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妹 陈水平

摘   要： 不公平厌恶，是一种亲社会行为的表现，是指对不公平结果与不公平意图的厌恶。这里，包括不利不公平厌恶和有利不公平厌恶两种形式。心理学主要采用博弈范式和变式，研究不公平厌恶。不公平厌恶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和社会情境因素，个体因素包括错误信念、抑制控制、卷入程度等;社会情境因素包括文化差异、社会关系、声誉等。未来研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运用民族志等多种研究方法，探讨不同地区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差异。

关键词： 不公平厌恶    研究范式    影响因素

古人云：“公其心，万善出。”公平自古以来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平问题得到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不公平厌恶作为公平的表现形式之一，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3—6岁儿童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幼儿社会领域的学习与发展过程，是其社会性不断完善并奠定健全人格基础的过程。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是幼儿社会学习的主要内容，也是其社会性发展的基本途径。不公平厌恶，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对幼儿身心健康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探讨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特点及其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1.不公平厌恶的概念和类型

1.1不公平厌恶的概念

不公平厌恶（Inequity Aversion）最早由Fehr和Bernherd（1999）提出，他们认为不公平厌恶是一种公平行为，是人们为了抵抗不公平的结果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消极反应，是一种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即比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如果两者之间不相等，为了减少不公平，人们会拒绝接受不相等的利益[1]（817-868）。Fehr强调不公平厌恶是对不公平结果的厌恶，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则认为不公平厌恶是指对不公平意图的厌恶[2]（268-298）。

1.2不公厌恶的类型

Brosnan（2006）将不公平厌恶分为两种类型：不利不公平厌恶（Dis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DI）和有利不公平厌恶（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AI），不利不公平厌恶是指个体在共享或分配资源所得少于其他人时表现出来的消极反应;有利不公平厌恶是指个体在共享或分配资源所得多于其他人时表现出来的消极反应[3]（153-185）。有利不公平厌恶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个体获得比同伴较多的利益时表现出的不公平厌恶，另一种是个体观察到第三方可能会比另外的人获得更多利益时，表现出的不公平厌恶。

2.不公平厌恶的研究范式

不公平厌恶的研究范式最初是从经济领域借鉴而来的，研究方法包括访谈、问卷、博弈范式及变式等，本文主要阐述与分析相关的几种博弈范式。

2.1独裁者博弈

在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DG）范式中，参与者承担不同的两个角色，一个是提议者（proposer），一个是接受者（recipient）。实验者提供给参与者一定数目的共享资源，由提议者决定分配给自己和同伴的资源数目，接受者无权对提议者的分配方案提出异议。在这个范式中，两个参与者是从未见面的，并且采用匿名的方式。博弈通常是一次性的，接受者没有机会回报或者惩罚提议者的分配决定，提议者拥有最大的权力，提议者可以通过损失自己的利益分配资源或独占资源。独裁者博弈作为研究儿童不公平厌恶的经典范式，排除了儿童的互惠动机对分配方式的影响，被广泛应用于对公平偏好的研究。

2.2最后通牒博弈

最后通牒博弈范式（Ultimatum Game，UG）的博弈双方和独裁者博弈范式保持一致：提议者和接受者，参与者双方也是匿名的，从未谋面，只进行一次性游戏。实验者同样提供给参与者一定数目的共享资源，由提议者决定分配，但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接受者有权对提议者的分配决定提出异议，若接受者接受提议者的分配方式，则双方获得相应的资源数目，若接受者拒绝提议者的提议，则双方均得不到任何资源。最后通牒博弈范式体现出一种对不公平行為的惩罚，也是一种不公厌恶的反应，此范式相对于独裁者博弈范式而言，凸显了不公平厌恶与情境和社会因素的联系，且在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强调。

2.3不平等博弈

不平等博弈（Inequity Game，IG）范式中，两个参与者分别扮演决策者（actor）和接受者（recipient），在这个范式中参与者面对面进行游戏，实验者提前设置资源分配比例，由参与者（actor）决定接受或者拒绝公平（1-1）或不公平（1-4，不利不公平条件或4-1，有利不公平条件）的资源分配。如果决策者接受提议，则参与者双方根据分配比例得到相应数目的资源，如果决策者拒绝提议，则参与者双方得不到任何资源[4]（215-224）。不平等博弈范式考察了个人所得及与他人合作努力所得对个体分配决策的不同影响作用，论证了合作对儿童公平感的促进作用。

2.4分配额外资源任务

分配额外资源任务中实验者给参与者呈现两种情境，随后请参与者为情境中的角色分配资源。第一种情境：马克（纳德）和丹（凯尔）早上都去打扫房间，房间打扫得很干净，需要给他们一些橡皮作为奖励。实验者给参与者提供5块橡皮，在给两个角色各分配两块橡皮后，余下一块橡皮请参与者决定分配给其中一方或者选择不分配。第二种情境：纳德（马克）和凯尔（丹）早上都去打扫房间，房间打扫得很干净，需要给他们一些橡皮作为奖励。实验者给参与者提供4块橡皮，在给两个角色各分配1块橡皮后，余下2块橡皮请参与者决定分配给双方各一块或者选择不分配[5]（382-395）。在分配额外资源任务中，实验者将参与者放在第三方视角的位置研究参与者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特点。

3.不公平厌恶的影响因素

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特点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儿童的错误信念、抑制控制、社会关系及文化差异等，本文将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个体因素和社会情境因素进行阐述和分析。

3.1个体因素

3.1.1年龄

年龄是不同领域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因素，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存在年龄差异。根据相关研究，公平感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并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4]-[10]。第一个因素是不利的不公平厌恶--参与者对不利于自己分配的一种消极的反应倾向，有时甚至会付出代价拒绝不利于分配以达到公平。通过几项研究和人口调查，发现4岁以上的儿童拒绝任何对自己不利的分配，倾向于选择双方都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公平结果[4][6]（258-262）。第二个因素是有利的不平等厌恶--参与者对利于自己分配的一种消极的反应倾向，有时甚至会付出代价拒绝自己的分配以达到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在8岁的时候才会拒绝那些使他们相对于其他人处于优势的分配，他们甚至会为了维持公平而扔掉一些额外的资源。基于这些研究结果，研究者普遍认为儿童在4岁时会出现不利不公平厌恶形式的公平感，复合的公平感（有利不公平厌恶和不利不公平厌恶）在8岁左右才会出现。

然而有研究人员假设，不平等反应与合作关系密切。相关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Warneken等人让3岁的幼儿一起工作获得奖励，结果显示，3岁的幼儿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均分资源，该结果表明幼儿从3岁开始已经知道什么是“公平”[11]（267-273）。这一研究结果与Hamann等人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结果表明当儿童通过合作的方式获取资源，即使是3岁大的孩子也会表现出两种形式的不公平厌恶[12]-[14]。国内关于儿童有利不公平厌恶的研究多集中在8岁以上儿童，对年幼儿童有利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研究尚不完善。

3.1.2错误信念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对自己人的心理状态（如信念、意图、情绪等）的认识，并对由此产生的与他人行为关系的推理和认知。Ally和Hill对6岁—10岁儿童的研究表明，通过二级错误信念的儿童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更倾向于平均分配资源，未通过二级错误信念的儿童更倾向独占或分配给对方少量的资源[15]（73-97）。Takagishi等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4岁—5岁儿童在一级错误信念任务上的成绩可显著预测他们在最后通牒博弈（UG）中的资源分配率[16]（130-137）。Lily Tsoi和Katherine McAuliffe的研究发现，心理理论能力越强，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率越高，此外，激发年幼儿童对心理状态的注意能够有效引起年幼儿童的有利不公平厌恶[17]（1-13）。国内学者李占星等人研究同样发现，儿童的公平行为会受到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和自身道德情绪的发展两方面的影响[18]（324-328+33）。结果表明心理理论作为个体发展的内在机制，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3.1.3抑制控制

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IC）是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EFs）的一种核心成分，受到心理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指对个体注意力、行为、思想或情绪的抑制能力，通常与自身的优势反应相关联[19]（135-168）。Smith等人运用白天黑夜任务探究3岁—8岁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与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秀，研究发现儿童的公平分享行为与抑制控制具有相关性[4]。Sütterlin et al.研究表明抑制控制能够有效地预测个体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行为[20]（1-8）。此外有研究者探讨了抑制控制在幼儿利他行为中的作用，研究发现4岁—6岁儿童的利他行为和抑制控制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即抑制控制水平高的儿童能够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21]（301-307）。以上研究均表明儿童的抑制控制水平其不公平厌恶存在相关性。

3.1.4卷入程度

卷入程度作为调节儿童情绪投入程度的重要指标，对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主要通过观察儿童在卷入条件与非卷入条件下的分配行为探讨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特点。卷入条件下儿童处于第一方视角直接参与具体情境进行分配或做决策，在非卷入条件下儿童则处于第三方视角在不同情境中为他人进行分配或做决策。相关研究表明不同的卷入程度会影响儿童的分配行为。Shaw在研究中发现儿童在两种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分配行为，且存在年龄差异[22]（382-395）。在卷入条件下3岁—5岁儿童较6歲—8岁儿童相比，尚未普遍表现出不公平厌恶，在非卷入条件下，3岁—8岁儿童均能明显表现出不公平厌恶。国内学者苏彦捷的研究同样表明儿童在非卷入条件中能够表现出更多的不公平厌恶行为[23]（73-86）。表明不同的卷入程度对儿童的不公平厌恶产生影响，并且在非卷入条件下会表现出更多的不公平厌恶行为。

3.2社会情境因素

3.2.1文化差异

文化环境结构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在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Raoh和Roatch的研究表明幼儿和成年人的资源分配决定存在跨文化差异[24][25]。一项对七个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美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秘鲁、塞内加尔和乌干达）的儿童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所有社会中的儿童都愿意为避免得到比同龄人少的东西而付出代价（不利不公平），只有三个社会（美国、加拿大和乌干达）的儿童愿意为避免得到比同龄人多的资源而付出代价（有利不公平），而且只在年龄较大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行为[6]。Markus Paulus调查了6岁和7岁的乌干达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特点，结果显示，与美国儿童相比，乌干达儿童对于额外资源更倾向于不平等的分配，而不是把剩余的资源扔掉，表明跨文化差异在儿童公平决策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6]（240-246）。Anni Kajanus和Katherine McAuliffe的一项民族志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即儿童的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习俗、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影响[27]（282-296）。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文化作为影响儿童发展的宏观系统，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塑造功能。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影响儿童的社会决策行为，儿童不同的资源分配行为折射出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

3.2.2社会关系类型

社会关系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关系对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有研究表明，社会距离能够调节独裁者游戏中接受者对公平的考虑[28]（253-262）。Bian等的研究得出结论，年幼儿童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更希望得到组内同伴的资源支持[29]（1-6）。张艳娟（2015）分别采用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及第三方分配任務研究了亲疏关系9岁—10岁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结果显示不论在自我任务还是第三方分配任务，亲疏关系对儿童提议者不公平厌恶的决策行为和决策的满意度均产生了影响，这表明亲疏关系对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30]。这一研究结果与谭千保、邓磊等人（2019）的研究保持一致，谭千保等人考察了儿童对其密友、熟人及陌生人的资源分配结果，结果发现，儿童有利不公平厌恶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关系越疏远，有利不公平厌恶的程度越低[31]（1141-1147）。表明儿童与他人的亲密度影响儿童的社会决策行为，影响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生发展。

3.2.3资源获得类型

分配资源的获得方式在不公平厌恶的行为表现方面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综述儿童不公平厌恶的研究，儿童获得资源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意外获得和合作获得（Collaborative Situations）。一些发展性研究使用独裁者范式——参与者由第三方提供全部资源，并要求参与者在他们和同伴之间分配资源在独裁者范式中，参与者的同伴通常是虚拟的人物，以此排除同伴期望对儿童行为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意外之财情境（Windfall Situations）中，儿童对资源的分配表现出更多的自私行为，只有在6、7岁左右，儿童才倾向于平均分配资源[32][33]。然而，在合作情境中，儿童出现了与其相矛盾的行为表现。Corbit等人采用不平等范式研究调查了合作情境中4岁—10岁儿童资源分配的公平偏好，研究设置了两种不同的条件任务：合作任务条件和平行任务条件，在合作任务条件下，参与者需要和同伴共同努力获得糖果，在平行任务条件下，儿童通过个人努力就可以获得糖果。研究指出：与平行任务条件相比，儿童在合作后拒绝有利的资源分配的比例更高，即合作能够促进儿童有利不公平厌恶的出现，合作能产生强烈的公平感[34]（344-356）。Hamann， K. et al.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表明在合作情境中3岁—4岁的儿童已能够同时出现不公平厌恶两种发展模式（不利不公平厌恶和有利不公平厌恶）[13]。相关综述性研究表明儿童的公平感首先出现在相互依存的合作活动的背景下[14]。不同的研究结果均表明资源获得类型（合作任务或独自任务）能够引起儿童不公平厌恶不同形式的发展，并出现年龄差异。国内学者集中于探讨意外之财情境中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对合作情境中儿童不公平厌恶的研究尚有不足。

3.2.4声誉

Kreps等人创建了声誉的标准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声誉可以激励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郭腾飞研究了声誉与儿童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声誉对儿童的违规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授予儿童“好孩子”声誉后，儿童能够减少或制约自己的违规行为维护良好声誉不受损害[35]。Blake（2011）等人在研究中提到声誉是不公平厌恶的重要影响因素[5]，但牛平平（2015）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声誉对4岁—5岁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无显著影响作用[36]。当前声誉对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影响作用尚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未来还需进行更多实证研究探讨声誉对儿童决策行为的影响作用。

4.小结与展望

不公平厌恶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与个体的社会化紧密相关。本文主要阐述并分析了不公平厌恶的定义与类型、不公平厌恶的研究范式及不公平厌恶的影响因素。综合不同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目前研究存在不足的地方：

（1）国内关于儿童不公平厌恶的研究多集中于6岁以上，然而研究表明在合作情境中不公平厌恶的两种形式在3岁儿童身上便已出现（有利不公平厌恶和不利不公平厌恶），未来研究应扩大儿童的年龄范围，更深层次地了解并认识儿童的发展特点，促进儿童社会化的良好发展。

（2）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移情对亲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儿童不公平厌恶作为一种亲社会的行为表现，尚未得到深入的探讨。有研究发现心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儿童的公平性选择，并指出应深入探讨共情等其他社会认知能力与儿童公平性选择的关系[37]（26-32+223）。在此基础上朱思颖探讨了分配对象和情境类型及移情能力对幼儿公平分配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幼儿的移情能力能够显著预测公平分配行为[38]。未来研究应着眼于探究儿童的移情能力与不公平厌恶之间的相关性，了解儿童情感因素对不公平厌恶的影响作用。

（3）目前研究集中于探讨单一影响机制对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发展作用，然而单一的影响机制并不能充分解释儿童的不公平厌恶，未来研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为儿童社会化进程提供更充分的实证依据。

（4）未来研究应着眼于儿童不公平厌恶的文化差异，运用民族志等研究方法探究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地区发展差异，为后续本土化研究发展提供多方面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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