自己，有时候倒真觉着死了比活着好……

就这么在对老家的朝思暮想中，我过了75岁的生日，又过了76岁的生日。77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垮了，出了院以后，我已经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说实在的，那时候的我是在躺着等死。前边教堂里的风琴一响，我就闭上眼睛，默默地跟着唱，每当这时我就感觉灵魂已经脱窍，在空中飘呀飘，很快便过了台湾海峡，可是家在哪儿，我找不到，因为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尽管这样我仍觉得一阵轻松，毕竟我是到家了，不会再像个孤魂一样在外面飘来荡去。

这时候，一个给我送饭的修女站在了我的面前。她说：“周兄弟，你要振作起来，不能就这样放弃生命，毕竟活着才能做你想做的一切。”

看到我一天天颓废下去，有个修女站了出来，她说她有教友在国外，也许可以托他们给我往家里带个信儿，至少让家里的人知道我还活着。这让我打起了好好活着的精神，我开始强迫自己吃东西、吃药，我想也许真的有一天，我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回家去。

“要在那个时候回大陆，不仅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

1986年春，就在周云亭刚刚能扶着栅栏下床走路时，他收到了第一封家书。拿到家书时，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没有再扶着栅栏，几步便走回了教堂后面——他栖身的木板房。一跨进房门，他便“扑通”跪下，朝天磕了三个响头。周云亭后来回忆：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逐字逐句地回忆信的内容，眼泪不知不觉地浸湿了枕头。教堂的钟声响了，一声沉过一声，像是敲在我的心上，听到这凄凉的钟声，我再也控制不住，竟放声痛哭起来。我哭我那老伴40年来一直守活寡似的撑着那个塌了天似的家，哭我年老的双亲最终没有等到儿子的消息。最让我伤心的是我那两个最小的孩子，他们在我走后不久相继夭折……

知道了家里的消息，我开始想那个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回家的梦。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口袋里空空如也，几乎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我沮丧极了。几十年来，靠我在教堂里做工友的这点收入，我除了自己能吃饱饭，又何曾有过几文钱的积蓄。而且，我们这些老兵在发现回家无望之后，大多数都是过着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根本想不到要为将来打算。

面对家里盼我早日回家的呼唤，我真的有些近乡情怯了，不知道出来飘泊了40年仍是一无所有的我，如何踏上归家的路，如何给家里的妻儿老小一个交代。

我又托那个修女给家里捎去第二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告诉老伴，我的身体尚好，能够自己行动，也十分想念她和孩子们，只是因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台湾这边控制很严，我一時想不出回家的办法。再者说我几乎没有积蓄，就是有回家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毕竟，我觉得自己该对家里有些补偿。

很快，老伴的信捎了回来，她在信里说，家里的生活早已与以前不同，女儿、儿子都已结婚成家，儿子还给我生了三个孙子，地里的收成不错，粗粮早就不吃了，每年收的小麦吃不了还要卖给国家一些。老伴劝我早点回家，她说：“你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在外面游荡什么？要是图钱的话，俺们娘儿几个干嘛非要等着你回来？你只要人回来，饭就有你吃的，你还在等什么？我也年纪大了，难道你真的要让我在走之前见不上你一面？”从那时起我就不再犹豫。

尽管祖国内地这边在1979年便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欢迎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访友，骨肉团聚。可台湾当局仍是一副不妥协的姿态，要在那个时候回大陆，不仅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我当时已横下一条心。说什么我也要在还能走动的时候，回老家去。

“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

1987年元旦刚过，周云亭开始筹回家的路费。那个帮他与家里通信的修女说：“周兄弟，你打扮得精神一点回去，好让家里的人高兴一些，他们也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他们会好好待你的，你就放心回家吧！”就这样，周云亭持旅游护照，从台湾先飞到了菲律宾，又从菲律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广州，终于回到了离别将近40年之久的祖国内地。周云亭回忆：

那天我走进村子，正好是阴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不断响起的鞭炮声使我的脚步踉跄起来。多久了，我没有再听到这种喜庆的声音，多久了，我没有与孩子们一起过个开心的新年。走时40岁的壮年汉，再一次走进家门时，却已须发皆白，腰弓背驼，成了不中用的老头儿。

家里的人没想到我会在那个时辰回来，我走进自家的院子，一个年轻后生问我：“老爷爷，您找谁？”

看到他酷似我儿子小时的模样。我心想这肯定是我的小孙子了，我把手里的拐杖一扔，上前抱住他便呜呜哭起来。

那孩子吓坏了，一边挣脱我一边朝屋里喊：“奶奶，奶奶，你们看他是谁？”

这时屋里传出老伴的声音：“虎子，甭管是谁，先请人家进来坐，这大冷的天别在外面冻坏了。”

我跟着虎子蹒跚走进家门，见一个老太太正端着饺子往锅里下，屋里的灯很亮，我的白发和她的白发都在灯下散发着令人寒心的亮光。尽管她人老了，瘦了，可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她：“她娘，是我，云亭，我回来了！”

听我这样说，老太太手一哆嗦，一盖帘饺子都扔在了地上，我心痛极了，忙半跪下去捡，可这时，一屋子人都围了上来。

“爹，爹，是您吗？您老人家真的回来了吗？”

“他爹，你，真的回家来了吗？”

老伴半晌才像醒过来似的，一把抓住我正在捡饺子的手，儿子过来将我扶了起来。

还没等我仔细端详一下老伴，她一转身走进里屋，只有也已经满脸苍老的儿子围在我身边：“爹，您回来怎么不让我们知道，我跟您孙子去接您啊。来，来，你们几个快叫爷爷。”这时三个小伙子齐刷刷地一下子跪在我面前。“爷爷，孙子们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这就是家啊，这就是我的老家啊，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像个真正的人。

那一年的春节，是我飘泊40年过得最舒心的一个年。

“台湾方面很快给我注销了户口，并把我列入了所谓‘通匪的黑名单”

周云亭回忆：

也许这些年来老伴受的罪太多，她的身体已被生活压榨得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而我的回家让她了结了最后的心愿。我跟老伴刚刚团聚了没多久，她便一病不起，我竭尽全力为她求医问药，可仍留不住她，第二年的秋天，她便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刚刚完整的家。

老伴苦了一辈子，临走竟没有留下一幅照片，后来她走了以后，我找了学校的美术老师，美术老師凭我的回忆给她画了一张像，我把画像放在我的屋里，就好像她还没去，还在天天陪着我。有时候心烦了，我就跟“老伴”聊天，虽然只是我一个人在说，可我觉着老伴好像是在听我说话，有时候说着说着，我哭了，老伴的眼里似乎也滚出泪珠来，我讲给孙子听，可他们不信，他们说我年纪大了，糊涂了，可我知道，我一点也没有糊涂，我相信我说的话老伴都听见了。

这时我们村里也陆续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兵，他们见到我都替我惋惜，说，云亭，你怎么不再等等，你走的第二年十月份，就允许回大陆探亲了，那样你还会带着“饷银”回来，有了这个钱，你的下半辈子就不用再操心了。可是我说，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自己早回来了一年，至少我跟老伴还见了一面……我已经80岁了，没有多少“下半辈子”需要操心，这个家有我的饭吃就心满意足了。

说实在的，因为这笔钱是给我们这些老兵几十年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一点补偿，我没有，实在是不公平的。而且，儿子一家靠种地过日子，虽说吃穿不愁，毕竟艰难一些，我要是拿到这笔钱帮帮他们，也算是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可是，因为我是在开放前偷偷回大陆的，台湾方面很快给我注销了户口，并把我列入了所谓“通匪”的黑名单。

听说当局还到修道院去查了很久，并扬言我要是回台湾，会立即被送去坐牢，我知道他们这是在虚张声势，想杀一儆百。我既然打算回大陆就没有想着再回去。人能活几个80岁？与其在那个孤岛了却残生，倒不如拼死一试，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着一步一步跨过台湾海峡的。

我想回家，这永远都不会是错的。

曲光镛：“家里还有

那么多人在等我回去”

“从19岁满怀热情离家报国的热血青年，到在养老院的摇椅上回想往事，我知道自己真的老了……几十年来，我是天天想家，天天不敢想。家里的父母双亲，年纪轻轻就独守空房的媳妇，这些年他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问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在荣民院里，老兵们凑一起几乎从来不敢提老家的事情，可那眼神和表情我们各自都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盼着有回家的那一天。”

“本来我是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参加革命的，没承想竟与亲人从此断了音信”

曲光镛自述：

我是山东荣城人，从小在威海读书，直到19岁高中毕业，才回到荣城老家教书。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我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晚上经常参加一些革命聚会。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形势日益紧张，我的一个同学从威海来找我，说国难当头，我们岂能等闲视之，那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招考军校学生，同学拉我一块去报考，真正地投笔从戎。

我那会儿刚结婚三年，媳妇大我三岁，是山东高密人。因为我是曲家的长子，家里又供我念了很多书，我16岁老人们就张罗着给我娶媳妇，一心让我留在家乡，继承曲家的家业……怕家里的人阻拦我投身革命，我几乎是偷偷地从家里跑了出来，跟我那个同学一起往南方走。那一年我19岁。我们从山东荣城出发，从鲁南走到鲁西又走到安徽，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四川，并且，在成都考上了黄埔军校一分校第十七期。后来毕业以后，我又读了两年宪兵学校并被分到了宪兵部队，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黄山屯溪驻守直到抗战胜利。

本来抗战胜利我以为国耻已雪可以回家了，可不久我们又奉命进驻浙江杭州，后来又转到上海，大约有4000人又转到台湾，训练新兵，从此，我与祖国内地便一海相隔，与老家更是相望而不相知。

刚刚到台湾时，也正是台湾政治、经济都特别困难的时期，我在部队只呆了三四年，便再也忍受不了那种压抑的气氛，提前退役了。那时我还年轻，觉得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我成了自由职业者，一个人在社会上自谋出路。

我们这些退役的老兵在台湾无根无底，在大陆有家归不得。本来我是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参加革命的，没承想竟与亲人从此断了音信。

爷爷直到死都叫着他的名字不肯咽气

很多年以后，他才知道，那会儿，由于他的离家出走，屡次被媒人找上门来理论的曲父在家乡再也呆不下去了，便带着曲光镛唯一的弟弟到青岛谋生，曲光镛年轻的妻子则留在老家照顾他的爷爷。曲光镛回忆：

从小就因为我的聪敏而一心供我读书的爷爷，对我的不辞而别更是无法接受。直到死他都叫着我的名字不肯咽气。爷爷死后，在家乡举目无亲的我媳妇再也呆不下去了，她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在一无所获后，踮着一双小脚来到青岛，投奔了我父亲和弟弟。

我结婚时才16岁，结婚三年，我在威海读书三年，刚刚回到老家教书，我又离家投身抗战，这一走就是40多年，我连一个孩子也没有给她留下……我走了几年之后仍没有音信，媳妇的娘家母亲急了，每次女儿回娘家，她就劝女儿不行就再走一步吧，这样守活寡要守到哪年哪月。再说连个孩子也没有，将来老了谁来尽孝，谁来供养……可她仍是坚持再等等，再等等看。

这时，我的弟弟结婚成家，转眼有了四个孩子，弟媳又体弱多病。我媳妇在照顾全家的同时，又开始带这四个孩子，为他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这一干又是十几年。

不久，我父亲去世了。他老人家是满怀对我的失望而走的。临终时我父亲曾对我媳妇说：“老大家的，等了十几年，光镛也没个音信，人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这么多年我们曲家对不住你，要是有合适的，你自己也找个好出路吧。”当时我媳妇流着泪对我父亲说：“爹，您就别让我走了，是死是活我要等着光镛，只要曲家不嫌弃，我愿意在这儿照顾这些孩子一辈子。”

生活困难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凭票供应，而户口一直在荣城老家的我媳妇，在青岛没有了口粮。看到弟弟一家的生活日益紧张，我媳妇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准备回高密乡下投奔她的娘家。可弟弟和弟媳包括几个孩子都坚决不同意她走。她说：“回去只要有地能种粮食就饿不死，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如今我也不想再连累你们，还是让我走吧。”

这一切都是曲光镛回乡以后才知道的，因此，他的声音里有几丝愧疚，几丝心疼和无奈。他停了很長一段时间，才继续说：

她回乡下不久，弟弟最小的儿子便哭着找来了。因为从小跟着她长大，我那个小侄子把她当成了他的亲娘。那时，他还在读小学，从青岛到高密将近100公里，他总是骑着个破自行车来回跑。每次到她家他就不想走，可星期一早晨，再哭再闹，老伴也要把他送出村子，让他回去好好上学。每次走他哭，老伴也哭，那段时间，那孩子也成了老伴唯一的感情寄托。有点好吃的老伴总是不舍得吃，给孩子留起来。而孩子每次回来都想着给她带点好的，尽管那会儿都困难，可哪怕一个苹果他们娘俩都要分着吃。

后来弟弟家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生活逐渐好了起来，这时，我的弟媳妇已因病去世，孩子们把我老伴又从老家接到青岛，准备让她在这里安度晚年。不久，四个孩子结婚成家，各自都有了小孩，老伴又承担起照顾曲家第五代的任务。就这样一个孩子接一个孩子地拉扯，老伴也变成了白发的老太太。

几十年来，她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音信，却任劳任怨地为我们曲家忙碌了一辈子，带大了我们曲家两代人，她是我们曲家的功臣啊！

谁有家里的音信，谁就是“荣民之家”里最被羡慕的人

当被问及在台湾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想过要成家时，曲光镛说道：

我们这些退役老兵那时候要钱没钱，要工作没工作，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哪还有能力养老婆。

我刚开始退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文化，因此张罗着与几个朋友做生意。我们先是合伙开了个小工厂，由于不懂得经营，搞得也不是很红火，最后只得卖给了别人。后来，我又同别人合开饭店，也是赔得一塌糊涂，只好关门了事。后来，实在没有力气自己折腾了，我又去打工。直到有一天再也干不动了，我找到了过去的一个老部下，请他帮忙把我弄进了“荣民之家”，也就是等于进了养老院。

从19岁满怀热情离家报国的热血青年，到在养老院的摇椅上回想往事，我知道自己真的老了。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生会这样度过。几十年来，我是天天想家，天天不敢想。家里的父母双亲，年纪轻轻就独守空房的媳妇，这些年他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问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我觉得自己像被亲人们抛弃了一样。

前些年在荣民院里，老兵们凑一起几乎从来不敢提老家的事情，可那眼神和表情我们各自都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盼着有回家的那一天。那时，要是有谁知道了家里的音信，暗地里他就成了我们最羡慕的人，找他聊聊我们就好像跟家里通上了话，那种幸福感几天都不会散去。

没事儿的时候，我经常铺好信纸，用毛笔一笔一划地给家里写信。而开头的称呼必是“爷爷大人”“父亲大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两位对我寄期望最大的老人早已去世，冥冥中我总感觉他们还在等着我，等着我。信写好后总是在我的枕边放着一天又一天，因为那时两岸不能通邮，更因为我寄出去的家信都像石沉大海……

进入80年代后，两岸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一些老兵再也忍不了晚年的寂寞和对将要把老骨头扔在这个孤岛上的恐惧，纷纷托人与大陆联系，并且真有不少人找到了亲人。荣民院的老兵个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由于在社会上闯荡了一段时间，朋友比较多，竟很快找到一位同乡，他当时要转道日本回大陆，我托他回家乡荣城寻找父亲和弟弟。

“当时香港的旅馆住满了回祖国内地探亲的台胞，房间在十几天前就要预订好，否则，就会住不上”

1986年，曲光镛的同乡费了很多周折，终于在青岛市找到曲光镛的弟弟一家，曲光镛这才得知，父亲早已去世，妻子没有改嫁，跟着弟弟一家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曲光镛回忆：

同乡回台湾后，悄悄到荣民院找到我，因为怕惹麻烦，他只给我带了口信回来，告诉我家中的一切情况。家里亲人的消息让我亦喜亦悲，听说父亲早亡，而媳妇却痴痴等了几十年，一直替我弟弟拉扯孩子时，我忍了几十年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送走同乡，怕被别人看出我的情绪异常，我来到荣民院的围墙边，一遍一遍地转，看到周围没有人，我终于放声哭起来。

从这以后，我原本已经弯下去的腰竟一天天直了起来，因为知道家里还有那么多人在等我回去，我原来自暴自弃的心态开朗了许多。我开始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想让亲人们看到我健健壮壮地归来。

这之后我又托朋友从国外给弟弟带回几次信，已退休在家的弟弟，千方百计给我捎来了家书。我当然懂得他们盼我回去团聚的心情，可是，我在台湾几十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因为从来不知道有一天还能回家，所以，我当时连路费都不曾积攒过。

就这样在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探亲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回来。而且，我当时对回大陆也有些不安，虽说我也是台湾老兵，可跟很多人不同的是，我并不是被抓兵走的，我是随部队撤退到台湾的，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给自己造成麻烦。

这时弟弟经常托人给我捎信，他在信中劝我快点回来与老伴团聚，并告诉我政府对于台胞早已有政策，要回来的，祖国都欢迎。他还同意把他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我老伴一手拉扯大的那个小侄子过继给我，替我养老送终，床前盡孝……面对亲人们这样周到的安排，我的心真的动了。40多年了，难道这种孤独我还没有受够吗？我从心里问自己。

想到大陆那亲亲热热的一家老小热切的期待，我在台湾就待不下去了。1989年秋天，我终于办好探亲手续，从台湾转道香港、广州回祖国内地。

当时香港的旅馆住满了回祖国内地探亲的台胞，房间在十几天前就要预订好，否则，就会住不上。这些顶着花白的头发，嘴里南腔北调地说着乡音的老兵们，个个都兴高采烈的，像老顽童。有的结伴同行，有的单枪匹马带着一大堆行李，有的甚至坐在轮椅上让老同乡推着出来进去。这些人虽然不相识，但一听说是回祖国内地探亲，都像是一家人一样亲亲热热，互相询问着家中的情况。自从到了台湾，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闹，毫无戒备的场面。

终于回到家了，打开房门，我与老伴相识却不敢相认。岁月太不留情了，它把当年那个水灵灵的年轻姑娘变成了如今这个鸡皮鹤首的老太太……最令我难过的是，在我回祖国内地前夕，我唯一的弟弟去世了，从19岁离开他，到67岁回家，除了最后的那几次通信，我最终没能见上他一面。

尽管弟弟已经不在人世，可他对我的承诺照常兑现了。很快，我跟侄子到有关机构进行了公证，他正式过继给我，成了我的儿子，想到我与老伴形影相吊，孤单了40多年，终于老来得子，有人继承香火，我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更何况我这儿子人极憨厚、老实，对我和老伴极为孝顺。儿媳大方、贤惠，又是做医生的，因此懂得很多养生之道，处处呵护我和老伴的身体健康。孙女甜甜的，可爱极了，常常让我开心大笑，这种天伦之乐过去我在台湾是想也不敢想呀。

本来我回祖国内地的时候只申请了很短的探亲时间。几十年远离祖国，加上台湾的政策宣传，我实在不知道前途是凶是吉。可回来以后，我才发现，虽然家里的条件还是比较差，可亲人浓浓的情意，政府对我们的关怀都是真实可靠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阻挡我回来定居。

探亲时间到了以后，我按时返回台湾，在那里处理了所有的东西，1990年的春节前又回来了，而且，这次是正式回来定居……后来，我成为山东省台湾联谊会理事，想要为祖国统一事业尽点力。有时候，我们黄埔同学会的会员们也会凑在一起，为最终还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总有不少的感慨。

我是从台湾回来的游子，我知道那种思乡盼归的情感。台湾当局不应该让两岸的人民失望，顺民意才能得民心。就像当年开放民众探亲，那么多人不顾偌大的年纪纷纷往大陆跑是因为什么？因为这儿是家，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可以什么都没有，可是你不能剥夺他回家的权利，也许，那是许多人在生命最后唯一的要求。

刘寿：在大陆的老伴

和台湾太太之间左右为难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大陆定居……每年我都回来住半年以上，在家陪老伴过一段日子……我回来了，老伴会高兴很长时间，毕竟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还有多少好日子呢？可我不在台湾，台湾的太太也很可怜。她今年也是63岁的人了，孩子们又住得远，不可能总回来照顾她。为此，她哭了不知多少次。她说，她没想到嫁了我，老了竟是这样的结局……”

“什么都不敢想，也不能去想，想来想去只是折磨自己”

刘寿原来在青岛被服厂做缝纫工。1949年5月的一天，他到外村的姐姐家走亲戚。当时正好是国民党撤退前夕，到处都在抓壮丁。刘寿后来回忆：

那时抓壮丁的都几乎疯了，只要在路上看到青壮年，不分青红皂白绑了就走，我那一年才22岁，人又长得瘦弱，家里有个儿子还不到一周岁，我说什么也不想被抓去当兵。这时，我在国民党部队当连长的姐夫回来，看到我整天惶惶不安，就同我姐姐商量，看来躲是躲不过去了，与其让抓走还不如跟上姐夫走，到了台湾还有个照应。当时我们都以为很快就会回来，心想与亲人在一起总是比举目无亲不知道被抓到哪儿强。就这样也没有来得及回家说一声，我就跟上姐夫走了。

一路上颠沛流离来到了台湾，我在部队里只呆了一年多便开小差不干了，到一家被服厂做起了老本行。那时的台湾局势动荡，经济也不景气，我在工厂里面做得很辛苦，勉强能维持温饱。那种时候除了想自己怎么生存下去，什么都不敢想，也不能去想，想来想去只是折磨自己。

干了几年，我实在受不了那个劳动强度，便辞了工，用积蓄开了一家小店。可由于不懂经营，赔了不少，只好关门不干了。后来我又找了几份工作，都干不了多长时间……看我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姐夫也很着急，最后四处央求朋友借钱给他，帮我在台北市开了一家西服店，发挥我会裁剪的特长……经过几年的挣扎，总算坚持了下来，做得还算不错，至此，我的生活才算基本上有了保障。

我很想家，可又回不了家，而且，不知道此生此世还能不能再回祖国内地的家，于是，我渴望在台湾成个家，至少有个人可以和我分担生活的艰难。就这样，29岁那年，我跟一个台湾女孩结了婚，并且，很快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33年，我与大陆的家是隔绝的，从时间到空间。我由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半百老人，我想母亲如果还活着的话也该是80多岁的老人了。如此的数字让我悚然心惊。

进入80年代，随着台湾与国外的交流多起来，一些祖国内地的信息也不断传进来，许多人利用国外的朋友或亲人与大陆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我所开的西服店能接触到去国外的人，听他们经常说起大陆寻亲的事儿，我的心也动了。虽然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在人世，但我坚信没有儿子的音信，母亲绝不会离去。

娘认不出她的儿子

1982年，刘寿托朋友从美国给大陆的家里捎去了信。那时的信都要写两个信封，外面一个是朋友在国外的地址，里面那个才是在祖国内地的家的地址。朋友特别尽心尽力，使他很顺利地同家里联系上。这时他才知道，母亲还健在，姐姐还在，而父亲已经去世了，发妻带着儿子还留在他家没有走。接到信的那一瞬间，刘寿心里对上苍充满了感激，他想：“我几十年的思乡泪没有白流，家还在那里等着我。”

1983年，刘寿申请到美国旅游，在关岛申请了台胞证，买了机票先飞到日本，从日本飞到北京，然后才回到青岛。那一年他56岁，离开家乡已34年。刘寿回忆：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去世;儿子长得比我还高，已经娶亲生子;媳妇老了，年轻时的高挑、水灵都被如今的憔悴所代替，我心里特别不好受;还有我的姐姐，可怜她带着几个孩子苦苦等了姐夫几十年，直到我回来，她才知道姐夫到台湾第4年便因病去世了，这个消息让年迈的姐姐有些难以承受，不久她便中风去世了。最让我伤心的是我母亲，老人已经82岁了，身体还硬朗，就是脑子有点糊涂，经常转悠出去便找不到家门……见到了亲娘，我泪流满面地拉着她的手说：“娘，娘，我是寿儿，我回来了，你还认不认得我？”可是我娘看了我半天，好像根本不认识我，把我的手甩开，便嘟哝着走向了屋里。我跟在她身后，一边哭一边叫着：“娘，娘，我是寿儿呀，我回来看你来了，娘，你要是认出我来，你就叫我一声寿儿吧。”

可是她不叫，她也不看我，仿佛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我难过极了，在媳妇面前直掉泪。媳妇安慰我说：“娘老了，有点糊涂，她已经很久不认人了，你乍回来，慢慢跟她坐在一起说说话，她也许会认得你，这么多年她想你想得都有些疯了。”

那些天我哪里也没去，有空就坐在娘的跟前跟她聊天说话，尽说些我小时候的事，我年轻时候的事，我怎么相的亲，怎么娶的媳妇，又怎么有了儿子。直到我回来十几天后，有一天，娘看见我时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她说：“你是寿儿，是我那个到台湾去的寿儿吗？你回来了，儿子，你真的回来了吗？”

可是娘的清醒转瞬即逝。

我为了同娘亲近一些，守着她睡了几宿，可她总是把头向里面侧着，衣服也不脱，就那样一动不动。后来，我老伴跟我讲，娘悄悄地问她，那个在她旁边的人是谁，怎么几天了也不回他自己的家，一直在咱们家又吃又睡，弄得她睡觉都不好意思脱下衣服来。我这才知道娘有时候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第一次回来探亲，因为是悄悄的，所以时间不能太长，我只在家待了十几天便要回去。因为不能让台湾当局知道我曾经回过大陆，所以，家里的亲人给我买的礼物我一樣都不能带。要走的那几天，一直不怎么认得我的娘竟塞给我一包水果糖，让我带给台湾的几个孩子。

刘寿好不容易回了家，却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困境

到了夜晚，刘寿与老伴默默相对，他有满肚子的话想说，可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最后，他还是将自己在台湾娶妻的事说了。老伴叹息，为刘寿在台湾遭受的磨难感到痛惜不已。她说：“你在那儿成个家不容易，你该好好待他们，尤其是台湾的太太，人家在那种情况下，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老兵已经是不简单了，现在，你们又都进入了晚年，你更不能把那个家给丢下。”

刘寿回忆：

要走了，一直很坚强没有怎么流泪的老伴，一边嘱咐我路上小心，一边不停地擦着眼泪。送到村口的出租车旁，我对老伴说：“回去吧，我一有机会就再回来看你们，你在家要为自己多保重。”

老伴低着头只是哭，我说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别闷在心里自己难受。一直内向的老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她说：“孩子他爹，我盼星星盼月亮地等你回来，原指望你回来就不再离开我们娘俩，可谁知道你回来还要走，以后，你要是为难就别再回来了，这个家你忘了吧，我和儿子能撑着过下去，你只当我们都不在了吧。”

老伴的话让我心如刀绞，我何尝不知道她是多么地希望我留下来，多么地盼望我从此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她身边，盼了几十年不就是为了个骨肉团圆吗？可是，我又怎么能扔下台湾那个家和几个正在读书的孩子？那也是我的一份责任啊。何去何从在我心里搏斗着，几乎让我五内俱焚。

这时出租车司机催我：“到底走不走呀？”

老伴为了让我安心地走，擦干了眼泪，送我上了车……

刘寿回到台湾的家里，他的台湾太太和孩子自然非常喜悦，可他却再也轻松不起来。临走时发妻的哭声、老母的眼神都让他牵肠挂肚，夜不成眠。台湾的太太发现了他的情绪异常，也挺不高兴。她说：“本来以为你回家看看了却多年的心愿，回来也就安心了，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坐立不安的。”刘寿心里明白：“我的血、我的根是大陆的家给我的，我的心又何尝不是留在了那里，我不是不爱台湾这个家，只是无法放弃对老家的想念与依恋，我总觉得到了大陆的老家，才是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

因为无法忍受对家乡的思念，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刘寿又一次通过到美国旅游回到了祖国内地，回到了青岛老家。刘寿回忆：

这一次娘糊涂得更厉害了，已基本上不认识我了，我叫她，她也不理，只是整天站在院子里望着天，一站就是半天……我至今还记得要离开家的时候，那时我娘已经有些下不了床，可那天她竟自个儿起来并洗漱了一番，早早地站在院子里像是在等什么人。那是个秋天，风凉凉的，我害怕娘着凉，过去扶她进屋，可我一过去，娘问我：“你走了还回来吗？”我当时有些吃惊，一直以为娘已经糊涂得什么都不知道了，可她怎么就在我又要离开家的时候问我这句话？我忙说：“娘，我还回来，只要您老人家好好活着，我一定再回来看您。”我说这话的时候，娘笑了，那是我几十年没有看到的亲娘的笑容。我走的时候，娘还站在院子里，我对她说：“娘，儿子走了，您就回屋吧，外面风凉。”

可这一次，我只看到了娘的眼泪，83岁的母亲站在那儿，风吹起她耳边几缕白发。我放下行李箱，过去拥抱了娘一下，她那瘦小的身体在我的怀里竟一点分量都没有，这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也许下一次回来就再也见不到娘了。

果然，我回到台湾不久，家里就托人给我捎信，说娘病危了，想让我回家给娘送终。可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民众探亲，我不能总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往大陆跑，那样露出破绽，对我在台湾的家也是一种威胁。1985年，母亲去世，享年84岁。生没有奉养，死也不能送终，这是我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

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探亲后，刘寿几次想要回家，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拖住没有成行。这样一直到1997年，在台湾太太的建议下，刘寿给家乡的老伴办了赴台探亲手续，把老伴接到了台北。三个老人在一起住了半年，家乡的老伴想念在大陆的儿孙，决定回大陆。1999年，刘寿在接受采访时回忆：

老伴回了老家以后，我也在台湾呆不住了，特别是台湾的太太退休以后，我竭力地动员她想让她跟我一起回大陆定居，可她说自己在台湾有儿有女，在大陆举目无亲，她不想去。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大陆定居，因为这些年国内的发展我也看到了，儿子家盖起了两层的小楼，我给孙子买了一辆车跑出租，日子过得挺红火……又想多陪陪老伴以补偿她等了我这么多年，也只好这么来回地跑。每年我都回来住半年以上，在家陪老伴过一段日子。从前往回走我没有累的感觉，可后来不行了。我回来了，老伴会高兴很长时间，毕竟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还有多少好日子呢？可我不在台湾，台湾的太太也很可怜。她今年也是63岁的人了，孩子们又住得远，不可能总回来照顾她。为此，她哭了不知多少次。她说，她没想到嫁了我，老了竟是这样的结局……

栾心和：19岁去台，

67岁终于回乡成了家

“同乡们一个个与家里联系上，欣喜若狂地准备行装，启程回家。他们来约我一起走，我却迟迟拿不定主意。不是我不想家，不是我不想回家，只是我想起母親，想起那个凄凉的家，我就无颜面对家乡的亲人，无颜去见我走时还是个小孩子的弟弟。我不知道见了他们该说些什么，这么多年的苦我如何安慰他们，如何补偿他们……我在台湾一个人飘来荡去，不知道何处是归宿。”

“经过很严厉的整顿和几次肃清军纪，士兵们基本上没人再敢提‘回家两个字”

1949年，栾心和19岁，家里有母亲和一个弟弟，一个姐姐。父亲早就去世了，身为长子的他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同时也上了当兵的花名册。他回忆：

当时那种情况我要是走了，家里就等于塌下天了，所以，母亲让我白天上厢房的一个夹墙里藏着，只有晚上才敢喊我下来吃饭。我那时胆子也小，有时候在夹墙里躲一天，饭也吃不上一口，再下来我就不愿意上去。可母亲哭着求我再上夹墙里忍一忍，也许等抓兵的走了，就算躲过去了。

那个夹墙很窄，几乎藏不下一个人，我只有使劲在里面侧躺着，有时候躺得半边身子都麻木得不听使唤了，也不敢动一下。因为抓兵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跟我娘纠缠呢。就是这样我也没躲过，在一次下来吃饭时，被那些破门而入的人给发现了，马上被带走了。

我们被送到了海南岛，在那里守了6个月以后，才撤到了台湾。

那时台湾很穷，没什么吃的，我们这些当兵的很苦，每天除了训练便是训练，许多年纪比较小的兵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哭着嚎着要回家。可那时如何能看到家的影子？我们这些人整天吃不上喝不上，还不断地有人得传染病，有的人受不了想家的折磨自杀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我们那个部队里有不少。

我心想混到哪天算哪天，反正家是回不去了，家里人是死是活再牵挂也顾不上了。我不知道我这个长子走了，他们如何生活下去。

那时候，国民党部队里的风气特别差，我们这些当小兵的处处受气，不仅要被长官呼来唤去，还得伺候那些老兵，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而且，刚到台湾的时候，军队里的士气特别低沉，上面虽然整天要求我们搞整编，搞训练，可下面的兵由于几乎都是从大陆带过去的，在那样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人心涣散，人人思乡心切，夜深人静，经常听到打骂声，那是一些长官在惩罚那些悄悄盘算如何开小差返回家乡的小兵。

经过很严厉的整顿和几次肃清军纪，士兵们基本上没人再敢提“回家”两个字，当时的那种情形，就是要我们在那个孤岛上死死地驻守，回大陆的事根本连想都不能想。

就这样，我在部队里一呆就是31年，最后做到了士官，50岁那年正式退役，我才有了自由。

退役以后没有生活保障，对婚姻家庭就更不敢问津了

退役后，栾心和从头开始，给自己谋一条生路。据栾心和回忆：

退役以后没有了生活保障，自己的衣食住行尚难找个着落，对婚姻家庭就更不敢问津了。更何况我们这些老兵在台湾举目无亲，又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几乎连最底层的台湾人都不如，因为这里本地的人根本不认同我们，所以，就算有能力娶媳妇，也很难有称心如意的，有不少成亲后又因各种情况离婚的，看到这些悲剧，已经这把年纪的我，索性就打消了在台湾娶亲的念头。

几经颠沛流离，终于，由于我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还认得一些字，我在台中市文化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份帮助整理点资料，搞点辅助性研究的工作已经非常不错了，我决定在台中市留下来，不再到处奔波。

那时我们三个老兵合租一套公寓，大家都有不同的工作，只是晚上下班才凑到一起合伙做饭吃。

因为在台湾许多老兵退役后只能自谋生路，所以，能够有条件娶亲的很少。为了摆脱孤独，也为了互相照应，几个比较合得来的老兵常常合租一套房子住在一起。大家合伙开饭，生活费平摊，这样每个人的负担都会小一些。像我们这些老兵收入来源没有保障，因此，生活上就特别俭省。有的人省吃俭用还是为了将来能够活着回祖国内地的家看看。虽然，那时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消息全面封锁，可思亲心切的老兵们还是千方百计地想要跟家里的人联系上。

与我同住的几个老兵也在不断地找机会，到处打听，看到他们如此热心，从来不相信还能与家里联系上的我也开始关心这件事。

离开家乡几十年，我不知道家里的亲人是否都还活着，我想知道家里的信儿，又怕听到家里的消息，我怕心中原有的那些希望都被打碎。直到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探亲，我才真正有机会与家里联系。那时，我的一个同乡回去探亲，大家都托他给家里捎信，我也在别人写好的信后面缀上了自己的名字。

同乡回台湾以后，给我带来了家里的信儿，我母亲在我走后不到20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姐姐嫁到了外村，家里只剩下了弟弟一个人。

“姐姐的年纪大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姐姐也许就等不了你了”

离乡几十年，第一次收到家书，这让栾心和几天几夜没合眼，他觉得自己是个不孝之子。“要不是因为我离开了那个家，母亲怎么那么年轻就离开人世，我的那个家现在还能叫个家吗？”

母亲过早地离世对想家的他而言无疑是最为沉重的打击。因此，他宁愿在母亲还活着的想象中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也不愿意让这个梦破碎。栾心和回忆：

同乡们一个个与家里联系上，欣喜若狂地准备行装，启程回家。他们来约我一起走，我却迟迟拿不定主意。不是我不想家，不是我不想回家，只是我想起母亲，想起那个凄凉的家，我就无颜面对家乡的亲人，无颜去见我走时还是个小孩子的弟弟。

我不知道见了他们该说些什么，这么多年的苦我如何安慰他们，如何补偿他们。

老兵们一个个走了，一个个又回来，我在台湾一个人飘来荡去，不知道何处是归宿。只知道此生此世除了一把年纪，几捧清泪，我混过了大半辈子。

就在这时，一个回家探亲又返台的老兵给我捎来了姐姐的信。

姐姐那时也已是60多岁的人了，为了找人给我写一封信，她走了很远的路，专门到镇上的学校找了一位老师。姐姐在信里说：“弟弟啊，自从知道你还活着，我就到咱娘的坟上给她报了喜，我跟咱娘说，心和他还活着，他就要回来看您老人家了。可是，我们左等右盼，人家出去的有的都回来了，就是不见你的影子。弟弟啊，姐姐的年纪大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姐姐也许就等不了你了，弟弟，你为什么还不往家走啊，你还在等什么？”

那个给我捎信回来的老兵也劝我：“兄弟啊，年纪也不小了，趁着能走动还是赶快回家看看吧，你不知道家里的人有多牵挂啊，不为别的，为了你那老姐姐你也该尽快赶回老家去啊。”

老兵的话让我如梦初醒，我突然觉得我一直不想回家是因为太为自己考虑了，我光想到不愿意承受母亲离去的那些苦痛，却没有为家里还活着的人着想，几十年生死不知，他们该为我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

终于，在年迈的姐姐声声的呼唤中，栾心和再也不能也不想这么漂泊下去。

1989年，栾心和回到了家乡探亲。说是探亲，其实村里面除了弟弟一家，已经别无亲人。姐姐闻听他回来，马上让儿女扶着自己来看栾心和。

“我渐渐有些习惯这种热闹与亲热，在台湾孤零零的40年，我几乎忘了家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栾心和回忆：

去给母亲上了坟，我开始真切地感受到母亲是真的离我而去了。想到40年前的那些夜晚，母亲整夜不睡地守在窗前，外面一有动静，就赶快叫醒我，叫我藏到夹墙里面去，我就忍不住要心痛地叫上几声：“娘，娘，您老人家是生生为儿子遭的罪啊。”

夜里睡在自家的老屋，我好像看到母亲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那道我曾经藏身的夹墙还在，母亲叫我下来吃饭时的样子还在我眼前，可是，母亲却不在了，她是带着永远的遗憾走的，可我这个儿子又能为她做些什么？

与弟弟一家相守了几日，我渐渐有些习惯这种热闹与亲热，在台湾孤零零的40年，我几乎忘了家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村子是变了样了，村里人的生活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有不少人盖起了楼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那些原来跟我一起长大的玩伴，如今已都是儿孙满堂，一个大家庭，出来进去好不热闹。

他们抱着孙子来看我，見我这把年纪，还是孑然一身，都劝我在家乡找个人成个家，可我只有苦笑。像我这般年纪，又是这样的身份，在台湾没有什么生活保障，回大陆来也很难说会怎么样，有谁愿意在这种时候嫁给我，我又能给人家什么样的承诺？

姐姐也张罗着要给我娶个媳妇，我劝她别伤这个脑筋，这辈子我已经打算一个人过下去算了。可姐姐流着泪说：“弟弟，只要姐姐还活着，说什么也要给你说上一门亲事，你现在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要是老了身边连个人也没有怎么办，我不给你操这份心，娘要是九泉之下知道了，她会怪我这个当姐姐的呀。”

那几年我平均两年回一趟老家探亲，一直跑了七八年，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跑不动了。

我想留在家乡不再回台湾……像我这样一辈子没有成亲的老兵，很多人都是回到家乡过继一个侄子做养子，成为生活的指靠。可我没有这个条件，弟弟家自有他的难处。

这时我想起了姐姐的话，也许姐姐给我的打算是对的，在家乡找个人，将来回家乡安个家，也算这辈子有个安宁的日子可以过，哪怕年纪再大也不会没有依靠。再次回到家乡，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姐姐和弟弟，他们都很高兴我终于想通了，千方百计地给我打听起来。

1997年，栾心和和刘美玉结婚。这一年，他67岁，她51岁。栾心和感叹：“我们俩都已进入暮年的人走在了一起，这场婚礼对我来说整整迟到了50年啊！”

刘先生：倒在返乡定居的前刻

“到台湾以后，每次看到小姑娘抱着布娃娃在商店里与父母在一起，我就想到你。我想哪个小女孩会没有几个父亲给买的布娃娃，可是我的女儿就没有。我不是没有钱是因为没有机会……也记不得从哪年开始，每到圣诞节，我就会去买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放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你手里……”40多年后，女儿终于收到了父亲给她买的布娃娃。

“我有时想想也从心里埋怨父亲……这么多年是死是活，连个信儿也不往家捎。我不知道当时台湾那边控制得这样严”

1989年5月，刘先生第一次回祖国内地寻亲时，已经70岁。他曾是国民党部队里负责核税的军官，1948年，走得非常突然。那一年，她的女儿还只有6岁。刘先生去世后，女儿接受了采访，但不愿意透露父亲的名字，她说：

那时我才6岁，刚刚记事的样子。我记得那段时间父亲很久没有回家，我母亲背着我到青岛的营地去找他。问了半天也没有人理我们。后来，父亲的一个战友跑来跟我们说，父亲随船去了台湾，但很快就会回来，让我们不要着急。那人还给我母亲留下两块大洋，说是买米用的，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

那时候，我们还在费县的乡下生活，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念过什么书，只得靠给人洗衣服养活我。后来兵荒马乱的，乡下的地都荒了，我们再也没什么吃的，母亲便带着我来到青岛谋生。好在很快就解放了，母亲有了正式工作，我们娘俩才相依为命地活下来。

由于我父亲的突然离去给母亲的打击太大，她的身体一直是病病恹恹的。她是“文革”时去世的，那时她还不到50岁。

母亲临闭眼前一直喘着一口气不肯走，我拿了很多东西放在她手里，她都不认，最后，我想到了父亲留下的照片，忙翻出一张放在她手上，母亲是握着那张我们一家唯一的合影走的。那上面的我才刚刚满月……

母亲去世，好在我那时已成家，丈夫人很好，把我们这个家给撑了起来。我那时拼命上进，一心想通过好好地工作和学习摆脱父亲带给我的阴影。

我有时想想也从心里埋怨父亲，觉着他根本没有把我们母女当回事，说走就走了，这么多年是死是活，连个信儿也不往家捎。我不知道当时台湾那边控制得这样严，根本不可能与大陆这边取得联系。

一直到我过了40岁的生日，我的心彻底凉了下来，我想父亲即使活着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说不定在台湾早已娶妻生子，跟在大陆的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年轻时候倒没觉着怎么想，可年龄越大对过去的回忆就越多，对亲人的想念就越重，每当这时，丈夫就劝我：“别再折磨自己了，说不定老人在那边过得也挺好，只是他没办法跟你联系上罢了。”

“过生日的晚上，我又爬起来给父亲写信，双鬓皆白的我真的很希望在有生之年与父亲相聚”

刘先生的女儿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一直低头用力看自己手心的她，把目光投向了隔壁那个房间。在那里，靠墙的一张单人床上像小山似的堆满了布娃娃。从陈旧的到鲜艳的，一个挨着一个，乍一看像是玩具车间的一角。

看到记者眼里的惊诧，刘女士有些羞涩地笑了一下：“这都是我的。”

“你的？”

“是的，是我的。”

是1983年吧，那天我正上着班，有个人给我带来一封已经打开的信。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外地无亲无故，谁会给我写信呢？

找了个角落，我仔细一看差点坐在地上，那是我父亲写来的信。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没错，是我父亲，因为信的开头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里面提到我的地方全是我的乳名，除了父亲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的乳名。

晚上回到家里，我没敢跟孩子们说，和丈夫躲在屋里又把父亲的信琢磨了半天，这才肯定父亲是真的来信找我来了。那时父亲根本不知道我和母亲早已迁到青岛定居，他托一个朋友从美国往大陆捎的信，把信直接捎回了老家费县。

因为不太清楚大陆这边的情况，因此，信封写得含含糊糊，直到老家的人把信打开看了，才知道是寻找我们母女的。村里有知情的人便托人把信捎到了青岛——我的手里。这期间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而且，父亲的信上也没有落地址，我们只知道他还健在，在台北定居，别的就不清楚了。

父亲还活着，我心里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们这时才知道还有一个姥爷在台湾，女儿说：“妈，你可真够坚强的，这么多年就没听你提起过台湾还有一个父亲，我们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个姥爷吗？”我只能用苦笑來应付，这么多年我为父亲受的苦我自己知道，我不愿让我的儿女再受牵连。

从那次接到父亲的信，我们一直在等，期盼与父亲尽快联系上。大概是一年以后吧，父亲又托人给我们捎来了照片和信，这次我们才算真正地跟父亲联系上。照片上的父亲已是一个老人，跟我记忆里的那个完全不同。

这时我知道了父亲一直独身一人，在台湾没有成家。他从桃园退役以后，转到了台北新闻局继续工作，直到60岁退休。

因为知道信的确能到我的手中，父亲这次写得挺多，字里行间都是对我和母亲的思念之情，让我反而不知道该怎样把母亲早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这次我给父亲写了回信，并寄上了我们全家的照片，托那个朋友带给父亲。我在信中告诉父亲，母亲已于1967年去世，可我还在一直想念着他，希望他能早日回来，让我这个女儿为他尽孝。也许父亲收到我的信后挺失望的，毕竟老伴不在了。后来，他虽然也有信来，但从不提回来看看的事儿，我一再地写信劝他，趁着身体还好，赶快回家来看看吧，家里的亲人都在盼着他。

1989年，孩子们给我过了50岁的生日，我从工厂里退休了。看着长起来的一儿一女，我从心里觉得自己已经开始老了，我母亲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在人世了，人能有几个50年？

过生日的晚上，我又爬起来给父亲写信，双鬓皆白的我真的很希望在有生之年与父亲相聚，那一夜我边写边哭，弄得信纸上到处是斑斑泪痕。

这一次，父亲很快给我回了信，他说已决定5月份回青岛探亲，正在办理各种手续。接到信后，我高兴极了，那时我住的房子还没有现在的好，但我还是粉刷了一遍，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准备迎接父亲。那天到机场是我和丈夫、儿子去的，女儿在家准备饭。走时我们还带了父亲的几张照片，有他青年时代的，也有老年以后的，怕到时候与老人相认却不相识。

谁知父亲一下飞机还没有出关，我就看到他了。他老了，满头的白发，但模样还是我想象的那样。这时，儿子对我喊：“妈妈你真傻，来接姥爷还带什么照片，你没发现你跟姥爷长得那么像吗？”

父女相见，白发的老父拥着同样头发斑白的女儿

那時的机场，有很多回来探亲的台胞，他们扶老携幼，相拥而泣的场面比比皆是，可刘女士跟父亲的相见还是非常惹人注目。白发的老父拥着同样头发斑白的女儿，两人执手相看足足有几分钟，好久，刘女士才想起应该先喊老人一声“爸爸”，但这种称呼对她而言，实在是太遥远了。刘女士回忆：

回到家里，父亲看看我住的地方，一直没有掉下来的泪终于流了下来，他说：“女儿，真的很对不起你，这些年你跟你妈都受苦了。”

提到母亲我也流了泪，我说：“爸爸，我倒没什么，这些年也养儿育女地过来了，只是我妈妈去世得太早了，她是受不了你离开她的这个现实才病倒的，直到死她还念叨你，说你当时走就走吧，为什么连个信儿也不给她。”

父亲知道母亲是在对他的误会中离开人世的，他说：“当时命令我们到台湾的时候特别急，而且，不允许我们给家里人去信儿，说这是军事秘密，当时我以为只是普通的调防，谁知一到那个孤岛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这一耽搁就是40多年，40多年啊！”父亲说着老泪纵横，我知道已经70多岁的他几十年来又何尝不想大陆的妻子与女儿，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

看到父亲从口袋里掏出药片吃，我知道他老人家太激动，心脏有些承受不了。我忙擦干了眼泪，扶父亲在饭桌旁坐下，这时我丈夫举起了酒杯：“来，爸爸，过去的事儿我们就不再提了，现在您老人家平安回来了，这是我们的福气，以后这儿就是您的家。让我们这些小辈为您回家干杯！”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酒，老头儿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又分红包又送礼物，直惹得两个孩子姥爷长姥爷短叫个不停。轮到送我礼物了，父亲在包里掏了半天没有拿出来。女儿在我身边悄悄说：“妈，姥爷肯定是给你带金项链回来了，要不放得这么严实？”我瞪了女儿一眼，上去扶着父亲：“爸，你刚回来也够累的，就别忙着找什么礼物了，对我来说，你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我话还没说完，就见父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半新不旧的布娃娃，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以为他是给我女儿买的，忙说：“爸，你都看到了，孩子们都大了，这种玩具他们……”

话说了一半，父亲就打断了我：“女儿，这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不是送给你的孩子的。”

“送给我的？”

50岁的我儿女成群再接受一个父亲送的布娃娃？

“是啊，女儿，我离开你时你才6岁，正好是玩布娃娃的年龄，那时我一直想回家的时候给你买一个，因为太忙一直没买。到台湾以后，每次看到小姑娘抱着布娃娃在商店里与父母在一起，我就想到你。我想哪个小女孩会没有几个父亲给买的布娃娃，可是我的女儿就没有。我不是没有钱是因为没有机会。这使我一直觉得愧疚。也记不得从哪年开始，每到圣诞节，我就会去买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放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你手里……

“这次回来，我知道别的老兵回家探亲都是买各种金首饰，我也买了一点，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布娃娃，因为这是我40多年前的一个心愿。在我的记忆里，你一直还是那个6岁的小女孩，我根本无法想象你已经是年过半百的母亲了。现在我才尽一点父亲的责任，也许晚了些，可我总算做到了。女儿，你不会笑父亲吧？女儿，我希望你收下这个礼物，因为你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个小女孩，瘦瘦的，白白的，因为太像我而没有你母亲好看。”

父亲说着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接过布娃娃，顾不得儿女在旁边，一下子给父亲跪下了。

尽管我们热切地希望父亲能回来常住或者不再走了，可他4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生活，乍回到这个大家庭有些不适应。老人的观念非常传统，总认为女儿与儿子不同，女儿家就是别人的家，不能当作自己的家，这一点我怎么跟他解释他也想不通，自然，他住得不踏实，第一次回来探亲只呆了一个月便回台湾了。

“他想在回来之前，让我到台湾去看看，毕竟他在那儿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却了这个心愿，他就跟我一起回来，再也不回去了”

刘先生回台湾以后，再次回来，是在1992年。每次他回来，都是呆一个月，时间到了马上回去。这样他几乎每隔两年回来一次，直到1996年他最后一次回来。刘女士回忆：

那时，我女儿已经结婚成家了，家里只剩了小儿子，而且，我已经搬了家，生活条件比原来好多了。我劝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了，这样跑来跑去不但他累，我们也不放心。我希望他考虑回来定居的事儿。

我跟父亲说，我们夫妻虽说都是工人出身，没有多少钱，可大陆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得多，物资方面很丰富，社会治安也很稳定，在大陆至少我们是一大家子人，可以给他老人家尽尽孝心，人老了不就盼个团圆吗？父亲叹了口气，说自己也是快80岁的人了，再这么跑也没有力气了，如果条件允许，他当然愿意回祖国内地定居，只是他想在回来之前，让我到台湾去看看，毕竟他在那儿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却了这个心愿，他就跟我一起回来，再也不回去了。

1996年父亲回台湾以后，就开始给我申请探亲的名额。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台湾那边一直到1997年底才批准。接到父亲的信儿我就开始办理赴台探亲手续。直到1998年5月份，手续才算办齐了。那几个月我为了跑手续，人累得又黑又瘦，手续办好了，又准备行装，直忙得昏天暗地。

这时父亲来电话，说房间都给我布置好了，就等我去台湾了。我问父亲身体怎么样？父亲说没问题，他身体很好。那时离我启程大约还有一个星期，我和父亲相约台北机场见，在走之前就不再通电话了。

女儿特意请了一星期的假，陪我上街买衣服、做头发、给父亲的邻居和朋友挑选礼物。临行前父亲在电话里一再叮嘱我，不用带太多钱，只要带好机票和零用钱就行了。我是在家人和同事们的簇拥下上的飞机，他们都为我高兴。

第二天中午大约12点左右，我到达了台北机场，可等我身边的人全部都走光了，我也没看到父亲的影子。我在机场等了三个多小时，直等得机场的工作人员上前来问我，我把父亲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他们，可电话打通后没有人接。我高兴极了，以为父亲就在来机场的路上，可能他有什么事耽误了时间吧。我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继续等。直到下午4点多，父亲还没有出现，机场的人帮我喊了一辆计程车，我把父亲在台北的住址给他，他一看马上就带我去了。

我提着东西去敲父亲家的门，可敲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开门，我轻轻一推，门开了。我走了进去，嘴里喊着“爸爸，爸爸，是我，女儿”。

里面没有人回答，我以为父亲睡着了。这时，一股怪味从屋里冲出来，我以为厨房里什么东西坏了，往厨房里一探头，发现锅碗瓢盆乱糟糟地扔了一厨房，我更奇怪了，看样子父亲很久没有收拾厨房了。怎么会呢，一个星期前我跟父亲还通过电话，他在电话里笑呵呵地对我说，买了一冰箱好吃的东西。朋友们见他疯狂大采购，都问他有什么喜事登门，他说：“我女儿要从大陆来看我了，女儿要来台湾了。”可父亲到底上哪儿了？我又往客厅走去，这时我发现怪味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一推门，眼前的景象把我吓呆了。只见父亲仰躺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去了，尸体都有了怪味。我几乎是惊慌失措地跑出了父亲的家，不知该怎么办。我感觉天都塌了下来，站在父亲的家门口，忍不住痛哭起来……

这时，一个邻居走过来，上前关切地问我找谁？我把她带到了父亲的客厅，她也大吃一惊。这位邻居告诉我，这些退役的老兵在台湾无亲无故的，一般很少跟外界来往。因此，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在台湾也算不上是少见。

邻居叫来了警察和救护车，在医生初步检查后，我知道父亲是死于突发性的心脏病，时间大约是一个星期前，也就是父亲跟我通完电话后不久……为了让父亲尽快入土为安，我强忍着伤心，求父亲一个旅行社的朋友帮忙，给父亲办了后事。

“这次在台湾与父亲意外永别给我的打击太大，让我终生难以解脱”

由于台湾当时的政策规定，无论台湾的民众留下多少遗产，其在大陆的子女只能够继承200万新台币，而且，要通过很多道公证程序，并且，在一年半以后才能兑现。当时因为刘先生一再让女儿不要带钱，女儿只带了一百多美金的零用钱。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她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可关于父亲的遗产和房子的继承问题都不允许她马上离开台湾。刘女士说：

那时，我一个人在台湾，几乎是走投无路。与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台胞受到的热情接待相比，我这个大陆来的女儿在台湾几乎找不到可以帮我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心态，对大陆人似乎都有些偏见，甚至有些不友好。包括我去给父亲注销户口，那个警察听我说半天，才一挥手让我找个邻居来跟他说。父亲退役以后几经搬迁，也没有什么朋友，我这时才知道父亲在台湾的日子过得有多孤独。

最后，还是父亲在美国的一个朋友，托了他在台湾的父亲帮了我的忙，借了我一点钱，为我继承遗产的事奔走。每天吃着方便面，一天天熬着办理各种手续，后来，眼看有很多事情台湾方面做得都很过分，我想请个律师帮我打官司，可找了几家他们都拒绝受理，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大陆来的子女。

在台湾呆了40天，我体重减了30多斤，头发也白了很多，家里不断打电话过来，可我不愿让他们过多地担心，更何况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

许多时候，我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在父亲的家里，我看到了父亲为我布置的房间。那是一个非常漂亮和温馨的房间，跟父亲的卧室相对，使他一起床就能看到我。已经80岁的父亲有着难得的细心和周到，他甚至把睡衣和拖鞋都给我买好了，放在床前。浴室里还增加了很多女孩子用的东西，看得出父亲为我的到来已经准备了很久，也许正是因为我的赴台，让父亲过于忙碌和紧张，才引发了他的心脏病，有时候，想到这里我就恨自己过于粗心。

尤其是当我在烈日下，一遍遍挤公车去办那些手续时，我才真正有些清楚，父亲为我办那些探亲手续，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烈日下奔波。

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一屋子的布娃娃，父亲说他每年圣诞节都要给我买一个新的布娃娃，果然，父亲的家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布娃娃，直摆到我卧室的床上。

如果说父亲当年离开我时我还不懂事，对那种生生分离的感觉并不太深，可这次在台湾与父亲意外永别给我的打击太大，让我终生难以解脱。想想父亲这一生，与家里一别就是40年，好容易找到女儿，准备叶落归根，却终于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能够从父亲给我办理探亲手续的迫切中感到他的期待。因为父亲一直认为他是属于那种在台湾过得不错的退役老兵，晚年收入有保障，身体也没有大毛病，所以，他特别想让我看看他的生活，他的一切。这是他晚年对我唯一的期待。

父亲一辈子已承受太多，最后，连女儿来接他回家，这样小小的快乐他也承受不起了。也许他的生命注定要以遗憾告终，可我并不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

要说不幸，再没有比当年背井离乡到台湾这个孤岛上的老兵们更不幸的了。可是这命运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当时他们任何人都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有的只是服从命令或者是强拉硬拽。而40年后，当这人为筑起的高墙再也阻挡不住人们回家的脚步时，那种人为的隔膜还在。

在台湾呆了40天，我终于再也呆不下去了。等有关的手续基本上办理完毕，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登上了回祖国内地的飞机，在我身边的旅行袋里塞满了父亲房间里的布娃娃，我尽可能地多装，也只带回十几个，剩下的我都留在了父亲的家里。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轻轻地对父亲说：“爸爸，咱们回家了，女儿这次真的带你回家了，你再也不用担心孤单和寂寞，因为家里有那么多亲人在等着你回去团聚，爸爸，咱们真的再也不会分开了，你和妈妈终于可以团圆了。”

何知春：给父母修坟的心愿没法实现

“因为当时接到你问爷爷、奶奶坟地的信，父亲他们也很内疚，觉得没给老人留下点什么东西，将来你回来时无法向你交代……当时三叔就提出来做个假的，他说：这样至少大哥回来想哭也有个地方哭啊。就这样父亲才同意了给爷爷、奶奶修个假坟。本想你回来去看看了却心愿也就是了，可你又提出给他们修墓，这事儿我实在沒法解决了。”

“船越开越快，眼看就要开出吴淞口，我来到甲板上，把那身军服一脱，枪也扔了，纵身跳进了黄浦江”

何知春退役前曾任国民党的上校师参谋长，应该算作台湾的高级军政人员，他不想给自己制造麻烦，最后选择用化名何知春接受采访。他说：

我从小生在一个封建色彩特别浓厚的家庭。那时，我们家在黄浦江边拥有十几条渔船，我爷爷跟我父亲都是江边出了名的渔霸，家里也很有钱。因为我前面的两个哥哥出生后不久都夭折了，所以，我的出生给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接续香火的人的何家带来了莫大的欣喜。他们给我取小名叫“狗屎”，就是希望我是连狗都不稀罕的贱命，让我不至于像前面的两个男孩那样很快夭折。

我是在极端娇宠溺爱中长大的。读了几年私塾，因为过于调皮捣乱，被先生送回家。9岁时家里给我买了一个逃荒的女孩，可能是11岁吧，做童养媳，可是我不干，与爷爷吵架，要撵那个小女孩走。爷爷气得拿着剔鱼的刀在码头上追我，要宰了我，我一头扎进黄浦江才逃掉。

当时，因为我读过书，所以满脑子的新鲜主张，要求男女平等，要求婚姻自主，更看不惯我们家里男人吃饭，女人在旁边伺候，大小错都要在爷爷面前被罚跪责打的封建礼教，我因为从小被惯坏了，所以，叛逆的性格就更加无法克制。

那时，我后面又陆续有了二弟、三弟和四弟，可不知为什么，爷爷和父亲就是疼我，就是娇纵我，而对我的那几个兄弟特别不好，这也让我觉得不公平。16岁那年，家里要我与童养媳圆房，我百般推阻，家里就是不肯放过我，无奈之中，我在家里过了一夜就跑了出来。

为了谋生我先去一个码头做工，我娇生惯养，根本做不了，这时，我的一个把兄弟在国民党部队里做事，他介绍我来到部队当了一个打杂的勤务人员。那是国民党的一支杂牌军，人员很乱，谁愿意干就发给你一套军服一支枪，我就那样在里面混了起来。

那时候我偶尔回家，家里的人都不敢跟我讲话。因为爷爷早把我从这个家里清除了，他说他从今以后再也不认我这个不孝之子，不许家里任何人与我接近。那时，只有我母亲偷着跟我讲两句话，塞给我点吃的，嘱咐我在外面要当心。因为不喜欢家里给我找的那个童养媳，我每次回家都躲着她。

1948年，有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往台湾撤，有一天早晨突然来了命令，让我们的船开往台湾。

好多人都没有准备，稀里糊涂地就看着船驶出了码头。我在船上也急了。虽然我的性格很叛逆，可骨子里还是特别孝顺的人。我无论如何也得跟爷爷和父母说一声，我不能让他们太伤心。

船越开越快，眼看就要开出吴淞口，我来到甲板上，把那身军服一脱，枪也扔了，纵身跳进了黄浦江。

我想凭我的水性，在水中游几个小时没什么问题。可游着游着就觉得没力气了。我几次被浪头卷到了水底，又几次硬钻了上来，几个回合以后，就发现自己不行了……

“他们兄弟几人商量好了，到郊区的山地里造了一个（父母的）假坟拍了照片寄给我”

何知春并未如愿游回大陆，也没有葬身鱼腹。第二天，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一艘船的甲板上，几个穿着国民党军军服的人在他的旁边走来走去。不幸的是，救他的那艘船也是撤往台湾的。何知春回忆：

我17岁到了台湾，被编进了正规军，接受了很多训练，因为是小兵，所以吃了很多苦。后来，我被分到了连队，因为一手毛笔字不错，连长见我有些文化，便留我在连里干了文书。同许多从大陆去台湾的小兵一样，我在那里举目无亲，而且，因为年龄小总要被别人欺负，国民党军队里的那种风气更是让人受不了。

一直没有真正体会过什么叫做受苦的我，在台湾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滋味。为了脱离苦海，我开始拼命用功读书，下决心要通过考军校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为自己找一条活路。

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军校，并且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从军校毕业我被派到金门驻守。也许看到我的资质不错，人又很勤奋上进，我陆续又被送进战争战略学院，海陆空三军学院深造，后来被提升为营长。

那时不断有老兵退役。这些老兵在台湾无亲无故，退役以后还要自谋生路，我很想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鼓励。老兵们退役时纷纷要我给他们写条幅留念。我知道他们离开军营以后，会因为没有固定居所而东搬西迁，写好的条幅很容易就会给弄丢了……

当时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大陆的家已经变得很遥远，几乎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家了，我当时对这一点感到特别地绝望。

我总想自己是个不孝的逆子，这次是真正地被家人所遗忘了。

在台湾已经孤单了20多年的我特别渴望有个家……后来，我在金门结了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不久，我被调到台湾的装甲旅干旅长，以后又做了师参谋长。

1983年，我52岁了，开始无法克制地想家想亲人。由于两岸的关系一直不正常，我想给家里人捎个信儿，又怕给他们惹来麻烦，毕竟，我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这么多年。

1983年以后，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稳定，对台湾同胞的政策也特别地寬松，我开始有了与家里人联系的想法。我的第一封信是托一个安徽老兵从日本带回上海的。上面写了我父亲的名儿，一些老邻居收到后，便给我住在市里的三弟送了去。

那时我爷爷跟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家里二弟成了长子，弟兄们有事都要跟他商量。三弟把我的信拿到二弟那里，他们几个是又惊又喜。因为我几十年没有音信，他们都以为我死了。

见信中主要是问老人是否还在，二弟让四弟给我写了一封回信。我见到信后，知道老人都不在了，悄悄地哭了一场，又写了第二封信，问二弟他们老人的坟修在哪儿，我希望能有朝一日到老人的坟上看看，添一把土，也算是尽孝了。可我不知道我的这封信让二弟他们为了难。因为出身不好，老人的坟早在“文革”中给平了，如今那儿早已是一片稻田，根本找不到坟的影子。

二弟他们觉得如果照实说，我肯定会特别伤心失望，也许从此就不再回来。为了安慰我，他们兄弟几人商量好了，到郊区的山地里造了一个（父母的）假坟拍了照片寄给我。

由于当时我还没有退役，回家探亲的事儿根本连想都不能想，我只好经常托人捎信给他们，以解自己的思乡之痛。

“大哥，你可回来了，你不知道老四等你等得有多苦啊，临死都念叨你，说你要是回来就赶快点上香告诉他”

何知春回忆：

1987年，我又收到了四弟的信儿，他告诉我自己得了肺癌，恐怕将不久于人世，希望在死之前见我一面。他在信中说：“大哥，我们兄弟已经40年没有见面了，你走的时候我还很小，可我还记得你当时是那么威风，那么神气，我小时候很想长大也像你一样勇敢。”

为了四弟，我提前办了退休。可是去办探亲手续又被告知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退休3年之内不得回大陆探亲。我终于没有在四弟离开人世之前回来。

1989年，我因为在澳门投资了一个跑马场，作为马会的副主席到澳门视察。刚离开香港，我就想机会来了，我在澳门只呆了一天，便直奔上海，我回家了，那一年我58岁。

见到二弟，我们两个抱头痛哭。这时四弟已经去世两年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四弟媳見到我也掉了泪，她说：“大哥，你可回来了，你不知道老四等你等得有多苦啊，临死都念叨你，说你要是回来就赶快点上香告诉他。”

这次回来因为是临时决定的，所以，我只呆了6天时间。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和二弟挤在一张床上睡一宿，我是想跟他彻夜长谈。这么多年来我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我希望我的亲人能够听到我的倾诉。

天热得睡不着，我就搬个小竹凳坐在门口与二弟聊天。可最让我伤心的是二弟并不理解我。由于在“文革”中受到了牵连，自己的前途也全部毁在这上面，二弟对我是有成见的。他一开口就指责我当时不听老人的话，说父亲是被我活活气死的，母亲是因为想我几乎想疯了才一病不起的。他说，我们这个家家破人亡，全是因为出了我这个不孝之子。

我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很荒唐，做了不少糊涂事，可是二弟这样指责我，我受不了。如果说这是一出悲剧的话，我也是悲剧的承受者，而非制造者。

那天，我和二弟40年后第一次在一起，却吵了起来，二弟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他说不过我就不再吭气，但是，眼神明显是拒绝我的。那天夜里两点我独自一人走上了上海街头。满心的郁闷和委屈让我泪流满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次难得的相聚会变成这样。

第二天天一亮，我回去找到了二弟，诚恳地向他道歉，我请求他原谅我。二弟是沉默的。他不动声色地把我爱吃的点心摆满了一桌子，还给我盛了一碗我最爱喝的咸豆浆。他说：“快趁热吃饭，一会儿车来了，我们去给爹娘上坟。”

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兄弟几人往郊区驶去，一路上我看不够家乡的景色，连空气都觉得格外清新。到了郊外的一个山坡，二弟说：“你们上去吧，我在下面等着。”二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侄子带我向山坡上爬去。爬到半山腰，一个土包兀立在我眼前，侄子说：“大伯，到了，就是这儿了。”我“扑通”便跪在坟前，说了一句：“爹、娘，我对不起你们！”便晕了过去。

侄子给我掐人中、揉心口，我才苏醒过来，趴在地上就哭。

“你的家人在机场外面送你，请你回头再看他们一眼”

1989年，何知春第一次回乡时，跟二弟提起他的那个童养媳，二弟说，她在何知春走后，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但因为生麻疹，很小就死掉了……后来何知春的父亲陪她上人民政府办了离婚手续，她又改嫁了。何知春听说：“看到周围有好多从台湾回来的老兵，那个女人还曾经找我二弟，打听我有没有信来。可那时二弟也没接到我的信，所以，那个女人就很失望地走了。”听二弟说后，何知春考虑再三，拿出200美金，请二弟转交给她，可二弟说：“你何必再去惹人家伤心，本来你就没爱过她，让她以为你不在了比知道你活着好。”何知春想想二弟说的有道理，这个在他的脑海里印象模糊的女人，是他们封建家庭的牺牲品，两人没有感情，更何况他在台湾还娶了亲。

那次回家，何知春只呆了一个星期，便匆匆赶回澳门。可那几个与他合伙修建跑马场的人见他没在澳门，竟携款逃了。何知春是大股东，损失惨重，他又气又急，回到台湾便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得了大肠癌，赶紧做了切除手术，身体才算没有垮掉。就算如此，他还是挂念着老家，想再次回去。这当中，有思念，也有愧疚。他说：

由于我的牵连，我的家从刚刚解放便接受审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才算平息，我知道弟兄们也都是很聪慧的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念过大学、有过好职业的，这让我觉得愧对他们。回到台湾细细想来，我才觉得二弟对我的误解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时我很想对他有所补偿，可二弟对我的钱财均拒绝了，他说，我们并不是因为你有钱才认你这个大哥的，同样，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地来到这个家里，你仍是我们的大哥。

这次我回台湾的时候，他本来说好了，让儿子去送我，他就不到机场送我了。我知道他嘴上跟我吵，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大哥的，也许他怕分别那种场面的难受，所以，不想到机场送我。可是我在机场已经入了关，开始往飞机上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何先生吗？”

我忙点头说：“是。”

她说：“你的家人在机场外面送你，请你回头再看他们一眼。”

我马上回头张望，一眼看见了气喘吁吁的二弟在入关处拼命地向我挥着手，挥着手。我只看到他的嘴在动，可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痴痴地望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这时后面的人已经催我快点进去，我只好向二弟用力挥了挥手，说了一声：“再见！”便上了飞机。

可是我跟二弟没有再见。

1994年夏天，一帮老兵找到我，请我带他们回来。他们当中好多人是第一次与家人联系上，所以，对回来会怎么样心里也挺没底的。由于我曾经是他们的长官，所以，对我他们还是挺信任的，我也就带着他们一起回来了。

到了上海，我才知道二弟已在1月份去世，我当时责怪侄子为什么不通知我，他说，父亲不允许他对我说。

侄子对我说：“大伯，你別怪我父亲倔，他不想让你知道是因为你的身体也不好，投资上又受了那么大的损失，他特别怕你为难。总对我们说，别看你大伯回来挺大方的，他孩子小，用钱的地方多，大妈又是台湾人，咱们要多想想他的难处。那次你走的时候，他说好不去送你，可是，我们走了，他又到处找车往机场赶。到了机场他知道你已经入关，对我说：想个办法让你大伯回头我再看他一眼，我有个预感我们不会再活着见面了。我当时特别不高兴，说他这种年纪说讲这样的话特别晦气。可送走了你不久，他就发现了癌症。”

这次回来，我给爹娘设计了一个很漂亮的墓，我拿图纸给侄子看，让他帮我来实现给老人修缮墓地的心愿。可侄子再三推阻，后来，他看实在瞒不住，便将老人坟地的真相告诉了我。我当时听了特别震惊，怎么这种事儿你们都敢做假？

侄子看我真的生气了，解释道：“因为当时接到你问爷爷、奶奶坟地的信，父亲他们也很内疚，觉得没给老人留下点什么东西，将来你回来时无法向你交代。可那时的形势根本不是我父亲他们能够左右的，当时三叔就提出来做个假的，他说：这样至少大哥回来想哭也有个地方哭啊。就这样父亲才同意了给爷爷、奶奶修个假坟。本想你回来去看看了却心愿也就是了，可你又提出给他们修墓，这事儿我实在没法解决了。因为当时那块地是借人家的，现在早已经还回去，所以，你让我上哪儿去给爷爷、奶奶修墓？”

“老长官，你年纪也不小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到时候给我个信，我到机场去接你，我们在大陆再见”

有一次，何知春在台湾的家里，侄子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一个人要找他。何知春接过电话一听，竟是原来的一个老部下，老部下已经办好了手续在上海定居，无意中同何知春的侄子聊起来，才知道何知春还在台湾。何知春说：

那个老兵在电话里哭了。他说：“长官，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年退役时你送给我的小锦旗到现在还在我的行李箱里，这些年来颠沛流离，我丢了很多东西，但是，从来都把它保存得好好的。”

他说：“我知道那是你对我的鼓励和祝福，这些年来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现在我找到了亲人，已经在上海的家中定居了，老长官，你年纪也不小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到时候给我个信，我到机场去接你，我们在大陆再见！”

老兵的话当时让我泪流满面。后来我握着话筒只一个劲儿地点头，根本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我只知道他约我在大陆再见。这也是我此生此世最后的心愿，我相信这一天也不会远了……我想在上海买个房子，让太太和孩子们都回来看看，我们祖国内地才是真正的家啊！

薛贵存：“总觉得自己

无法认祖归宗，是没有出路的人”

在台湾生活上再苦再累我没有害怕过，可我就是害怕生病，害怕一个人病倒在床上。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家里人的眼睛，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问我：“贵存，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贵存你再不回来，爹娘可就等不了你了。”想想这些我就茶饭不思，觉得自己活得太憋屈，挣来挣去还是一个背井离乡。虽然在台湾有家有业的，可我总觉得自己无法认祖归宗，是没有出路的人。

“我被带走时，父亲也因为怕抓兵在外面躲着，所以，我跟父亲没有再见上一面”

薛家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撤退前的一个很大的据点。这里的百姓以捕鱼为生，许多人至今还记得那场劫难，当时，只要家里有男丁，几乎都难以逃避当兵的命运。在薛家岛村委那个可以望得见大海的会议室里，老兵薛贵存曾自述：

1949年6月，因为到处都是抓兵的，我跑到家里后园的树林里躲了起来。可不一会儿，国民党兵闯了进来，先是四外搜了一遍没有找到，便找我母亲让她说出我藏在哪儿了。

我母亲怎么也不说，他们急了，一把抢过母亲怀里才三个月大的妹妹，说是要把她摔死，让我母亲赶快把我交出来，看见实在躲不过去，我主动从树林里钻了出来。那一年我17岁，我母亲38岁，父亲41岁。我被带走时，父亲也因为怕抓兵在外面躲着，所以，我跟父亲没有再见上一面。

我中间开了几次小差都被他们发现了，被抓回去打个半死。那会儿我还没有枪高，根本不可能参加作战，他们让我挑子弹，我半道上给他们扔了两箱，班长一生气说我故意捣乱，要枪毙我，可一个姓周的排长说：“算了，他还是个孩子，就饶了他这一次吧。”这样我才逃过了一劫。

这之后我们全撤到了台湾，在台湾呆了5天后，又开拔到香港，走到半路上，船在海上发生了故障，那是一条载了5000多人的大船，当时从中间断开，死了很多人。后来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便换乘小船直接开到了海南岛，那是1949年8月。

当时的海南岛一片荒凉，我们吃的穿的都成了问题。没有办法，我们到处挖野菜，摘野果子充饥，有的时候还跑到老百姓地里偷地瓜叶煮着吃。我那会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感觉饿，连枪也拖不动。

没有鞋穿就割来草藤自己编草鞋，衣服也是东拼西凑勉强遮住身体。因为是最后的挣扎，所以驻扎在海南岛的这些兵个个都无心恋战，自然是节节败退，一直坚持到1950年，再也守不下去，便全部撤到了台湾。那个时候我是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

“他一个外省佬，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你嫁给他还不得一辈子吃苦受穷”

薛贵存回忆：

到了台湾以后我们又是整编又是训练，搞得特别紧张和劳累，我当时就想逃走，可在台湾举目无亲，就是逃得出来我又能到哪儿去安身呢？考虑再三，我下决心要考宪兵。那会儿宪兵比起我们这些普通步兵来要优越得多，至少除了长官没有人敢去打宪兵的。

可真要考起来难度也特别大，因为我从小没有读过一天书，几乎是目不识丁地就当了兵。我那会儿已经有些懂事，明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我自己的努力。那会儿班里那些当兵的都笑我异想天开，他们越这样说，我就越不服气。

就这样，我坚持读了三年书，在21岁那年终于考上了宪兵，被调到宪兵外事组做事情。从此，命运也有了转机。

由于我人長得比较高，岁数也小，我参加了宪兵篮球队，经常在各地参加篮球赛，也算是一个比较出众的人物。而我的爱情便降临在篮球场上……郭小姐是家里的独生女，听说她非我不嫁，她母亲坚决不同意。她母亲说：“他一个外省佬（台湾本地人把大陆人称做外省佬），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你嫁给他还不得一辈子吃苦受穷？”但郭小姐相当坚决，我当时特别地感动。后来，她母亲觉着实在拗不过女儿，只好要我给她6000新台币的聘礼，她才肯把女儿嫁给我。

我当时做宪兵每个月只有280元新台币的津贴，无论如何也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郭小姐的母亲一会儿一个主意地刁难我，她打心眼里不喜欢我这个大陆来的穷当兵的。为了郭小姐对我的一片情意，我横下一条心到处借钱凑钱，好歹弄到了6000新台币。可带着钱来到郭小姐家，她母亲又想反悔，她大概没有想到我会真的凑齐这么多钱。

屡次受郭小姐母亲的非难，我对她对我的偏见也产生了不满，那天，我把6000新台币往她面前一放，沉着地对她说：“你要的钱我全给你带来了，现在你收下，我可以等到你女儿18岁跟她正式注册结婚，要是你反悔的话，你女儿如果选择跟我私奔，你只会落得人财两空，这可就怪不得我了。”就这样，我在抗争中赢得了爱情。

后来，我在台湾正式注册结婚，郭小姐成了我的太太。

我在宪兵部队呆了9年，便再也干不下去了，收入太少，根本养不了家。这时正好台北的警察局在招考新人，我当时就想试试。

我拿出当年考宪兵的劲头，没白没黑地读起书来，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惹得太太心疼地说我：“算了，贵存，这警察我们不考了，我不愿意看着你这样吃苦。”太太越这样心疼我，我就越一心要考上。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甚至通宵不睡。放榜的那天，我哪里也没敢去，觉得根本没有希望考上，可是，电话响了，一个同事在报纸上警察局的公告栏里看到了我的名字。

挣来挣去还是一个背井离乡

一直侃侃而谈的薛贵存对自己在台湾几十年打拼的经历显然有一种满足，可提起当时望家而不能归的事实便满脸黯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与愤懑。他说：

在警察学校培训了半年，我被分到了台北刑警大队，后来还担任了组长。从那时起，我这个在台湾的“外省佬”，总算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收入也有了保障。结婚两年后，我有了大女儿，后来二女儿、三女儿和儿子陆续出生，这以后的十几年便是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中过来的。我有了孩子，深深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艰辛，等紧张的生活稍微有了缓解，我便开始想念在大陆的双亲。

我当时是家里的长子，我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三个弟弟、五个妹妹，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靠父亲常年出海捕鱼为生。想到我刚刚成人能为家里分担一些艰难的时候，便被带走，一去就是十几年，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太太非常理解我的心情，常常安慰我说，只要好好活着，以后总有回家看看的机会。

我在台湾40年，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可我就是安不下心来，总觉着要在有生之年再回老家。

1981年，我的一个干妹妹嫁到了新加坡，我试着把信捎到了她那儿，再让她从新加坡寄回我的老家。终于，我们就这样联系上了。不久，干妹妹又从新加坡把家里给我的信和照片转到了台湾。我看到了离别几十年的母亲、父亲和弟弟妹妹的照片，记得那天我拿着信独自一人哭了很久，一种弃儿终于找到了家门的委屈让我既高兴又难过。

我马上给干妹妹寄了200美金让她转寄给我母亲，希望她和父亲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回家来看他们。

由于当时我还没有退休，而且两岸关系也一直没有缓解，我虽然知道家里的消息，可仍是与亲人相望不能相聚。

转眼我也是50岁的人了，从17岁离开家乡，年过半百而没有在双亲面前尽一天孝，让我这个为人子的愧对列祖列宗。可这种命运又岂是我自己能够改变的？

在台湾生活上再苦再累我没有害怕过，可我就是害怕生病，害怕一个人病倒在床上。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家里人的眼睛，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问我：“贵存，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贵存，你过得好了把这个家给忘了。贵存你再不回来，爹娘可就等不了你了。”

想想这些我就茶饭不思，觉得自己活得太憋屈，挣来挣去还是一个背井离乡。虽然在台湾有家有业的，可我总觉得自己无法认祖归宗，是没有出路的人。

“从小到大我都会跟孩子们讲，我是怎么到台湾的，我们家在什么地方，我的父母兄弟在什么地方”

薛贵存回忆：

1987年，台湾终于宣布开放民众探亲，但台湾方面有规定，公职人员不退休是不能赴大陆探亲的。

1989年4月，我让大女儿先替我回老家看望母亲，那时母亲已经78岁，而我81岁的老父亲在孙女回来的不久前刚刚过世。父亲终于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这对我来说将是终生的折磨。

女儿回来后先到爷爷的坟上去祭奠了一番。按理说，她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可当家里的亲人把她带到爷爷的坟前时，她竟一下子跪倒在那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事后女儿对我说，她总算明白了什么是血缘，什么是亲情，什么是家的感觉。

这一方面来自于我的家庭教育，从小到大我都会跟孩子们讲，我是怎么到台湾的，我们家在什么地方，我的父母兄弟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我想便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根”的观念，大陆是根，这一点再下去千年万年也是不会改变的。

大女儿回来后，我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又相继回家乡看望奶奶。她们没有嫌弃奶奶家的鱼腥味，与奶奶挤在同一张床上睡了十几天，这让我们村里的人见了都觉得我薛贵存的孩子还认得祖宗。可我知道这是无法割断的血脉使然。

孩子们回老家以后，再回台湾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彻心彻骨的思乡之情无法理解。她们懂事了很多，甚至都劝我提前退休，早点回家看看。特别是我的大女儿，她到过北京后就一直赞不绝口，她说，到过北京看过万里长城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祖国，才知道中国其实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台湾仅仅是她版图上的一小部分。

女儿们回来以后对我讲过的家乡变化，也让我魂牵梦绕。太太见我实在想家，劝我不行就提前退了吧，老母亲也80岁了，再不回去见一面，恐怕又得留下终生遗憾。

就这样，1991年，我59岁的时候，提前6年从台北警察局退休。

虽然这样一折腾，我至少损失了200万人民币的收入，可是，手续一办下来，我就可以回家看老娘了，趁她老人家还健在，我这个不孝之子多尽几天孝比什么都值。

父母虽然不在了，可埋他们的泥土还在，它们就在我的脚下，让我感觉活得特别踏实

1991年，我回家的那天是我兄弟去机场接的我。当时在飞机上与我一起回来的太太叮嘱我，见到亲人，别太激动了，当心犯心脏不好的老毛病。可飞机在青岛机场一落地，我这颗心便像要跳出来，眼眶热热的，一股想要哭出来的感觉。见到弟弟，我搂住他的肩膀使劲儿地拥抱他，眼泪流在他的衬衣上，湿了一大片。

走时还没有半人高的三个弟弟，如今都满脸沧桑了，让我如何能不难过？

听他们说，娘在家等我，我就急得老嫌车开得太慢。可开进村口，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家乡的变化太大，好多渔民都盖起了楼房，原来的破烂、陈旧都不见了。

找到自家的院子，我娘正坐在天井里往外张望，我拉着太太的手，一进门“扑通”便给娘跪下了。

我说：“娘，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回来了，和你的儿媳妇回来看您老人家了。”

娘用几乎枯干的手在我脸上摸了半天才说：“贵存，你回来了？你真的活着回来了，他们不是在哄我吧？”

我哭着叫了一声“娘！”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哇哇地哭，直到弟弟他们把我扶起来，进到屋里，我把自己的太太介绍给娘，娘见了也只是欢喜地流泪。

见了亲娘，我又带着太太去给父亲上坟。父亲的坟头已经长出了几尺高的青草，在风中摇晃着，特别凄凉。那天我带去了很多供品，有台湾的水果，香港的点心，但是，酒是家乡的，我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轻轻放在父亲的坟前。那缕缕轻烟随风飘着，像是在给九泉之下的父亲报信儿，告诉他，儿子回来了，他老人家可以瞑目了。

几天里，我带着太太从台湾回家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薛家岛。我家里热闹得像是办喜事，因为我走的时候还很小，当时的玩伴现在好多还健在，他们找上门来和我叙旧，让我想起许多往事。可事情再多，我仍不离开老娘半步。

女儿回老家探亲后，回台湾总对我嘀咕，说奶奶住的房子太旧，要我给奶奶买新房。那时我的经济也因为孩子读大学搞得很紧张，可我跟太太一商量，说是给娘买房子，太太很爽快地答应了。她说：“老人为你这个儿子操了一辈子心，牵挂了这么多年，我们该为老人做点让她高兴的事儿。”就这样我很快给母亲筹起了买房的钱，让她老人家先住上了宽敞的新房。三个月的探亲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走的时候我跟娘说，我很快就会再回来，让娘好好保重身体等着我回来。

那个时刻我不敢抬头看我娘的脸，我想我会忍不住再次哭出声来。

第二年我又回来住了半年。后来，我索性在老家也买了房子，反正我是打算在大陆安度晚年的。

1998年8月26日，娘因病去世了。老人家也算高寿了，活到87岁，最幸运的是，她最后的日子我一直在她身边，因此，老人走得很平静。虽然时间短了些，可我毕竟陪老人度过了几年，这让我觉得自己一生的遗憾降到了最低。

娘的后事处理完以后，我迟迟不愿意启程回台湾。一种空空落落的感觉让我实在不愿意再离开家乡，飞过那段海峡。父母虽然不在了，可埋他们的泥土还在，它们就在我的脚下，让我感觉活得特别踏实。

“一个81岁的老太太经同乡的介绍找到我家，一再求我把她送回大陆的老家”

自从我回大陆探亲以后，再回台湾我的腰杆不知怎么就挺得那么直，而且，说起家乡我比谁都有话说。我不喜欢台湾人称我“外省佬”，也不赞成大陆人把我称为“台胞”，我说我是有家有国的人，我是中国人。

由于当时我的家乡有很多人都被帶到台湾，所以，在我找到了家以后，在台北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便上门要求我带他们回家。不管他们的老家还有没有亲人，他们都是那么地想要回家看看，想要叶落归根，结束在台湾的漂泊。

有的老人病得实在走不动了，便托我把一辈子的积蓄给带回来，嘱托我无论交给哪个亲人，甚至是远房的亲戚他们都要了结这个心愿。我最多的时候带过十几万美金的现金，这样巨额的数字有时是这些老人终生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由于没有保障感，他们很多人做了一辈子工，赚了一辈子钱，没有享受过一次，最后，就这样孤孤单单一个人死在台湾。

1998年11月，我刚刚回到台湾才28天，一个81岁的老太太经同乡的介绍找到我家，一再求我把她送回大陆的老家。因为我的热心肠和办事踏实在台北出了名，这个跟我在大陆是邻村的老太太特别地信任我，要我无论如何送她回家，因为，她生了癌症，医生已说她将不久于人世。

经过了解，我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解放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跟随当时是国民党军官的丈夫到台湾的。到台湾不久，丈夫就病死了。老太太给人做工帮佣，把女儿拉扯大。可是女儿长大以后嫁到了加拿大，不久，又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加拿大，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在台湾。

老太太不幸的经历激起了我的同情心，我想这种困难的时候，帮她一把，也不枉我们是同一块土地上走出来的。很快，我不顾当时因为往返劳累引发的糖尿病的折磨，马上就订好了回大陆的机票，一路上搀扶着那个几乎走不动了的老太太回到了家乡。

其实，她家里父母、兄弟姐妹等全都不在了，只有几个外甥还分散在各村，她娘家的那个村里已经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老太太本来就身患绝症，回来后又没有亲人可以投奔，只得暂住在我家里，等着外村的外甥来接她。当时那种惨景任谁看了都会落泪，这个在台湾孤单了50年的老太太是真正的无家可归。后来，老太太的外甥把她接走了，但听说回去后不久，老太太便去世了。她给几个外甥留下了8万美金，那是她丈夫的抚恤金加上她一辈子的积蓄。

高秉涵：“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很多老兵期盼一生也没能实现回乡的愿望，他便将他们的骨灰一坛一坛地捧回大陆，让战友的骨灰掩埋在家乡的泥土中。高秉涵知道，那些孤苦无依、思念故土的台湾老兵，毕生的心愿就是回到大陆家乡。但很多思乡情切的老兵，一辈子都没盼到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的那一天。高秉涵说：“老兵们有句口头禅：活着做了游子，死了不能做游魂，活着要回家，死了也要回家。”

那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九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再也看不到他妈了。高秉涵后来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由于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就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后来有人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他说：“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他说，当时，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他13岁，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他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被切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他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颗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高秉涵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那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

13岁的高秉涵跟着200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法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

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得益于母亲在他的包袱里放的那张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稀软绵薄。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完整无缺。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大学，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后来有人问他：“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他说：“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高秉涵說，“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高秉涵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是因为他爱偷吃桑椹，总有苍蝇围着他乌黑的嘴转……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上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人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曲作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几十年后，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逃兵以为游到了对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

高秉涵到金门后，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内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1.3万人，岱山2万多人口中，被带走4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跑，因为他站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地区《陆海空军刑法》第九十七条，他被判处死刑。

多年后，记者采访高秉涵时，问他：“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他想都没有想，说：“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高秉涵讲，希望能够早一点儿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几乎已成粉末，高秉涵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高秉涵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了。

离家31年后，收到来自故乡的的一封家书，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妻子石慧丽还记得，高秉涵回家后并没有马上拆封，直到隔天早餐才在自己的劝说下打开来，“读第一段时他就得知，母亲在前一年已过世，后面的内容他没再看，我断断续续把信读完”。

弟弟在信里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双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母亲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她为他做的小棉袄。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多年后仍能哼唱：“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从后来的来信中，高秉涵还得知，大姐早年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去了延安。1984年，高秉涵和大姐、二姐以及弟弟约在香港碰面。5天时间，他们将30多年的岁月从头聊过。高秉涵印象最深的，是大姐見面的第一句话，家里上一辈人里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这一辈还是，“我们不谈政治，只谈亲情”。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13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说：“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1992年，高秉涵抱着第一位老兵王士祥的骨灰“回家”。1995年，200多名当年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而来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赴台时年龄最小，在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老兵们对高秉涵的嘱托就是：“你现在不能死，一定要等我们死了，把我们‘送回家后才能死。”从那开始，抱老兵骨灰“回家”就成了高秉涵的使命。

每次临近返乡，高秉涵都会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军人公墓里，有着上万坛的骨灰，贴着相片，有名字、有籍贯。最令高秉涵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到花莲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正好碰上台风，交通中断，他只好抱着骨灰坛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小亭子里呆了一整晚，隔天才下山。

骨灰积累了四五十坛时，日渐难以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就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44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人员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一坛坛骨灰背后，是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有一个老乡叫桑顺良，1949年随警校迁至台湾。高秉涵说，桑顺良相貌堂堂，却一直没结婚，让很多人费解。直到1978年桑顺良去世，高秉涵看到桑顺良的遗书，才解开了这位老乡终身未娶之谜。原来桑顺良一直在等着两岸和平统一了可以回去跟大陆的未婚妻结婚。桑顺良在遗书中嘱托高秉涵寻找其在大陆的未婚妻，如果未婚妻也没有结婚，而且还活着，就把他的骨灰交给未婚妻，如果未婚妻已不在世间，则请高秉涵把他的骨灰埋在未婚妻的墓旁。

在桑顺良去世十多年后，高秉涵费尽周折，终于在故乡找到了桑顺良的未婚妻。这位曾经的妙龄少女已熬成白发老妪，但一直未婚，原来她也在苦苦地等待桑顺良归来。当高秉涵把桑顺良的骨灰给她时，她失声痛哭，后来还办了冥婚。白发苍苍的她穿着大红礼服，抱着桑顺良的骨灰入了洞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两个月后，她无疾而终，两人埋葬在一起。

大多数拜托高秉涵的老兵都是孤老，和大陆的家人无从联系，在台湾也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家”，“家”却常常没有方向。高秉涵说：“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去世老兵都没办法找到家人，我只能按照他们的交代，将骨灰撒在他们所要求的村口、土地或已经无法辨明的老屋方向。”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说：“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有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高秉涵的义举感动人心，2012年，他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此后，越来越多的老兵后人将骨灰托付给高秉涵，尽管两岸关系跌宕起伏，他的归乡之路从未间断，高秉涵说：“有生之年，只要我还搬得动，我就要尽可能地把那些‘老骨头搬回家。”

那些孤苦无依、思念故土的台湾老兵，毕生的心愿就是回到大陆家乡。但很多思乡情切的老兵，一辈子都没盼到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的那一天。高秉涵说：“老兵们有句口头禅：活着做了游子，死了不能做游魂，活着要回家，死了也要回家。”

当年老兵们牵着高秉涵的手到台湾，如今他把亡故老兵们的骨灰一坛一坛地捧回大陆，让他们落叶归根，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高秉涵说：“对于父母，我的‘孝交了白卷，因为我没有机会。但我现在也在尽孝，我带老兵们回家，我把我的孝转给了社会，转给了家国。”

当被问及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情怀时，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有了一个新的狗窝，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它要去它原来的狗窝。为什么？它闻闻味道，那个不是它的味道。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2016年夏天，高秉涵带着从未来过大陆的孙女们回到山东。此行，不仅让她们认识大陆，了解大陆，也为问祖探亲。高秉涵说：“她们的根在这里，她们的生命源头在这里，希望她们的家国观念不要偏差不要错误。”★

（责编/陈小婷 责校/李希萌 来源/《高秉涵：惟愿回家的路不再遙远》，凤栖/文，《中华儿女》2015年4月21日;《我在台湾40年》，于秀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11月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