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洁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兰州 730070)

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一)产生背景

随着中国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既是时代的主题，又是当下的要求。在“文化转向”与“社会转向”之前，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方面，与译者并无太多关联。“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在国外，专注于译者的研究著作有：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Lawrence Venuti,1995);WhoTranslates?TranslatorSubjectivityBeyondReason(Douglas Robinson,2001);TranslatorsThroughHistory(Jean Delisle&Judith Woodsworth, 2012)等。与此同时，译者的行为研究也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与之相关的著作有KnowledgeandSkillsinTranslatorBehavior(Wolfram Wilss,1996);TranslatorBehaviorandLanguageUsage:SomeConstraintsonContrastiveStudies(Ian Mason,2001);StudyingHumanTranslationBehaviorwithUserActivityData(Michael Carl&ArntLykkeJakobsen&Kristian T.H. Jensen, 2008)。在国内，2009年之前与“译者行为”这一关键词相关文献少之又少，自2010年，周领顺教授发表了数篇关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论文，并在2014年出版姊妹著作《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译界才真正开始对“译者行为”及“译者行为批评”给予高度关注。

(二)基本内涵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以“译者行为”为中心的翻译批评理论，由周领顺教授首次提出，是对译者行为规律性特征所做的研究。所谓“译者行为”，指“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总和”(周领顺，2014)。翻译内，译者作为语言人，彰显了其“求真”特性，通过全译、套译、增减等翻译方法，采用宏观规划策略，将原语言的文化信息转化为目标语言，以求达到风格相似；翻译外，译者作为社会人，着眼于翻译的外部社会功能，力求”务实”，根据读者及市场的特殊需求，通过变译、厚译、解释、合并、改造、套译等翻译策略对原作品的部分内容进行转换，求得语境效果，从而实现“译有所为”的动态、开放化翻译行为，“务读者青睐之实”(于云飞，2017)[2]。

(三)研究现状

通过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梳理，笔者认为学者们集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及跨学科研究于一体，同时又有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从译者本身出发的研究主要有：宋健、崔伟男、罗水莲(2017)以戴乃迭汉译《边城》为例，通过具体译例分析，研究了在翻译过程中女性译者的译者行为倾向性和感情倾向性；谭莲香、辛红娟(2017)通过考察 1983 年至今国内沙博理研究文献，探讨了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行为的关系，给出了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周领顺、张思雨(2018)以《陶渊明诗文选译》为个案，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次，对译者方重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译作出发的研究主要有：黄勤、余果(2017)选择老舍短篇小说《黑白李》的王际真英译本、莱尔英译本和科恩英译本，以“求真—务实”连续统为评价模式，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出发对三个英译本中熟语的翻译进行了描写性研究；余文飞(2017)选择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对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书的刘译本进行了描写性及评价性研究。

本文尝试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语言本体为基点，结合湘西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对《边城》两个译本的乡土语言英译进行描写性及评介性个案研究，从翻译内(文本研究)及翻译外(行为研究)双维度出发，基于“求真—务实”评介连续统，总结归纳不同译者在翻译同一文本时采用的不同策略及方法，同时也通过分析推理等方法探讨译者行为对译作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对翻译批评研究提出实质性的思路[3]。

二、译者行为对译作的制约与影响

《边城》是沈从文最著名的小说，是其理想主义创作艺术的典范(金介甫，1995)。它的英译本目前主要有三个：1947年，金隄与白英合译的《中国大地：沈从文的小说》收录了《边城》，译名为TheFrontierCity。1962年，翻译巨匠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合译《边城》，译名为TheBorderTown，发表于《中国文学》第十期和第十一期。2009年，美国汉学家、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译《边城》，译名为TheBorderTown，于2009年由纽约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出版。本文通过对比杨戴译本与金介甫译本，从专有名词英译及方言俗语英译两方面着手，分析不同译者对乡土文学英译策略的选择，并探讨不同译文背后存在的社会性理由[4]。

(一)《边城》中专有名词的英译

源文本杨戴译本金译本人名翠翠EmeraldCuicui,Jade Green天宝TianbaoTianbao,Heaven protected岳云Yueyun/Son of YuefeiYueyun,the most handsome warrior ofthe Song dynasty a thousand years earlier杨马兵Yang the GroomHorse man Yang地名茶峒ChatongChadong酉水YouYouShui头衔什长OfficerSergeant老道士The old TaoistThe old Daoist priest节日端午节Dragon Boat FestivalDragon Boat Festival中秋节MidAutumn FestivalMidAutumn Festival春节Spring FeativalThe Lunar New Year

从上表可见，不同译者在处理专有名词翻译时，既有相同之处，也颇有差异。杨宪益翻译人名时多使用音译法，采用汉语拼音，姓译成一词，名译成一词，连在一起未加连字符，只复制保留了音似，缺失汉语文字所表达的深刻含义，更靠近原作，偏向“求真”；金介甫翻译人名时，除直译外还附加了阐释，如“天宝”“岳云”，金不但将其音译，同时增译了汉语的隐含意义(天宝：上天保佑)及相关文化背景(岳云背景介绍)。岳云在文中用来描述主人公傩送的长相与个性，金的翻译既保留了中国人名的特色，又方便外国读者理解其内涵，译者行为更靠近于译入语读者，偏向“务实”。

翻译地名时，二人均采用了音译的方法，而有趣之处在于翻译“茶峒”时，杨宪益依照中文人名读法，直接用拼音音译。金介甫也是音译，但考虑到译文读者，遵照他们的习惯，在此基础上又适当与英语做比较，把Chatong，改为Chadong。

二人在处理头衔翻译时差异较大。“什长”是古代的一种军职，五个人称之为“伍长”，十人称之为“什长”。金选择“sergeant”作为对应词，指美国仅次于中尉或上尉的警官。虽然它与中国的“什长”并非是完全一致的概念，但与杨的广泛概念“官员”相比，更方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什长”的官位等级。

两位译者在处理节日翻译时，均使用异化策略保留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特色。随着中西了解的加深，约定俗成的中国节日名称早已不会再成为西方读者阅读的障碍，因此译者并未做过多处理，直接使用直译法翻译[5]。

(二)方言俗语的英译

1.杨戴夫妇的“求真之路”

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中，“求真”与“务实”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求真”是译者在能够确保务实性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所做的首要及本能选择(周领顺，2014:79)。通过以上译例可见，翻译内，杨戴二人的译文尽可能地满足了对原文的忠实，彰显了译者作为语言人“求真”的本能和努力。杨宪益先生曾说过：“我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作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杨宪益，2008)译者以归化作为总体翻译策略，同时采用其他译法，力图在不同层面再现原作的韵味，从而再现汉语的表达之真，以求真文本，兼顾务实。

杨戴在翻译《边城》的方言俗语时，与原文基本亦步亦趋，一些文化意象的象征意义均能得以保留，且又于表层意义之下传递了深层含义。如：

①“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全是特为赞颂你这个人好处的警句。(P46)

爷爷借用当地俗语赞扬傩送勇猛如八面山之豹，英俊似地地溪锦鸡。“豹子”“锦鸡”的意向感知虽然在不同文化间都有一定的相通性，但是译语读者并不了解豹子和锦鸡在此处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无法体会其中的喻义。因此，杨戴使用显化译法，将其译为“Brave as a panther, handsome as a cock”，既保留了原文的“豹子”“锦鸡”之韵味，又使译语读者简单明了地理解了此句之意。

②有些过渡乡下人也携了狗上城，照例如俗话说的，“狗离不得屋”……(P38)

“狗离不得屋”指狗离不开主人的庇护。李岸《结冰的心》二六：‘狗是百步王，只在门前狂。跟着主人进了城里，也变的温顺驯服。杨戴将此句译为“some villagers have brought their own dogs along. But a dog becomes a different creature away from home and, even at their masters’ aside, these look meek and mild”，采取“厚译”，对文化之隔做了知识性的增补，使文字遮蔽之意与译者之意相融合，对“狗离不得屋”做了相应阐述，使得读者对其意了然于心。

③“我猜不着他是张三李四”(P48)

汉语的“张三，李四，王五”之说，乃借喻用法，泛指普通人、闲杂人等。英语中也有对应译文“Tom, Dick and Harry”，但这一译法更有蔑视之味，特指“无所建树的普通人”“阿猫阿狗”。该译法虽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已经失去了翻译味，过于“洋化”。中国读者素有“恋古情节”，过于洋化的翻译，反倒失了方言中的土味。杨戴有意将其译为“How can I guess? Chang the Third or Li the Fourth”，旨在保留原文结构与韵味，但该译文对于译入语读者而言，或难以理解。

④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子发誓，说好了“分手后各人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各自分别待着打发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P13)

这段概括性描写选词高度凝练，“关门撒野”“所结”“嘴唇咬着”“浮着”“蹲着”“那一个”“这一个”“待着打发”“一堆日子”“缚定远远的一个”，描写了水手与妓女的爱情状态。“关门撒野”是换喻，指妓女与客商间的男欢女爱之事，若意译为trading sex等词，既显粗鄙，又不符沈从文的文风。杨戴将“关门撒野”译为closing the door and getting down to business，既达其意，又传其神，顺从了沈从文的婉转表达。“嘴唇咬着”也是换喻，指亲吻，杨戴并未将其变译为“kiss”，而是求其真，直译为“bite their lips”，修辞手段暗含其意义，形象生动地展示了男女热恋时的状态[6]。

2.金介甫的“务实”之路

求真无力之时应求务实。务实建立在求真基础之上，二者相互关联，相互牵制，但不排斥。“英译所应务之‘实’，就落实在原文真意在目标语读者中所应有的、相应的反应上。”(周领顺，2017)金介甫在兼顾求真务实的同时，更偏向于务实。金翻译《边城》方言的译法灵活多样，或避其表象而取其真意，或避原文难以求真之处而取功能相当。翻译外，金介甫作为社会人在社会大背景下着眼于“务实”，尽力表达隐身于文本之后的原作诉求，大大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以务实为上，兼顾求真。鲁迅先生认为，文学翻译不但要移情，而且要益智，因此，译文也应适当需要有异国情调。

(三)求真—务实背后的社会性动因

从译者身份及其社会轨迹来看，杨宪益作为中国译者，受到了国内主流翻译规范的制约，一直遵从译者需忠实于原作的思想，要将自己融入原文，依照作者的审美感知原文的美。因此，他在处理译文时，本着求真为本的原则，尽可能地贴近原作，传递作者所想所愿。而金介甫作为西方译者，可以说是原作沈从文先生的异域知己，是国外沈从文研究的第一人。他的翻译脱离了国内主流翻译规范的束缚，由于对作者细致入微的了解，他熟稔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怎样的一幅画，也知道如何恰当地将这幅画传递给西方的读者，因此他的译文也更显大胆，更加照顾到读者的反应与共鸣。

翻译赞助人及翻译目的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杨宪益、戴乃迭就职于北京外文出版社，因此他们的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赞助人的制约，自由创作的空间不大。而金介甫不受外围环境的制约，他热爱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俗民情，他要通过英译《边城》将他所热爱的中国文化带入异域，传递给英语读者，以增强国外读者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认知及共鸣，同时也通过翻译这一手段传递他对沈从文先生的敬仰。因此，他的译作所受的束缚极小。

三、结束语

许钧说，译者是行走在“钢丝”上的行家。在翻译这一门平衡的艺术里，译者要善于保持平衡，不轻易偏向一方。“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观照下，译者须遵循‘求真为本、兼顾务实；务实为用、兼顾求真’的行为准则。”(黄勤、刘红华，2015)。杨戴在翻译《边城》时，希望读者可以借欣赏译文从而达到欣赏原文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以“求真为本”，尽可能地靠近并忠实于原作者，尤其是原文的文化特色。而金介甫不但系统全面地了解了湘西方言，更深入地了解了方言背后的风土人情及文化风俗，翻译过程中“求真”与“务实”相结合，以“合理”为最终目标，通过增加前言，文中阐释、文后注释三种厚译方式，力图在“翻译—传播—接受”过程中做到语言与社会的层级渐变。通过对比可见，译者身份、语言结构、社会轨迹、自我认知、意识形态、目标读者等因素都会制约并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笔者认为，好的译文，即是读者分不清谁为母本，谁为译本，读译本如读母语作品，而这一切因素均取决于译者的行为与修养。由此可见，译者作为语言人和社会人两种身份，其行为对于译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