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研究资料的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主流学术思潮是1950年代鲁迅研究的两个重要特质，二者看似距离较远，实则存在隐形关联。周作人1950年代提供的三种“鲁迅研究资料”，对于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具有资料建设之功，而他与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鲁迅研究进行沟通与对话的意图，则成为“回忆文”写作中的潜在动力与重要影响来源。还原1950年代周作人鲁迅“回忆文”写作中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的沟通意图，乃至与1950年代新中国时代话语的衔接，有助于还原1949年以后的鲁迅研究史脉络，辨析鲁迅研究初期的理论思潮与资料建设之间的具体关联。

[关键词]周作人;侯外庐;鲁迅研究;1950年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回忆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朝花夕拾》研究”（19YJA751008）。

[作者简介]丁文（1978-），女，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2488）。

在回顾1949年以后的鲁迅研究史时，学界提出“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这个时期鲁迅研究所取得的最高研究成果”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它为日后的鲁迅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而“鲁迅回忆录的写作”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114页。。周作人出版于1950年代的三本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连同1960年代写作的《知堂回想录》，被认为是“鲁迅回忆录写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类，对于此后的鲁迅研究贡献最大”王富仁：《中國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115页。。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写作这些回忆录的年代，正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占据了主流话语权的时段，这其实也是1949年以后鲁迅研究史的另一大特点。王富仁在谈到许寿裳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等鲁迅回忆录时，曾认为“没有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存在”，这些作品“是难以产生出来的”。这一说法揭示出1950年代鲁迅研究界的资料建设与研究思潮之间的关联问题，作为主流学术思潮究竟对资料建设发挥了何种具体作用。

将周作人的鲁迅回忆录置于1949年以后的鲁迅研究史中，会发现这些“丰富”汤廷诰：《不可一笔抹杀——对“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文的意见》，《文艺月报》1956年12月号。“珍贵”“读者意见综述”：《读“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的鲁迅生平与作品资料的写作初衷，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乃至其所处的1950年代时代语境均有着隐形关联。实际上，鲁迅的生平与文本已构成了新中国文化的重要成份，“鲁迅”作为精神存在的强大力量已对现实构成了强烈干预，研究者不可能脱离时代语境对已被镶嵌在新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鲁迅进行解说，周作人也不能例外。倘若细心寻绎，会发现周作人有意识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语汇作为修辞手段，他不仅确定了鲁迅的阶级成分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94页。，还运用了阶级论的理论来探讨鲁迅与“闰土”的友谊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94页。。这类修辞使用得比较隐晦，且散落在周作人的“回忆文”中，使得研究者并未充分察觉“忆旧”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6页。中的时代印痕。本文拟将周作人的“鲁迅研究资料”置于1950年代的鲁迅研究学史中，探讨周作人如何以提供“鲁迅研究资料”的方式参与了与主流学术话语的潜在对话。

一、索隐与还原的对话

近来学者在探讨“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姜彩燕、丁永杰：《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形象——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4期。时，关注了1950年10月侯外庐在西北大学纪念鲁迅逝世十四周年晚会上所发表的演讲，此演讲在1951年1月2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周作人、王瑶、周定一等人都曾撰文回应”姜彩燕、丁永杰：《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形象——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4期。。

最早对侯外庐演讲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周作人。他在1951年1月30日《亦报》上发表了《鲁迅与英文》，认为侯外庐所言阿Q的“Q”字为英文Question（问题）首字母的说法“解释得很好玩”，“但决不可能是事实”。因为鲁迅“反对英文”，“从英文译书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个英文字的作风是为他所最反对的”周作人：《鲁迅与英文》，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2—443页。。周作人对侯外庐的批评，表现了他对1951年前后鲁迅研究的基本看法：对鲁迅作品、思想的阐释可以见仁见智，他“别无意见”;但对其间“不确实”之处，周作人却认为有必要“提出来一说”周作人：《鲁迅与英文》，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第442页。。

《鲁迅与英文》发表约一年后，周作人在《〈呐喊〉衍义》中专门谈到了《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姓氏来由。他追忆了当年刘半农因常常转述鲁迅的话，使鲁迅得到《儒林外史》中“方老五”这一绰号，刘半农自己也被戏称为“成老爹”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第115页。，从而为《端午节》中“方玄绰”的“方”姓提供了轶闻“根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14页。。与此同时，周作人又认为《端午节》中“金永生”则不必多作猜想：尽管此人“可能实有其人”，但因“本来并不紧要”，“著者并不要特别去暴露这个人的丑恶”，且“无从去揣测”，“过于穿凿，反不免是多事了”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15页。。周作人既调动三十多年前的“记忆”作为探讨鲁迅小说中人物命名的依据，又提出缺乏确凿依据的人物姓名无需进行附会式的索隐，这番正反相参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侯外庐的阿Q人名索隐的再度回应：

有些笔名以及小说中的人地名，在著者当时自有用意，即使是没有意义其实也是用意之一，但如没有可信的典据，由后人来索隐，那就容易歪曲，更不必说故意乱说的了。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15页。

周作人提出探析鲁迅“小说中的人地名”的两条原则：一是由当时人提出“可信的典据”，如周作人对“方玄绰”这一人名的讲解，有着鲁迅友人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等“口头笔下（信札）”为依据，讲解人须为历史见证者;二是索隐要有合适的限度，尤其对于“本来不关紧要”的事，“如去过于穿凿，反不免是多事”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15页。。这两条原则都针对了侯外庐的结论，由“后人来索隐”且“过于穿凿”的阿Q人名说显然是周作人无法认同的。

在《〈呐喊〉衍义》中，周作人解说了阿Q人名的来源：鲁迅以Q字来“讽刺用罗马字拼音只知道照英文读法的学者们”;选择Q字是因为鲁迅自己“就觉得那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小说发表是为《晨报副刊》“星期特刊”而写，不同于“写平常的小说”，所以“在这名字上面也加上了这一点花样”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64—65页。等等。有意味的是，周作人在解说中引用了《阿Q正传》第一章末尾的话：“我所聊以自慰的，是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66页。鲁迅的原文是：“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5页），周作人的引用少了“还有”二字。，并意味深长地指出“这话说的很是滑稽，同时对于学界的讥刺也很是深刻的”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66页。。显然，周作人并不是单单点明了《阿Q正传》中鲁迅对当时学界的讥刺，更有借鲁迅小说原文来批评鲁迅研究中过度索隐倾向的意图。

实际上，不仅是周作人，侯外庐的鲁迅研究还引发了其他学者的不同看法：《光明日报》1951年2月20日第四版便发表了周定一的《对侯外庐先生演说辞的一点意见》、王瑶的《关于鲁迅的笔名与“阿Q”人名问题》，均对侯外庐的分析提出不同看法。正如论者所言：“从当时的争论来看，学者们对侯外庐用训诂、考证的方法来研究‘鲁迅笔名并不赞成，但对侯外庐对鲁迅思想发展道路本身的判断还是比较肯定的。”姜彩燕、丁永杰：《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形象——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4期。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者，侯外庐有关鲁迅笔名与阿Q人名的索隐，其具体结论或许并未得到学界公认，但他试图将与鲁迅有关的问题纳入到鲁迅与传统文化、鲁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中，这却是所有鲁迅研究者都需要思考与面对的。

1950年代的鲁迅研究史中，侯外庐的相关研究或许只是一段“值得一提的小小的插曲”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第46页。，但周作人对侯外庐的回应，则对接下来周作人“鲁迅研究资料”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鲁迅的故家》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主干部分均写于1951年以后：前者最重要的部分“百草园”中的大部分曾发表于1951年7月1日至8月30日的《亦报》“百草园”专栏，后者最重要的部分《〈呐喊〉衍义》《〈彷徨〉衍义》则写于1952年春天。不难看到，当周作人确立了鲁迅生平与小说为“回忆文”主题之后，他又对自己1949年底至1951年6月《亦报》“随笔外篇”专栏中的文章进行拣选，选出33篇辑为“园的内外”，编为《鲁迅的故家》的第二部分，将此前的写作也纳入到还原与考证鲁迅生平与文本的写作谱系中丁文：《周作人的“百草园”叙述：地点传记学的可能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可以说，1951年1月26日侯外庐文章的发表，不仅令周作人迅速做出了回应，更确立了周作人“回忆文”写作的明确目标。侯外庐的鲁迅研究长于义理分析，而未能提供更多令人信服的考证，这使得周作人对鲁迅生平中所谓“鸡零狗碎”的“小事情”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第2页。多有偏重，讲述“琐事”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95页。成为周作人“回憶文”的重点。面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多从重大问题如“文艺思想”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61页。、思想主旨等进行研究的整体风气，周作人则在“文艺思想”与“材料”“事实”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61页。中选择了后者，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时地”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页。成为其叙述中心。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进行潜在对话的意识，成为周作人写作的外在推动力，甚至构成了其“回忆文”的一些具体特点。如周作人将解释鲁迅小说中一些人名的来源，作为解说中的一个关注点，他指出《明天》中“单四嫂子”的“名称是北京式的”;“红鼻子老拱”中的“老拱”一词“含有意义，这就是说猪猡，鲁迅常说起北方老百姓的幽默，叫猪作‘老拱，很能抓住它的特色，想见咕咕的叫着用鼻子乱拱的神气”;“蓝皮阿五不知是何取意，大概只是当老拱的一个配角罢了”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8页。，均可视作对侯外庐阿Q人名研究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在文本解读方面并不见长，其实存在着客观原因。时至1950年代，鲁迅小说中的“时地间隔”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页。已对鲁迅的读者，甚至鲁迅研究界构成了接受阻障。从时间上看，鲁迅小说的表现时段为清末民初，“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瞭”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页。，这一现象只会随着时间流逝越发严重;即便是熟悉相关掌故的周作人，也因时隔太久、年岁衰老而“记忆不足”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页。;资料写成后，“想找熟悉四五十年前绍兴事情的朋辈已经很不容易”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页。。从地域上看，“外方人不容易了解”的“土物方言”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页。与“地方色彩”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63页。成为了阅读鲁迅小说的难点，如《祝福》所写悲剧虽是关于“封建道德和迷信的压迫下的妇女的悲剧，大抵全国都是一样”，但“说到底还是南方水乡的背景，在北地的读者如没有详细的说明参考，恐怕不免有隔膜的地方”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63页。;而《孤独者》所叙魏连殳丧事的乡下习俗——“门外贴着一张‘斜角纸，这至少是北方所没有的”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90页。。

正因如此，周作人花费了大量篇幅来叙述鲁迅小说中的绍兴民俗与地方风物。他在《鲁迅的故家》中连用十六节笔墨“详细叙述乡下的风俗，如婚丧及岁时仪节”，特别关注了“百草园”日常生活如饮食、照明、寒暑等“细微”情景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27页。。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对“人物时地”讲解则非常具体，如《孔乙己》中“店堂的结构”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6页。、烫酒用的“竄筒”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7—18页。;《社戏》中“看戏的船”的具体式样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38—139页。;《风波》中的“乡村民俗”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48页。，有些讲解甚至细致到为将鲁迅小说改编成连环画的画家们提供了参考式样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6、138页。。在讲解鲁迅生平、作品时，周作人特别关注了“土物”在绍兴地方口语中的“俗名”“俗呼”的发音及写法，以方言土语的读写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名物考证。

周作人对鲁迅小说的讲解是有针对性的，可视作是对误读鲁迅现象的有意纠偏。在讲到《孔乙己》时，周作人不仅对孔乙己的人物原型、咸亨酒店的格局、温酒的过程及所用器具、乡间酒店的下酒“资料”、酒的种类等等均有详细解说，并且在小说地点是真实还是虚构上多有强调：提出“鲁镇”这一地名是虚构的，而“咸亨酒店”却确凿实有，它就位于“百草园”/周家新台门的对面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6页。。对鲁迅小说中“人物时地”的真实与虚构的辨析，其总体语境是鲁迅在1950年代以后的强大影响力：鲁迅文本中的“地点”不断向现实渗透，甚至“再造”了现实鲁迅小说中的“地点”对现实世界的渗透力相当强大。2002年，在新一轮城市化建设中，绍兴柯岩—鉴湖景区规划改造工程进行了“景中村”的新村建设，“新未庄”成为其中最大的一个居民新村的名字，它位于“绍兴县柯桥镇南部，距绍兴县城约1千米，与著名的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柯岩风景区隔路相毗邻”，《阿Q正传》中的“未庄”被用来命名一个征地464亩、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安置居民919户的真实的村庄。范霄鹏、谢兴长、杨健、胡绍军：《从“未庄”到“新未庄”——当代村庄聚落规划设计》，《建筑学报》2003年第11期。，对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与鲁迅生平的讲解也已出现了“虚实混淆”的现象。当时就有论者提出，“肖三在有一篇纪念文字中（‘人物与纪念第164页），介绍鲁迅的身世时，就直接引用了‘孔乙己里的话，于是鲁迅‘从十二岁时，便在鲁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整天站在柜台里了”汤廷诰：《不可一笔抹杀——对“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文的意见》，《文艺月报》1956年12月号。。这反映出早在三四十年代，左翼作家在纪念鲁迅时，对于鲁迅生平事迹了解得并不透彻，以致出现将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小说作者的混淆倾向萧三：《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人物与纪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第164页。，这使得周作人在讲解鲁迅小说文本的时候，往往将小说中的“地点”还原到历史空间中的某个具体场所，将文本与作家生平剥离开来，避免了将鲁迅小说与鲁迅生平“虚实混淆”的现象。又如萧三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中，提出“在他的短篇《故乡》里我们知道鲁迅曾回到故乡去，将房屋家具统统卖掉，和他的母亲‘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故乡去”萧三：《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人物与纪念》，第165页。，这使得周作人在讲解《故乡》时，便特别强调了“《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做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周作人通过“举出”与小说文本相关的“事实”，避免人们从文本中“寻传记的资料”，使其不再“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55页。，“给予”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55页。鲁迅研究界以实际的“帮助”“读者意见综述”：《读“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

1950年代的鲁迅研究正处在资料建设的重要阶段，周作人对于鲁迅生平的回顾和对鲁迅文本的解说，“提供了研究鲁迅生平（特别青少年时代）和早期创作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第236页。。他以“聊以塞责”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94—195页。来概括自己的工作，似乎即便履行了責任，却出于无奈，仿佛是出于某种外在动力而不得不完成。但将这一姿态置于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思潮中便不难理解。周作人对鲁迅生平与小说的讲解，带有一种光阴流逝，倘若不留下一点文字“痕迹”为之注解，便再也“无从考究”其“缘起”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15页。的意识。假如这样的工作没有人去做，那么出于“时地间隔”而导致的鲁迅与读者的隔膜将会加深，众多猜想式的索隐与虚实杂糅的误读也会纷涌而来。因此，尽管有些讲解内容（如乡间“风俗”等）并非出自周作人的“本意”，他认为“在能力之外”，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也有“记不清”之处，但作为时至1950年代周氏家族“最年老”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27页。，具备鲁迅同时代人的身份，且与鲁迅作品渊源极深的人，这一工作除了周作人之外其实也找不出更合适的承担者。提供“鲁迅研究资料”，充当起沟通鲁迅文学世界与1950年代读者之间的桥梁，让读者接近五十年前孕育于绍兴地方文化背景中的鲁迅及其文本，成为了周作人意识到的自身之“责”。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左翼鲁迅纪念、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成为周作人以还原鲁迅为目的的“回忆文”写作中的重要推动力。

二、考证的“分寸”与还原的尺度

关于讲述鲁迅小说中“人物时地”的意义，周作人的自我评价又颇为谨慎，他多次申明自己的“讲事实”与鲁迅的“写小说”之间有区别，认为两者“不是一件事情”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57—58页。。讲解鲁迅文本涉及的“人地事物”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94页。，对于《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有着“注释的性质”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55页。，缩短了文本与现代读者之间的距离。但与此同时，周作人又认为自己提供的这些关于鲁迅的知识、围绕鲁迅文本所作的考证，与鲁迅小说的主旨关系不大，即还原与考证的作用不宜夸大，这其中，不无对侯外庐将考证结论上升为鲁迅小说主旨的反思。

周作人反复强调，小说首先是小说，“有些事情因了写作的方便加以变易，与实际有出入，也是平常的事”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4页。，尽管他供给了与鲁迅文本密切相关的半个世纪以前绍兴的地方“社会事实”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8页。，但他又不断提出事实与小说之间的“出入”其实“没甚关系”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8页。：《药》中“华老栓的家”究竟位于何处、《伤逝》中的破屋实则源自S会馆、《离婚》中的“七大人里边混合有章介千、采彰两人”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00页。，这些有关地点与人物的考证，其实“并无指定的必要”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3页。。尽管对具体结论是自信的，但周作人辨析了结论与小说叙述之间“别无什么关系”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00页。：因为不但有时作者“写小说的时候未必有这意思”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3页。，就连读者读到这些说明后或许是“无甚用处”的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94页。，对理解鲁迅文本帮助不大。不难看到，一方面周作人调动乡邦地理知识、早年记忆，甚至早年日记文本为鲁迅小说的“人地事物”提供详情;但另一方面，他又将考证的价值牢牢限定在考证的事实本身，这反映出周作人对考证与索隐之间分寸的把握。

然而，尽管周作人已将考证的结论、意义与鲁迅小说的主旨区分开来，但在鲁迅小说的主旨之外提出考证路径的做法，以及某些考证的具体结论，仍然引起了鲁迅研究界的批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出版后，许钦文对周作人有关《阿Q正传》里的萝卜问题的讲解便颇为不满，由此透露出对于鲁迅文本的考证其实是存在限度的。

在谈到阿Q来到静修庵，在园地里所见油菜、芥菜、小白菜等菜蔬时，周作人指出：

在阴历四五月中乡下照例是没有萝卜的，虽然园艺发达的地方春夏也有各色的萝卜，但那时候在乡间只有冬天那一种，到了次年长叶抽薹，三月间开花，只好收萝卜子留种，根块由空心而变成没有了。所以如照事实来讲，阿Q在静修庵不可能偷到萝卜，但是那么也就将使阿Q下不来台，这里来小说化一下，变出几个老萝卜来，正是不得已的。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93页。

周作人指出《阿Q正传》“写园里的事情不尽写实”，这便招来了许钦文的反驳：

首先我们要看清楚，这里“萝卜”上面还有个“老”字。在江浙一带，这种时候，市场上的确很难见到萝卜了，但在菜地里可能有老萝卜。这有两种原因：一，留种的;二，自种自吃的人家，吃不完剩留在那里的。只知道坐在房子里吃现成萝卜的人才以为这种时候不会有萝卜。而且对于文学作品有些细节的看法，是不应该太拘泥的。许钦文：《“呐喊”分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69頁。

许钦文以“吃现成萝卜的人”来指代周作人，颇有暗讽其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旧文人，与生产劳动脱节的意味，这在195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不啻是为对方贴上了落后分子的标签。许钦文作为鲁迅提携的作家，这一并不友善的态度很可能引起了周作人的不满。《〈彷徨〉衍义》中，周作人仅用306字来解说《幸福的家庭》，成为周作人解说鲁迅小说中最短的一篇，并明确提出：这篇小说“篇首注明‘拟许钦文，大概里边很有些诙谐分子，或者含有好些讽刺，但是我不明白，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75页。，与许钦文之间的疏离感相当明显。

读到许钦文的《“呐喊”分析》后，周作人很快写了《阿Q正传里的萝卜》，此文未发表便直接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由此文末段提及“近日在‘人民日报（八月五至七日）见到了徐淦先生的‘鲁迅先生和绍兴戏”可知，徐淦的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8月5-7日，可判定《阿Q正传里的萝卜》写于1956年8月7日以后，距1957年3月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时间很近，可以判定周作人读到许钦文《“呐喊”分析》后，很快便对其做出了反驳。他提出“许先生的老萝卜无论是留种也罢，吃不完剩下也罢，反正留在地里，到了春天都要开花结实，这么一来，根部就空，不成其为萝卜了”。周作人引用了1952年出版的徐绍华《蔬菜园艺学》，证明“萝卜采种，不采收根部，任其在圃地越冬，至翌春开花结实，至荚变黄，乃刈下阴干而打落之”，以园艺学专门知识为自身考证提供依据，并再次强调《阿Q正传》里的萝卜不可能存在：“萝卜如留在圃地，到了春天一定要开花结实，其根茎自然消失，这是‘物理，人力所无可如何的。如要保留它，那就要有适宜的贮藏方法，详细须得去请教内行人，但总之决不是去让它一直埋在地里，任其开花结实的。”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08页。

值得注意的是，许钦文与周作人均在论辩中强调了鲁迅小说首先应当作小说来读：许钦文认为对“文学作品”中“细节的看法”不应“太拘泥”，周作人则指出鲁迅文本的“小说化”叙述背后存在某种“不得已”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07页。的做法。在“写小说”与“讲园艺”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08页。之间，二人均承认了前者的重要性。许、周二人的“园艺”之争，延伸出鲁迅小说是否可以依据清末绍兴社会事实进行解读与考证的问题，而当考证涉及到对鲁迅小说中个别细节是否失真的讨论时，又牵涉到鲁迅研究界是否能接纳这种从“人物时地”的视角对鲁迅小说进行“纠错”解读的问题。许钦文的批评或许已经给出了1950年代鲁迅研究界的答案，即对于鲁迅小说的考证结论不能损害对鲁迅作品的评价，倘若触犯了这一“原则”，则无论考证如何精细，均无法获得学界的认同。之后的论者在回顾“周作人关于鲁迅的三本回忆录”对于1950年代鲁迅研究资料建设的贡献时，则再次确证了这一标准，即肯定了周作人的“考证、索隐”是“有益”的，但如果对于“某些细节考证过细并进而批评小说描写失实或欠当”，则显得“胶柱鼓瑟”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第243页。，甚至对于“阅读与研究制造了人为的障碍”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第243页。。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曾批评侯外庐的阿Q人名说在索隐方面“过于穿凿”，而周作人自己对鲁迅小说的某些考证也被鲁迅研究界视作“牵强附会”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第243页。，索隐与考证是鲁迅小说中为各派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问题，其微妙之处在于“分寸不好掌握，稍一过分”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第243页。，便会招来诟病。关于周作人1950年代写作的三本鲁迅回忆录，人们更愿意将其仅仅当作“鲁迅研究资料”来对待，论者一方面肯定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第236页。，其价值为“别的著作所不能代替”倪墨炎：《“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58页。;另一方面却又从出版伊始，便无法认同周作人对鲁迅小说中所涉及史实的考证与还原。鲁迅研究界只肯定了周作人有关鲁迅“回忆文”的资料性，却对由资料性延展而来的考证与研究不以为然。这种有所取又有所不取的评价，隐现出鲁迅研究中一种看不见却又确凿存在的所谓考证与还原的限度。

与许钦文的批评指向一个不容“纠错”的鲁迅相似的是，1956年第6期《文艺学习》“读者来信”栏发表的王永生《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则明确提出周作人考证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考证方法，贬损了鲁迅小说的价值”，即从方法论的层面，彻底否定了周作人的资料提供与考证工作，认为有损于鲁迅的伟大。王永生特别提出周作人对鲁迅小说中人物原型的还原，“实际上与鲁迅先生曾经一再反对的新红学派关于‘红楼梦作者与作品中人物关系的考证完全一样”，这便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与1950年代中期批判“新红学”的思潮联系在一起，并且暗示应当警惕甚至展开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王永生：《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文艺学习》1956年第6期。的批评。这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将鲁迅小说的学理探讨纳入到1950年代胡适批判的政治浪潮的倾向。

很快，《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的“读者·作者·编者”栏便刊载了“读者意见综述”《读“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既对《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进行了思想批判，又肯定了周作人“所回忆出的那些事实”，“是研究鲁迅早期生活和创作很珍贵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读者提出周作人所复原的“人地事物”的种种细节，虽然对于理解小说“主题思想”并“没有多大帮助”，“但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如何选择特征性的细节来刻划一个典型环境”“读者意见综述”：《读“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这一观点实际上与周作人自己提出的考证的一种功能——帮助读者“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周遐壽：《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55页。是相同的。在还原《离婚》中“七大人”的人物原型时，周作人提出自己的“考据只是关于著者可以有点说明”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00页。，即所做工作为还原小说作者的创作动机以及从原型人物到小说形象的生成历程。后来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在这则1956年的“读者意见综述”中提出，“在苏联，已经有很多很好的论文，研究作家处理素材的情形。可惜的是，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研究论文甚至研究资料也还很少”“读者意见综述”：《读“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文艺学习》1956年第8期。。无独有偶，在王永生的文章发表半年后，汤廷诰发表文章对王永生的看法提出质疑，并肯定《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作为资料，它可以帮助我们研究鲁迅怎样从现实生活中去提炼题材，怎样透过事物的外表现象，去发掘它的本质，怎样处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关系，怎样创造典型”汤廷诰：《不可一笔抹杀——对“关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文的意见》，《文艺月报》1956年第12号。。朱正和汤廷诰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评概念和术语去评价《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他们指出周作人对揭示鲁迅小说生成历程的作用，折射出1950年代鲁迅研究界的一种声音：即周作人所提供的鲁迅生平与文本的资料，具有了鲁迅作品与1950年代读者的“中间人”作用，其贡献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三、从微物辨析到“思想革命”的建构

侯外庐曾提出“文学家并不了解鲁迅”，因为“鲁迅先生是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所以，单纯从文学或艺术的角度是很难理解他的”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15页。;与此同时，学界又指出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很少关注鲁迅的世界中那些极富个性而又极其深邃的生命体验”姜彩燕、丁永杰：《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形象——侯外庐的鲁迅研究及其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4期。。侯外庐的观点，或许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的特点与缺憾：即长于思想探讨，却未能真正进入鲁迅的文学世界，未能触及鲁迅的生命体验与艺术精髓。学界在梳理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鲁迅研究时，便将“艺术分析”的“薄弱”及其所“使用的思想框架没有一个相应的艺术框架与之配合”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94页。，概括为这一时期这一学派的重要特点。

倘若将周作人对鲁迅小说的解说，置于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占据主流的整体研究状况中，会发现周作人不乏与主流学派进行对话的意图。有意味的是，以资料性为鲜明特质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恰恰试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思想研究构成某种对话，而周作人对鲁迅小说思想性的探讨，又是以资料考证的方式进行的，资料建设与思想旨趣的双重性构成了周作人“回忆文”的特征。

在分析鲁迅对以孝道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批判时，周作人从具体名物“摇咕咚”入手，他甚至不忘记关注“摇咕咚”在各地的俗名，指出“摇咕咚是乡下小孩的玩具，这是很普通的东西，大概各地方都有，一定也有很好的名字，就只可惜我不知道，也要怪古来拿笔杆的多是正统文人，不曾给我们记录一点下来”。这种以名物考证来切入鲁迅的思想史价值的视角，显现出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方法差异。鲁迅选取“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作为“二十四孝”中最令人“反感”的案例来批判封建礼教，周作人则将这一批判概括为“摇咕咚的悲剧和喜剧”，将郭巨之子手中的“摇咕咚”与老莱子手中的“摇咕咚”进行钩连，由此提示出“以前少有人注意”的鲁迅对儒家经典中“愚儒与酷儒的著作”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10—212页。的特别关注。

在探讨鲁迅小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习惯以文艺思想、批评术语来解析鲁迅小说不同，周作人以“头发的故事”这一鲁迅小说标题来概括鲁迅小说中的辛亥革命主题，以高度艺术化的鲁迅语言来界定鲁迅文本中的思想性议题，在视角与方法上颇具特色。早在回应侯外庐的阿Q人名说时，周作人便提出鲁迅“不用阿K而偏要Q字，这似乎是一个问题。不过据他自己说，便只为那Q字有个小辫子，觉得好玩罢了”周作人：《鲁迅与英文》，《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第443页。。到了写作《〈呐喊〉衍义》时，周作人则将“Q字有个小辫子”与阿Q这一人物形象及其所处的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以“拖辫子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上的发辫特征来隐喻阿Q的过渡性。值得注意的是，“《呐喊》初版本是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第三种出版的”，而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周作人，这也是“周作人所主编的唯一一套新文学丛书”陈子善：《〈呐喊〉版本新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周作人忆及“初版的《呐喊》里只有《阿Q正传》第一页上三个Q字是合格的，因为他拖着那条小辫，第二页以后直至末了，上边目录上那许多字都是另一写法，仿佛是一个圆圈下加一捺，可以说是不合于著者的标准的了”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64—65页。。这一说法显然是对侯外庐阿Q人名说的补充，他指出了一般读者很难细心辨别的英文字母“Q”的两种印刷体：“拖着那条小辫”的Q与“圆圈下加一捺”的Q，以拖小辫的Q象征拖辫子的中华民国国民，由初版本印刷字体的细微差异的实证角度，将原先的阿Q人名索隐引向了对于鲁迅思想的探讨。

以《呐喊》为例，14篇小说中有4篇明确涉及辛亥革命：《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风波》。此外，《怀旧》虽未被收入《呐喊》，却被周作人认为与《呐喊》“性质相近，应当归在一起”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39页。，而《怀旧》也“影射辛亥革命时事”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49页。;周作人在91则《〈呐喊〉衍义》中以53则来解说这5篇小说：解说《药》的4则，解说《头发的故事》的5则，解说《风波》的7则，解说《阿Q正传》的有34则，解说《怀旧》的3则。可见辛亥革命的主题在周作人解读鲁迅小说中的重要份量。与马克思主义学派将鲁迅置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来肯定鲁迅的贡献相比，周作人的鲁迅解读或许也可以视作是一种“社会—历史”研究法。然而，周作人是从其对鲁迅人生道路、生平经历的熟知来把握鲁迅小说的整体脉络，从而认定辛亥革命的主旨在鲁迅作品中的显要位置，这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由理论推演得出的评价有所不同。鲁迅思想及鲁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其它不同派别的鲁迅研究共同触及的重要论题。正如王富仁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派鲁迅研究的评价：“这一流派主要侧重于鲁迅的思想研究方面，它第一次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并试图在这个框架中为鲁迅存在寻找意义和价值。它提出了鲁迅思想的性质问题、社会根源问题、历史作用问题、前后期思想变化问题以及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问题，这是迄今为止的鲁迅研究都在关心着的问题。”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41—42页。作为1950年代的一位鲁迅研究者，周作人并未回避鲁迅小说中的革命问题与思想议题，他通过探讨鲁迅研究中被重点关注的鲁迅与辛亥革命的话题，显现出一种“长时段的辛亥革命”的整体思路。

“长时段”的含义，首先是指鲁迅笔下的辛亥革命并非仅被视作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的性质被鲁迅处理得相当暧昧，他将其与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乃至更为久远的清初为巩固政权的屠杀与剪发留辫的强制政策联系在一起。

周作人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头发的故事》与《风波》均写于民国九年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39页。，而《风波》“所说的也是关于头发的问题”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39页。。两篇写于同年、处理同一主题的小说，均将辛亥革命与五十年前的洪杨时代联系在一起：《头发的故事》借N先生之口，指出洪杨时“做老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85页。，《风波》则借九斤老太之口，以“现在的长毛”与“从前的长毛”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95页。这类故意混乱的称谓来分别指代辛亥革命与洪杨时代，显现出辛亥革命所唤起的知识阶层与民众所谓革命记忆的惊人相似。

与之相对应的，《怀旧》与《阿Q正传》写作时间相隔约十年，但二者却在表现辛亥革命在绍兴的历史镜头时具有互文性：“影射辛亥革命时事”的《怀旧》以“令金耀宗与秃先生惊惶不已的难民过境场景”，“为绍兴民众面对革命时的情状保存了细节丰富的历史镜头”丁文：《重叠与交错：周氏兄弟文学空间的生成》，《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10期。，而如要“补叙”《阿Q正传》“举人老爷家收拾箱子来寄存”，其“情形”可参看《怀旧》中的相关“资料”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01页。。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特别提示读者，《怀旧》对辛亥革命的“时事影射”中，实则嵌套着一段更为久遠的“太平天国时事”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43页。。

当与剪辫子有关的革命事件发生时，百姓很容易忆及洪杨时代：“辛亥革命成功，在洪杨五十年后，民间对于剪发怀着戒心，这是不足怪的”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40页。;而对老百姓来说，辛亥革命的意义其实是“人民可以不再拖辫子罢了，有人说上茅厕和睡觉可以方便些”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42页。。不难发现，鲁迅选择了民众有关“革命”的记忆或潜意识来表现辛亥革命，而周作人的解说也侧重以“头发的故事”来概括鲁迅在处理辛亥革命题材时的奇崛角度。民众面对革命的直接困惑便是，眼前的剪辫难题与洪杨时代究竟有多大差别，这一困惑所指向的问题是：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三百年来的各种起义、动荡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眼前的革命，是否只是近代以来累积的种种动荡势能的一次爆发？对于革命原本应当的最大受益群体民众阶层来说，是否仅仅意味着一次加重的生存恐惧？这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多着眼于鲁迅与社会政治革命之间的关联，转化成为探讨鲁迅与社会政治革命之外的另一种革命的关系。

这便引向了“长时段”的第二层含义，即辛亥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周作人指出，在鲁迅构筑讲述辛亥革命的“头发的故事”中，民众连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仅有“方便”也并不欢迎，其间“不容易了解的原因”在于：“旧思想如何根深蒂固，往往不必要的支撑在那里，要经过很久的年月才能改变”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42页。。这便指出了鲁迅小说中的辛亥革命已将社会政治意义的革命转化成为一场漫长的思想革命。

由此，周作人特意探讨鲁迅辛亥革命题材小说中呈现出的民众革命认知中近乎滑稽的混乱。他指出金耀宗口中的“长毛”、秃先生脑海里的“山贼或赤巾党”、未庄人和阿Q想象的“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的革命党，其实“是没有多少距离的”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00—101页。。未庄人眼中的辛亥革命与戏台上的某出反清复明的暴力复仇剧并无不同。《风波》中赵七爷所言“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95页。也“是清初的出典”，“与洪杨时代无关”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44页。，由此显露出沉积在民众潜意识里的历史荒谬感，所谓改朝换代、社会动荡、农民起义、辛亥革命不过是一轮又一轮的历史循环。

而从《怀旧》《药》《头发的故事》《风波》到《阿Q正传》，鲁迅十年间五度书写辛亥革命，却在刻画旧派、新派两类“士大夫阶级”遇到革命（或他们眼中的动乱）时的情状描绘上前后一致。旧派知识阶级以《怀旧》中的秃先生与《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为代表：秃先生认为“此种乱人运必弗长，试搜尽《纲鉴易知录》岂见有成者，……特亦间不无成功者，饭之亦可也”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02页。，赵太爷反对秀才驱逐阿Q，“以为怕要结怨”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02页。。此二人的做法与鲁迅亲眼见证的椒生叔祖面对革命的狡猾态度如出一辙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02页。。新派的如假洋鬼子挂上了“银桃子的党章”，于是“在乡间就成了土皇帝，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02页。，其与《藤野先生》中的速成学生“富士山”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07页。们正属同类。无论旧派还是新派知识阶级，均显现出面对革命时的“世故”与“投机”，所差别之处仅为具体做法不同。

鲁迅以民众与士大夫这两个阶层面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无论是民众面对革命时无所适从的混乱，还是士大夫阶层的狡黠应对，均在社会政治革命层面的辛亥革命之外，勾勒出思想革命层面的辛亥革命，而后者则绝非政治革命所能朝夕实现变易的。了解鲁迅小说背后历史深意的周作人，在强调鲁迅辛亥革命题材小说的互文性与整体感的同时，选择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即社会政治革命的循环性与思想革命的漫长性）去分析鲁迅笔下的辛亥革命，将“长时段的辛亥革命”作为解说鲁迅小说的重要方面。

作为鲁迅的同时代人，1950年代周作人在解说鲁迅小说时，强调的是鲁迅小说创作初衷中的启蒙宗旨与思想革命用心，即鲁迅“动手写小说，并不是来推进白话文运动，其主要目的还是在要推倒封建社会与其道德”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0页。。这不仅表现出周作人对鲁迅小说生成背景的还原，更展现出将鲁迅小说置于清末民初的思想史背景中予以考察的解读视角。

周作人往往在1950年代鲁迅研究界公认的鲁迅小说的意义之外，看到约定俗成的意旨之外的东西。他提出研究界虽然都读到了《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是礼教吃人”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2页。，但却多少忽视了“吃人”的历史与现实本身对于鲁迅写作的直接影响。“礼教吃人”不过是“理论”，鲁迅“从书本上和社会上看了来的”各式各样的“吃人”，包括“野史正史里食人的记载，食肉寝皮的卫道论，近时徐锡麟心肝被吃的事实”，“此外如把女儿卖作娼妓，清朝有些地方的宰白鸭”、“割股”、以人肉入药等种种特殊“实例”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2—13页。与日常行为，这些其实是促使鲁迅以小说来表现“吃人”世相，进而批判封建礼教的直接原因。

对鲁迅小说的生成历程的揭示，显现出周作人对于鲁迅在思想史地位中的回溯与梳理，即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凸显鲁迅作为思想界斗士的定论不同，周作人通过对鲁迅创作的思想背景的解说，提出鲁迅思想最初生成时的状貌，将一个固化的思想史视野中的鲁迅，转化为一种动态的思想生成过程。

在周作人的解说中，鲁迅小说的一些场景描写具有了保存思想史横截面的功能。他指出《风波》末尾的六斤缠足距离戊戌天足运动“已将近二十年了”，然而直至“民国六七年”，“像六斤那么的小孩还是成群的一瘸一拐的走着”，缠足陋俗的野蛮以及“废止缠足的运动”的进展“缓慢”由此展露无遗，无论是小说作者与解说者均寄寓了“说不尽的愤慨”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44—46页。。《阿Q正传》中的“精神的胜利”则映现着流行于清末民初士大夫之中的顽固主义思潮，周作人结合《狂人日记》第八节中“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指出鲁迅小说为近代思想史上“家丑不可外扬”的士大夫心态录此存证。周作人运用阿Q的理论，为民国初年出现的认为“中国所有坏处和缺点都是好的”的思潮进行了阐释，即“失败至少也总就是胜利，即形式上虽是失败，但精神上胜利了，只要心里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67—68页。。由此，鲁迅小说不仅成为文学形态的思想史，并成为解析同时代思想的理论资源。

有意味的是，这一对鲁迅小说中“长时段的辛亥革命”的主题探讨，并未止步于鲁迅小说及其诞生的时代，周作人将鲁迅小说中的革命主题与1950年代的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显现出与当代社会现实沟通的意图。在谈到《阿Q正传》中涉及的“旧女性观”问题时，周作人将之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联系在一起。从阿Q所代表的底层人物的女性观中，可以看到“封建道德下所养成的女性观”。在肯定了明清时期李卓吾、俞正燮的议论之后，他将鲁迅小说触及的这一问题纳入到“五四”“打倒礼教”的脉络中，提出“五四”未能解决的妇女问题，“须待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掌握了政权后才能解决”，他甚至野人献芹般地提供了自己的建议：“要紧的事是去消灭散在民间的旧女性观，把它连根拔了才好。”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81页。作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曾进行思考的周作人，知晓到这一命题真正“解决”必须落实为“民间的旧女性观”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82页。的破除与转化，以鲁迅思想来参与新中国的社会改革及其背后的思想建设。周作人将鲁迅小说中“长时段的辛亥革命”直接纳入到1950年代的中国现实议题中，就连鲁迅的生平事迹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52页。、鲁迅小说的人物原型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96页。，均被置于新中国的建立与社会政治改革的时代话语之中。这其中，鲁迅文学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强烈干预，“鲁迅”作为新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是其客观方面，但在周作人将鲁迅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作为鲁迅研究主题内的“应有之义”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82页。，在历史的语境中讲述鲁迅，却是周作人在解读鲁迅时的思想史思路的内在原因。

结语

虽然1950年代的鲁迅研究史中，资料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主流学术思潮同为其重要特征，但二者一冷一热，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差别不小。因此表面看来，周作人的“鲁迅研究资料”与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之间并不存在多大关联。但细究后却会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对话与回应，无形之中恰恰影响到前者写作的重心、特色乃至整体框架。周作人对于“鲁迅研究资料”的提供乃至作为独立文类的“回忆文”的写作，并非遗世独立的作品或仅仅是“稻粱谋”目的的稿件，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话语，乃至1950年代新中国的时代修辞存在着沟通的意图。周作人对侯外庐、萧三、许钦文等人的回应，是其与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相联结的具体表现，重视周作人鲁迅“回忆文”写作中这层与时代思潮对话的动机，有助于还原1950年代的鲁迅研究的学术脉络，并深入探讨1950年代鲁迅研究史上理论批评对资料建设究竟发生了何种具体影响。

这或许可以用周作人在讲解《风波》时的写作压力来透视，即“这篇小说听说读的人最多，因此讲解批点的人自然也是最多了。这使得我很有点儿惶恐，觉得文章不好写”。面对众多“讲解批点”，周作人最终采取的方法是“单看白文，凭了自己关于乡下事情的一点的了解、老实的说去”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38页。，即通过尽可能提供独家资料，形成自己对鲁迅的解说体系，以蕴含在资料性中的思想史视野与主流学术批评进行对话。

1956年周作人在回忆鲁迅与清末文坛的关系时，在梳理了当年鲁迅重视并翻译了凡尔纳作品的史实后，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近日报道，凡尔纳的名著十多种都将译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刊行”，周作人认为“这消息很是可喜”的理由，是“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喜爱是对的”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78页。。在周作人的叙述中，约半个世纪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出版舉措，可谓“认证”了二十世纪初年周氏兄弟的阅读趣味。这便揭示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鲁迅的个人阅读置于195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也存在着“对”与“不对”两种可能的方向，历史需要被当下确认。有关鲁迅生平史料的讲述，隐含着被赋予、被允许的时代限定。从当代鲁迅研究史的角度重新看待周作人的鲁迅“回忆文”，会发现以史料性著称的回忆录同样是被当代学术史塑形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