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渠道和影响力关系着组织合法性地位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治理结构关乎社会组织内部制度安排和权力配置，能促进组织规范化运转和凝聚力提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按照“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并以WL行业协会为个案，能进一步揭示社会组织发挥政策影响力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治理结构会通过防范机会主义和建立社会合法性两种机制提高组织内部协调能力，再通过促进资源整合、增加代表性和积累社会资本三种途径作用于政策影响力。

中国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渠道和能力已然成为当代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领域的新议题。行业协会作为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行业自律、凝聚产业力量、推动业态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新时期，相关政策对行业协会有效反映行业与会员诉求、发挥政策影响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中国开始进一步探索拓宽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对行业协会商会表达利益诉求、参与法规政策制定等权利予以高度重视和制度保障。

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论证国家政治体制及不同层级政府的权力分配特征对社会组织政策参与效果的影响。现有研究还指出，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资源规模和社会网络等组织层面要素对其发挥政策协商功能有直接影响，但忽视了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对政策影响力的重要意义及作用机制。治理结构是行业协会内部的制度安排和权力配置，能实现组织内分权制衡与协调配合，促成协会的规范化运转和凝聚力提升。从行业协会治理结构出发，阐释组织的决策机制、权力分配和政策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将研究视角从组织外部条件转向内部核心要素。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聚焦于行业协会治理结构对政策影响力发挥产生了哪些影响，发挥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提升会员型社会组织的内部合法性，有效发挥其政策参与和协商功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研究框架

组织合法性理论为本文探讨行业协会治理结构与政策影响力之间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起点。组织合法性是指在特定制度环境下被普遍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即为了生存，组织会适应相应的规范、价值、标准和期望以满足“合法性”要求。从合法性的内容向度来看，它包括了规制的（regulative）、规范的（normative）和认知的（cognitive）三种能够让社会行为稳定的结构。其中，规范合法性要求组织既获得外界的社会认同，也受到内部会员的认可，而合理完善的治理结构是社会组织实现规范合法性的重要条件。因此，治理结构不仅是满足组织合法性要求的保证，也是协会有效发挥组织功能的基础。

从组织合法性理论出发，本文主要关注组织要素中的治理结构对协会政策参与效果的影响。同时，根据企业政治行为相关研究可知，组织的资源、结构等静态要素是产生行为的前提，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互动行为是获得政策回报的关键。简言之，组织静态要素会促进相应行为发生，并进一步作用于组织绩效。可见，静态要素—互动行为—组织绩效的逻辑链条在解释组织发展和功能发挥的效果方面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由于治理结构是组织静态要素的核心内容，协会与会员的内部协调行为是会员型社会组织互动行为的重要表现，政策影响力是组织绩效的重点考量标准，本文将理论框架细化为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

（一）组织治理结构与内部协调行为的理论关联

组织治理结构的核心要素是权力（power），其中决策权在组织权力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如何有效分配社会组织内部决策权关乎成员的归属感和组织的合法性。此外，有效的治理结构需要依靠制度化规则来实现，而规则的产生建立在合理的内部决策程序基础上。因此，本文将“组织治理结构”定义为，协会成员按照特定的流程规范分享组织内部决策权的程度。行业协会是会员型社会组织，同时具有“影响逻辑”和“会员逻辑”两种模式。前者是协会与外部其他类型社会主体的合作互动；后者则指协会和内部会员沟通协调、交流信息，即“内部协调行为”，通常包含意见搜集、内部协商、共识达成三方面。合理规范的治理结构的关键在于让协会成员共享组织决策权，这有助于促进协会和会员的沟通互动，增强组织凝聚和成员归属，形成利益契合与内部协调的良好氛围。

一方面，共享决策权便于激发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产生常规或非常规的决策讨论与沟通机制，促进协会内部协商与共识达成，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会员利益诉求。［1］内部决策权共享意味着成员共同参与和成员责任体系建立，不仅有利于减少因责任分散导致的搭便车行为，还有助于形成反馈机制，提高协会的行业代表性及对会员需求的敏感程度［2］，促进协会与会员的良性互动和内部协调。

另一方面，组织内部分享决策权意味着权力的非集中性，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分权结构有利于信息的形成和传递，而对信息的持有是协会凝聚和联络会员的重要方式。有学者研究指出，分权的组织结构能迅速收集和传递强烈且清晰的信息资源，极大提高组织知识获取和资源互动水平，为更好地发挥政策影响力奠定基础。［3］(P2-18)分权结构还有助于组织快速适应不断变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具体而言，组织的结构特征和领导力水平会影响其回应变化社会环境的反应能力。［4］(P12-20)相比集权模式，分权结构的扁平化属性更便于组织做出快速反应和调整，使协会与会员、政府间的内外部互动均保持一定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尽量避免受到外界环境短期变化与波动的影响。

（二）内部协调行为与政策影响力的理论关联

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和偏好，行业协会凭借某些资源和行为推动政策的出台、改变或停止，以此最大程度地维护本行业和会员根本利益。在政策参与领域，获得政策回报的程度就是协会影响政策的能力，即本文的“政策影响力”。

组织的一致性基础及基于此形成的内部协调行为是增强组织整合性与代表性的重要条件，能够促使组织在政策参与过程中受到更多重视和认可，从而更好地发挥政策影响力。行业协会与会员间缺乏沟通和协调，会导致协会内部利益进一步分化甚至对立。叶芮的研究指出，山东经济类协会由于无法有效聚合会员诉求，分裂的组织利益进而瓦解了协会的内部凝聚和一致行动基础，致使协会政策影响力的发挥效果弱化。［5］让拥有不同组织目标和利益诉求的协会会员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我利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是会员型社会组织的重要职能与核心优势之一。相关研究指出，行业协会有效的内部协调行为能够综合本行业和组织内部分散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规范会员行为，凝聚会员力量，增强协会的整合表达能力，提高协会在政策参与中的权重和地位。［6］

（三）“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理论框架

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组织要素、互动行为和政策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但不足之处是，仅针对这一复杂关系中的某一部分进行阐释，鲜有研究将三者结合起来，建立彼此间的系统性逻辑关联。组织行为研究指出，治理结构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制度性基础，特定的行为策略使组织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关联得以建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凝聚与共识，为组织发挥政策影响力提供条件。对行业协会等会员型组织而言，治理结构是形成组织凝聚和产生内部协调行为的重要前提。内部协调不仅是协会的主要职能，也是使会员分散的利益更加集中化、组织化，进而提升协会整体代表性、扩大政策影响力的关键手段。根据上述理论逻辑，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初步构建了“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的研究分析框架，后文将进一步探讨该逻辑链条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二、案例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B市WL行业协会作为单一的关键案例，主要基于两个原则。

一是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WL行业协会是当地民政部门推荐的行业组织，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协会于2003年成立，至今已有17年，组织发展相对稳定。该协会业态属于运输和仓储行业，目前共有大中型运输企业、仓储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等200余家企事业单位作为协会会员。在成立背景方面，协会最初由政府部门转制而成，会员单位以国企为主。后来受“脱钩”政策影响，逐渐增加民企代表比重，并经历了从“政府倾向型”到“会员为主导”“政府—会员沟通桥梁”的角色转换，是转型时期地方行业协会提升组织能力、协调各方关系的典型案例。在政策参与和影响力层面，WL行业协会经常受邀参加政府部门的相关领域政策座谈会，平均每年递交10-20条关于行业发展和会员诉求的政策建议，其中2/3的建议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回应，并有过成功影响公共政策的经历，具有较强的案例代表性，有利于详细了解行业协会参与政策过程、发挥政策影响力的互动机制。

二是案例的丰富性和可获取性。WL行业协会建立了组织网站和公共信息平台，便于研究者获取相关的电子资料。由于协会受社会关注度较高，形成一定规模的媒体报道和汇编材料，可用于补充和丰富案例内容，对案例资料进行三角验证。

（二）资料收集

案例获取途径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主要涵盖了关键人物访谈、座谈会、档案资料和非参与式观察等。其中，关键人物访谈采取开放式访谈、半结构化访谈和结构化访谈三种形式。开放式访谈主要针对行业协会的基本特征及可能对政策影响力产生作用的关键问题、机制；半结构化访谈以政策影响力为主线，充分了解哪些行业协会的特性和能力会如何影响组织政策功能发挥；结构化访谈是通过电话追访的方式，对前期调研中没有提及的关键问题进行再次询问。访谈对象涉及行业协会负责人、民政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近20人，每个访谈约2-2.5个小时。访谈通过一对一形式开展，并对部分关键受访者进行了电话追访。参加与行业协会主题相关的座谈会，是深入了解其运营管理模式和参与政策过程的重要方式。档案资料主要来源于行业协会内部刊物、官方网站、公开报道等媒介。

（三）案例分析方法

本文在初步构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进一步为相关理论及三个核心概念间的互动细节提供详细证据支持，并解释其中的因果关联机制，分别回答：组织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内部协调行为？内部协调行为对政策影响力的作用机制又有哪些？

案例分析的重点是明确和提出关键变量，并对这些变量准确定义且保证其相互独立。提取关键变量的核心在于编码，在编码过程中需建立案例的描述性草案和可能的因果关联，并不断修正和增添新的编码。具体而言，本案例的分析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结合档案资料，最大程度地整合访谈内容，且重点聚焦于核心的、差异化的研究发现，保证证据的丰富性。第二，将访谈内容与其他受访者的陈述、档案资料和媒体报道进行比对，验证案例资料的信度。第三，分析原始资料的结构和内涵，对案例内容进行无主观偏差的一级编码，关注变量间潜在的因果机制；随后，按照一定的逻辑关联对初始资料的属性特征二级编码，明确和提出新的核心构念；三级编码是对核心概念进行抽象提炼和理论升华，进一步形成理论主题。本文通过访谈资料编码展现案例结构和逻辑关系，呈现与剖析行业协会发挥政策影响力的过程和机制。

三、案例研究结果：社会组织治理结构与政策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初步构建了“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理论框架。案例分析部分将分别对“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和“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的影响机制进行论证。

（一）组织治理结构对内部协调行为的影响机制

根据初始编码—核心构念—理论主题的案例分析思路，本文对原始资料进行三次编码。在解释行业协会组织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内部协调行为方面，共提炼出两个主要的影响机制：防范机会主义、建立社会合法性。

根据编码结果，一个好的组织治理结构关键在于共享内部决策权，具体包含决策结构和决策参与两方面。决策结构是结构化概念，指组织内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分配和授权情况；决策参与是行为性概念，强调决策权集中或分散的可操作化程度。内部协调行为包括会员维系行为、矛盾协调行为和协会凝聚行为三部分。会员维系是指通过多种形式的沟通联络，将会员利益诉求进行汇总、聚合和提炼的过程；矛盾协调是调和政策主张、开展协会内部协商的行为，通常是有经验和威望的协会管理层采取的沟通协调策略，以实现内部一致和团结。协会凝聚则是用集体化、组织化的行为赢得会员关注和信任，增强协会的整体向心力（见表1）。

表1 WL行业协会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的影响机制编码结果*

1.防范机会主义。保证会员共享决策权有助于其树立责任意识、提升参与意愿、掌握决策能力，防范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使会员更加积极地关注及参与协会事务。内部决策权的落实，一方面需要协会尊重和维护会员权利，给予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离不开会员的主动参与意识和能力。参与集体决策不仅为会员反映利益需求提供了渠道，也指明了会员应履行的使命职责，避免消极和投机情绪滋生。编码结果显示，防范机会主义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第一，内部权力共享有助于会员树立责任意识，增强义务感和使命感。相关理论认为，让每一个成员意识到自身对他人和组织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是解决共同行动困境的有效出路。机会主义思想是组织采取一致行动的最大阻碍，决策权共享意味着权力和责任共同持有，而不仅仅将权力掌握在少数几个领导者手中。实现权责统一、明确权力归属、促进共同参与，有利于减少由责任分散带来的“搭便车”行为，促进组织内聚力形成。WL行业协会内部决策权共享程度较高。通过“小中心+大网络”决策机制，保证协会的重大与日常决策分别通过会员大会和理事会等正式渠道产生，并详细统计和记录会议频次、到会率及表决情况等。此外，特别是协会对否决权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增强了会员对权力的重视程度，也增添了会员行使权力的神圣感和责任感。

第二，共享决策权有助于提高会员参与协会事务的主观意愿和积极性。产生组织凝聚力和内部协调行为最关键的要素是参与者（人或组织），因而培养参与意识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合理完善的会员大会与理事会议事机制，能够帮助会员培养参与精神和集体意识，学会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取得平衡，将更多精力放在协会公共事务方面，培养会员的企业家精神和人文社会情怀，而非仅仅关注组织自身的利益与发展。WL协会起初的集体决策议事机制不是很完善，会员大会和理事会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相关制度规定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许多会员参与意识薄弱，彼此之间关联度很低，缺乏会员支持基础。后来进行改革，一方面，对参与决策的会员单位给予适当激励；另一方面，向会员传递参与决策，是为了大家共同利益着想的理念，使其逐渐认识到决策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三，仅有责任意识和参与意愿是不够的，掌握和培养会员的决策能力至关重要。帕特南在研究意大利和美国社会发展时强调，公民素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元素，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公民性”（civicness），即公共精神；二是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协商议事本领并非与生俱来，需要在不断的政策参与中磨炼和提升，最终实现自我意志表达和集体共识达成之间的平衡。［7］(P12)我国行业协会的强政府背景以及“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的长期存在，导致社会组织能力普遍缺失或不足，集体决策和公共参与经验十分匮乏。决策能力缺失还表现在，行业协会和会员单位对自身的组织定位均存在认知模糊。对协会而言，以政府还是以会员为导向，直接影响组织的运作模式；于会员来说，对官办行业协会的依赖导致其决策能力被长期抑制。在当前协会商会的“脱钩”背景下，如何夯实协会会员基础、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是转型时期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首要之义。

2.建立社会合法性。共享决策权有助于提升行业协会的社会合法性，推动协会汇总和协调组织内部利益、增强内在凝聚力。决策权共享的关键在于，是由大多数会员享有权力，还是将权力集中在少数管理者或大企业高层手中。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合法性包含价值和道德层面的社会认同，是组织实现资源互动、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前提。行业协会的权力来源于会员组织，切实保障会员行使决策权能够促进协会获得合法性、夯实会员基础、加强会员支持。内部决策权共享可以通过信任建构、减少依赖和控制两种建立社会合法性的机制来实现。

一方面，决策权共享能够让会员在常规或非常规的决策讨论与沟通协商中，满足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的需要，建构会员对协会的信任，同时凸显行业协会的组织优势，增强会员归属感和组织内聚力。社会信任缺失是行业协会会员基础薄弱、服务水平较低的直接后果。许多会员只是象征性地加入协会，没有切实享有决策权等组织核心权力，对协会为会员服务的宗旨与目标不抱有希望，因而变得消极被动。行业协会的优势之一是为会员提供制度化的决策参与渠道，参与机制的规范化发展也是协会社会合法性的重要保障。会员单位通过决策共享和决策参与，使利益表达更具制度化特征，组织的决策过程也更加透明和规范，因而增强了会员对协会的信任。反之，会员易形成“反正参与了也没有什么用”的惯性思维，导致协会和会员间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彻底失去了信任的根基。WL协会从早期的“一盘散沙”“态度含糊”到现在的“高度团结”“非常信任”，主要是缘于决策参与范围明显扩大，即由“少数几人（管理层）参与意见”转变为“大多数会员共商共议”，大大提高了协会决策的规范性和可信度。

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建立共享型内部决策结构可以防止因决策权过度集中而产生的权力垄断和决策偏差问题，减少协会高度控制和会员过分依赖的现象，兼顾和凝聚多元分散的利益诉求，让协会内部协商在相对平等和包容的环境下进行。此外，与会员进行内部利益协调能够迅速有效地聚集民意，巩固会员基础和社会合法性。WL协会在日常决策参与中建立了与会员沟通协商的长效机制，组织内分权化程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数人或某些龙头企业独断专行的局面。

（二）内部协调行为对政策影响力的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初步构建的理论框架，接下来主要探讨内部协调行为如何作用于政策影响力。通过质性分析，本文提炼了三个核心影响机制：促进资源整合、增加代表性、积累社会资本。

由编码可知（见表2），政策影响力水平可以从两方面体现：一是协会施加政策影响力的渠道，二是协会施加政策影响力的效果，两者依次界定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前因变量将影响力视作渠道和手段，即为导致影响力效果的路径（access），具体包括政策出台前参与政策咨询、与政府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交流、向政府递交书面政策建议以及凭借媒体和网络表达协会政策主张四方面内容。结果变量是指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政策走向，使之更符合协会和会员利益，主要从建议采纳情况和是否有成功影响政策经历两部分来分析。

1.促进资源整合。行业协会的内部协调行为不仅是为了处理好与会员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组织内形成合力。合力的产生一方面有赖于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维护，另一方面得益于会员之间的矛盾化解。处理好这两方面关系有利于组织产生内部向心力，促进协会形成资源和知识上的整合互动，提升组织政策参与能力。相反，破碎的内部环境和割裂的内部关系会破坏协会的内在团结基础，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互惠合作的形成，妨碍了组织整体影响力的提升。行业协会作为拥有众多会员的大型网络和伞状组织，充分利用其组织化优势、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不仅可以弥补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资源短缺问题，还可以增强协会为会员服务及发声的实力，进而拓宽政策影响力渠道、提升影响力效果。

同时，协会与会员是双向互动关系，表面看是协会为会员服务，实际上若组织内部关系处理得好，会员也会给协会极大的支持。WL协会起初没有建立起内部沟通交流机制，协会与会员互动贫乏，会员间彼此孤立。随着协会愈发注重完善日常沟通和内部协调机制，会员间交流增多，会员对协会的支持度显著提高，促进了协会内部资源的互动与整合。

2.增加代表性。政策影响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会的代表性水平，即代表当地本行业企事业单位意见呼声的程度。与协会相比，由于政策倡导成本高昂且个体组织力量薄弱，单个会员通常缺乏凭一己之力影响政策的动力。行业协会的优势则在于，作为综合性组织，其组织化程度较高能够集众多会员、资源之合力，使协会的政策主张更具现实性和代表性，因而在政策参与过程中更有“分量”。增加行业协会代表性的重要途径是将龙头企业和小企业的利益进行整合与协调，平衡不同会员间的利益诉求，进一步扩大代表范围，增强协会受政府重视的程度。

表2 WL行业协会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的影响机制编码结果

WL协会为企业会员提供直接沟通协商的平台，有利于会员为实现共同利益进行磋商、形成共识。协会注重搜集和汇总企业会员的利益诉求，积极组织内部交流与协商，通过走访调研等形式，对不同的利益主张进行深入了解和说服，以达成协会内部政策意见的一致性。由于协会内部协调程度好，组织的代表性和综合性水平较高，在政策参与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代表整体会员心声与政府沟通协商、建言献策。

3.积累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互惠基础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行业协会内部的社会资本积累不仅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内在关系和结构状态，还能够产生更强的内聚力，在加强组织建设、争取会员利益、施加政策影响力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良好的内部关系网络和信任、互惠基础是行业协会在政策参与过程中受到重视、且有能力施加一定影响力的关键前提。

其一，与会员保持良好的互动状态，帮助会员反映诉求、解决问题，是协会建立社会网络、获取会员信任的重要条件。社会网络本身或许不会直接转化为政策影响力，但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网络关系为协会进一步整合资源、增强代表性奠定基础。

其二，增强组织凝聚力和维系协会内部关系有助于在会员之间、会员与协会之间形成互惠基础。互惠关系的产生能进一步促进资源整合，形成优势互补。新时期，WL协会始终以服务会员为导向，在以往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获得了众多会员支持，主要体现在人才和资金两方面。首先，会员为协会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持。影响公共政策不能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阶段，关键要给出解决方案。协会的专业性及对业务的掌握程度是其受到政府重视的关键。其次，会员为协会提供资金支持。影响政策需要运作资金，单一协会的力量有限，加之影响公共政策的周期较长，这就需要会员贡献力量。WL协会的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会费、企业捐赠和赞助、政府购买服务，其中会员的资金支持 （会费） 占到绝大部分，每年协会的这部分收入约占总收入比重为60%-70%，在资助协会发挥政策影响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种互惠基础需要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逐渐形成。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初步构建了“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研究框架，并以B市WL行业协会为典型案例，对三个核心概念间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丰富了相关领域理论研究（见图1）。

图1 “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作用机制理论框架

第一，完善的组织治理结构会通过防范机会主义和建立社会合法性两种机制，为组织提升内部协调行为的能力与水平奠定基础、提供支撑。防范机会主义的作用机制表现在三方面，即树立责任意识、提升参与意愿、掌握决策能力，有助于促进权责统一，激发协会活力，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建立社会合法性会通过信任建构、减少依赖和控制两种方式，提升组织的向心力，夯实会员基础。

第二，有效的内部协调行为能够通过促进资源整合、增加代表性和积累社会资本三种机制作用于政策影响力，从而增强协会建言献策的能力。其一，良好的内部协调关系和凝聚力水平有助于实现资源交流互动，形成内部团结基础，从而提高协会的资源整合能力，促进会员之间、协会—会员之间以及不同协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其二，协会的内部协调程度越好，越能综合及代表会员意见和政策主张，获得政策制定者重视，进一步提高协会的代表性。其三，积累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是指，内部协调行为的状态会对建立社会网络和形成互惠基础产生重要影响，以此作用于协会的政策影响力。

第三，在“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理论链条中存在的三种机制具有相互耦合和互相影响的关系，形成了螺旋式上升的作用机制状态。简言之，完善的组织治理结构有助于协会积累和培育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存量对于组织内、外部资源流通和互动产生了直接且积极的影响；资源交流与整合对协会增强组织代表性，扩大政策影响途径和影响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四，“组织治理结构—内部协调行为—政策影响力”的概念间关系及作用机制并非单向的，而是以双向动态模式呈现。政策影响力的结果产出最终会反作用于各静态和动态要素，即政策影响力效果越好，协会的治理结构及与其他社会主体良性互动的水平也会随之改善，继而推动行业协会各要素相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