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明芬， 刘欢， 詹昱新， 桂玲莉， 孙盼盼， 张先翠， 周志庆， 洪蕊， 陶秀彬*

（1.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安徽 芜湖241001；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护理部； 3.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肿瘤二病区； 4.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护理部）

新型冠状病毒病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病例在湖北及我国各地相继出现［1］。 武汉市是最早报道COVID－19 病例和中国COVID－19 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武汉市COVID－19 患者救治任务十分艰巨。 COVID－19 疫情期间武汉市护士是抗疫的前线人员， 早期由于职业防护用品短缺且职业防护意识不足， 直接与COVID－19 病例接触， 有医务人员被COVID－19 感染后并导致死亡的报道， 使他们处于高压力的工作状态［2－4］，武汉市一线护士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目前武汉市一线医护人员心理状况的研究报道较多， 主要是COVID－19 疫情暴发早期的相关研究［5－6］。

为了解抗击COVID－19 疫情出现3 个月后武汉市一线护士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 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于2020 年3 月3 至10 日对武汉市1 820 名一线护士进行了问卷调查，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20 年3 月3 至10 日， 课题组统一向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武汉市第六医院、 武汉市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江北医院和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7 所COVID－19 定点医院抗疫一线的护理单元发放问卷。 纳入标准：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资格并有效注册； （2） 在抗疫一线工作， 直接参与护理COVID－19 患者；（3） 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 签署电子版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1） 外地援鄂护士； （2） 上述7 所COVID－19 定点医院以外的护士。 本研究已获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护理伦理委员会批准［2020 年审（002） 号］。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 年龄、 职称、 工作单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情况、 职业暴露情况、是否患有慢性病等一般信息。

1.2.2 9 条目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Patient healthquestionnaire－9， PHQ－9） PHQ－9 是基于美国精神医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 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5版（DSM－5） 推荐的量化评估标准， 是一个简便有效的抑郁评估工具。 2010 年金涛［7］将PHQ－9 翻译为中文， 中文版2010 该量表共9 个条目， 每个条目计“0 分＝完全不会， 3 分＝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总分为0～27 分。 得分越高， 说明个体抑郁的严重程度越大， PHQ－9 总分≥5 分判定为有抑郁情绪［8］。 PHQ－9 量表的Chronbach′s α 系数为0.86，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9］。

1.2.3 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AIS－8） 本研究采用的中文版AIS－8 量表由张作记［10］2005 年修订， 是基于ICD－10 诊断标准制订的睡眠障碍的自我评估心理量表。 AIS－8 量表共8个条目， 每个条目计“0 分＝无， 3 分＝严重”， 总分为0～24 分； 得分越高， 说明个体失眠严重程度越大， AIS 总分≥6 分判定为存在失眠问题［11］。Chronbach′s α 系数为0.81，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成为广泛使用评价失眠的标准量表［12］。

1.2.4 知觉压力量表 （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CPSS） 中文版CPSS 量表由杨廷忠等［13］于2003 年修订， 主要测量个体主观感知压力的程度； 该量表共14 个条目， 每个条目计“0 分＝从不， 4 分＝总是”； 总分为0～56 分。 得分越高， 说明个体感知的心理压力越大， CPSS 总分≥25 分判定为高压力。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已在许多国家广泛用于评估压力［14］。

1.3 调查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法， 通过问卷星（https： ／ ／www.wjx.cn） 制作本次问卷调查的二维码和电子问卷链接。 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护理部老师负责联系本次研究中的7 所COVID－19 定点医院的护士长， 通过护士长向所在医院和所管理的护理单元的微信、QQ 群中发放调查表。 调查对象签署电子版知情同意书后方可进行问卷调查， 每个IP 地址只能填写1 次调查表， 确保问卷填写的质量。 本次研究只纳入武汉市IP 地址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共计1 933份， 其中有效问卷1 820 份， 问卷有效率为94.15%。

1.4 统计学方法 调查数据从“问卷星” 后台导出后使用WPS Office Excel 2003 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以［n （%） ］ 描述， 武汉市一线护士抑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 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α入＝0.05， α出＝0.10），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情况 在1 820 名武汉市一线护士中， 男65 名（3.6%）， 女1 755 名（96.4%）， 年龄20 ～55 岁， 平均（30.59±6.64）岁。 其中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268 名（14.7%），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302 名（16.6%），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92 名（16.0%）， 武汉市第六医院375 名（20.6%）， 武汉市第一医院240 名（13.2%），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江北医院202 名（11.1%），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141 名（7.7%）。其他人口学情况见表1。

2.2 武汉市不同特征一线护士抑郁状况比较 武汉市1 820 名一线护士中， 有抑郁症状者1 039 人（57.1%）。 不同性别、 职称的一线护士抑郁状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是否有职业暴露情况、 是否有负性生活事件、 自身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是否有慢性病、 感知压力情况、是否有失眠的武汉市一线护士抑郁情况不同（P＜0.01）。 见表1。

表1 武汉市不同特征一线护士抑郁状况比较（n＝1 820）

2.3 武汉市一线护士抑郁影响因素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武汉市一线护士是否发生抑郁症状为因变量（0 ＝无抑郁症状， 1 ＝有抑郁症状）， 将表1 单因素分析中是否有职业暴露情况、是否有负性生活事件、 自身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是否有慢性病、 感知压力情况、 是否有失眠6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有职业暴露（OR ＝1.846， 95%CI： 1.248～2.731）， 有负性事件经历（OR ＝1.395， 95%CI： 1.055 ～1.844）， 有慢性病（OR ＝1.742， 95%CI： 1.081 ～2.808）， 自身感染新型 冠 状 病 毒 （OR ＝2.596， 95% CI： 1.156 ～5.830）， 高压力（OR ＝3.230， 95%CI： 2.556 ～4.083）， 失 眠 （OR ＝8.782， 95% CI： 6.959 ～11.083） 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 见表2。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首先发现，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地区， COVID－19 疫情出现3 个月后一线护士抑郁情绪的检出率为57.1%， 高于Lai 等［6］2020 年1 月29 日至2 月3 日调查武汉市一线医务人员抑郁（50.4%） 的结果。 Mak 等［15］的研究显示， SARS 结束后抑郁症是最普遍的长期心理疾病。 武汉市一线护士的COVID－19 疫情控制阶段的抑郁情绪仍然严重， 对一线护士的心理危机仍不容忽视。 本研究中武汉市一线护士的COVID－19疫情控制阶段的抑郁情绪严重的原因如下： （1）本研究中的护士工作期间都必须穿防护服、 戴防护面罩全副武装的在隔离病房中不断的进行工作，工作强度大且工作压力很大［16］； （2） 有些重症COVID－19 患者无法治愈， 一线护士亲眼目睹COVID－19 患者的死亡， 一定程度上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3） 工作期间与COVID－19 患者接触， COVID－19 具有高度传染性， 武汉市一线心理压力巨大［6］。 为减轻抗击COVID－19 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负担， 避免不良情绪对武汉市一线护士身心健康的危害，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的若干措施》［17］的文件， 要求对前线的医务人员进行心理辅导与心理保健。 因此， 在COVID－19疫情结束后， 武汉市一线护士的抑郁情绪问题仍需要特别注意。 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及其COVID－19定点医院继续保留心理干预小组并开通线上和线下心理门诊， 对一线护士进行心理干预。

表2 武汉市一线护士抑郁影响因素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n＝1 820）

职业暴露是武汉一线护士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 有研究报道， COVID－19 基本繁殖数量（R0指数） 在1.4～2.5 范围内， 超过了SARS－CoV 的R0 指数［18］。 在直接护理COVID－19 患者时经常要接触COVID－19 患者血液、 体液、 医用锐器等，护士面临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高风险［1］； 一旦发生职业暴露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性极大，担心感染带来恐惧、 无助与无望的负性情绪加剧其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

既往研究显示个人的生活事件会使抑郁风险增加2～8 倍［19］。 本研究中个人负性事件经历是指因COVID－19 疫情暴发造成的亲朋好友、 同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入院或者死亡， 亲眼目睹护理的COVID－19 患者死亡。 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传人、高发病率和潜在致命性的特点［1］， 家人、 朋友和同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或者死亡会对一线护士心理造成严重创伤； 一线护士与COVID－19 患者的密切接触， 因病情加重失去生命， 让一线护士感到生命的渺小与脆弱并且其心理上都面临挑战。因此， 特别注意有过负性事件经历一线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 为其开通专属心理援助热线［20］， 以便疫情期间及结束后的一定时间内提供心理帮助。

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患慢性病是武汉市一线护士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 庄海林等［21］研究结果显示， 患的慢性病种类越多其抑郁症状发生的风险就越大。 在本研究中， 患有慢性病的护士其抑郁症状发生风险是未患有慢性病护士的1.742 倍（95%CI： 1.081 ～2.808）。 为抗击COVID－19 疫情， 武汉市一线护士戴双层口罩、 双层手套、 隔离帽、 脚套和防护眼镜全副武装地开展医疗救治， 有时工作长达12 h［8］； 面对高压、高负荷的工作， 如果自身患有慢性病， 身体机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 从而增加其发生抑郁的风险［21］。 此外， 有研究显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更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1］， 所以患有慢性病的一线护士更易发生抑郁症状。

有文献报道， 全国医务人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为3.8%， 死亡占全国COVID－19 死亡病例的0.5%［22］。 在本研究中， 一线护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为3.2% （59／1 820）；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一线护士抑郁症状发生率是未感染COVID－19 者的2.596 倍 （95% CI： 1.156 ～5.830）。 目 前COVID－19还没有有效的疫苗， COVID－19 重症患者会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和败血性休克， 最终导致器官衰竭［23］。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对死亡的恐惧， 治愈后面临隔离、 隔离后返岗的压力以及社会污名化的压力， 这些都加重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一线护士的抑郁情绪。 因此， 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一线护士进行临床治疗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心理支持治疗。

有研究表明， COVID－19 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COVID－19 疫情［8］。 本次调查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感知压力高者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性是感知压力低者的3.23 倍。 可能是因为武汉市是COVID－19 疫情的集中暴发地，大量的COVID－19 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涌入COVID－19定点医院造成护士工作量增大、 直接与COVID－19 患者接触承受着被感染的风险而加剧心理的压力， 特别容易使一线护士出现抑郁的症状。因此， 武汉市COVID－19 定点医院要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 文件［24］， 对有抑郁情绪的一线护士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危机干预，保障一线护士的心理健康。 此外， 本研究表明失眠是武汉市一线护士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 这与Lai 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 由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一线护士始终处在高压的工作环境， 心理生理都处于超负荷状态， 使得其睡眠质量受损、失眠现象严重， 失眠容易导致护士发生抑郁症状［25］。

综上所述， 抗击COVID－19 的武汉市一线护士抑郁症状严重与COVID－19 疫情期间的职业暴露、 负性事件经历、 自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感知压力以及自身的慢性病、 失眠密切相关。 武汉市COVID－19 定点医院管理者要继续关注一线护士的心理健康， 切实按照《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文件的相关要求， 做好武汉市一线护士的心理卫生保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