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海波，何奎莲

(宜宾学院教育学部，四川宜宾644007)

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COVID-19)在武汉爆发，打乱了全社会的正常运行节奏，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有效应对疫情，国家将新冠肺炎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乙类传染病类别，并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措施。随后，史无前例的封城举措和严格限制社会人员流动的一系列举措被陆续采用，广大民众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居家隔离生活。以往的研究显示，在面临一场未知病毒所引发的疫情时，民众在初始阶段往往会经历一个恐慌期[1]。加之原有生活节奏被打乱，居住活动空间和正常的社会交往受限，人的心态很容易发生一系列变化。在本次疫情暴发的初期，一项针对普通民众的大样本调查就发现，民众对疫情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度和团结抗疫意识，但也有部分人出现了睡眠变差、精神紧张和无法安心学习等心身症状[2]。随着疫情的继续发展，居家隔离的民众在原来习以为常的一些社会资源和活动方式将变得更加受限，个体部分正常的需求将难以得到满足。在这种困境下，民众的需求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对未来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是否会产生改变？带着这种疑问，我们开展了本次调查研究，以期更好地了解民众在面临重大突发社会疫情危机时的社会心态。

一、 对象与方法

受疫情影响，本次调查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进行，共收集到了7 030份问卷。在剔除26份空白或仅有无意义字符内容的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7 004份。从调查对象的来源来看，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甘肃、广东、新疆和北京等全国27个不同省市(含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四川为调查对象的主要来源地，共计6 228人。在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上，平均年龄为21.1(21.1±9.2)岁，最大65岁，最小9岁(见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2020年2月20日至3月19日，通过问卷星平台在QQ群和微信群对普通民众就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事情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了解其疫后愿望。在调查结束后，从问卷星后台将数据导出至Excel2013中进行内容分析。在内容分析结束后，运用SPSS2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卡方检验。

本文中内容分析参考了徐伟等人曾经使用过的方法[3]。具体分析方法如下：第一步，删除无效数据。将空白内容或无意义字符的被试问卷进行剔除。第二步，拆分至最小化语义单元。将调查对象所填愿望中含有多层含义的内容进行拆分，使其成为不可再分的最小语义单元。例如，“和男朋友一起吃饭”包含了“见男友”和“吃饭”两层含义，因此将其拆分成“见男友”和“吃饭”两项。第三步，合并同义项。将文本内容完全相同的内容进行合并。例如，“赚钱”和“挣钱”完全同义，则将二者都合并为挣钱。在合并同义项时，主要参考愿望内容自身的含义和频次多少进行。对于含义相近而又各自频次都很高的内容都进行保留，尽量确保符合调查者的本意。通过以上步骤，共得到8 315个愿望词条。第四步，分类。将频次大于等于10的愿望词条保留，纳入下一步的分类处理。在分类时重点考察不同愿望词条间的内在逻辑性，并将其纳入适宜的类别。纳入分类的愿望词条共计7 939条，由70个高频愿望词条构成，占到全部语义词条的95%。第五步，进行统计分析。在SPSS23.0中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卡方检验。

二、 民众疫情愿望的调查结果

从心理学角度看，愿望是个体内在心理需求的反映，因此将民众的疫后愿望进行归类整理有利于更好地了解疫情期间广大民众的社会心态。同时，不同类别愿望被提及的频次可以反映出民众对这类需求的强弱程度。针对不同疫后愿望类别所开展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检验，也为更好了解不同群体的内在需求差异提供了途径。

(一)民众疫后愿望的内容构成

通过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疫情期间民众的疫后愿望按照提及频次数量由高到低主要包括“上学”“出去玩”“无”“好好学习”“吃火锅”“出去走走”“见朋友”“上班”“吃好吃的”和“见想见的人”等70个具体愿望构成。在频次最高的这十个愿望中，主要体现了民众对脱离居家隔离状态、重返原有学习工作岗位，并进行社会交往和吃美食等需求。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看来大量被试提及的“无”这一愿望也反映了民众的一种社会心态，体现了没有特别的想法、回归常态的需要，因此也将其保留了下来。根据对70个愿望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整理，我们进一步将它们分成了“回归生活”“消费娱乐”“亲近自然”“社会交往”“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这六个愿望类别。

表2 民众疫后愿望分类表

在这六个类别中，“回归生活”主要指希望在疫情结束后能够尽快回到原有的学习或工作状态中，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让生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消费娱乐”主要反映了民众对于享用各类美食、外出购物和进行其他生活消费的迫切愿望。“亲近自然”主要反映了想要外出旅游，呼吸新鲜空气，感受美好大自然的想法。“社会交往”主要指民众在社交方面的需要，希望迫切见到自己的朋友、同学、老师、恋人等。“爱护身体”主要反映了在未来的生活中要积极锻炼身体、多运动，珍爱生命、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心态。“感恩回馈”则反映了对疫情期间逆行的医疗工作者和其他一线工作人员的感激之情，同时希望在未来生活中能够多关爱家人、报效祖国和保护野生动物的愿望。

(二)疫后愿望的差异

1.性别差异

在纳入分析的总体疫后愿望词条中，来自男性的共有2 363条，女性有5 576条。卡方检验发现，在“回归生活”“消费娱乐”“社会交往”和“爱护身体”四个类别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回归生活”和“爱护身体”类别上，男性实际频次显著高于理论频次，而女性实际频次则低于理论频次。在“消费娱乐”和“社会交往”类别上则呈现出了相反的状况，女性实际频次高于理论频次而男性实际频次则低于理论频次。这种差异表明，在疫情期间男性更渴望回归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更希望疫后加强体育锻炼、爱护身体；而女性则更期待消费娱乐和进行社会交往活动(见表3)。

表3 疫后愿望各类别的性别差异

2.城乡差异

卡方检验显示，生活在城镇和农村的受调查者在“回归生活”“消费娱乐”“社会交往”“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类别上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跟城镇的受调查者相比，来自农村的受调查者在“回归生活”“社会交往”这两类愿望上的实际频次高于理论频次。城镇受调查者在“消费娱乐”“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这三类愿望的实际频次高于理论频次。这表明，来自农村的受调查者更渴望上班学习、从事社会交往活动，重返正常生活。而来自城镇的受调查者则更盼望进行消费娱乐活动、注重身体健康和对社会进行感恩反馈(详见表4)。

表4 疫后愿望各类别的城乡差异

3.所在地管控方式

由于疫情发展存在差异，各地对疫情的具体管控方式有所不同。将所在地疫情的管控方式分为全封闭、半封闭和开放式三种不同类型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在“消费娱乐”和“感恩回馈”两个类别上存在显著。跟来自半封闭式和开放式管理所在地的受调查者相比，全封闭式管控的受调查在“消费娱乐”类别上呈现出了更少的提及频次。在“感恩回馈”类别上，全封闭管控方式的受访者则呈现出更多的提及频次，而半封闭的受调查实际频次则低于理论频次(详见表5)。

表5 疫后愿望各类别的所在地管控方式差异

4.学生群体/非学生群体

对学生群体和非学生群体的疫后愿望进行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两类群体在“回归生活”“消费娱乐”“社会交往”“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五个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跟学生群体相比，非学生群体在“回归生活”“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类别上的实际频次高于理论频次。学生群体则在“消费娱乐”和“社会交往”呈现出了更高的提及频次。这表明，学生群体更看重消费娱乐和社会交往活动，而非学生群体更侧重于回归常规生活、爱护身体并对社会和家人给予感恩回馈(见表6)。

表6 疫后愿望各类的学生群体/非学生群体差异

三、 民众疫后愿望的讨论分析

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类的本性，它是人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4]。本文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共收集了7 030名受访者的疫后愿望，最后纳入分析的愿望词条占到了全部词条的9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疫情期间的内在需求。

(一)疫情期间民众的愿望

在对民众疫后愿望的调查中发现，社会大众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的内在需要具有较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调查显示，民众在疫情结束后的愿望主要包括“回归生活”“消费娱乐”“亲近自然”“社会交往”“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这六种类别。从被提及的频次数量来看，“回归生活”这一类愿望位列首位。这表明大众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居家隔离后产生了对回归正常生活秩序的强烈渴望。结合具体的愿望内容和频次分布可以发现，在经历灾难危机后，民众对日常的生活状态表现出了更多的珍惜之情，希望能够“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和“好好生活”。“消费娱乐”类和“亲近自然”类愿望被提及的频次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位。在疫情期间，人们的基本消费受到极大压缩，日常很容易享用的各类美食和户外活动变得匮乏，因而体现出更多的内在渴望。由于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因疫情而被阻隔的“社会交往”类活动也成为民众普遍的疫后愿望。更令人感到弥足珍贵的是，民众在经历此次疫情后对生命和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锻炼身体和珍惜生命。同时，对疫情期间挽救病人生命的医护人员和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国家也体现出来更多的感恩之情。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为了生理、安全、归属与爱、自尊、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七个层次。在他看来，低层次的需要关系到人的生存，因此是一种匮乏性需要。而高层次的需要则没有那么紧迫，是一种成长性需要[5]173-174。本次对普通民众疫后心愿的调查结果也吻合了需要层次理论的相关内容。人们迫切地希望尽快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能够工作赚钱养家，吃各种美食、购物消费、锻炼身体等，这些都体现出了人类的较低层次需要。而见朋友聚会，感恩回馈社会和家人则更多体现了人类的较高层次需要。

(二)民众疫后愿望的差异

对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所进行的差异分析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卡方检验发现男女两性在“回归生活”“消费娱乐”“社会交往”和“爱护身体”四类愿望中差异显著，男性更加渴望回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状态，更加注重爱护身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或许跟我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有一定的关系。研究显示，虽然推动男女平等的社会运动在我国已经持续多年，但在男女两性中男性以社会为主女性以家庭为主的固有观念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6]。这种观念赋予了男性更多的家庭责任感和经济压力，因而更迫切地希望回归正常工作和学习生活。而要完成这种角色，身体健康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疫情的出现可能也促使男性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国内学者王登峰等人在对中国人的人格特点进行研究时发现男女两性在人际关系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女性的人际关系得分显著高于男性，总体上女性比男性更加友好与温和[7]。本研究发现女性受访者在“消费娱乐”和“社会交往”这两类上的提及频次显著高于男性，或许正是由于两者在人际交往上的差别所导致。

调查发现，民众的疫后愿望也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来自农村的受调查者对“回归生活”和“社会交往”类别的愿望提及了更多的频次，出现这种现象或许跟农村和城镇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关。就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城镇居民收入普遍高于农村居民。或许正是有着进一步改善经济状况的压力，促使来自农村的受调查者更渴望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去。而城镇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更高，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消费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元，自身的整体综合素质也更高，因此在“消费娱乐”“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这三类疫后愿望上呈现了更多的提及频次。

此外，受调查者所在地的疫情管控方式和自身社会角色属性也影响了疫后愿望。卡方检验显示，跟半封闭和开放式管理的受调查者相比，全封闭式管理的受调查者在“消费娱乐”类别愿望的提及频次更低，但在“感恩回馈”方面的提及次数更高。处在全封闭防疫管控方式下的民众，当地的防疫形势和氛围可能更严峻，民众或许对自身外出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更为担忧，这导致了他们对带有聚集性特点的“消费娱乐”类愿望提及频次相对较低。同时，所在地位全封闭防疫管控方式的受调查者有可能感受到更多来自外界的关爱，这也导致了他们在“感恩回馈”方面的意识增强。学生群体比非学生群体在“消费娱乐”和“社会交往”类别上表现出更多的提及次数，或许跟学生群体所处的年龄和日常生活方式有关系。学生群体在学校中主要以集体生活为主，加之所处年龄阶段特点，喜欢跟同学和朋友交往，乐于消费娱乐。而非学生群体大多需要参加工作和照顾家庭，故在“消费娱乐”和“社会交往”类别上出现相对较少的提及频次。加之非学生群体受访者大多年龄相对较长，心智和社会阅历更成熟，因此更看重疫情结束后能够尽快回归生活，更加锻炼爱护身体并对社会抱有更多感恩回馈之情。

结语

本研究通过在疫情期间对7 030名民众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在疫情结束后的愿望情况，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民众对疫情结束后的愿望主要体现为“回归生活”“消费娱乐”“亲近自然”“社会交往”“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这六种类别。(2)在疫情期间，男性受调查者在“回归生活”和“爱护身体”类别上有更多的提及频次，女性则在“消费娱乐”和“社会交往”类别有更多提及频次。(3)来自农村的受调查者在“回归生活”和“社会交往”这两类愿望上有更多的提及频次，而来自城镇的受调查者则在“消费娱乐”“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这三类愿望上有更多提及频次。(4)跟所在地采取半封闭式和开放式管理方式的受调查者相比，全封闭式管理的受调查有更低的“消费娱乐”类愿望提及频次，但在“感恩回馈”类别上有更高提及频次。(5)学生群体在“消费娱乐”和“社会交往”类别上有更高的提及频次，非学生群体在“回归生活”“爱护身体”和“感恩回馈”类愿望上有更高的提及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