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规则变化对我国制造业转型的启示

2020-10-09吴松强金鑫杨艺灵蔡佳雯

创新科技 2020年6期

吴松强金鑫杨艺灵蔡佳雯

摘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美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的趋势下，中美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这不仅给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更对国际制造业贸易规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从中美贸易摩擦的因素探究、贸易战具体措施、中国制造业现状、贸易摩擦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和中国的应对策略这五个方面加以阐述和分析，以帮助读者厘清本次中美贸易争端的实质，把握贸易摩擦背景下正确的应对策略，明确制造业未来发展动向，以积极的姿态应对国际制造业规则变化。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制造业转型;贸易规则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037（2020）6-42-9

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20.06.006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近年来，美国在“重振制造业”的背景下，对中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贸易争端。而中美贸易战的背后，不仅是两国制造业发展的较量，更是国际制造业贸易规则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产业价值链条范围不断拓宽，国际制造业生产要素优化重组，都使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面临着挑战[1]。以创新驱动牽引中国制造业优质发展，以“中国智造”代替“中国制造”，实现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这才是中国制造业解决贸易争端的正确途径。

1 制造业发展视角下中美贸易战因素探究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贸易保护、美国制造”的口号就不绝于耳，“美国为先”的政策更让民粹主义展露无遗。美国的贸易保护传统和政治家的策略考量固然是引发贸易战的重要因素，但两国之间制造业领域的较量才是中美贸易摩擦大规模爆发的导火索。

1.1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

“中美贸易战”是美国进行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措施。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世界第四轮产业转移开始，国际制造业的重心逐渐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偏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一些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等低端技术产业外包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自身则将发展重心转移到服务产业，在生物科技、集成电路、金融等高收益的先进领域不断钻研。

虽然一直以来的“去工业化”给美国带来了高额附加值、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缓解等有利因素，但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下等阶层失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制造业就业人数的角度来看，自2000年起，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01—2009年，美国本土有42 400家制造业工厂倒闭，这加剧了美国社会就业问题。截至2018年7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为1 280万。与1979年6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峰值1 960万相比，就业人数减少了680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当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20.06%下降至2019年第二季度的11%，为72年来最低水平。同时，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也从2000年的26.03%降至2018年的15.55%。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趋势的不断加剧，美国国民经济由虚向实的发展需要，使得特朗普不得不将“制造业回归计划”提上日程[2]。

1.2 中国制造业崛起给美国带来危机感

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中国在世界中的经济、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原先弱小落后的中国已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通过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中美之间贸易顺差逐年震荡上升[3]。

很多人会认为，低生产成本是中国制造业迅速占据世界市场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主要原因仍归结于建立在流程创新和制造业之间的一种新联系。中国利用反向设计原理，通过借鉴现有产品而设计出更廉价的产品以适应市场;通过跨国公司的合作交流，迅速吸收竞争对手的经验教训，在全方位学习中不断改进，并利用跨区域生产网络推动技术吸收和协同发展[4]。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打破了美国企图运用信息技术革命把中国制造业与研发、设计、品牌和市场营销等环节割裂开来的想法，让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制造业发展的问题。

在中美进出口贸易商品中，交易货物大多为制造业产品。由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表1），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大体呈上升趋势，出口总额一直维持在4 000亿美元上下。2018年，中美贸易逆差高达3 233亿美元，同比增长17.2%，创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截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总额为1 994.03亿美元，从美国进口总额为589.23亿美元，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已达到1 404.8亿美元。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多物美价廉，极具价格优势。中国商品迅速占据美国市场，对美国“制造业回归”计划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冲击。美国希望借助高筑的贸易壁垒，不断缩小贸易逆差，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扶持国内制造业的发展[5]。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地位早已夯实稳固，已然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横跨高中低端的超级工业大国”。再者，中国着眼推动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十年战略目标——《中国制造2025》。该目标将“高端、信息、服务、智能”作为导向，把未来发展重点放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装备、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上，让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有了强烈的危机感。

由此，抑制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促使本国制造业的回流、复兴，稳固自身“超级大国”的地位，成了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重要因素。

2 美对华制造业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实行“去工业化”的弊端，在制造业贸易中得到了体现。多年来，美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赤字的状态，并且赤字规模逐渐扩大，这为美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看来，美国的贸易赤字即“国外廉价产品对国内商品的简单替代”[6]。从国外进口的产品越多，也就意味着美国制造业产品被替代的可能性越大。这种情况导致了美国本土不具竞争优势的制造企业面临淘汰风险，抑或选择向外转移，这就加剧了美国在就业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因此，保护本国制造业发展，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GTA数据显示，2008—2017年，美国平均每年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约52项。而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这四个同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的发达国家平均每年遭受的贸易制裁措施约为32项，在这方面，中国是其他国家的1.5倍。2017年，美国对中国新增贸易干预措施75项，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峰[7]。在这些制裁措施中，进行“双反调查”、出台政策条款和提高关税壁垒成了遏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方式。

2.1 “双反调查”频发

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日起，贸易保护措施就呈爆发态势增长，针对中国制造业的“双反调查”频繁发生。“双反”调查是指，对来自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种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从2017年1月5日起，美国商务部陆续发布对进口自中国商品的“双反调查”，非晶织物、普碳、双向土工隔栅产品、合金钢板、硫酸铵、卡客车轮胎、胶合板等产品都出现在美调查名单中，而其最终裁决均以加征高额关税结尾。同年2月，美国更是对中国不锈钢板带材实施63.86%～76.64%的反倾销税率和75.6%～190.71%反补贴税率的裁决。

2017年8月18日，美国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这也加快了美国对中国进行“双反调查”的脚步。2018年11月28日，美国商务部违反一贯的“双反调查”程序，在没有美国国内产业提出申诉的情况下，主动发起针对从中国进口的普通合金铝板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成为时隔超过25年以来发起类似调查的首例[8]。截至2018年2月，美国商务部已发起102起“双反”调查，数量相比增加96%。

在美国实行的反倾销措施中，大多都违反了WTO在《反倾销协定》中所规定的三个条件：存在倾销事实、确实对进口国自身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和威胁以及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美国调查的产品种类来看，大多为中国极具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产品。这种做法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同时也阻碍了中国传统制造业的稳步前进。

2.2 关税壁垒高筑

随着美国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和技术转让规则问题的“301调查”结果出炉，征收关税已经基本取代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成了美国贸易保护的主要形式。

自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就缔结了一系列关税法令。2018年1月，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了4年和3年全球保障措施;2月起，美国又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铝产品、摩托车、蒸汽轮机、铸铁污水管道配件等商品加征关税，某些反倾销税率甚至高达109.95%。由表2可知，在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商品中，大多数为制造业产品;且制裁产品种类范围广，低端工业制成品、高端技术产品等均位列制裁名单。美国的这种做法直接冲击了中国固有的制造产业链，给中国带来低端产品出口难、高端技术发展难等问题。同时，高额关税导致企业出口成本提高，让中小型“粗放式”发展企业直面生存难题[9]。

之后，在中国针对这些制裁措施与美国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压更加步步紧逼。从2018年4月4日到2019年8月1日，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发动新一轮制裁的周期不断缩短，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项目从几百逐渐演变成了上千，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输出到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的总量也从500亿美元增加了到3 000億美元，美方对中方加征关税的税率也由原先的10%急剧上升为25%。这些“漫天要价”的制裁措施，虽然表面上是美国对中美贸易逆差缩减做出的“努力”，但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自身制造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2.3 政策法令的限制

众多关税法令的缔结主要是限制中国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贸易，而政策法令的出台则直接扼住中国先进制造业命运的“咽喉”。在此次大规模贸易战中，美方一直强调“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中国先进制造业对美高端技术产品的过分依赖，便让美国有了可乘之机。

人工智能是中国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2017年中国在AI领域的投资迅速增长，年投资额达到73亿美元，占全球AI初创企业融资额的48%，这便让一直处于制造业尖端的美国有了危机感。2018年3月20日，美国提出《2018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案》，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借口欲掐断中国新兴科技的发展道路，禁售以华为Mate10为代表的一系列人工智能产品。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通信产业，也难逃被制裁的命运。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中兴通讯销售禁令”，并宣称“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电信零部件和软件产品”。一时间，作为中国最大通信设备上市公司的中兴，其主要经营活动全部停止，公司处于“休克状态”，几近破产倒闭。2019年5月16日，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列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实体名单”。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总统令，即禁止所有的美国公司购买华为所生产的设备。美国希望通过此种方式，企图赢得与中国在5G网络先进技术领域的竞争。

随后，新冠疫情的蔓延，也没能阻止美国打压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步伐。2020年4月28日，为限制中国信息技术制造业使用美国技术设计和生产的产品，美国工业与安全局连续发布了两项针对《出口管制条例》的修订法令及一项修订提案，取消中国民用许可证（License Exception Civil and Users，CIV）豁免。中国在通用电子组件、制造半导体器件或材料的设备等产品进口方面受到极大限制，这对当前中国先进制造业形成直接冲击。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GDP增速放缓、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企业减产停产、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缩减等问题，都随贸易战的愈演愈烈而加剧。同时，美国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服务贸易等众多方面对中国设置高门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制造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3 贸易摩擦下中国制造业产业现状

中国制造业经过70年的积淀，其根基已夯实稳固。在贸易摩擦盛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却始终能稳步前进，进入发展新阶段。

3.1 产业规模庞大，产业体系健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鹏提出的“大、全、快、新、广”，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变化。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长快速，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在拉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维持世界经济稳步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工业增加值来看，中国工业增加值逐年递增，年均增长率为11%。截至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已达30多万亿元，按照不变价计算增长，约为1952年的971倍。由国家统计局数据可知，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份额的28%以上，逼近日、美、德三国增加值的总和。经过70年的努力，当前中国已形成了独立健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囊括联合国产业分类规定的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拥有全世界最丰富最复杂的产业链条，成了“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3.2 产业创新进程加快，国际竞争力提升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中国制造业一直以来发展的重点。为了增强制造业的创新动力，中国制造业R&D投入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为19 677.9亿元，与2017年相比，增加了2 071.8亿元，增长率为11.8%。同时，中国制造业的专利数量增速加快。以“5G核心技术拥有者”华为公司为例，作为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领域的领跑者，仅在2019年上半年就获得2 595件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创新效率显而易见。当然，中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轨道交通等其他领域的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世界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00余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2019年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有129家企业入围，其中制造业企业占比超过50%。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国家电网跻身世界前五，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容小觑。

3.3 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粗放式”发展存在弊端

从全球产业分工的角度来看，与产业重心偏向于研发、设计等核心环节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主要涉及零部件加工、产品组装等环节，仍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产品核心技术的缺失，使得中国制造业无法把握市场的主导权，利润空间极大程度上受到发达国家的挤压，被他国替代的风险也随之加大[10]。

因此，为了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许多企业会选择“三高一低”粗放式的模式进行生产。长此以往，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就成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拦路虎”。2018年起，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速延续反弹态势，能源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中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同时，中国对外国能源的依存度不断走高。2018年，继成为最大原油进口国后，中国又超越日本成为最大天然气进口国。然而，技术的落后，让中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大量污染物的排放、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效益低下等一系列问题，都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被低端锁定的“困局”，面临被边缘化等风险[11]。

4 贸易摩擦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贸易战的打响，表面上虽然是中美在制造业领域贸易不均等化冲突的表现，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国际制造业贸易规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4.1 对中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

4.1.1 打击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高税率和高频次的“双反”调查，对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形成了一定的冲击。GTA数据显示，2017年美國对中国的中、低端技术出口产品实行的贸易措施共为1 634项，占到了美对华总贸易措施的61.5%。

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中，纺织服装、家具、鞋类、皮革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制成品占有一定的比重。一直以来，大量的人口红利让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价廉物美”成为此类商品占据低端制造业市场的有利因素。中美贸易摩擦中一系列高额关税的制裁，使中国产品价格优势被不断削减，这对中国企业在美市场议价能力和成本转嫁能力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对低级制成品的稳定出口造成恶劣影响。

同时，美中之间最显著的贸易逆差存在于工业制造领域。根据美国《市场观察》提供的数据，2017年中美贸易货物逆差总额达到3 752亿美元。其中，电子产品在美对华贸易主要赤字行业名单中位居首位，其赤字额高达1 673亿美元，电气设备、混合制造业赤字额分别以399亿美元、386亿美元位列其后。所以，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传统的机械、钢铁、电气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影响最大。以南京高速齿轮制造公司为例，该公司从事高速、重载、精密齿轮传动装置的研发和生产，其生产的制造品全部在美对华征税10%～25%关税的商品名单内。与其竞争对手西门子、采埃孚相比，南高齿的风电传动产品质量和价格与其接近。但在被额外征收关税后，南高齿的价格优势完全丧失。

加征高额的关税，不断压缩中国中、低端制造企业微薄的利润空间，让中国传统制造企业承担更沉重的生产、出口成本，最终导致企业运行困难，造成失业等社会问题，严重地打击了中国正常出口贸易。

4.1.2 高端技术产业发展极具压力。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极具生命力的核心高端技术依然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为扼制中国制造业与信息化融合的进程，美国针对高新核心技术以及核心零部件的出口发布了相应政策法规，这更加剧了中国高科技产业与市场需求之间失衡的问题[12]。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虽然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不断壮大，但是相对于自身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而言，其自给自足的能力还远远不够。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集成电路的进口量呈上升趋势，2019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4 438.4亿元，同比2018年增长6.1%。根据2017年中国核心集成电路的国产芯片占有率来看（表3），在计算机系统、通信电子系统、内存设备、显示及视频系统中，国产芯片的占有率是极低的，MPU、FPGA/EPLD、DSP、DRAM、Display Driver等核心集成电路的国产芯片占有率均接近于0%。虽然通信设备的移动通信终端中的Communication Processor国产芯片占有率在其他种类中脱颖而出，但是其最高比率也仅仅占22%，中国芯片对外依存度非常高。以加工为主的芯片制造业，使用海外资源的芯片设计，这为中国自身高技术发展带来了很多局限性[13]。

众所周知，集成电路是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想要实现大数据、云服务等新兴产业的自主发展，就必须要保证集成电路产业健康、平稳、快速发展。可是，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对中国出口芯片、光刻机等高端制成品，并制裁中国相关高端企业，中国集成电路发展面临挑战。如果国内技术生产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那么将会影响到国内自动化仓库、无人码头等工作的正常运行，甚至会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制造产业链的各个方面形成一定的冲击。

根据美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和颁布的政策法令来看，美方对中方的加税行业直接剑指《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的发展重点——高端技术产业。2020年2月13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颁布的《外国投资审查法案》最终规则正式生效，旨在强化对中国等国家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数据分析等14项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领域的投资审核，阻碍中国对外“多向学习”的发展路径。国外不断加强的技术封锁、高额的生产和出口成本、止步不前的技术水平、强大的竞争对手，会让中国高端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再加上特朗普“发展美国先进制造业”的经济策略，这必定会对中国制造业市场形成强有力的冲击。

4.2 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4.2.1 推动调整产业结构，重塑产业形态。从产业转移效应来看，美国在发动贸易战之后，已将一些低端产品加工业迁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廉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外移的做法，反而有利于中国传统低端产业的转移和输出，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产品结构[14]。

持久的贸易摩擦，必然会压迫中国第二产业的发展，迫使中国将经济结构向更加发达的第三产业倾斜，这会促使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形态实现由“生产型制造”向“生产服务型制造”的升级。在此背景下，工信部总经济师王新哲提出：“大力推动制造业‘双创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制造业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逐步转变为技术创新的基础依托，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高质量、高技术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遏制中国传统制造业正常发展的一些措施，可能会使中国借此机会淘汰落后的低端产业和过剩产能，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更好地实现出口贸易多元化，为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充足的空间和资源。

4.2.2 创新驱动意识不断强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阶段。“刘易斯拐点”指的是一个国家由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點。一直以来，虽然国家都在强调进行自主研发和掌握“高精尖”技术的问题，但是由于自主研发成本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企业对创新的意识不够高。而现在，拥有高端技术的美国有意对中国实行“卡脖子”的政策，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加强自主研发的力度。

中美贸易摩擦的出现，让中国意识只有依靠自主研发、创新驱动，才能真正地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不断深化，中国越来越重视技术革新的提高和技术人才的培养。根据《2017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状况分析》，2017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8 705万人，比2016年增长4.9%。此外，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整体学历层次提高，学历结构不断改善也为技术革新积聚人才力量。《中国制造2025》的逐步推进以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在新兴技术和产品研发周期、高端技术产品出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我们应积极面对“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国际制造业贸易规则的变化，将劣势转化为自身发展的优势，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全力打造新兴制造业。

5 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对策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不仅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对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前瞻性的一种考验。制造业是固国之本，制造业的良好发展是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层面。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和创新驱动密不可分。创新驱动为新兴制造业的出现提供原动力，而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又必须在创新驱动的牵引下实现。只有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才能促使中国制造业的繁荣发展[15]。

5.1 积极打造产业固链，加快产业形态调整

贸易战中高额的关税壁垒，让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损失巨大。同时，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三高一低”的粗放式发展，也让中国陷入低端制造的困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重塑产业形态，是制造业转型的首要问题。

政府可以针对国际供应链产品和劳动、资本密集型等制造业重点领域，在龙头企业与其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中建立“一对一”机制，加大对中小型关联企业的融资支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实现企业间精准对接;把握绿色化发展的趋势，加快裁减制造业中低收益、高能耗、高污染等落后产能的脚步，解决资源紧缺、环境恶化问题;顺应国家政策，对装备制造、船舶等制造领域进行企业战略性重组，推动电力、钢铁等产业进行专业化整合，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产业集中度。

与此同时，应将制造业服务范围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拓展，树立自身品牌意识，增强品牌效应。通过“文化+”提升产品附加值，加上先进的革新技术、优质的劳动力人才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着力改变当前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现状，拓宽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的广阔平台。

5.2 进行人才职业化培养，开创制造业“新”格局

制造业自主研发和创新驱动的背后，必须有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作为支撑。在当前“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制造业高素质人才以发挥“人才红利”优势的问题值得深思[2]。

在高等教育层面，各高校可以围绕《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领域，增设与有较大潜力的新兴制造产业相关的课程。借鉴德国“双轨制”教育，将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作为培养重点，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实现高层次技术型人才与先进制造业需求的精准匹配，将劳动力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注重科技人才素质的提高，以“工匠精神”作为基本要求，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实现制造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在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前提下，还应开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学研合作。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加大科研投资，减少科技资源流动壁垒，促进科研人才的流动，推动科研成果共享学习[16]。以南京市江北新区为例，其不仅积极与周边高校合作进行“121”创新社区建设，努力推动“高大上”国家级平台入驻创新社区，吸引各高校的“高精尖”人才，不断聚集科技创新成果，使社区中的创新链与制造产业链精准对接，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人才;还积极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知识型人才搭建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同时，不断均衡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位势差，使企业吸收科研成果的同时，又能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为制造业“新”发展夯实基础。

5.3 推进技术转型，加快信息化发展

技术转型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法宝。“中兴被裁、华为被禁”事件明显体现中国对进口高端制造品的依赖程度，“中国制造”的现状亟须向“中国创造”转变。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少不了互联网对于制造业的改造升级[17]。而“5G”核心技术的掌握，为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继续深化制造业“双创”升级版，加强推广“互联网+”战略，落实工信部《关于印发“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推进方案的通知》，在增强大企业示范引领作用的同时，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专项行动，积极培育“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叠加、互促共进、倍增发展的创新态势，促进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平台便捷、平等、开放等特点，保证大数据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不断完善运营模式、资源配置等环节，实现制造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保障产业高效优质发展，增强传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4 推进价值链低端产业转移，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深入发展、中欧班列的正式投入使用，中国与东亚、南亚、东南亚、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跟随世界“第五次产业转移”的脚步，中国将部分劳动力需求大、工业流程繁冗复杂、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传统制造业向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不仅可以降低我国中低端产业的生产成本，为中国发展现代产业腾出空间，而且可以给其他落后的国家带去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为缓解人口密集地区的社会问题做出貢献。

以中国为中心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发展中国家经济联动增长，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意识，更有益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为中国大额的出口贸易创造更加广阔的市场。

6 结语

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抓住国际制造业贸易规则变化趋向，才能推动中国制造业稳步前行。技术人才自主研发、国家企业创新驱动，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积极运用国际组织政策，维护国家合法权益，创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加快科技研发速度，才能够减少“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技术等各领域带来的冲击。在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的环境中，我们应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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