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平均利润就是等量资金、等量收入、等量人员得到等量利润的经济实质，把国有工业的总资产、净资产、主营业务收入、职工总数的利润额与全部工业的总资产、净资产、主营业务收入、职工总数的利润额的比值，作为衡量平均利润率变化的标准化指标。这些指标的计算结果表明，国有工业的自生能力随着改革深化逐渐增强。国有企业的改制和非国有企业进入障碍的消除，不仅使国有企业垄断的部门逐渐减少，而且它们的利润率和一般性产业、竞争性产业中的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有趋同的迹象，表明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正在形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绩效会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稀释掉，国有企业的绩效会随着进入市场年限的增长逐渐显现出来，表明发育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的重要性。为了促进国有企业增强自生能力，凡是可以采用市场化方式实施的那部分国家战略采用市场化方式，难以采用市场化方式实施的那部分国家战略，事先把需承担的义务和应得到的补偿界定清楚，解决长期以来把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混淆在一起产生的问题。

一、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

新中国的第一批国有企业是在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成立伊始，国有工业极为薄弱，1952年固定资产原值和利润总额分别只有149亿元和28.2亿元。“一五” 时期国有企业承担了国家的绝大多数建设项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显著增强。1958—1978年，国有企业得到快速发展，100多万个国有企业分布在不同领域，形成一个门类较为齐全的产业体系。国有企业按计划组织生产，按计划调拨产品，承担了国家经济计划中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生产任务，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控制权。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受国有企业增长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和部分国有企业改制的影响，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只有国有工业具有比较完整的统计资料，下面从国有工业企业入手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和自生能力的变化。

（一）国有工业的增长

图1 1949—2018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和产值占比的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1949年国有工业产值只有36.8亿元，1959年跃上1000亿元台阶，10年时间翻了5番；1984年跃上5000亿元台阶，25年时间翻了两番多；1988年跃上1万亿元台阶，4年时间翻了一番；2003年跃上5万亿元台阶，15年时间翻了两番多；2011年跃上20万亿元台阶，8年时间翻了两番；2018年跃上25万亿元台阶，7年时间增加了25%。1949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为26.3%，1960年达到90.6%，1962年降至87.8%，1966年回升到90.2%，1978年又下降到77.6%。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其他所有制工业企业增长得更快，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占比降到28.2%。为了维持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比，1998年统计部门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口径的起点提高到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这个调整使1999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占比提高到48.9%；2011年统计部门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口径的起点提高到2000万元，但这个调整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2016—2018年这个占比稳定在19.8%。

总体上看，政府管制经济的能力越强，国有工业企业的增长势头越好，反之则反是。这是1966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比达到90%以上的重要原因，也是它的产值占比在“文革”期间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比的逐渐下降，同政府管制经济的范围不断缩小有关，它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和竞争愈益充分的结果。

（二）国有企业的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始于放权让利，经历了承包制、股份制、改制上市和做大规模，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在微观经营上逐步完成了生产资料资本化、金融化、证券化的转型，在宏观管理上逐步完成了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的转型。

1.“放权让利”改革。它是指政府赋予国有企业一部分生产经营权，并为它们留下一部分利润，以及允许国有企业员工从事第二职业等。1980年扩权试点企业达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产值的60%和利润的70%。由于一部分可支配资金用于安置从农村返城的职工子女就业，从事第二职业的技术人员利用周末去乡镇企业解决技术问题，这项改革不仅促进了国有企业发展，还促进了国有企业创办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2.资产经营责任制改革。1979年和1980年，政府在扩权基础上试点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制。到1981年底，全国42000多个工业企业实行了经济责任制。1984年底国有企业开始试点“两权分离”改革。其中，小企业主要搞租赁，大中型企业主要搞承包。1986年实行包盈不包亏的承包制，鉴于这种承包制有明显缺陷，1989年又实行自负盈亏承包制。

3.利改税改革。利改税是将国有企业向国家上交的大部分利润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税目、税率缴纳税金，从而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法固定下来。为了规范税利分流和股份制试点，1983年政府出台了国营企业第一步利改税办法，1984年出台了第二步利改税办法。此外，还开展了利税分流改革，它的核心内容是“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

4.拨改贷和企业改制。拨改贷是指国有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向银行有偿贷款，以增强企业投资使用的经济责任，控制投资规模，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1987年，针对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财政补贴国有企业亏损的压力增大等问题，国家又实行了拨改贷改革。

5.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国家经贸委组织实施了“万千百十、转机建制”规划。其中，对1万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所赋予的14项经营自主权；对1000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骨干企业的国有资产实行监管；对1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对10个城市或地区进行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和提高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比重试点。

6.“抓大放小”改革。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对国有大企业实施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对国有中小企业实施市场化改革。这项改革称为“抓大放小”，即一方面把少量大型国有企业打造成世界500强，一方面把众多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多项研究表明，改制后的企业取得了利润率提高、管理费用率下降等效果。

7.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2003—2008年，近10万家国有中小型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革。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持续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到2017年底，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和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引进各类资本，基本上完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改革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国有企业从政资合一到政资分离，再到政企分离与资企分离，国家实现了由“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

（三）国有企业的现状

经过4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

1.治理结构日趋完善。全国80%以上的中央企业建立了董事会。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90%。上市公司的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比分别达到61.3%、62.8%和76.2%。

2.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键领域、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优势产业集中。目前，国有资产在军工、电信、民航、能源等领域占比达90%以上。核电、风电、电动汽车等设备制造及产品研发达到或接近全球领先水平。

3.国有企业成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主导力量。中央国有企业的研发经费约占全国研发经费的1/4。2012—2018年，中央国有企业有605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6项，占全国总数的84%。

4.国有企业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2018年底，中央国有企业境外单位近万户、资产总量超过16.7万亿元。境外业务由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拓展到高铁、核电、特高压建设运营等领域。

二、国有企业自生能力变化的评价

（一）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估方法

1.自生能力的含义。自生能力原先是用于对植物自我生存与生长能力的描述。1999年林毅夫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它是指一个企业能以正常经营管理的方式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1］企业自生能力是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的政府服务体系等外部因素和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等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经济学解释。林毅夫对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原因给出了如下解释：

一是政府保护国有企业的倾向。这是计划经济时期保障国有企业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采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具有经济可行性，从而把赶超战略付诸实施的重要措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配置资源和决定价格的范围逐步增大，政府干预市场的范围不断缩小，国有企业对市场已经有适应能力了，但是政府仍有保护国有企业的倾向。

二是政府保护国有企业的理由。国有企业以实施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职责，并因承担政府赋予的政策性负担而削弱了自生能力，使它们难以同其他所有制企业竞争。政府保护国有企业的经济实质是为它们承接的政策性负担付费。其实，这些企业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非国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把政策性负担强加给非国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保护。

三是政策性负担的主要内容。政策性负担包括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即国有企业为国家实施赶超战略在低收入阶段采用资本密集度技术装备；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即国有企业承担了兴办学校和医院等一系列社会职责。

四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培育它们的自生能力。国有企业应基于这个预定目标设计改革方案。其中，凡是可以采用市场化方式实施的那部分国家战略采用市场化方式，难以采用市场化方式实施的那部分国家战略，事先把需承担的义务和应得到的补偿界定清楚，解决长期以来把经济绩效和社会责任混淆在一起产生的问题。

3.企业自生能力评估指标的标准化。林毅夫认为平均利润率是评价企业自生能力最适宜的指标。一是平均利润率是一个很简明的指标，计算上不存在争议和技术上的复杂性问题。二是平均利润率具有很强的可获得性，国家有设计得很好的企业调查样本框，根据这些样本数据，很容易得到各个产业各年度的平均利润率。三是平均利润率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同全要素生产率（TFP）等指标相比，用平均利润率来评估企业运营效率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

然而，各年的平均利润率会受经济景气的影响而有较大的不同。为了消除经济波动对平均利润率的影响，需要对平均利润率做一个标准化处理。鉴于平均利润率的经济实质是等量资金、等量收入、等量人员得到等量利润，本文采用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占比与国有工业的资产、主营业务收入、职工人数占比的比值，来观察国有工业企业自生能力的变化。各个指标的比值为1，表明国有工业企业得到了平均利润率；大于1，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小于1，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

（二）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总体评价

图2 若干同国有工业企业自生能力相关指标的变化

从图2可以看出，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占比与资产、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占比的比值分别为0.52、0.69、0.60，都显著小于1，说明国有工业企业的自生能力较低。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占比与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的比值从2000年大于1以后一直在1附近波动，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利润率基本上达到了平均利润率。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占比与从业人员占比的比值从2000年大于1以后只有两个年份低于1，其余年份都大于1，表明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利润超过了全国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利润。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占比同资产占比的比值从1998年的0.52提高到2006年的0.94，尔后下降，从未达到过1，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从未达到平均利润率。

以资本利润率衡量国有工业企业自生能力的变化，需要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国有工业企业有很大的资产存量；二是改制的大多是资本密集度低的国有工业企业，留下的大多是资本密集度高的国有工业企业；三是经过40多年的高积累，资本稀缺程度已经显著下降，资本利润率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会趋于下降。

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同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的比值为0.69，三资和外资工业企业的这个比值为1.18，民营工业企业的这个比值为1.51，三类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这个指标的差异很大。2008—2013年，这个指标的差异显著缩小，2014—2017年这个指标的差异又有所扩大，但差异的绝对值并不大。如果对最近14年的数据加总，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利税率为10.9%，低于民营工业企业（11.1%）0.2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国工业企业（10.8%）0.1个百分点、外商投资工业企业（10.2%）0.7个百分点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9.8%）1.1个百分点。这是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充分的结果。

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利润同全国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利润的比值为0.60，不足民营企业（1.31）的一半，约为三资和外资工业企业（2.29）的1/4（26%），差异很大。然而，三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这个比值都朝着1的方向变化。尤其是2015—2016年，三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这个占比都非常接近于1，意味着得到的都是平均利润。

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同全国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的比值为0.52，分别为民营企业（3.05）、三资与外资工业企业（1.67）该指标的31%和17%，是差距最大的指标。从时间数列数据看，三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这个指标有收敛于1的迹象，但波动较大。其中，2004—2007年收敛迹象较明显，其余年份收敛现象不太明显，最后几年差异在扩大。2017年国有工业企业的这个比值为0.59，是其他两种所有制工业企业这个比值（1.28）的46%，好于1998年的情形。

为了评估产权改革的作用，本文把国有工业企业划分为未改制国有工业企业和改制国有工业企业两部分，其中改制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联营工业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工业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工业企业。计算结果表明，改制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税率①与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税率的比值在前半程大于未改制国有工业企业，后半程这个比值没有继续扩大，而是逐渐消失了。据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最初进入改制试点的国有工业企业是经济绩效好的企业，随着改制国有工业企业的增多，由企业经济绩效好带来的改制绩效被逐渐稀释掉了；二是产权改革的边际效应具有逐步递减的特性，它的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消失。

（三）产业评价

国有工业企业分布在国家工业体系的各个产业中，各个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面临的竞争充分程度有较大差异。要弄清产业竞争的充分程度对国有工业企业经营绩效变化的作用，需要按产业竞争类型分别进行评价。产业竞争的充分性，可以用特定产业内国有工业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来评价。国有工业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小于50%，竞争较为充分；占有的市场份额大于70%，竞争很不充分；介于它们之间（50%～70%），则竞争不太充分。

表1 按国有工业企业主营收入占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份额分类的部门数变化

从表1可以看出，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在1996—2000年间，大于70%的产业有22个，50%～70%之间的产业有15个；2001—2005年间，大于70%的产业减少到13个，50%～70%之间的产业增加到19个，小于50%的产业有8个；2006—2010年间，大于70%的产业减少到5个，50%～70%之间的产业减少到4个，小于50%的产业增加到30个。2011—2015年间，大于70%的产业减少到4个，50%～70%之间的产业增加到5个，小于50%的产业增加到31个；2016—2017年，大于70%的产业减少到3个，50%～70%之间的产业减少到4个，小于50%的产业增加到32个。后两个阶段的产业个数变化不大，但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越来越小，这是我国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充分的一个依据。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份额小于50%的产业划为竞争性产业，份额介于50%～70%之间的产业划为一般性产业，份额大于70%的产业划为垄断性产业。计算结果表明，三类产业中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与全国国有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的比值最初差异很大，但有缩小的迹象。其中，垄断性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比值在很多年份高于其他两类产业。随着改革的深化，这些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比值由1996年的0.96降低到2017年的0.38。由此可见，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资金一直很密集，但资产利润率低主要是近10年的现象。一般性产业和竞争性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利润率比值分别由1996年的-1.08和1999年的0.00提高到2017年的0.77和0.68，说明这两类产业内的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比值是趋于改善的。

三类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与全国国有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的比值最初的差异也很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有逐渐缩小的迹象。同理，由于垄断利润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渐消失，垄断性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比值由1996年的2.95降低到2017年的0.88，一般性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比值由1996年的0.53提高到2017年的0.76，竞争性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比值由1999年的-1.48提高到2017年的0.75。从发展趋势看，三类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比值都收敛于1，即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利润率。

三类产业中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利润与全国国有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利润的比值不仅最初差异较大，其他年份差异也很大，直到最后几年才出现缩小的迹象。其中，垄断性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人均利润比值先由1996年的2.54提高到2006年的5.20，再逐渐降低到2017年的1.47。一般性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人均利润比值由1996年的0.45提高到2017年的1.19，竞争性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人均利润比值由1996年的-0.60提高到2017年的1.30。2008年以后三类产业中的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利润比值大多数年份都大于1，说明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冗员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为了进一步观察竞争性产业中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变化，本文计算了该行业中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与全国国有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的比值，以及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利润与全国国有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利润的比值。在竞争性产业中，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同全国国有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的比值，在2000年以后都明显地收敛于1。值得关注的是，竞争行业的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这个指标大多数年份都小于1，垄断行业里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这个指标大多数年份都大于1，说明竞争性行业的绩效遭到垄断行业的冲击。从时间序列数据看，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仅都收敛于全国平均利润率，且波动也非常相似。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比值由1996年的-1.31收敛到2017年的0.91，民营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比值由1996年的1.60收敛到2017年的0.96，三资及外商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比值由1999年的1.92收敛到2017年的1.07。

1999年，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利润与全国国有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利润的比值为0.17，2017年的比值为1.30，这说明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变化非常显著。更值得关注的是，从时间序列数据看，三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人均利润比值也有收敛于全国工业企业人均平均利润的迹象。

（四）企业评价

利用899个中央和地方国有上市公司2001—2018年的数据，从企业层面分析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变化，以及它们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关系。

计算这些上市公司各年度的平均利润率，具体算法是：以每个公司公布的净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利润率和销售利润率，分别乘以该公司的资产权重（该上市公司资产额占当年公布这三个指标的全部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的份额），然后加总。以上市公司的资产而不是利润作为权重是理由是：如果用利润，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得到的权重将为负，两个负数的乘积变为正数。

第一产业内的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利润率与全部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利润率的比值变化由低向高，近几年超过了1，意味着近几年它们的净资产利润率超过了平均利润率；这些上市公司的销售利润率与全部上市公司的销售利润率的比值变化由高向低，2001年以后一直低于1，意味着2001年以后它的销售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

把第二产业分成政府主导性产业（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50%）和市场竞争性产业（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低于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50%）两类，政府主导性产业内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率、销售利润率与全部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的比值，几乎都大于竞争性产业内的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率、销售利润率与全部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的比值。这意味着政府主导性产业内的上市公司，仍然具有更好一些的生产和营销条件。在竞争性更充分的第三产业中，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资产利润率、销售利润率与全部上市公司的资产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的比值都收敛于1。

（五）利润总量和利润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这里采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和公布的数据都合乎要求的550个中央和地方国有上市公司1995—2018年的有关数据，对利润总量和利润率的影响因素做较为简略的计量分析。

1.数据描述。根据分析的需要，从库中选择净资产利润率、息税前利润总额、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公司资产总额、从业人员数等数据，生成公司上市年限、公司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差的绝对值和公司是否在竞争性产业等变量。其中，息税前利润总额反映上市公司的增长，净资产利润率反映上市公司的效率，资产总量和从业人员总量反映上市公司可支配的生产要素，上市公司利润率与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率差的绝对值反映市场发育的程度，这个值越小市场发育越充分；反之则反是。全国国内市场总值年增长率反映上市公司面临的宏观发展环境。上市年限反映上市公司由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间。表2是这些变量的观察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表2 数据描述

2.利润总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了分析利润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一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式中：ROEit是上市公司的息税前利润总额，Yearit是公司上市年限，Xit是一个向量，由五个是否上市的虚拟变量组成，包括是否是公司上市的当年、是否是公司上市前两年、是否是公司上市前一年、是否是公司上市后一年以及是否是公司上市后两年，DROEit是公司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差绝对值，Assetit是资产总量，Employit是从业人员数量。Zit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公司是否在竞争性产业，将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小于全国工业企业主营收入50%的产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以及国内生产总值。α为截距项，β是相应变量的待定系数，εit是残差项。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上市公司的上市年限对公司利润总额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公司上市前两年、公司上市前一年，公司上市当年、公司上市后一年和公司上市后两年这5个变量的影响大多都不显著，只有在模型1中，公司上市后一年和公司上市后两年对上市公司的利润额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对上市公司的利润额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按常规的理解，资产总量和从业人员数对上市公司的利润额应该具有正面影响。它们的影响可以不显著，但不宜显著为负。然而，在模型3中，只有从业人员数对上市公司的息税前利润总额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资产总额对上市公司的息税前利润总额的影响却显著为负。据分析，出现这种情形很可能是个别上市公司息税前利润总额的负值太大造成的。公司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差的绝对值，主要影响的是利润率而不是利润总额，它在这三个模型中的影响都不显著。

表3 利润总额影响因素计量模型的结果

3.利润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了分析利润率的影响因素，也构建了一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该模型只是因变量由上市公司的息税前利润总额改为净资产利润率，其余均同上一个模型一样，故不赘述。计量模型的结果（见表4）表明：上市公司的上市年限对公司利润总额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公司上市前两年、公司上市前一年和公司上市当年这3个指标几乎都对利润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公司上市后一年和公司上市后两年这两个指标大多不显著，这意味着这些公司上市前对绩效的重视程度普遍高于上市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对上市公司的利润额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资产总量和从业人员数的主要作用是增加上市公司的利润额，而不是利润率的提高。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建议

（一）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设计的背景

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为国有企业确定生产计划的做法已被国有企业自行制订生产计划的做法所取代，国家决定国有企业产品价格及流向的做法已被国有企业自行决定产品价格和流向的做法所取代，国家统一调整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做法已被国有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绩效调整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做法所取代。市场机制对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在增大，产品价格由市场供求竞争决定的份额在增大，国有企业职工个人收入同自己素质高低与贡献大小的关系在增强，但国有企业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表4 利润率影响因素计量模型的结果

1.国有企业仍有行政色彩。一是国有企业有行政级别，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最想得到的是行政职位的提升。二是国有企业的部分资源来自国家配给，尽管这部分配给所占份额随着改革深化变得越来越小。三是企业决策以政府政策为风向标，并常常以市场和政策变化作为决策失误的理由。四是管理人员轮岗和专业技能的关联性不强。

2.资产负债率高。1997年资产负债率接近65%，2004—2013年间降至57%～58%，2014年政府“去杠杆”政策的实施使资产负债率继续回落，但近两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的问题随着国有企业信心膨胀再次突显出来。2018年底，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4.84%，占全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规模总量的70%以上。

3.政策性负担重。张辉等人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器，仍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二）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它们是发展经济缺一不可的两只手，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中都有国有企业的重要原因。我国庞大的国有经济体量既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也是几代城乡劳动者共同积累的重要财富，应通过改革把这部分财富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决不能以私有化的方式将它们甩掉。

2.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一般特征，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型私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通常也是分离的，需要以委托代理方式解决两权分离问题。既然私营企业有能力解决两权分离问题，国有企业同样有能力解决两权分离问题。

3.社会负担和社会责任的关系。社会负担和社会责任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表达方式。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除了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外，一部分企业也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现实中承担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逐渐增多的事实表明，企业并非都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在实行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要求国有企业承担这些社会责任具有客观必然性。对于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一个选择是完全剥离，使其同民营企业相比仅有出资方不同的差异；另一个选择是把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界定清楚，并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需的支出纳入政府预算。同时，要保证分享的公平性，即受益者必须是特定范围内的所有群体，而不是特定群体；要保证履责的公平性，即政府发包的社会责任的承接者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等；要保证运作的透明性，即同社会责任相对应的服务范围、服务标准、服务成本、资金补偿量、合同签订、履责报告等项目必须公开和透明；要保证监控的有效性，即社会责任、政府预算、资金使用状况和履责效果必须在国有企业年报中完整反映。除了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合同条文进行检查、监督和评估外，所有感兴趣的个人和团体都能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监督和评估。

政府和企业根据特定的法律或法令确定政企关系，基于事先谈判形成的契约明确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消除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不分、经营性亏损与政策性亏损不分以及补贴五花八门等缺陷，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局面。［3］

（三）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既不利于公平竞争，也不利于技术进步。要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垄断问题，暂时无法完全开放的部门可以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是正常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建立协调三者利益的机制。处理好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三者一致性和不一致性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经理的升迁和增收目标必须建立在国有资产增殖和职工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建立在国有资产不流失、职工利益不受侵犯的基础上。

协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职能要由管制向服务转变，建立人员精简、机构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企业增强竞争力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国有企业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要以市场化、国际化的规则和标准同国际接轨，使政策和管理体制适合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市场竞争既是技术竞争，更是人才竞争。国有企业要深化人才引进和管理制度改革，形成在全世界范围内招聘人才的环境和氛围，进一步提升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国有企业改革既要去除各种强加的政策性负担，也要去除各种优惠政策,使国有企业完全根据自生能力和市场定位确认拟解决的问题。

（四）建议

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国有企业曾经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偏离比较优势，以及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目前大多已经解决了。深化改革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更好地适应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前面的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在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里有较好的表现，很可能同它们得到的政府保护有关；在它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里，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低于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这很可能与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的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高于民营企业从业人员的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有关。所以，要使国有企业更好地适应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使国有企业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规范民营企业的行为，减少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方面的差异。

2.去除国有企业保护。新中国成立之初，每一项国家战略举措几乎都要举全国之力方能实施，这是一大批国有企业应运而生的主要原因。现在几乎所有产业都形成了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的局面，客观上形成了各种所有制企业同场竞争的条件。下一步的改革是去除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去除各种各样的进入门槛，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实施国家战略的局面。企业之间竞争性的强化，一方面会给国有企业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会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这是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必不可少的环境，也是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变优变强的必不可少的环境。

3.优化公共品供给。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或社会负担，它的经济实质是企业承担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关于这项改革，可以按照如下的顺序：首先，凡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形成的公共品，优先采用市场化的方式。例如教育、医疗等，其中一部分供给是可以采用市场化方式形成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用市场化方式形成的公共品会变得越来越多。其次，凡是企业或个人愿意主动承担的公共品供给应优先采用主动承担的方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能力且有意愿承担的公共品供给也会变得越来越多。最后，余下的公共品供给政府以招标方式选择承接者，一方面提高权利和义务的对称性，另一方面把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明确区分开。

注释：

①统计数据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税率高于其他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税率，所以这里采用了利税率指标，包括利润、所得税和应交增值税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