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智楠

摘 要：中共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渊源、特征、功能、优越性、发展完善以及习近平重要论述。以理论、历史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发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以及优势，分析其在如何保持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创造性地使中国人民受益其中，辩证地对待制度的优势与现实问题，探究其是如何成为中国为解决世界难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中国方案;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29-0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政党制度做了许多精辟论述，随着制度实践的不断深入，学界对其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当前，学界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名称提法主要分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习近平于2018年3月4日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定义为“新型政党制度”为分界，在此之后，学者们更多以“新型政党制度”命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实际上，这两种名称提法本质上是一致的，指代同一制度，均为突出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性。而“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提法是在与世界各国历史上出现过和当今实行的政党制度比较之下，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概括和定位，使中国政党制度更具世界意义，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完善提供了极具参考借鉴价值的“中国方案”。因此，本文在学界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以“新型政党制度”为主要提法，从该制度的渊源、特征、功能、优越性、发展完善以及习近平重要论述六个方面，对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分析。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渊源

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首先要研究这一制度的渊源，厘清其理论基础和历史形成与演进。学界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渊源主要有三：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历史渊源是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文化渊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文化。三种渊源的互动与结合，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使得这一制度发挥出极为突出的活力与优越性。

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创立了多党合作的理论。杨雪燕认为：“在革命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多党合作的思想具体化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关系的思想，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工人政党、其他民主政党的关系，同时也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关系中应坚持的原则，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1]因此，多党合作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民主的、工人的政党开展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而不是抛弃他们，通过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实现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周云莲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合作关系，这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理论源泉。”[2]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就以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为指导，发展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建立起革命的统一战线，为将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打下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各政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及广大群众等各协商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公共协商方式参与决策、达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与制度形式。”[3]协商民主体现在政党制度方面就是政党协商，如今政党协商的顺利开展得益于协商民主理论的长期积淀。周淑真认为，政党协商是多党合作制度的核心要素[4]。李军鹏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时间基本一致，协商民主理论为政党制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5]。肖光荣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发表重要讲话， 为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指明了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协商民主理论，创新并超越了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创造[6]。

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历史渊源。黄景睿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等特殊国情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在中国特定时空规定的‘土壤中，孕育萌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的政党制度。”[7]熊必军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三三制，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正式确立于1949年全国新政协会议的召开。”[8]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是一个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政党，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反对独裁专制，主张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李燕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明确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9]因此，中国共产党愿意与有着共同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合作，争取通过革命斗争的胜利来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这成为多党合作的历史根源。田改伟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团结抗日，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结下了初步合作共事的友谊。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各民主党派，一起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10]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提出“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又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从而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文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渊源。李伟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1]寇政文认为，以和合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之基[12]。齐春雷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多元统一、和谐共生”是多党合作制度产生的文化根源[13]。学界都比较认同和合文化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影响。尽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关于现代政党的因素，但其蕴藏的文化内涵对现代化政党制度的构建产生事实上的促进作用。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理论，“又吻合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形成它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匹配和协调、融合的状态”[14]，因此，这一制度的成功是必然的。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

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探讨制度下的政党属性，二是分析制度下的政党关系，三是从中西政党制度的比较中阐述中国政党制度的特征。

第一，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属性的探讨。政党属性规定着一个政党的性质。政党的性质决定着政党所组建的政党制度的性质。因此，研究政党制度的性质要研究制度框架内政党的性质。宋俭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属性与功能[15]。领导与执政是两种方式，其活动空间也有区别，两者不能混淆。领导是包含更加全面的内容，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事务，而执政仅是指执掌政权。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内容和活动空间要比“参政”的内容和活动空间更全面、更广泛。在这样的政党属性下，虞崇胜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的结构性特征是非竞争性的[16]。众所周知，竞争性是旧式政党制度的题中之义，旧式的政党为了权力争得你死我活，尽管曾在世界上繁荣一时，但这丝毫不能遮掩其虚伪的本质——资产阶级垄断性专政。而非竞争性正是中国政党制度全新的创造，符合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努力的基本特征，解决了旧式政党制度所无法解决的恶性竞争的问题，为社会的发展注入团结的力量。

第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政党关系的分析。政党关系是政党制度框架内政党之间关系的体现。学界一致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架构，在这一架构内，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主要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而非旧式政党制度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在政局动荡、社会失序的特殊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不是对立存在，而是有着相同的斗争目标和相近的革命追求，并通过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17]，他们的关系是十分团结和谐的，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宋俭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奋斗目标相同、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基础上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共事关系。”[18]就中国政党制度看来，中国的政党关系是团结和谐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中国的政党就是如此，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由大家一起商量，具体落到政党上就是政党协商。政党协商是中国政党关系的特点，也是新型政党制度的典范所在，是旧式政党制度所缺乏的优良品格。尽管西方政党之间存在一定的妥协，但也是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只是一时地找到共同点。而中国的政党协商是一直存在的，是经常性协商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友党关系。”[19]因此，从政党关系的角度看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是团结合作。

第三，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分析。中国与西方在政党制度方面的比较是比较政治里常见的类型。一些学者通过形成条件、本质、合法性来源等方面的对比来阐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并力证两者之间的不同。就形成条件而言，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产物，而西方政党制度是议会斗争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在革命过程中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各民主党派经过比较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结果。”[20]就本质而言，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上的，而西方政党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就合法性来源而言，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既有领导革命成功而来的合法性，也有来自广大人民支持的合法性，而西方政党制度合法性来源主要是选举。因此，从这三个方面看，中国政党制度的特征主要是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

通过政党属性、政党关系、中西方政党制度比较分析研究，形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两大特征。一是在政党制度层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体现工人阶级领导国家，也确立了各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实现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制度框架。二是“在政党制度结构上确立了一个有着广泛政治参与的、开放民主的制度架构”[2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允许最广大的人民参与其中，各抒己见，能够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开放性是西方政党制度所不具有的。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

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研究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整合社会利益，二是提高决策效率，三是实现民主监督。

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社会利益整合。整合社会利益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的功能。“整合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使各自独立而又有一定联系的要素按照某种规则或规范进行调整和协调，使之成为统一体的过程和结果。”[2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政党制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全国各族各界的利益。齐春雷认为，改革开放促使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多元利益需要整合，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为整合多元的利益提供良好的政治平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就可以诠释为利益协商保障、吸纳多元利益诉求、增进利益协调共识[23]。姜丽华认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要能够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照顾同盟者利益，从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2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利益分化比较严重，而中国政党制度就使得多元的利益得到有效的整合，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征所决定的。因此，齐春雷还认为，民意代表的全面性与时效性是民主的难题，而中国政党制度解决了这一难题，中国政党制度下的民意代表具有全面性、民意整合具有时效性[2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在制度运行时能及时整合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是现实的需要，其产生有充分的合理性，也是政党制度本身最具影响力的功能。

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决策效率提高。提高决策效率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一。提高决策效率的一个标志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政治协商，达成政治共识。只有各党派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共识，在具体目标、任务、路径等方面达到一致，才能将决策效率提高。魏晓文、苏杭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秉持求同存异之原则，在政治资源优化中互相支持、协同共进，形成温和有效的对话方式和资源优化共建机制[26]。这样的有效对话方式和资源优化共建机制有利于政治资源的整合，从而使决策效率得到提高。黄玉认为，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增进共识就是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通过共识形成，执政党把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有效转化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理想，夯实新时代多党合作的思想根基[27]。我国多民族的特点决定了每个主体所要求利益的不同，这是多样性的表现，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就是在多样性中找到一致性，即通过政治协商达成一定的政治共识，从而实现每个主体基本一致的利益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政党制度为政治协商与政治共识的达成提供了较为现代化的政治平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设计的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动决策效率的提高。

第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民主监督实现。实现民主监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之一。姜丽华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避免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28]民主监督体现了制度的政治包容性。钱文华、胡政宏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遵循的方针，是民主的重要体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是制度框架内的相互监督，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民主价值，体现巨大的政治包容性[29]。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拥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李金河认为：“参政的民主党派有效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基本职能，弥补执政党在决策过程中的不足。”[30]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发挥其民主监督功能时所产生的优良效能。齐春雷认为，对权力实施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中国政党制度下的权力监督具有自律性和民主性[31]。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较强的纪律约束，而在党际间，各民主党派积极履行其民主监督的职能，促进制度下的民主监督。中国的参政党，拥有较为超脱的政治地位，较少受区域或集团利益的干扰，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地提出批评或建议，为民主性的权力监督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学界认为，实现民主监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的分析、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民主，二是政治稳定，三是文明贡献。

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之一。陈诚、刘诚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突出优势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局部执政时期，不仅努力实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选举民主，参加国家政权建设，同时也努力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协商民主由此发展，在三三制政权建设实践中积累了经验，为新中国建立后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2]这与旧式政党制度只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制度设计远远不同，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上。王维平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和实现形式之一，与西方政党轮替制度相比，具有更为广泛的参与性和代表性[33]。因此，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既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又充分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与政治社会稳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之一。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任何制度的设计与建立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功能就是促使政治稳定，这成为制度的政治优越性。雷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最重要的政治功能是形成最稳定的政治基础，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稳定[34]。政治稳定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国家大事不当作自己的私事，有事就与民主党派共同商量，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35]。在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格局下，中国共产党与旧式政党只注重眼前利益甚至朝令夕改不同，以百年为尺度思考民族命运，以一棒接一棒接力向前的坚韧推进国家战略，这种政策的稳定性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治稳定优越性的彰显，使中国在经历种种艰难曲折而始终挺立时代潮头。

第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文明贡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旧式政党制度的局限性，为人类政治制度文明贡献良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36]。雷蕾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集中体现了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重要启示，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构建与国情、民情、传统、文化相一致的现代政党制度展示了中国方案[37]。周淑真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显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決策的科学性，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38]。王洪树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现代国家建构和人类政治文明等更高层级政治系统的良性互动，不断彰显它还具有一系列的政治价值特质。”[3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结构下，以合作、协商为导向，既有对各方面利益的整合，也有对社会稳定发挥作用，超越了旧式政党制度、政党政治的相互攻讦、恶性竞争的弊端。

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其最大创新之处在于与旧式政党制度的截然不同，不仅代表多数人的利益需求，而且符合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程序。

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成效体现在制度设计创新方面。李仲才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把握国情、服务民众、一心为公、政党之间信任以及相互监督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40]。把握国情，

从实际出发，是制定政策、高效决策的必然要求;服务民众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充分相信和接纳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大事，为民主监督开拓渠道。

第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成效体现在政党关系创新方面。刘晓辉、吴祖刚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之根本是中国特色政党关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关系都有显著的差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41]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先进性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从本质上就具有变革性。”[42]中国特色政党关系既是执政与参政，也是领导与被领导，这种关系与旧式政党制度的执政与在野关系截然不同，其先进性决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彰显出特点和优势。

第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成效体现在制度后果评价方面。学界之所以普遍认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原因在于如周淑真所言：“它是一种‘合作-协商-合作的方式，这种设计减少了在一个多民族的超大国家由于竞争造成的政治内耗和社会秩序混乱期的频繁出现，提高了政治效率和政策的执行效率。”[43]取得这样的积极评价，证明中国的政党制度产生了足够的政治权威并引导政党关系和谐发展。在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引领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展示的实践成效和体制创新取得了较为积极且普遍的制度后果。

然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主要来自政党之间关系处理与政党内部建设，如民主党派发展不足、参政党建设理论滞后、参政党民主监督能力弱、一些执政党领导干部对制度认识不足与对多党合作不重视等。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引领时代的发展。在问题与挑战面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

第一，政党与国家关系处理方面。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存在紧密关系，政党制度决定着政党在国家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绩效。艾明江认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成功正是源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构建与发挥，既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凸显了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又兼顾和整合了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社会阶层以及群体的重要力量，从而全面实现了执政党的轴心引领与参政党的广泛参与，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国家治理所需要的稳定性与创造性。”[4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政党制度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必然使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第二，政党关系处理方面。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建设是提高制度效能的主要途径，处理好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至为重要。邸乘光认为制度完善途径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坚持改革创新，加强政党自身建设;二是坚持正确方针原则，完善运行机制;三是发挥和拓展功能，完善和优化结构;四是培育民主和谐氛围，增强社会影响[45]。实践证明，只有抓住制度的根本，才能保持制度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制度框架，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长期不变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地位长期不变。

第三，实践与理论关系处理方面。矛盾总是存在的，制度效能的发挥需要实践与理论互动式推进。孙宝华认为，要在多元路径构建中书写新时代多党合作的新风范：一是坚定思想导向，夯实政治基础;二是凝聚共同意志，提升理论效能;三是创新研究路径，构建理论体系[4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不仅要将制度的实践提炼为理论，而且要通过创新理论推动制度实践的发展。

六、习近平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特点、优势等方面做了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提出一系列新论述，指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以下简称“3·4”讲话）。“3·4”讲话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點和优势，首次阐明“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项‘老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新提法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精辟概括。”[47]学界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在“3·4”讲话后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对“3·4”讲话的评价比较积极，对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称呼大多改用新型政党制度。这也是为了突出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为代表的旧式政党制度的不同。

第一，关于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论述思想化研究。学界把习近平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上升到思想理论层面。将新型政党制度论述思想化是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实践凝练成为全新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张峰林、唐琼认为，研究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可以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这五个方面解析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发展规律、本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要求、基本立足点[48]。这显示了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深度和内涵。顾榕昌认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上预示着一种民主政治新理论，在实践上蕴含着一种政党制度新模式和一种政党制度评价新方法[49]。在创新性上，习近平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可以上升为一种全新理论。贺先国、刘政权认为，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在于“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理想政党政治的中国方案。”[50]这为将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上升为理论提供重要依据。孙信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多党合作的行动指南，同时也为解决世界各种类型政党制度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51]。可以预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对将来新型政党制度思想的形成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关于习近平政党协商论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关联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习近平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聂月岩、侯辰龙认为，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是在总结我国长期以来政党协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性质、内容、形式、主体、特色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的深刻阐述[52]。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首要形式，其重要性既体现在对协商民主的贡献上，也体现在对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的构建上。

第三，关于习近平多党合作的论述研究。多党合作理论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就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多党合作理论的创新。基于此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多党合作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提出了关于多党合作的一系列新论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的理论化增添新内涵。李德虎从内涵意蕴、创新维度、实践向度解析了习近平在多党合作方面的重要论述，认为这些重要论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的中国化，推动了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的深入发展。[53]因此，多党合作的论述是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特点与方向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特点与方向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数量井喷式发展，但质量有待提升;二是研究从多个维度出发，但完整的研究体系有待形成;三是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着手，但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把握。

第一，理论研究数量井喷式发展，但质量有待提升。以中共十八大为时间节点，在中国知网上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为主题搜索，学术论文的数量分别为450余篇和676篇。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后，有关中国政党制度的学术论文呈现井喷式发展。尽管如此，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却占比不高。究其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做出新论述，学界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研究上还需更加深入，学术论文整体质量有待提高。

第二，研究从多个维度出发，但完整的研究体系有待形成。正如本文解析，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从其渊源、特征、功能、优越性、发展完善以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等方面着手展开，意在以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证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新型的政党制度，也是中国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八大以来，有一定数量的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学术专著出版，但从总体性的角度解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成果比较少。而“3·4”讲话以来有关新型政党制度的学术专著较少，许多研究成果以报纸和期刊的形式出现，一些研究较为空泛，深度解析不足。因此，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形成完整而体系化的研究任重道远。

第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着手，但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把握。从具体的研究内容看，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以国内外政党制度比较和中国政党制度独有发展逻辑为宏观视角，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然而，学界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具体机制运行和制度设计成效等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使得大多数学者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运行与基层实践了解甚少。若能够从微观层面以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为切入点，更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体制机制与运行程序。

综上分析，下一步研究新型政党制度的方向和重点在于：第一，形成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性研究，深入研究其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加强制度的理论性阐释，让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发展史和政党政治理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着重落实新型政党制度的微观实践研究，细化到中央与地方的多个层级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互动案例，总结实践经验，反馈制度实施成效，为进一步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提供新思路。第三，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不仅要从中国实际国情中提炼经验，而且要在与世界文明的政党制度比较中汲取可学习借鉴的优秀成果，不断与世界和时代接轨，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性时代性和中国的政治话语权，促进更符合人类未来需求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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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万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