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军

摘 要：如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价值，有不同的视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理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果说价值观的历史积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能落地生根，还需要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等现实土壤，不同的价值观是不同时代的反映，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的量变才能推动价值观的质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形成，找到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需要挖掘一切积极因素，消除一切消极因素。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辩证法;机制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72-04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如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价值，有不同的视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理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启示。

一、矛盾对立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之动力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其自身以及形成的条件也离不开矛盾。一方面，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价值观，它反映了特定阶层和人群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广大人民意志和精神的体现，是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斗争的产物。富强和民主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很多次农民起义的口号，古代的农民阶级往往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步伐从来没有停下过，劳动人民一直和统治阶级抗争，争取获得民主和平等权，就像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近代的中国一穷二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自由、民主、平等等权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人来说等于是痴人说梦。从清朝的皇权政治到北伐前的军阀统治再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直被压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有了制度和物质的保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快，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社会阶层分化加速，贫富分化加剧，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多元并存，道德的失序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各种群体事件和极端案件时有发生，这其中固然有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但思想层面的问题是根源，为进一步统一思想道德规范，为人们提供共同的行为范导，十八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纵观古今中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绝不是偶然，它是建立在自始至终矛盾双方斗争的基础上，正是由于人民的不懈斗爭，才有了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基础。

二、质量互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之基础

如果说价值观的历史积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能开花结果，落地生根，还需要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等现实土壤，不同的价值观是不同时代的反映，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的量变才能推动价值观的质变。

就国家层面的价值来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劳动人民的美好期盼，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究其原因，是受特定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中世纪的欧洲，农业是主要产业，同时还有少量的手工业和商业，当时的社会管理模式是采邑制或者领主制，从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层层分封，每一个层级的领主拥有本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下一层级固定地向上一层级缴纳贡赋，提供兵力，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管理模式，特别有利于统一思想的形成和稳固，基督教正是利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加强基督教文化的统治，基督教神学统治着当时社会的一切领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人们处于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中，没有民主和自由可言。而在东方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文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人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受尽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究其根源，还是由于中国经济形态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整个社会阶层主要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层，这种社会结构为专制提供了便利，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专制性反映在农民阶级的价值观上就是愚昧、奴性和故步自封等特征。这种情况思想状况延续了几千年，几乎没有什么质变。

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后，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生产力也得到迅速提高，社会结构和社会生产的巨变，也带来了人们思想上的变化，旧的封建残余思想逐渐得到清除，经济政治的质变引起了社会价值观的质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应该说，市场经济带来的创新、竞争、公平、参与、互赢、效率等思想也在影响着人们，这些思想中渗透着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价值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如生产者、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都是平等的主体，他们理应受到平等生产、平等交易的待遇;他们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参与贸易和生产，自主地决定生产的规模和质量;他们在法律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除了要求人们恪守诚信精神，还要求人们遵守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维护市场的秩序。这是市场经济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的积极变化。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曾经一度影响到思想和价值观领域，“一切向钱看”“读书无用论”等消极思想一度盛行，“苏丹红”“瘦肉精”“黑心馒头”等事件频发，再次告诉人们，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究其原因，一方面，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社会的人，都有其特殊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相对简单，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而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专业经纪人、社会组织带头人、中产阶层等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而且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隔阂，各自的价值观呈现出摩擦和冲突的一面;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增加，特别是这些年境外旅游持续升温，表面上是旅游，其实是一种中外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国游客在境外感受到国外多元的价值观，对他们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触动，久而久之，对自身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认识必然产生影响，此外，国外电影、艺术等文化作品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我国目前价值观多元的原因。应该说，价值观多元并存实际上是造就了价值观发展的量变基础，由量变到质变，需要人们思想上的自我反省和道德上的自我反思，同时，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党和政府推动价值观的整合和发展，显得尤为必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国当前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三、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之形成

矛盾的对立统一和质量互变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先决条件和形成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形成，找到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需要挖掘一切积极因素，消除一切消极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扬弃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状况，这些价值观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好的和坏的都要扬弃，坏的东西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推动作用，好坏是水火不容的。因此，扬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根本途径。

从国家层面来看，富强是价值观的首要目标。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城市开展市场经济改革，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走向了富裕。但是改革开放也催生了富人阶层，贫富分化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必然牵涉到价值观问题，尤其是对待富裕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宪法增加了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追求富裕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富人的财产权也要保护，这是对人们富裕权的全面理解。

民主的本质是人们当家作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民主这种价值观的产生一直伴随着与专制的斗争，如何对待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观，简单地否定和简单地肯定都是不对的，民主和专制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只是发生作用的方式不一样，民主虽然有利于人民体现主人翁的地位，但是过度的民主也会让社会失序，政治无度。专制在今天看来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但是专制在历史上也起过积极作用，正是中央集权制确保了我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大部分时间是保持统一的，专制是不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但是专制中的集中统一的思想在特定条件下是积极的。因此，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主，应该是包含集中的民主，只有民主和集中形成张力，相互制约，才能确保民主健康发展。

从社会层面来看，自由是首要价值，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的自由得不到保证，伴随着人们的不自由、封闭和保守。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自由有限，自由属于少数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人们不能自由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经济上的贫穷导致人们经济自由度很小。核心价值观提倡的自由，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权，但这种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的，是以遵守法律和道德为前提的，正是因为人们感受到法律和道德的限制，才保证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是理性意义上的自由。在扬弃过程中，既要保证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自主决定权，也要考虑到国家、社会、他人利益，考虑到一定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则，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和其他人的自由和谐一致。公正和平等同样如此，二者都是相对的，遵守法律和道德法则的公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和平等。

从个人层面看，爱国是首要价值目标，过去我们讲爱国，就是要爱自己的祖国，现在我们讲爱国，既要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人民，还要爱我们所处的世界，如果没有这样大爱的思想，爱国主义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外交目标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最好阐释。这种爱国，是要扬过去的爱自己的国家，还要扬过去所弃的爱世界，所以扬弃并不是对立不包容的，而要辩证地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无论是通过否定之否定还是质量互变，目前而言是一种现实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纯粹意义上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追求的最终的价值就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這么描述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责任编辑：鲍跃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