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龙

摘   要： 《祝福》是鲁迅第二部小说集《彷徨》的经典篇目，创作于五四运动落潮时期。鲁迅将眼光放在一名归乡的知识分子启蒙者身上，同时安排了一名生命即将坠落于深渊的乡民祥林嫂，以其深入灵魂的三次问答，暴露并鞭挞了知识分子启蒙者软弱无能的灵魂。启蒙者的形象由五四时期的天之骄子崩落为仓皇奔逃者。

关键词： 鲁迅    《祝福》    知识分子启蒙者    形象崩落

一、启蒙形象

《祝福》全篇弥漫着封建社会农村腐朽压抑的文化氛围。知识分子“我”承担的是启蒙者甚至挽救者的角色。但当知识分子启蒙者“我”应当去解放乡民的重重封建压迫时（主要以处理祥林嫂的精神疑问为代表），启蒙者以软弱无能的失败以至于奔逃告终，启蒙形象随之崩落。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启蒙者启蒙立场动摇;启蒙者暴露出软弱摇摆的小资产阶级本质;面对启蒙处处预留脱责空间。启蒙者的形象由一个无畏前行的猛士沦为仓皇奔逃的脱责者。如果说《故乡》中启蒙者的归来再离去是为了开辟前人没走过的革命新道路的话，那么《祝福》中启蒙者的归来再离去则是一场对民众启蒙战役失败后的仓皇溃逃。整篇《祝福》中，扼杀祥林嫂的是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佛教文化和新文化的合力。作为新文化代表的启蒙者，在面对另外三种文化形成的巨大精神恐怖时没有能够有所作为。我们且追随鲁迅在《祝福》中利用的倒叙方法，纵观祥林嫂的一生，发掘扼杀祥林嫂的四种文化合力，借此观察启蒙者的形象溃败。

二、面对启蒙的三次疑问

“我”的归乡是为了度过最像年底的旧历年，鲁镇已经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处处是祥和温馨、国泰民安的迹象。在这宁静祥和的一夜，启蒙者回到了故乡。虽是归乡，仍是孤独，因为从本质上说启蒙者“我”在故乡是没有自己的家的，所以暂住在本家的鲁四老爷家里。这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是痛恨并大骂像我一样的资产阶级新党的。本家四叔与我的交流，一见面便是话不投机半句多。鲁四老爷的思想仍是封建。启蒙者的精神仍是孤独到百无聊赖。家里陈抟老祖写的“寿”字与《近思录集注》《四书衬》又完全展现了鲁四老爷的文化心理——封建道教和儒家文化的结合体。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以鲁四老爷代表的封建传统礼教文化，早已成为底层农民生活传统，形成了浓雾般驱散不尽文化氛围：

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

带有强烈性别歧视的封建传统早已昭示着农村女性生存所面临的压迫与冷眼。鲁镇在致敬尽礼地准备迎接福神和这年终大典，一切都充满祥和;启蒙者却已发觉自己并不属于这里：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这里就有疑问。作为启蒙者的决计要走，单纯是因为无法与仍旧以封建礼教、伦理道德为社会文化心理核心的鲁镇人沟通吗？不全是。启蒙者感到的鲁镇的腐朽没落的文化精神因素只是一个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祝福》中启蒙者“我”遭遇了一场可怕的事件，这场事件的发生让启蒙者的精神立场产生动摇，自我认知发生崩溃，对自身存在意义产生怀疑。这个事件就是启蒙者“我”对祥林嫂的启蒙（拯救）脱责，成了压垮她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也给自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压抑。

启蒙者“我”与祥林嫂刚刚见面，祥林嫂如今的相貌令读者感受到了隐含的巨大危机：

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

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并不能理解为何祥林嫂走到了如此境地，不理解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只是鲜明地目睹她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存上的物质保障，祥林嫂是乞丐，她缓慢麻木地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既然物质条件已经完全失去，还有什么东西支撑（或拖延）着祥林嫂的生命呢？正在“我”无比厌恶着乡下的落后，实则内心不断强化自我作为知识分子启蒙者的清高和识见时，祥林嫂这个濒临死亡的可怜生命对启蒙者“我”发出了几句追问：

“你回来了？”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原来，正是整个鲁镇给予祥林嫂的精神疑惑，更准确地说，是精神恐怖——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疑惑与恐怖，折磨着祥林嫂如残烛一样的生命，她想弄懂人有没有魂灵。物质条件完全失去了，精神挣扎一丝尚存，她还没有绝望，在等待一个象征着希望或灭亡的答案。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的革命热力，对于她关于“有无魂灵”的迷信认知和精神挣扎，应当是一剂疗救的良药。作为底层农民，她没有接触过任何启蒙思潮，在封建礼教和道德伦理充溢的鲁镇，她难以言明精神所需，更无处求助，作为“识字的出门人”的知识分子启蒙者“我”的回乡，正是她渴望抓住的最后的救命稻草。她“极密切”地（极度渴望地）对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使她不会表达求救的意愿，但此刻，她全部的希望就是通过启蒙者“我”的帮助，解决有无魂灵的难题，渡过巨大精神恐怖的难关。

面对祥林嫂的第一个问题，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启蒙者、“我”作出了第一次回答：

“也許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第一次回答表现出启蒙立场的动摇。科学民主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倡导、普及的思想立场，目的是彻底打击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启发人的民主觉悟，使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礼教文化的束缚，敢作敢为，大胆进步，同时为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五四运动奠基。作为启蒙者的“我”面对启蒙对象、底层农民祥林嫂对于“人死后有没有魂灵”这种最基本的问题，竟然一瞬间就丧失了民主科学的启蒙立场，背上遭了芒刺一般惶急，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如果说第一答启蒙立场的丢失是因为作为启蒙者的“我”过多考虑了个人感性，想要将心比心地体贴祥林嫂的想法，不想用过于直白的理性点破她的老思想，而是用“哄骗”的方式进行劝慰、想要让她得到情感的安慰（即不去增添末路人的苦恼）的话，那么第二次问答则无情地暴露出启蒙者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本质：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地狱”，是道教和佛教文化中特殊又黑暗的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儒道释三种文化的合力压迫给她造成的精神恐怖），在不同的教义中有着许多类型。可无论何种类型，永远象征着人类最惧怕的未知、罪恶、痛苦。尤其是封建时代的民间道教、佛教文化中，这个词汇被世世代代封闭、麻木、迷信的底层人民增添了更压抑性的、笼罩全局性的宿命元素（即有罪的人死后必定下地狱受尽折磨）。这些，正应该是作为新文化先觉者、启蒙者的“我”所不屑理睬、唾弃批判的落后封建迷信文化。可是“我”在听闻祥林嫂问出它时，首先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惊（甚至出现被三种文化合力所形成的精神恐怖支配的局面），继而“只得支吾着”说出也就该有，甚至在回答的结尾仍喃喃自语着“谁来管这等事”。

启蒙者在这一刻为何如此惧怕谈这个话题？实则，启蒙者“我”并非不懂祥林嫂关于“有无地狱”的疑问本就是虚妄的、迷信的。只是启蒙者在对话的这一刻，被祥林嫂谈及地狱话题时身上所散发的诡异的、死亡的气氛“卷走了”。准确地说，这是一个沟通双方的情感交流问题。处于信息沟通的双方必定会伴随着情感的沟通。在一场对话交流中，话题往往被更具有情感渲染力的一方主导，无论话题是理性的、感性的、正当的、偏颇的，情感渲染力更强的一方往往能够使另一方的认知向自己的认知靠拢，宛如辩论赛的交锋。如果本就没有对自我主张明确的坚持和强硬的情感态度，在交流对话中自然而然就会被情感强烈的对方“卷走”。祥林嫂的情感表面上如她的衣着相貌一样，褴褛、破碎、不堪一击;但实质上，埋藏在乞丐外在下的她的内心情感是无比强烈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因为她就站在如悬崖般的死亡边缘，“有无灵魂”“有无地狱”是她正遭受着巨大精神折磨的生命最后急切要弄懂的问题，她对答案的焦虑和渴望几乎是丧心病狂的。在这场对话中，启蒙者败下阵来。本应坚定无神论思想的，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启蒙者被濒临死亡的底层农民强烈的情感态度“卷走”，拖入了民间封建文化的恐怖泥潭，表达不出哪怕一句科学的理性思想，更遑论表现出强硬正义的启蒙态度。这里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本质。作为启蒙者的“我”从根本上已经无力解决祥林嫂的问题了。

到这里，启蒙者的形象已经摇摇欲坠了，可是鲁迅毕竟是鲁迅，他一个也不原谅、得理不饶人。即使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启蒙者也要被彻底揭破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祥林嫂的第三问便如一记重锤由启蒙者的耳膜狠狠打到心上：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第三次回答，启蒙者连基本的启蒙责任都不愿承担了。何其悲哀？说不清简直就像是一块千疮百孔的遮羞布，启蒙者妄图用它掩盖此刻完全暴露的脱责、脆弱与惶恐不安。什么新文化知识分子，什么启蒙救国的奔驰先驱，在面对一个濒临死亡的、被三种封建文化合力造成的巨大精神恐怖支配的可怜妇女时，居然挡不住三句问，徘徊胆怯地想把先前的话全翻过来。代表着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者，在面对儒释道三种封建文化合力时狼狈地溃逃了。更可悲的是，鲁迅没有以仓皇奔逃的背影结束这场审判，而是通过述写启蒙者反复的自我脱责和麻木的自我安慰无情地鞭挞启蒙者惶恐脆弱的灵魂，揭示启蒙者软弱与溃败的形象：

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脱责过后启蒙者虽仍感觉不安，但启蒙者却没有正视错误和软弱，进而做出任何对于祥林嫂的精神补偿（或启蒙引导），而是满脑子想着进城去吃鱼翅。事后果真得知祥林嫂的死后，“我”轻松地认为她这般“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的人的死亡，是为人为己都不错的。如此脱责脆弱、无所事事的启蒙者，可谓是可怜可叹了。

至此，鲁迅以一名可怜乡妇的死亡完成了启蒙者五四时期神圣形象的解构。站在我们面前的再也不是《故乡》中那个勇于追求后辈的幸福、用双脚丈量人类进步发展之路的英雄。《祝福》中，我们目睹了启蒙者启蒙立场的动摇、软弱阶级本质的暴露、责任担当的“解脱”。启蒙者由先驱的猛士沦为了彻底的溃逃者。何其讽刺，何其悲哀。

在《祝福》的结局，鲁迅描绘出了一幅极其祥和幸福、温暖和平的画面。家家户户都在庆祝新年了，远处的爆竹声、温馨的浓云混合着飞舞的雪花一起拥抱了全市镇。启蒙者“我”在如此温馨朦胧的空气中扫光了一天的疑虑，满足地享受着祝福的空气。可那些醉醺醺地蹒跚在空中、预备赐给鲁镇人无限幸福的“天地圣众”背后，埋藏着数千年血淋淋的吃人历史及无数像祥林嫂一般可怜可悲的底层人民的悲苦生活。结尾这一段如温馨流淌的乡村音乐一般的图画背后，隐藏着鲁迅的那一双冷眼，奔涌的地火燃烧在他的胸膛中，他在无情地反讽和审判。鲁迅正是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真实和历史真实，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笔锋，通过一场祝福，揭破了启蒙者天之骄子的形象，亲自鞭挞包括启蒙者在内的所有黑暗腐朽、软弱无能的灵魂。

三、知人论世

五四时期作为天之骄子的知识分子启蒙者为何会在《故鄉》中发生如此剧烈的形象崩落呢？且让我们再把眼光转向文本背后的历史。《故乡》创作期间正值五四落潮期，正如鲁迅1933年送日本友人《彷徨》集中所题的诗一般：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身边的朋友有的高升，有的隐退，鲁迅自述此刻成为散兵游勇，步不成阵。因此，整部《彷徨》我们感受到了身为启蒙者先驱鲁迅的强烈自嘲、自我质疑、自我徘徊。集子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孤独者》中的复仇者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精神没落的吕纬甫，《祝福》中脆弱奔逃的启蒙者“我”，《伤逝》中以遗忘和谎言作先导的涓生等。可以说，《彷徨》集是一部凝结着鲁迅在五四退潮期的彷徨无奈，徘徊踯躅的个人心态的作品集，其中弥漫着更强烈的生命冷气和坚硬如磐石的理性思考。这种理性思考不仅仅面对启蒙对象和封建社会文化心理，更将矛头转向了启蒙者自身;在解剖黑暗的同时解剖自我的灵魂，鉴赏庸众的同时鉴赏自我的不堪。

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个人情感心态等因素的转变，鲁迅笔下的启蒙者形象呈现出了转变。可这种转变的意义，实则仍然包含着为后世留鉴的积极性。正如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集》中，《彷徨》集扉页后面引录着屈原《离骚》的一段诗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至此，我们结合时代特征，完成了《祝福》知识分子启蒙者的形象分析。当下是一个河清海晏、科学进步的时代，身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肩上了新时代铸就伟大中国梦的责任。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傳承五四精神，助力民族复兴，是每一个知识青年应有的担当。当下，五四精神并没有过时。五四时期所宣扬的自立自强、科学理性、民主平等、包容开放的科学伟大精神无疑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厚重滋润的文化底蕴。身为一名知识分子，即使于现实生活中遭受挫折，也要坚韧不拔地牢记自我使命担当。挫折是好男儿成长的食粮，坎坷是强者攀登的阶梯。正如鲁迅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的流变，亦是为了通过否定“自欺的希望”而肯定“真正的希望”;热切盼望中国的青年在面对“寂寞”时都能有“肉薄暗夜”的勇气。正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一》中所期望的那样：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之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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