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无常》作为一篇精致的散文创作，有其混杂的文体特征，即杂文性与叙事性涵容其间。而在意义指涉上也有其独特而又繁复的指向，最少有三重：其一是民间视野下的阴间设置，而连接点则是“活无常”;其二是这篇写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三个多月之后的文章极具批判性，一方面指向了对残暴专制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其帮闲——“正人君子”进行多面嘲讽;其三，此文还有对人生哲学的反思——包括强调人性提升、“公理”诉求以及对“立人”新发展之后的“立国”关怀。

[关键词]《无常》;“公理”;人性;“立人”

[作者简介]朱崇科（1975-），男，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珠海 519082）。

1926年3月18日，约5000名群众在李大钊同志带领下在北京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国3月16日根据《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时限期的“最后通牒”;而彼时八国公使团向北京当局提出必须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会通过武力解决。同时，上述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进行武力胁迫。当游行队伍到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人群实弹射击，造成200多人死伤，李大钊、陈乔年等均在斗争中负伤，死者包括鲁迅先生彼时正在执教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杨德群、刘和珍等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世界画报》1926年3月21与26日出版了“三一八惨案特刊”，对此有详细说明，谢其章恰恰幸运得到并认真研究了此特刊。谢其章：《〈三一八惨案特刊〉：还原历史细节》，《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8期。事后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中俄大学校长徐谦等鼓动所致，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而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所谓的通缉黑名单。鲁迅为此非常愤怒，不仅寝食难安，满腔愤懑，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而且举起如椽大笔进行猛烈批判，写下多篇力作，包括脍炙人口、势大力沉的《记念刘和珍君》等等。有关分析可参拙文《周氏兄弟有关“3·18事件”的文本比较研究》，《广东鲁迅研究》1999年第3期。后收入拙著《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实人生”的枭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回到《朝花夕拾》集子中来，“北京鲁迅”有关鲁迅在北京的整体情况可参萧振鸣：《鲁迅和他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在“三一八惨案”以后共创制了三篇作品：《二十四孝图》（5月10日）、《五猖会》（5月25日）、《无常》（6月23日）。无独有偶，这三篇散文却无一例外地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性，包括强烈挞伐传统及可能阻碍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以父亲为首的封建教育及监控和民间鬼魂资源探讨等等。将《无常》置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并非是要窄化其丰富内涵，而是为其历史定位找寻一个引线或切入点。实际上，《无常》一文蕴含了相当繁复的意义指涉，远比单纯强调现实批判与人情味灌输复杂得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无常》从文体创新角度看亦有其特色，它涵容了散文、小说及杂文的多种元素，具有跨文体的特征，如人所论，《无常》是篇优秀散文，但文体风格鲜明且独特，它将小说典型化的因素与散文有机结合，同时也不妨将它看成优秀杂文，文中许多杂文式的精彩议论，恰如异峰突起、发人深省。有关论述可参张效民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285-288页。

一、民間视域下的阴间设置

1926年7月29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函中曾经提及：处罚应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我常想：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仍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为这是他所佩服的。”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或许是愤怒于统治阶层的残暴颛制，或许是不满官方的霸道蛮横，或许是惯有的人道主义情怀在面对惨案条件反射般泛起，或许是一直贯穿的英雄主义复仇情结浮现，《无常》中鲁迅先生采用了以民间文化（复仇）的方式彰显对抗心态的文字实践，尤其令人瞩目。

（一）阴间对应

不难看出，《无常》确立了相对清晰的地府统治架构，从东岳大帝到阎王到判官再到鬼物们，“凡是神，在中国仿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倒不如说是职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罢，就如城隍和东岳大帝之类。那么，他的卤簿中间就另有一群特别的角色：鬼卒、鬼王，还有活无常。”鲁迅也参考了《玉历钞传》等书，在涉及无常时提及其瓜皮小帽上的四个字，有的是“一见有喜”，“有一种本子上，却写的是‘你也来了。这四个字，是有时也见于包公殿的扁额上的，至于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写，他自己还是阎罗王，我可没有研究出。”此中已经有把地府人物性格和历史人物（包拯）结合起来的实践，其中寄寓了尊崇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价值取向。

而鲁迅在处理地府人物时并没有论资排辈，而是把焦点安放在最底层的鬼物们身上，但其中又有高低之分，而划分标准则是扮演他们的人民大众的喜好，比如鬼族和鬼王的装扮就并非等级森严、差异明显，毕竟后者还是乡下人出身，“鬼卒拿着钢叉，叉环振得琅琅地响，鬼王拿的是一块小小的虎头牌。据传说，鬼王是只用一只脚走路的;但他究竟是乡下人，虽然脸上已经画上些鱼鳞或者别的什么鳞，却仍然只得用了两只脚走路。所以看客对于他们不很敬畏，也不大留心，除了念佛老妪和她的孙子们为面面圆到起见，也照例给他们一个‘不胜屏营待命之至的仪节。”鲁迅在此通过细节刻画也凸显出一般看客和更虔诚信徒的差异，后者会给鬼王更高的级别待遇。

而在其中，民间认为地位最高的是“活无常”，浑身雪白且鹤立鸡群（戴上白纸高帽更显而易见），“他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概。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为了烘托或对称“活无常”，鲁迅还写了与之对应的“死有分”，但的确很晦气，烧香的人们需要及时摆脱，“这在迎神时候也有的，但名称却讹作死无常了，黑脸、黑衣，谁也不爱看。在‘阴死间里也有的，胸口靠着墙壁，阴森森地站着;那才真真是‘碰壁。凡有进去烧香的人们，必须摩一摩他的脊梁，据说可以摆脱了晦气”。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写出的鬼物们往往有不同的版本，比如书上、“阴司间”和绍兴迎神时候的装扮与要求往往有差，这样可以更好地互相参照、多元并存、为我所用。

对于阴间世界的设立或隆重再现固然不全是鲁迅自己创设的功劳，但鲁迅的实践却又呈现出某种民间的集体期许：即使不那么尽责和有效的完美阴间，一样可能审判既有的罪恶，甚至不论你出身为何，如人所论，鲁迅的鬼故事其实和丰富的民间血肉相连，“我们也终于读出了、读懂了鲁迅所讲的鬼故事背后的人情，那就是构成鲁迅生命底蕴的童年故乡记忆和民间记忆。而这两大记忆的核心则有二：一是和‘乡下人即底层民众的精神共鸣;一是和民间艺术（特别是民间戏剧）的血肉联系。”钱理群：《鲁迅笔下的鬼——读〈无常〉和〈女吊〉（二）》，《语文建设》2010年第12期。

（二）“活无常”：沟通阴阳

需要指出的是，“活无常”的真正角色却又是沟通阴阳的串联者。一方面，作为民众熟悉而又显得相对亲密的鬼物，他是地狱等级制度各司其责连续运行的齿轮之一，他必须听命于阎王，并完成自身的职责/使命，比如勾魂，“譬如城隍庙或东岳庙中，大殿后面就有一间暗室，叫作‘阴司间，在才可辨色的昏暗中，塑着各种鬼：吊死鬼、跌死鬼、虎伤鬼、科场鬼，……而一进门口所看见的长而白的东西就是他。我虽然也曾瞻仰过一回这‘阴司间，但那时胆子小，没有看明白。听说他一手还拿着铁索，因为他是勾摄生魂的使者。”而在民间戏曲目连戏中亦然，他也会担任自己该做的勾魂使者角色，“全本里一定有一个恶人，次日的将近天明便是这恶人的收场的时候，‘恶贯满盈，阎王出票来勾摄了，于是乎这活的活无常便在戏台上出现。”当然，因为和人间互通有无，基于人性或民众诉求，他和领导阎王之间的关系亦有张力，因为对民间有同情心而抗命，当然自己也会遭受惩罚，而这个做法的确是符合民众期待的——位置不高、态度良好、沟通上下、葆有气节，其实也是民众对自己（上升之后）角色的定位，如“活无常”自己所言：

我道阿嫂哭得悲伤，暂放他还阳半刻。大王道我是得钱买放，就将我捆打四十！

而另一面他是人民喜闻乐见的鬼物，个中原因当然相当复杂：其中包括了他的反抗性，而更多是因为他具有连绵不绝的人性，比如戏台上的出场，打喷嚏放屁上下漏风，并非一本正经、冠冕堂皇，也不是面目狰狞、惊悚丑陋，“他出来了，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漢，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但他一出台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嚏，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这才自述他的履历。”迎神时候的无常，则更是接地气，甚至如人一般，还有家眷安排，美丽的无常嫂以及无常少爷，“一个是漂亮的女人，只是很有些村妇样，大家都称她无常嫂;这样看来，无常是和我们平辈的，无怪他不摆教授先生的架子。一个是小孩子，小高帽，小白衣;虽然小，两肩却已经耸起了，眉目的外梢也向下。这分明是无常少爷了，大家却叫他阿领，对于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猜起来，仿佛是无常嫂的前夫之子似的。但不知何以相貌又和无常有这么象？吁！鬼神之事，难言之矣，只得姑且置之弗论。”言辞之中，鲁迅先生也会对教授们随手一击，因为“活无常”家庭就毫无架子，仿若我们身边的模范邻居家庭。而在“送无常”一幕中，一般要用酒饭恭送他，毕竟他是地狱使者，但他的平易近人更让人觉得真实，甚至大家还可以开他的玩笑，“因为他是勾魂使者，所以民间凡有一个人死掉之后，就得用酒饭恭送他。至于不给他吃，那是赛会时候的开玩笑，实际上并不然。但是，和无常开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上述种种，都可以彰显出他是民间呼声颇高的鬼物，这当然也凸显出鲁迅对人性的强调，无论这种存在物是神是鬼，这种操作其实也彰显了鲁迅的创造力，如人所论，“他既是‘鬼，讲鬼‘理，有鬼的‘可怖，但他更有‘人的一面，讲人‘情，像真正的人一样‘可爱。也就是说，这里讲的人是理想的人，他是体现了鲁迅对理想的人性的追求的：通过鬼的描写来谈理想的人性，这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创造。”钱理群：《鲁迅笔下的鬼——读〈无常〉和〈女吊〉（一）》，《语文建设》2010年第11期。

二、现实关怀

《无常》创作于作者被传言“通缉”中的1926年6月23日，“三一八惨案”过去了3个月，此文最初发表于1926年7月10日的《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13期。面对反动派的血腥暴行和开枪屠杀爱国群众，“出离愤怒”的鲁迅“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而在此时，“现代评论派”之流（尤其是以陈西滢为代表）还散布流言说青年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上述行径的确令人寒心（毕竟此时批判卖国的专制、尊重爱国者的合法行动远比人与人个体之间的矛盾乃至私人恩怨优先）。毋庸讳言，《无常》中时不时彰显出其难以遏抑的现实关怀和批判，虽然表面上看鲁迅更多是讨论阴间的鬼物，但其实明眼人都可读出其间的声东击西。如人所论，“他把迷信传说中的‘无常这种鬼魅作为自己作品的中心内容，并非为了研究佛经和解读封建迷信传说，而是在于回顾故乡绍兴风习，再现浙东世态人情，并针砭社会现实痼弊。”魏洪丘：《鲁迅〈朝花夕拾〉研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一）反抗专制暴政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对现实暴政专制，尤其是结合现实中的段祺瑞政府等存在更多地是采取隐形的精神批判和生成机制解剖，当然也采取暗暗的反抗或革命举措。也即，他反抗所有的跨越时空的不合理、暴虐等等。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活无常”对于阎王的口头批判、忤逆上司本身就是下对上的反抗，“他口里的阎罗天子仿佛也不大高明，竟会误解他的人格，——不，鬼格。但连‘还阳半刻都知道，究竟还不失其‘聪明正直之谓神。不过这惩罚，却给了我们的活无常以不可磨灭的冤苦的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紧双眉，捏定破芭蕉扇，脸向着地，鸭子浮水似的跳舞起来。”同时，鲁迅笔下的“活无常”对于民间疾苦常常富有同情心，也因此时常愁容满面。从此角度看，“活无常”就是穿梭阴阳、可以了解民意并部分代表民意，甚至斗胆可以和上级商榷的代言人。鲁迅复活了“活无常”的丰富性，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抗姿态。

从统治结构来说，法律及相关制度原本就是更多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而设置的，底层民众受奴役、受惩罚的可能性更大，所谓“官官相护”，因此“活无常”的台词无论是文本中的“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还是绍兴地方戏《跳无常》的台词，高潮重复部分：“一旦无常到，看你再逍遥，人死难把臭名消”，章贵：《我所知的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戏和“无常”》，《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都有所寄托——其中更朴素地表达了底层民众（寄望于“活无常”主持公道）反对特权、强权、捍卫法制神圣性、公平性的志趣，一种是平权，一种是捍卫名声。虽然从深处思考，这往往很难实现，甚至更进一步，这种操作不过是和统治阶层与虎谋皮，或至少也是部分巩固其统治——增强其警惕性并丰富统治策略与实行铁腕化治理。

（二）批判“正人君子”

可以理解的是，《无常》中的杂文笔法更多指向了（现实）专制统治者的帮凶或帮闲——“正人君子”。而他们往往拥有着和统治阶层合谋的话语霸权，“对‘无刀无笔的弱者实行精神的压迫，而这种精神压迫又最终将导致政治的压迫，使得他们‘不得喘息。”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51页。我们不妨实际论证一下：

1.以民众/底层朴素理念消解“公理”。若从更早的女子师范大学事件谈起，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涵盖广泛，当然包括对“某籍某系”乃至出身的影射与嘲讽，《无常》中自然也有对“模范县”（陈西滢自谓其家乡）及“绍兴师爷”（陈批判绍兴产物之一）的含沙射影的回应，但更多指向了“下等人”，在鲁迅看来，这些苦难深重的乡民早就对现实社会中的政府和官方失望透顶，反而更加信任阴间，也部分吻合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之地狱版，“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从此角度看，这种批评本身就呈现出民间朴素的智慧坚持以及作者鲁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

2.赞扬“活无常”的情理兼顾。鲁迅认为，在人世间把持“公理”的角色都是靠不住的（他们往往还是兼差，而且玩弄文字），还不如向阴司讨一些私情，让铁面无私的他们酌情处理，鲁迅写道：“对付别人要滴水不羼的公理，对自己总还不如虽在阴司里也还能够寻到一点私情……当还未做鬼之前，有时先不欺心的人們，遥想着将来，就又不能不想在整块的公理中，来寻一点情面的末屑”。其中既批判有身份的人（其实就是学者、教授、文豪们）的架子，或借文章作护身符，也可以说明底层人可以从无常处寻些脸面过活。从此角度看，鲁迅还是赞扬了“活无常”的居间的仁心而鄙视“正人君子”打着“公理”旗号的冷酷、残忍与急功近利。当然，如果更进一步，这也可理解为鲁迅先生的身份感觉与人生际遇和底层民众心神相通。

3.痛击“谣言”。鲁迅在提及迎神时“活无常”的子嗣问题时明显指桑骂槐，这个问题原本是很难解释的，毕竟这属于民间信仰里的传统习俗，未必完全合乎人间规律和逻辑，但在掺入现实批判之后就迎刃而解了，鲁迅写道：“至于无常何以没有亲儿女，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释了;鬼神能前知，他怕儿女一多，爱说闲话的就要旁敲侧击地锻成他拿卢布，所以不但研究，还早已实行了‘节育了。”辛辣的笔触其实指向了“现代评论派”陈源、梁实秋们污蔑鲁迅拿卢布写作根据杨奎松的研究，“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具体可参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需要指出的是，在1930年代左翼时期的上海，鲁迅和共产主义息息相关，但稿费、版税收入较高，无需领卢布，而1920年代“语丝”时期的鲁迅写作显然更和此类经费毫无关联。的用心险恶与谣言四起，还有“另外还加添了两名角色，就是‘正人君子之所谓‘老婆儿女”，也是顺手一击。某种角度上看，鲁迅的杂文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即使旁敲侧击，也是剑锋犀利，无常此时成了鲁迅攻击“正人君子”们的凭借。

除了批判“正人君子”以外，鲁迅偶尔也批判俗世间的鬼气重重，而这里的鬼气则是贬义词，反过来冥间的真鬼似乎更有人气，这种反常也呈现了鲁迅辛辣的批判性，所谓人鬼颠倒，“我还记得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小屋子里的一个男人，便自称是‘走无常，门外常常燃着香烛。但我看他脸上的鬼气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会增加人气的么？吁！鬼神之事，难言之矣，这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论了。”文字间的人鬼流通思辨令人慨叹，此时的人何尝比鬼更坏或不堪呢？这也可见鲁迅在散文中掺入杂文笔法的杀伤力，既回应了现实专制与黑暗，同时又委婉曲折、富有诗意，如人所论，“而在散文中融入杂文的笔法是《无常》超越一般抒情性散文之处，这样的杂糅创作手法为《无常》及这个鬼物形象带来了耐人咀嚼的韵味，形成了寓抒情、议论、叙述于一体的独特艺术效果。”万余：《解读鲁迅笔下的无常》，《名作欣赏》2017年第30期。

三、人生哲思

《无常》在重绘阴间、现实批判以外自有其更高追求，也就是对人生哲学的追问与反思，而这是其主题指向的第三重境界。这重境界更可看出鲁迅先生的创造力与思想造诣。

（一）人生升华

“无常”一词，作为佛教用语，自有其艰深解释与限定。鲁迅并没有纠缠太多，更多关注到中国的民间命名“活无常”时对这个繁复来源的简化使用，但其间对于命途多舛、个体渺小、人生无奈的感悟总是共通的，无论你出身、阶级、性别、际遇如何，都可能会经历这种类似的感受，鲁迅写道：“我也没有研究过小乘佛教的经典，但据耳食之谈，则在印度的佛经里，焰摩天是有的，牛首阿旁也有的，都在地狱里做主任。至于勾摄生魂的使者的这无常先生，却似乎于古无征，耳所习闻的只有什么‘人生无常之类的话。大概这意思传到中国之后，人们便将他具体化了。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创作。”这段话其实讲出了“无常”的要义之一，正是因为对天命、世事变幻等缺乏安全感，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往往遭遇不如意、挫败和各色羞辱，（底层）民众才会更期待来生或另外世界（含阴间）中有更好的可能性，而其中改变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增添合理的人性、祛除恶与鬼气，“活无常”的命名本身就呈现出这种期冀，更进一步，还把这个人物理想化，成为底层权益与理想的代言者。写鬼的目的是为了造人，乃至“立人”，如人所论，“他所做的不仅仅是来描写这些可爱的鬼的形象，更是蕴含着深意。通过描写这些可爱的鬼的形象，从鬼影中看出人性，用自己的写作以期摇醒那些沉睡者，除掉他们身上的‘鬼性，获得真正的新生。”李安宁：《鬼背后的人情味》，《安阳师范学院》2012年第3期。

（二）公正/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经由民间传统或鬼魂世界，还是批判现实，鲁迅在《无常》中其实更追求一种真正的公平/公正，而所用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公理”。

“公理”的含义实则有两重：一个是负面的“正人君子”所强调的“公理”，某种类似于上层阶级的普世价值的东西，而话语权垄断在教授、学者、文豪们手里，底层民众“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当然，这种追求的背后其实也是民间立场，如钱理群所言，“鲁迅的回归民间，自然也包括了从地方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的支撑。”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第272页。

而另一重则是法理、公平与正义，是很大众的最大公约数的朴素认知和权益平衡之下的共享，所以他们希望阴间的鬼王们主持公道，“然而那又究竟是阴间，阎罗天子、牛首阿旁，还有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马面，都是并不兼差，真正主持公理的脚色”，明显呈现出对“公理”内在意涵的渴求与坚持，因为阳间难觅底层民众需要的“公理”，所以不惜向黑暗的阴间求助，而民众也恰恰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堪称维持真正“公理”的世界，“活无常”就是这个“公理”的代言人或载体。如人所论，“鲁迅在《无常》中展现的不仅是那个为人们所爱的‘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的表面的积极力量，更反映出人们在黑暗现实中真正绝望的挣扎。人们为了逃避死亡的可怕以及现实的不公，在迎神赛会、目连戏中与象征死亡的无常开玩笑、获得公理。”刘恋：《无常的负面形象分析》，《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年第3期。

（三）发展进化

《无常》的角色形塑可能更喻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人的生存与发展趋势，鲁迅曾经以回忆的口吻写道：“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从更深层的角度看，鲁迅毋宁更是借“活无常”角色创造出一种更美好的新人，即有情有义、有同情心有同理心。这样的个体才是更加强大而亲切的存在，而这类人组成的国家才是“人国”。这恰恰是鲁迅往往为人所忽略更具价值的建设性层面。如杨义先生所言，“在审美人类学的戏拟、嘲弄和逆向颠覆中，鲁迅写鬼，鬼后却有人焉，鬼类与人类相互映照，復调地折射了一种以谐趣消解黑暗秩序，以丑怪消解神圣的虚伪，以自己的高帽子拱翻了冠冕堂皇，因而也可以说是独特形态的‘美伟强力的人。”杨义：《〈朝花夕拾〉的生命解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结语

《无常》作为一篇精致的散文创作，有其混杂的文体特征，即杂文性与叙事性涵容其间。而在意义指涉上也有其独特而又繁复的指向，最少有三重：其一是民间视野下的阴间设置，而连接点则是“活无常”;其二是这篇写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三个多月之后的文章极具批判性，一方面指向了对残暴专制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其帮闲——“正人君子”进行多面嘲讽;其三，此文还有对人生哲学的反思——包括强调人性提升、“公理”诉求以及对“立人”新发展之后的“立国”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