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小伟

1910—1911年发生的东北鼠疫，给当时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但也促进了近代中国卫生防疫制度的发展。关于此次东北鼠疫的研究颇多(1)如王银：《1910—1911年东北鼠疫及防治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李皓：《庚辛鼠疫与东北社会变迁》，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焦润明：《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谭晓媛：《公共卫生视野下的东北鼠疫防治研究(1910—1911)——以政府职能为中心》，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大多集中于论述鼠疫的发生原因、传播过程、防控措施与中外交涉，以及清廷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等。目前的研究中对铁路防疫的探讨，则注重于鼠疫的传播过程，根据鼠疫主要发生地点与时人言论，认为铁路是疫情快速传播的重要因素(2)参见曹晶晶：《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及其控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0页；马驰骋：《传统疾疫与近代社会——〈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的整理与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4-36页；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09-110页。，却并未罗列具体的染疫乘客资料，也缺少更有信服力的论证；少数研究略有涉及防控过程中的铁路因素，但囿于遮断铁路一项(3)参见焦润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杜丽红：《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其中，杜丽红一文重点探讨了遮断铁路中涉及的各方利益冲突以及防疫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措施，亦未分析铁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文拟重点探讨清末东北鼠疫中的铁路因素，在鼠疫流行过程中，结合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与文献资料分析铁路产生的影响。在鼠疫防控过程中，论述铁路系统采取的主要防控措施，剖析其发挥的作用，并从防疫思想的角度探讨其成因，为今后中国铁路防疫及铁路卫生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阶段性：铁路与鼠疫流行

宣统二年(1910年)，一种危害性极强的鼠疫出现在中俄边境，随后迅速蔓延至今东北三省各地区，并波及关内的天津、北京、河北以及山东、河南等地，直到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才渐平息，死亡人数达6万以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关于鼠疫发病的具体日期，目前学界多认为鼠疫病例最早发现于宣统二年八月十三日(1910年9月16日)，即在八月十三日有六七个木匠于俄境内的达乌利亚染疫死亡。(4)参见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第264页；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09页。而在中国境内最早的鼠疫病例出现于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滥觞于满洲里(5)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1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1页。。

鼠疫是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流行于鼠类、旱獭及其他啮齿动物，属于自然疫源性传染病。(6)李兰娟，任红主编：《传染病学(第9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在本次东北鼠疫流行过程中，感染者几乎可以归为肺鼠疫(7)鼠疫分为腺鼠疫、肺鼠疫、败血症型鼠疫、轻型鼠疫和其他类型鼠疫，参见李兰娟、任红主编：《传染病学》 (第9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第192页。，其传染性强，潜伏期通常不超过两到三天。(8)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528-532页，第527页，第6页。影响鼠疫流行的因素众多，但无论是当时的官方报告，还是时人言论与媒体报道，皆认为铁路对鼠疫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中指出，在鼠疫的传播过程中，“铁路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但陆路和航运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9)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528-532页，第527页，第6页。。东三省总督锡良(10)锡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曾任知县、知府、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宣统元年(1909)，授钦差大臣，调东三省总督，宣统三年解任。参见金梁编：《光宣列传》，列传二百三十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227-231页。亦上奏称：“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11)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1页。之后，《东方杂志》撰文追忆此事，也认为“铁路为瘟疫散布之由”，并谓“瘟疫一经发现，三千里长之东清铁道所经之处，无不由之而传染矣”(12)汪德伟：《追记满洲防疫事(译美国世界杂志)》，《东方杂志》1914年第十卷十号。。

上述结论主要依据东北鼠疫的发生地点和时间资料(见表1)，即染疫城市主要在铁路线一带，如清廷特使施肇基就曾表示，疫情是沿着铁路线在各城镇接连爆发的(13)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528-532页，第527页，第6页。。该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列举具体的染疫乘客资料，也未从理论上分析铁路是否会促进鼠疫流行，以及铁路在实际情况中是否真正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针对这几方面进行充分的探讨，以提供更严谨的论证。

表1 各城市染疫时间表

首先，需了解东北的铁路情况。清政府时期，东三省铁路较为发达，至1911年，铁路总里程数为3387.7公里，包括东清、南满、安奉、京奉四条主线路，占全国铁路总里程数的37%，是全国铁路最为密集的地区(14)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年，第506页。。其中，俄国控制着东清铁路，它是西伯利亚铁路的延伸，从西伯利亚边境附近的满洲里(时属胪滨府)入境，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其管理中心设在哈尔滨(时属滨江厅)，接着由哈尔滨分出一条向南支线，到达宽城子(时属长春府)。日本控制着南满铁路，实际上与东清铁路连为一体，它从长春向南延伸至奉天(今沈阳)。在奉天，铁路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向南穿越辽东半岛到达大连和旅顺港，另一支则到达安东(今丹东)，即安奉铁路。此外，中国控制着京奉铁路，它从奉天到达天津和北京，与其他铁路共同组成了东北铁路网(15)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515页。。

资料来源：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随着铁路的积极扩张，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而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又加快了疾病传播的速度(16)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铁路改变世界》，刘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9页。。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满洲里发现鼠疫(17)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1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6页。。满洲里是东清铁路首站，经此使“铁路下游呼伦厅、扎兰屯一带渐次传染”(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后于十月初七日(11月8日)延及北满中心哈尔滨，“马家沟铁路工人所居之草房，毙华人一名，经医生检验，确系染疫毙命。查此人前三日系由满洲里来，似此传染之速，则哈埠确有瘟疫发见”(19)《哈尔滨亦查疫矣》，《大公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第2张第2版。。再于十一月十三日(12月14日)传至宽城子，又于十二月初二日(1911年1月2日)，通过南满铁路传至奉天，“有一华人在东门外路上因病仆地……竟吐血苦脑以死”(20)《黑死病之类似者陆续发见矣》，《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八日，第5版。，后查知为鼠疫。十二月初四日(1月4日)，传至大连，“山东登州府人戚振江于初四日下午二钟由大石桥坐火车抵大连……即行暴毙”(21)《亦有类似黑病之发见矣》，《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八日，第5版。，后验为疫症。十二月初九日(1月9日)，传至铁岭，“有一华人由哈尔滨搭车到铁岭，身体发热……经医员诊为鼠疫，当日已于客店病毙矣”(22)《铁岭亦有鼠疫之发生》，《大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第2张第2版。，具体染疫乘客资料见表2。此时，疫病“已如江河一泄千里，不可遏制”(23)锡良：《锡清弼制军奏稿》第4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311页。。就此资料而言，东北鼠疫沿铁路线蔓延，引发多座城市染疫。

表2 部分城市鼠疫病例资料表

其次，从理论上分析，这实与铁路特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近代的铁路车厢多分为四等：一等、二等车厢被分成若干个包厢，多是特权阶级乘坐，旅客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三等、四等车厢绝大多数未被分成包厢，多由平民乘坐，乘客只能聚集在这个密闭狭小的空间里(24)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金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2-125页。。此次鼠疫又为肺鼠疫，“流行时呼吸悉为其传染之途径”(25)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6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28-29页，第28页。。若其中有人感染鼠疫，易使疫气蔓延至整个车厢。与此同时，铁路在不断运行之中，乘客在各车站陆续下车，又将疫病迅速传播至其他地方。可见，铁路作为近代的公共交通工具，因其车厢封闭与运行迅速的特性，有助于疫气的扩散。

最后，为增强论证的说服力，探讨铁路在本次东北鼠疫中产生的影响程度，可借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以发病率为指标，进行量化处理，分析鼠疫流行的影响因素。然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仅有疫死人数的记载，无确切的发病数，而该书也声称：“此次患肺百斯脱(即肺鼠疫——笔者注)者绝无治愈之人。”(26)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6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28-29页，第28页。同时，《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指出：“在这次鼠疫流行期间，没有一位通过细菌检验确诊的鼠疫患者曾经康复。似乎没有什么治疗方法获得成功。”(27)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532页。因此，疫死人数与发病人数的区别似应不大，可忽略其误差，而以疫死率代替发病率，比较铁路沿线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疫死情况。为此，笔者将东三省各染疫城市的疫死率编制成表(见附录1)；同时，利用ArcGIS10.3软件对该表数据进行处理，以1911年中国行政地区图为底图，并将当时的铁路线绘入其中，再以颜色层级体现疫死率高低程度，经此生成各城市的疫死情况图(见图1)，进而为量化研究铁路与鼠疫流行的关系程度提供数据支撑。

图1 东三省地区疫死情况图

据图1所见，染疫城市主要分布于铁路线两侧，自长春府以北铁路线附近颜色较深，集中于胪滨府、龙江府、滨江厅、长春府一带，明显深于周边地区；自长春府以南铁路线附近颜色总体较浅，未显著深于周边城市，且有不少地区未发疫症，如海城县、凤凰厅、安东县等。由此可知，在东清铁路西段(包括哈尔滨至宽城子支线)，铁路对沿线城市疫情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在其余铁路线中(包括南满、安奉、京奉铁路)，铁路对疫情的影响并不突出。因而，可认为铁路是鼠疫流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但似乎并不可称铁路在东北鼠疫传播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究其原因，或需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境。在东清铁路西段，满洲里最早发现鼠疫患者，盖由俄境内大乌拉站的工人传染而至，随后鼠疫蔓延至胪滨府全境，致522人死亡，疫死率高达26.087%(28)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2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1页，第1页，第1页，第1页。。之后，疫症沿东清铁路传播至呼伦厅、龙江府而达哈尔滨。哈尔滨是东三省交通枢纽，“俄境回国及北满南下之工人”(29)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2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1页，第1页，第1页，第1页。皆聚集于此，致“每日罹该疾者一百人，内外路毙者亦每日有二三人，其惨形不堪笔述”(30)《可畏哉疫症之日益蔓延》，《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第5版。，使5693人死亡，疫死率高达41.212%，“为三省发疫之重心点”。双城府、宾州府、新城府、榆树厅、阿城县等地，均为“铁道较近之区”，受其影响，“传染尤为剧烈”(31)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37页，第10页。。染疫工人至哈尔滨后，随即南下，“其重心点复聚于长春”(32)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2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1页，第1页，第1页，第1页。，致长春府为第二疫情重心，5827人死亡，疫死率达0.971%。此外，当地政府又“调派大队陆军，在长春堵截北来人之南下”(33)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2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1页，第1页，第1页，第1页。，故染疫工人咸集于长春，而使南满地区未受重大影响。至鼠疫流行后期，各地又着手布置防疫事宜，并将“各属铁道及陆路所通处处，禁止交通往来”，如辽阳州在疫情萌发之时便已成立防疫机关，使鼠疫未能向南蔓延；安奉铁路上，则在石桥子设置防疫所，严加检验，使疫情未侵入凤凰厅、安东县(34)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37页，第10页。。其中，奉天府疫死率稍高于临近地区，乃是在南满二、三等汽车停运之前，“哈长苦力已麇集省会”；其余地区染疫则多是“苦工足迹之所至”，而非经铁路传染(35)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3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1页。。

综上所述，此次鼠疫确是沿铁路线蔓延至各大城市，而后向其他小城市扩散，这与近代铁路本身的特性有关，但也由此导致人们先验地认为铁路对疫情扩散有重大影响，而未顾及具体的历史情景。《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一书将此次鼠疫流行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满洲里首现患者到哈尔滨出现鼠疫；第二阶段，从哈尔滨发现患者到长春府爆发鼠疫；第三阶段，从长春府爆发鼠疫到鼠疫蔓延至整个东北，甚至波及直隶和山东(36)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519页。。回溯至实际情景中，在东北鼠疫流行的第一、二阶段，铁路对鼠疫传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形成了两个疫情重心；在第三阶段，因各地开始采取防疫措施，尤其是禁止交通往来，使铁路未对疫情起到较大影响，甚至于有些沿线城市未染疫症。因此，铁路与此次鼠疫流行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呈现阶段性特点：在东北鼠疫流行的第一、二阶段，铁路加速了疫气的传播；在第三阶段，铁路未能产生重要影响。

二、两重性：铁路与鼠疫防控

面对疫情的迅猛发展，清廷诏谕军机大臣：“现在东三省鼠疫流行，著豫于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认真经理，毋任传染内地，以卫民生。”(37)《清实录》卷46，宣统二年十二月上，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828-829页。为此，各地督抚及地方官员皆认真办理防疫事务，纷纷制定防疫章程及各项防疫措施，严防疫症。东三省总督锡良自鼠疫发生以来，认真办理防疫，请拨经费、设验疫办事处及延请医师；(38)《锡督筹备防疫事宜之认真》，《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第5版。吉林巡抚在傅家甸(位于哈尔滨，又称道外)与各医生商谈防疫办法，并饬防疫会向他禀明每日疫症情形；(39)《吉抚认真防疫》，《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6版。锦州府豫太守设立防疫卫生所，并聘请医官每日查验居民(40)《设立防疫卫生所》，《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5版。。与此同时，各方各界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日俄两方在鼠疫盛行时，设立隔离所，派医官检查，慎重防疫；(41)《日俄防疫之慎重》，《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第5版。北方绅商组织防疫团，将乞丐、贫民设法安置，避免发生疫症(42)《绅商组织防疫团所》，《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5版。；日商组织防疫义勇团充当兵警(43)《日商组织防疫义勇团》，《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5版。，以及日本红十字社组织卫生队前来办理防疫事宜等(44)《传电·东京》，《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第2版。。

在各方政府与社会各界积极防控鼠疫的情况下，铁路系统作为重要的防疫力量之一，亦采取了较多防控措施，如遮断铁路、隔离乘客、铁路检疫、清洁消毒及焚烧染疫火车与尸体等。通过遮断铁路、隔离乘客控制人群的流动，避免乘客互相传染；通过铁路检疫发现鼠疫患者、疑似患者及接触者，实施针对性防控；通过清洁消毒、焚烧染疫火车和尸体消灭传染源，防止疫气进一步扩散。

其一，遮断铁路。随着疫情愈发恶化，清政府于十二月十四日(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十五日陆军部派兵驻守山海关阻止客货入关，二十一日京奉铁路全部停运，甚至于贡品都须停止运京(45)《东督请示贡品运京办法》，《申报》(上海)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1张第5版。，可见铁路管制之严格。与此同时，锡良与日俄商议，“将东清、南满二、三等火车暂停开驶南来，杜绝传染，为正本清源之计”(46)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3页。。日方遂于十四日停止长春南来二、三等火车；俄方则于十九日停止哈尔滨往来长春五站、满洲里三、四等车，其中头等车、二等车非经官场及铁路公司介绍不允搭载，但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均未停止货运(47)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4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2-5页。。二十三日(1月23日)，外务部致电驻日大臣汪大燮，提出“现在办理防疫，京奉已停车，安奉照常开车，安东地小人稠”(48)《发驻日本大臣汪大燮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404页。，要求日方停运安奉铁路。经交涉后，二十九日(1月29日)“拟将安奉火车二、三等坐客，亦一律禁止搭乘云”(49)《安奉线亦拟不挂一二三等车矣》，《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5版。。此外，为严格执行遮断铁路措施，防止行人沿路南下，中日共同商议以兵力阻断交通(50)《拟用兵力隔断交通》，《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5版。，并日夜监视。

其二，隔离乘客。在防控初期，傅家甸曾使用铁路车厢对华人和俄人进行隔离，总计在100节车厢左右，每节车厢租金为3卢布。由铁路车厢组成的隔离营里，有4187名接触者，死亡率只有5.6%；而奉天的隔离营里有1672人，死亡率是10.8%。可见，使用车厢作为隔离场所是有优势的，易移动与安装，消毒不费力。然以长远计，车厢租金昂贵，车厢内不便做饭、洗浴；在出现患者后，也不便与其他人另行隔离(51)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46-350页。，故后期主要在车站设立隔离所，“凡乘火车来客由有疫地方来者，一律到该处查验，有病即入隔离所医治，无病者住所七天，再任他往”(52)《车站隔离所不日成立》，《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5版。。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4日)，一百余名苦工乘坐京奉火车行驶至榆关时，有两名苦工发病。中国官宪即令苦工下车，就地实行隔离(53)《关于防疫事宜之种种报告》，《大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2张第2版。。同时，为防苦工逃匿，对隔离所实行戒严， 由巡警佩戴枪支， “若有敢潜脱者， 当即击毙， 以杜后患”(54)《隔离所之戒严》，《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第5版。。

其三，铁路检疫。十月二十四日(11月25日)，满铁最先实行铁路检疫，但此时检疫并非在车站之中，而是在开行的火车中由两位医师实施，每隔2至3小时检查一次(55)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01-303页，第265页。。之后，车中检疫转变为车站检疫，俄国便较早实施铁路检疫，并制定检疫章程，要求华人苦工须在满洲里验疫五日，无病方准乘车(56)《限制华工坐车章程之新编制》，《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五日，第5版。。为防疫情威胁京师，中方于1911年1月在山海关车站设立检疫所，“将由东省南下之旅客，一律令勾留五日，诊察身体，视其毫无染疫证据者，才准入关”(57)《中外协商销疫办法》，《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5版。。尔后，在《京奉火车防疫章程》中明确提出：“在山海关车站附近设临时病院，其中设养病房，令病人居之。另设留所，令与病人同伴者居之，饭食官给……凡沈阳乘头等车到山海关者，无论中西客人，虽无病亦须留住山海关五日……如此五日之内，客人中有患疫者或疑是患疫症者，均收入山海关临时病院。”(58)《查验京奉火车防疫章程》，《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第5版。除此之外，每日医官与卫生股股员都需在车站一带挨户查验居民有无传染疫症，(59)《设立防疫卫生所》，《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5版。谨防疫症蔓延。查验时，将发现的死者进行通报与登记，患者送入医院及时治疗，疑似患者明确诊断，接触者留验观察。

其四，清洁消毒。锡良认为防疫之法以清洁消毒为第一要务(60)《锡督关于防疫之片片》，《大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3张第1版。，主要通过喷洒石灰汁和石碳酸，对火车车厢及车站附近地区进行消毒。照民政部、外务部与邮传部所请，将前门车站地方及京奉火车严行消毒病菌，“如此未雨绸缪，想不至蔓延京师云”(61)《前门车站已实行防疫办法》，《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5版。。此外，俄方早期在车站隔离华人时，便将华人送入浴池，并用蒸汽对他们的衣服和行李进行消毒(62)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01-303页，第265页。。日方车站隔离所亦采取此类措施，“先使被收容者洗浴，并须将其所穿之衣消毒，故暂使其著所备之消毒衣。至各人原有之衣一用夫尔买林、瓦斯消毒后，即仍使著服，其所带行李消毒之后亦仍交与本人”(63)《大房身隔离所无薄待华人事》，《大公报》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第2张第2版。。

其五，焚烧染疫火车与尸体。十二月十六日(1月16日)，安奉火车行驶至鸡冠山车站时，车内有一华人染疫而亡。铁路巡警随即令车上乘客下车，并全部收容于隔离所(64)《安奉车驶抵鸡冠山染疫死者》，《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5版。。十七日，该批乘客中又发现染疫死者一名。于是，安奉铁路公司将染疫火车于“十九日午后四钟时，烧毁一空，以期杜绝病根”(65)《发现百斯笃疫之火车已烧毁矣》，《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5版。。之后，黑龙江巡抚饬驻哈尔滨铁路交涉司，“沿东清铁路一带每有路毙华人，经医官检验确系染疫身死抛弃于途者。现在天气日暖，一经腐坏则遗害非浅”，故希冀东清铁路公司饬沿道地方官“派员查觅，随时焚化”(66)《□焚铁路沿道疫尸》，《大公报》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第3张第1版。。俄国随即派出搜尸队十八名，与中国防疫局搜尸队若干人，沿着“东清路线查搜疫死尸具，共搜出六七十具，随搜随烧”(67)《俄国又来搜尸队》，《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第5版。。

在面临鼠疫蔓延东北的威胁下，铁路系统着手停运铁路，对乘客实施隔离，且在车站进行检验，同时对铁路车厢和车站附近地区严格消毒，并焚烧染疫火车与沿线染疫尸体，可谓不遗余力。然而，若据此得出结论，认为铁路系统在鼠疫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似有失偏颇。因以上措施皆是将不同场景中的相关记载抽取出来，拼接在一起，即在特定意识指引下集萃而成，而未置于具体时空中加以解读，易使呈现的历史情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大打折扣(68)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9页。。因此，当我们置身于具体历史情景时，应该看到：铁路系统在采取防控措施时，存在着反复变化，未能严格实施。

比如隔离措施。由于聚集在哈尔滨的乘客不断增加，欲组织有秩序的隔离较为困难，而且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铁路当局遂决定放弃隔离乘客的办法，而只对离开哈尔滨的华人测量体温，但这无法保证检查的有效性(69)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66-268页，第369页，第525-527页。。又如铁路检疫。自十二月初八日(1月8日)起，满铁对多个城市进行了检疫，但在拒绝苦力乘车问题上，日方显得颇为犹豫。对此，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批评道：“为利己主义所驱的满铁员工对于是否采取必要之手段犹豫不决，认为可以运送经过检疫的苦力，如果完全停止运送清国人，他们就没有奖金了……今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绝无资格取笑清国的设备。”(70)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2页。

特别是遮断铁路一项，未能完全实施。在防控前期，除京奉铁路外，东清、南满、安奉等铁路均保留了头等车厢运行，而未完全停运铁路。其主要原因是时人多认为染疫者为苦力，而苦力又集中于末等车厢；同时，也考虑到运送行政官员和医务人员的需要，故未停头等车厢。然而，当阻止苦工出关的命令下达后，山东籍苦工开始乘坐头等车厢，且他们衣着光鲜，难以辨认。此外，如查贝恩斯医生所言：“如果允许头等车厢乘客通行，肯定有感染者混迹其中，因为一位中国官员总是有许多仆人前呼后拥。”(71)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66-268页，第369页，第525-527页。可见，头等车厢中亦有感染者混杂，导致疫情继续传播。在防控后期，铁路部门考虑到商业成本，复开铁路，致疫情继续发展。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因“自京奉火车停驶已将两月，仅就路利而言，所失殆逾百万”，奏请重开京奉铁路，“以期兼顾交通，挽回利权，而定人心”。而直隶总督陈夔龙称“关内疫气渐清，除滦州、昌黎、北戴河三处暂停售票，其余各站均一律售票开车”(72)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22-23页，第21页。。南满铁路公司则特行弛解，不禁苦工搭载，仅“在沿线各地将隔离所添筑多所，以便收容留验”(73)《南满铁路拟不禁苦工之搭载矣》，《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第5版。。东清铁路公司甚至私售三等车载运华人，“探闻满洲里地方由南载来之客，有千余人之谱。俄人所挂之车明系三等，竟以二等为名，事先私自售票，希图渔利”(74)《俄人违约私售三等车》，《大公报》宣统三年三月十七日，第3张第1版。。在疫气未完全消除之时，各铁路已陆续开始运行，致疫气难清。

在这样一幅相对清晰的历史图景中，铁路系统在鼠疫防控中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采取了较多防控措施，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未能尽心尽力实施，致疫气难以扑灭。故欲评估铁路系统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似难以明确。毕竟，对整个防疫措施成效的探讨，仍未有定论，何况其中的单个因素。在之后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中，重点讨论了此次鼠疫消退的原因，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科学的原则制定的或由人民自己独创的防疫措施的推行，是鼠疫消退的主要原因；另一种观点认为，气候影响可能间接地发挥作用，甚至直接带来鼠疫的结束。但是，支持这些观点的证据皆不够充分(75)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66-268页，第369页，第525-527页。。因此，对铁路系统的表现，或只可笼统地论述：铁路系统在鼠疫防控中呈现出两重性，尚不能明确其具体作用。

三、缘由探析：铁路与防疫思想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铁路系统在鼠疫防控中起到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形式主义的方面。何以铁路系统在鼠疫防控中表现得如此复杂？这或与当局的防疫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锡良曾在奏报三省防疫困难时提及： “为主权计，为民命计，断不敢姑息从事”(76)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22-23页，第21页。。可见，当局在防疫时主要从“为主权”与“为民命”的角度考虑。

从“为主权”来说，即是维护国家主权。当时，俄国控制东清铁路，在鼠疫爆发初期便将“租界内劳动华人一律驱往华界”(77)《哈尔滨鼠疫之可畏》，《大公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张第2版。，之后更是数次驱逐华工，达数万人之众。在满洲里，俄人将“华人圈入瓦罐车，每车自二十名至三十名不等，每名日给白麸一甫子半(即十八两)白米四两”(78)《哀哉满洲里罹疫之华人》，《申报》(上海)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第1张第2版。，以致病人多饿死。在哈尔滨，因中国官员对于卫生防疫等事宜多有松懈，俄官准备自由行动，并派军队禁止华人进入租界；(79)《东清铁路公司之防疫举动》，《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第5版。俄人为防疫症强制烧毁居民房屋60多处，也未给予赔偿，后由中国地方政府加以抚恤(80)《电饬抚恤被疫灾民》，《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5版。，又因担心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没有及时停运铁路(81)“惟东清铁路尚未停驶，电饬吉林东北路兵备道，速商停止能将二等并停为妥。当经东北路兵备道与东清公司会商，以俄国新年，停办公事，未便会议。”参见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4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5页。，致使疫病继续沿铁路线扩散。与此同时，“东清公司会同中国防疫队按各站路线查视一切，并声明此事仅属卫生之要，并无关于政治”(82)《俄员要求按站检疫》，《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第5版。，以此为借口侵我主权，“竟断吾国行人，如是则我无通行之自由权”(83)《东三省各界人民代表董之威等上监国摄政王请愿即开国会书》，《申报》(上海)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一日，第1张第3版。。

日本控制着南满铁路与安奉铁路，总体上较为尽心防治鼠疫，在诸多方面给予了中方救助，如资助防疫药与防疫经费及派助日医等(84)《东三省总督锡良致军机处请代奏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九日)，《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395页。。对此，清廷也“著锡良传旨致谢”(85)《清实录·附宣统政纪》卷48，宣统三年正月上，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859页。。但日方在防疫过程中，也存在强埋活人、驱逐苦工及枪毙民人等侵权行为。在长春，日方以华人不知饮食卫生为名，认为必需日医考验才可杜绝传染，甚至“自由派兵监视中国之屠兽场”(86)《东省防疫与主权之关系》，《申报》(上海)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1张第2版。。之后，日方又以调查防疫事宜为名，暗中调查奉天与吉林“屯驻各地点之军备布置”，并以“我国办理防疫未善”为口实，“欲将东三省防疫之事，由该国关东都督自行派员办理”，后酿成冲突(87)《满蒙事真不可问》，《申报》(上海)宣统三年二月十三日，第1张第5版。。

面对日俄两国的侵权行为，清政府只能一面认真防疫，“一面设法应付外人”(88)《东省防疫与主权之关系》，《申报》(上海)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1张第2版。。如俄国称中国地方官在沿线防范不足，“有数处地方每将已故尸身抛弃河冻之上，最为危险”，计划等“江河开冻之际，所有黑龙江各船应受考工卫生检查，中国船只于华境码头往来亦在此例，至松花江亦欲由本国设此项检查”。对此，地方官立即派马队将积尸火化，免除后患。(89)《外人干涉防疫种种北京》，《申报》(上海)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第1张第4版。又如驻奉日本领事小池氏鉴于时疫日重，而仅依靠中国巡警力量有限，“决意派日医、日警，先由日人居住之地及附近之华人，按户口实地察验，以防传染”，而韩司使以“主权攸关”，婉言拒绝(90)《东省防疫与主权之关系》，《申报》(上海)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1张第2版。。可见，在面对防疫中涉及的中外关系时，清廷处处显露出“主权为要”的思想。也正如锡良所言，对于防疫“外人尤极注意，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91)锡良：《锡清弼制军奏稿》第4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266页。。但也因受此思想的影响，清政府对不少正当的或是有益的举动亦存在质疑。如日方在请求设立中日防疫会议时，多次声言扑灭鼠疫乃是世界人道主义，自己并无干涉中国主权之意，并称疫气不能早灭，则各国必会干涉。倘因财政困难不能切实进行，日方深愿尽力资助。对此，锡良以“朝廷关怀民瘼，巨费在所不惜，尚无庸借助”拒之，对防疫会议则请旨是否可行(92)《东三省总督锡良致军机处请代奏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389-390页。。清廷思虑再三，以中日会议“实于国权无碍”(93)《东三省总督锡良致军机处请代奏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391页。，准许设立,并要求锡良处处防范日方是否有侵权之处(94)《发东三省总督锡良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392页。。在之后的多次会议中，中日两方就鼠疫流行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一些共识。

在东北铁路网中，中国仅掌握京奉铁路的主权，其中大部分铁路在日俄的控制下。故在实际防控过程中，日俄两国虽也采取了较多措施，但多是为自身利益着想，并借防疫事宜侵权。清政府则一方面受到日俄两方的限制，不能完全行使防疫主权；另一方面，为维护国家主权，对日俄两国多加防范，慎重应对，甚至存在矫枉过正的行为。

就“为民命”而言，主要是控制疫情的发展，保卫民众的生命。最初，清廷因担心疫情蔓延京畿，便要求锡良“务须严防，总以京津不致传染”(95)《鼠疫由北而南之大警告哈尔滨》，《申报》(上海)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1张第2版。，并“严饬民政部暨各该省督抚设法消弭，以重民命”(96)《黑龙江志稿·大事志》 (民国版)卷4，第23页b。，将防控重点置于京津。为此，当局严格执行遮断铁路措施，将京奉铁路客货一律禁止入关，其余铁路线也在清廷要求下停运。这种遮断铁路措施，引起了不少人的异议。盛宣怀即认为，各国防疫以清洁卫生为本，查验消毒为标，并抱怨道：“其有必要遮断交通者，乃令有疫人与无疫人居处隔离，实未尝停止舟车来往，并无疫者而悉禁绝之也……故外国有常备防疫之谋，而无久阻交通之法。”(97)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22-23页，第21页，第10页，第2页。当时的中医丁国瑞批评道：“至于断绝交通，实有许多不便，物质可断绝，空气岂能断绝，火车能断绝，徒步之绕越者岂能断绝。过于烦苛，必致纷扰。”(98)丁国瑞：《对于外人防疫烦苛之感言》，《竹园丛话》第11集，敬慎医室，1925年，第42-44页。而且，商民“对官府之禁阻交通，则以为虐政，每遇实行隔离、消毒，百计抵制，谣诼繁兴”，甚至藏匿疫尸不报(99)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22-23页，第21页，第10页，第2页。。锡良则解释道：“是以一有疫病发见，但遮断其一小部分交通，便足以遏其传播之机。即不幸而境内蔓延，疫病所至地方厉行断绝往来，扑灭亦易于为力。”(100)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22-23页，第21页，第10页，第2页。

在实施过程中，铁路当局严禁苦力乘车。许多苦力未认识到停运铁路的必要性，而是舍弃火车，改走陆路返乡。(101)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01页。仲冬时节，千里冰封，东北的陆路也有利于行走，因此遮断铁路反而扩大了疫情的传播范围，甚至于“传播各村庄”(102)《百斯笃已蔓延于各村落》，《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5版。。可见，遮断铁路未能控制人群流动，却增加了人们对疫情的恐惧，致疫气四散各地。此外，当地官员强制执行防疫条例，也造成了不小的负面社会影响。比如，对于沿铁路线返乡者，外务部指示派兵设卡截留，但“人数既多，设备稍一未周，恐不死于疫者，将死于饥饿”(103)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22-23页，第21页，第10页，第2页。。再如，昌图刘守在各处“分设隔离所，人民恐致传染，起而抗阻，遂改设于场外空地……又谓此房屋既不病死，亦将冻死”(104)《人民阻挠防疫之情形》，《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第5版。。对此，锡良也颇为无奈：“隔离、消毒既于民情不便，焚尸、烧屋尤类残刻所为，然非实力执行，则疫无遏止之期，不特三省千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不能自保，交通久断则商务失败，人心扰乱则交涉横生，贻祸何堪设想。”(105)锡良：《锡清弼制军奏稿》第4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311页。

年关之后，关内苦工欲北上谋生。陈夔龙以减轻治安压力为由，主张不留验即出关(106)《天津陈筱帅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档案甲374-18，转引自杜丽红：《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锡良则鉴于已出关者有“数百人概未照章留验”，恐使疫气难清，请求对出关者进行留验。经外务部与邮传部商定后，对出关者一概于榆关留验七日，“必西医出具验明无疫之证明书，而后许其通行”(107)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11页，第13页。。在疫气渐灭时，清廷拟将关内外铁路陆续开行，并在沈阳留验入关者，在山海关留验出关者，“期于防疫、交通两无窒碍”(108)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1912年，第11页，第13页。。三月初二日(3月31日)，经西医证实无疫后，锡良报告东三省鼠疫已消灭，但他依旧坚持苦工留验后才可出关(109)《锡督电奏鼠疫消灭》，《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初二日，第5版。。至三月初十日(4月8日)，防疫机关裁撤，铁路检疫方被彻底取消。

清政府为防疫气扩散，采取了遮断铁路等防疫措施，但在实施中，又以“为民命”所赋予的正当性，强制执行防疫措施，并未考虑民众的诉求，导致了一些不良影响。从中可以窥见，清政府各方实际上均是站在各自立场之上：清廷以“京畿为要”的思想，要求严格遮断铁路，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盛宣怀考虑到邮传部的收益问题，对遮断铁路多有怨言，并要求重开铁路；陈夔龙为缓解本省治安压力，对出关者未严行留验；锡良顾及东北地方民情，尽心防疫，对出现的不良举动也多持谅解态度。

综上所述，不论是日俄两国，还是清政府内部，各方在名义上皆以消灭鼠疫为由，实则均有自己的考量。从“为主权”看，中、日、俄三方因主权争斗，互相猜忌，不能协同防疫；就“为民命”言，清政府内部为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甚或于各方互相掣肘，削弱了防疫力量。简而言之，各方虽实施了众多防控措施，但多顾及自身利益，使铁路防疫未能达成一致行动，各种防疫措施变化无常，也就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亦使疫气较难尽快清除，从而持续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

四、结 语

纵观整个东北鼠疫过程，铁路因素可以说是一直围绕其中，从发生到发展，再到防控，最后到扑灭。鼠疫最早发生于俄国境内的一个火车站，由于东清铁路的修建，疫症越过了边境的山区传到了黑龙江，随后沿铁路线蔓延至东三省各大城市，尔后铁路当局采取了众多防疫措施，最终疫气散去，铁路复开。从中可见，铁路确与此次东北鼠疫联系紧密。

然而，在鼠疫控制中，铁路系统均顾念自方利益，未能悉心实施防疫措施，使铁路防疫成效不明。为此，宣统三年三月初五日(1911年4月3日)，清政府于奉天召开万国鼠疫大会，考察鼠疫并研讨鼠疫防治方法。对于铁路防疫事务，会上建议：“从满洲里到北京和大连，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华北帝国铁路，为了医疗防疫的目的，应该就铁路问题取得一致，因为一条不停运转的铁路，取决于在明确地点建有卫生防疫站和正常运转的防疫系统。”(110)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96-398页。可见，在面对鼠疫等重大灾害时，铁路部门应当协同行动，充分发挥铁路防疫的作用，并慎重考虑民众需求，以避免悲剧重演。

附录1 东三省各城市疫死率统计表

城市人口数(人)疫死数(人)疫死率(%)黑龙江省胪滨府200152226.087呼伦厅24356200.082龙江府12070614021.162呼兰府24688160672.458绥化府17856015830.887海伦府22357620590.921兰西县1331945990.450青冈县587751430.243安达厅5368150.279拜泉县31856520.163余庆县1137796180.543巴彦州23642911230.475木兰县686782430.354大通县32286920.285肇州厅563252130.378大赉厅32634610.187吉林省滨江厅13814569341.212长春府59990158270.971双城府42755946091.078阿城县14686217951.222榆树厅46208112180.264宾州府25830612150.470吉林府79968911640.146德惠县2177832740.126新城府3297756150.187五常府1828432570.141伊通州2678863430.128依兰府307991370.445农安县4309944370.101舒兰县1096272610.238双阳县2348593900.166磐石县1264342140.169长岭县884091470.166方正县43842210.048宁安县40074340.085敦化县27429390.142长寿县84748460.054额穆县3752319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