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丽 王 辉 赵曙明

(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南京大学商学院)

1 研究背景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坚守、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智慧、思辨、立场和审美是构建本土理论，不断铸就理论自信和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和企业领导者是重要的发展推动力。当下，有关中国企业领导者行为、模式和实践的讨论和研究日益增多。如何系统地回顾、解读和展望这些研究对中国企业助推经济发展，以及助力中国领导研究在环境复杂模糊又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坚持“实践道路自信、本土理论和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

围绕此主题，通过梳理有关文献发现，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①关于道路选择的讨论。例如，中国领导学研究是选择“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1,2]、弱本土还是强本土[3]、文化主位还是文化客位取向[1]等。②对于研究现状、内容与趋势的分析。例如，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情境下领导力研究的知识图谱绘制与分析[4]等。③关于研究路径的探讨。例如，本土领导研究应选择“描述/诠释/建构—类型化/规律化—比较研究”多范式相结合的研究路径[5]。④针对某一领导行为类型的评述。例如，家长式领导行为的文献综述等。这些综述性研究的分析与探讨固然重要，也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与借鉴。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企业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和实践始终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中，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领导行为和模式的内涵、过程和有效性[2,6]。鉴于此，要真正了解中国领导研究的面貌进而促其更好发展，就必须从文化视角对该领域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反思。

基于此，本研究从“坚守、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内涵的3个视角，借鉴哲学研究领域“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分析思想[7]，按照“照着讲”、“接着讲”与“结合讲”的3条研究路径，尝试构建中国领导学研究的新分类方法(见图1)，对现有研究进行描述、梳理与展望。首先，本研究以“本土领导研究”“中国情境与领导”“中国文化与领导”“儒/道与领导”等关键词搜寻了国内外重要数据库。之后，将所搜索到的文献从文化视角按照上述分类方法划分为3类。由图1可知，第一类是“照着讲”——传统哲学思想视角下的领导研究。这类研究通常采用演绎方式，挖掘和提炼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各传统哲学思想流派中所蕴含的领导思想，探寻这些领导思想在现代领导理论和实践中的体现，呈现中国领导行为和模式坚守传统文化“应该怎样”，可能表现出何种“规范”。第二类研究是“接着讲”——中国当代情境视角下的领导研究。这类研究往往采用归纳方式，从“中西比较”和“中西合璧”两条路径寻找传统文化在当代情境中的传承和变迁，解读中国当代独特情境特征下的领导行为和模式“实际怎样”。第三类研究是“结合讲”——综合视角下的领导研究。这类研究从综合视角出发，试图在整合传统文化核心要素与当代情境的基础上，寻求中西能够对话的普适性领导特征，尝试将中国领导思想、行为和模式向其他文化情境阐述和扩展，探寻其在国际舞台上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2 “照着讲”——传统哲学思想视角下的领导研究

传统哲学思想是文化体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悠久的文明历史造就了以周易为思维内核，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容道、法等多流派思想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8]。这些纷繁芜杂的传统哲学思想以隐喻、类比或举例子的方式为领导理念、行为和模式提供了有迹可循的“规范性基础”[6,9]。对这些哲学流派中所蕴含领导思想的收集、考证和提炼，能够有效呈现出中国式领导行为和模式对传统文化的回溯、继承和坚守。

现有关于中国哲学这一多维思想体系与领导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3条研究路线展开。第一条研究路线聚焦于挖掘、解读、诠释各个思想流派中所蕴含的领导思想/理论——以解读和诠释为中心，多为思辨研究。第二、三条研究路线致力于回答“中国各传统哲学思想如何影响当代领导行为/模式/实践”——以寻找联系或构建理论为中心，其中，第二条研究路线试图寻找各哲学流派的核心思想要素与当代领导行为/模式/实践之间的关系[6]，多为比较研究；第三条研究路线是以各哲学流派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独特的中国式领导理论，多为构建研究[10]。围绕“各思想流派蕴含的核心领导思想是什么”，以及“这些核心领导思想与当代领导行为/模式/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6,9]这个框架，本研究在对各流派与相关领导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演绎式分析出各流派领导思想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呈现遵循各流派思想可能表现出什么样的“领导行为/模式规范”。

2.1 道家思想与领导研究

道家思想强调对宇宙和人类的整体研究，基本价值在于以“道”为核心追寻事物或社会的本质，不过分干预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含有丰富的辩证思想和平衡思想。其核心领导理念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1)道家思想与领导的相关研究现有对于道家思想与领导之间的研究仍以理论探讨和思辨型研究为主，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较少。一些研究解读了道家核心思想与经典著作中蕴含的领导思想。例如，范庭卫等[11]从无为的领导原则、领导者类型、领导者品质、领导者的应变特征、善用众智的决策思想等多个视角分析了道家学派“遵循天道，无为而治”的领导思想。另外一些研究则剖析了道家思想与当代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MA等[6]从“治大国如烹小鲜”所蕴含的避免无用和反作用的领导理念、“自然而然地行事”的领导力更有效，以及无私的领导3个视角论述了道家领导准则，并指出当前受道家哲学影响的中国领导者更有可能在实践中采取放任型领导行为、公仆型领导行为、真诚型领导行为、授权型领导行为或悖论式(矛盾式)领导行为等。LI等[12]在跨文化背景下探讨了道家思想与放任型领导、公仆型领导以及授权型领导的关系。还有一些研究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中国特色领导理论。例如，李锐等[13]以老庄的“圣人，上善如水的七善”论述为依据，构建了包含社会美誉、平和心态、乐善好施、尊诚守信、化解冲突、才干非凡、善断天时7个维度的本土领导风格模型。张党珠等[10]运用扎根理论的3级编码方法对《道德经》中的领导思想进行了全文本分析，构建了道本领导理论模型，包括道本思维、自然原则、上德行为与整体绩效4个维度。道家思想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见图2。

(2)道家思想领导思想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道家领导思想主要涉及到领导理念、原则、方式、领导者特征等方面。具体如下：①无为而治的领导理念与领导。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核心领导理念是遵道无为，主张通过“不采取行动”来达到社会治理的平衡[6]，西方自由放任型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领导理念。②阴阳平衡的领导原则与领导。道家运用“道”和“阴阳”辩证地解释了阴阳平衡观[14]，提倡阴阳平衡的领导原则。这与近来兴起的兼容整合的悖论/矛盾式领导、双元领导等领导方式类似，即有效的领导者总是那些能够在对立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人[14～16]。③不知有之的领导方式与领导。道家认为领导方式包括“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4种，最高明的领导是下属不知有之，不受到其干涉。这与公仆型领导和授权式领导不谋而合。④清净无私的领导者特征与领导。道家认为“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领导者不但要严格自我管理，还要保持清净无私的品质，真诚型领导反映了这种领导者的特征。

2.2 儒家思想与领导研究

儒家思想是伴随着中国农耕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与演化的，其核心思想特征与中国社会的纵向官本位以及横向拟血缘关系本位特征密切相关。儒家思想以社会和谐作为治理目标，其领导思想强调通过“德”“仁”和“礼”等机制的道德引领和人性教化实现“修己安人”，是一种人本主义领导方式。

(1)儒家思想与领导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儒家对中国领导者的影响研究也主要以理论探讨和思辨型研究为主，也有少量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零星出现。一些研究解读了儒家核心思想与经典著作中蕴含的领导思想。例如，原理[17]阐述了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德行领导观，提出其适合作为构建中国本土伦理领导力的设想。另外一些研究则剖析了儒家思想与当代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CHEUNG等[18]发现，CEO在实践中表现出儒家仁爱、忠诚、好学、和谐等领导风格。MA等[6]从领导美德、尊重和发展下属、德才兼备等方面分析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领导思想，并指出受到儒家影响的领导者更可能在实践中表现出变革型、家长式、领导-部属交换(LMX)、对下属个体化考虑等领导行为。LI等[12]探讨了儒家思想与家长式领导和变革型领导的关系。还有一些研究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中国特色领导理论。例如，成中英等[19]在深入剖析儒家核心价值精髓和政治领导力经典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政治领导力新模型。CHEN等[20]基于儒家对等级制度控制和尊重、培训和发展员工并重的思想，提出了指令型领导概念，既反映了中国领导者对领导层级的控制，也包含了对下属的教导、培训和成就。儒家思想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见图3。

(2)儒家思想领导思想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儒家领导思想以“德治，仁政和礼治”为核心展开。具体如下：①德治与领导。首先，以德为本的领导者品格与德行领导：儒家强调领导者要不断“修己以安人”，由内而外地达到“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行领导、伦理型领导、家长式领导和CPM的德行领导维度[17,21，22]都反映了这种领导品格。其次，率先垂范的榜样作用与魅力领导：儒家提出“政者，正也”，领导要以身作则，发挥榜样作用。这与魅力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所倡导的品质魅力维度类似。②仁政与领导。“仁”要求领导者施仁政，以“人治”方式“安人”，尊重和支持下属。家长式领导的仁慈维度与变革型领导的个性化关怀维度体现了这种仁爱理念。③礼治与领导。首先，关系和角色分化与LMX理论和差序式领导：儒家强调领导者需要基于不同的“礼”与不同角色发展不同关系，并进行差别化对待。这反映在LMX理论和差序式领导理论中[23]。其次，服从权威和尊重仪式与权威领导和指令型领导：“礼”还意味着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就像父子之间的控制和服从关系，权威领导和指令型领导对此有所体现。④其他儒家思想与领导。中庸之道、和谐、择时、“信”等其他儒家思想观点对当代领导理论和实践也有重要影响。

2.3 法家思想与领导研究

法家与道家在人性自然的假设基础上追求“无为而治”，以及儒家在人性向善、可教化的假设基础上追求“仁政和德治”的治理理念不同，它在人性自利的假设基础上，追求“以法治国”的集权统治理念。其领导思想以“君主集权统治”为目标，强调综合运用“法、术、势”实施领导，是法治主义和权治主义导向的领导方式。

(1)法家思想与领导的相关研究现有探讨法家思想与领导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采取了理论探讨和思辨讨论的形式。一些研究解读了法家核心思想与经典著作中蕴含的领导思想。例如，陶新华等[24]从法、术、势3个方面概括了法家的领导心理思想，提出领导者应该做行法、操术、乘势三位一体的“明君”。WITZEL[25]探讨了韩非子著作中有关领导性质、领导者职责、领导者与下属之间关系等领导思想和理念。另外一些研究剖析了法家思想与当代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MA等[6]从“权力重要性、实施和控制”两个视角论述了法家领导思想，指出受法家哲学影响的领导者更有可能在实践中采取启动结构、领导路径理论行为、交易型领导行为、官僚型领导行为等。LI等[12]指出，交易型领导的奖惩理念与法家的核心领导思想一致。还有研究以法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了领导力模型。例如，张弘等[26]基于法家法、势、术三位一体的结构和团队建设理念，构建由制度力、权威力、执行力、识人力、影响力和前瞻力6个方面组成的领导力一体循环模型。法家思想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见图4。

(2)法家思想领导思想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法家以法为基础，综合运用“法、术、势”实施领导。具体如下：①务法：建立和维护赏罚分明的法治领导系统。法家视角下的领导本质是建立和维护一套赏罚严格的制度体系，以衡量、规范和控制下属行为。启动结构、领导路径理论以及官僚型领导3种领导模式与这种“法治”领导理念高度一致。②用术：控制、监督和驾驭下属。术是领导技能或手段，领导者必须“操术以御下”，对下属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领导权术和交易型领导与这种基于人性自利假设管理下属的理念吻合。③处势：树立和运用领导权威。势是指权威或权力，是实施领导的强制力。领导者要任其势，善用权威臣服和影响下属。展现权威、实施严格控制的权威领导反映了这种“处势”思想[21]。

2.4 兵家思想与领导研究

兵家以研究作战和用兵为主要宗旨，强调利用谋略和计策巧妙地取得战争胜利。兵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组织和领导原则，体现了丰富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1)兵家思想与领导的相关研究现有探讨兵家领导思想的研究较少，形式也较为单一。仅有少量研究以思辨形式解读了兵家思想与经典著作中蕴含的领导思想。例如，VLADO等[27]从理论上探讨了《孙子兵法》对领导力的影响，指出兵家领导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战略领导理论，应当从整个组织层面关注领导的合法性、运行制度、下属追随、团结和士气。还有更少量的研究剖析了兵家思想与当代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金子璐[28]从比较视角对孙子的“为将五德”、西方心理学六大美德、管理者优势34项共3套体系进行了要素指标分析，发现东西方关于领导者要素要求具有高度相似性。目前，暂时还没有研究以兵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领导理论。兵家思想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见图5。

(2)兵家思想领导思想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具体如下：①谋略思想与谋略领导和战略型领导。兵家重视谋略和“庙算”，强调领导者要具备以谋略取胜的大局观。谋略领导和战略型领导体现了这种谋略思想[27]。②权变思想与权变领导理论。权变是兵家思想的核心，领导者要不断审视千变万化的环境，根据实际情景、自身、被领导者等特征选择领导方式，权变领导理论与此思维一致。③“智信仁勇严”的领导者特质与领导者素质模型。兵家思想系统论述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领导特质观，这与领导者素质模型的构建理念相契合。④其他兵家思想与领导行为。兵家对“择人而任势”的人才选用观，“文武兼施，德威并重”的人才激励措施、权力分配等领导思想也有所讨论。

2.5 其他哲学流派思想与领导研究

除上述在中国历史长河的领导实践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哲学思想流派外，其他传统哲学流派也蕴含了一些领导思想。例如，墨家学派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追求平等与爱好和平的思想，提倡领导者采用“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领导方式。

3 “接着讲”——当代情境视角下的领导研究

文化发展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照着讲”着重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流派中领导思想的本来意义。“接着讲”则从情境视角出发试图发现当代情境下的领导行为/模式规律，归纳式回答当代领导实践“实际怎样”，提炼并挖掘传统文化在当代领导实践中的体现、传承和变迁。这类研究主要围绕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是“中西比较”研究——将西方文化这个“对方”之物作为参考系，从东西方文化特征或情境的比较入手，致力于探寻中国当代情境的独特特征对领导行为模式的影响，对西方领导理论进行修正/改良或构建中国的本土领导理论。但随着时代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和制度以及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此类研究也逐步出现了第二条路径，即“中西合璧”研究——聚焦于当代文化特征变迁视角下的中国领导行为和模式研究。

3.1 中西比较研究：基于独特情境特征的领导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本土企业的快速发展，学界和企业界在学习与实践西方理论的同时，逐步开始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发现西方理论所隐含的独特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难以完全适合中国情境，即用西方领导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和勾画中国企业中的领导现象。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开展本土化研究[2～4]，因此，与西方文化特征和情境的比较研究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模式，开发能够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情境的研究思路成为中国本土领导理论研究的主要路径。根据理论构建层面上与中国文化或情境特征相融合的程度不同，这类研究又可以划分为修正式/改良式研究和构建式研究两类。

(1)修正式/改良式研究(见表1) 此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西方领导理论-中国文化或情境特征修正/改良-实践过程解读”，即将西方的领导学理论在中国情境中进行本土化修正/改良，并进而用修正/改良后的领导理论对中国领导实践过程进行解读，研究背后的逻辑是“领导的中国理论”或“领导理论在中国”。这类研究是“比较弱本土研究”[3]，将研究重点放在探寻、发展，以及更好地解释领导理论在中国文化和情境下的本土表现。例如，陈文晶等[29]将西方交易型领导的权变奖酬和例外管理两个维度结构，在中国情境下改良为一个包括权变奖励、权变惩罚、过程监控和预期投入在内的四维结构。

表1 中西比较-修正式研究示例

(2)构建式研究(见表2) 这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中国文化或情境特征-构建中国理论-实践过程解读”，即与西方文化和情境特征相比较，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或情境。例如，基于家族主义、高权力距离、关系导向、和谐导向、集体主义等特征，构建中国特色领导理论，并进而解释中国的领导实践。研究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的领导理论”，是“强本土研究”，其主要特征是构建新颖的中国领导理论，补充或取代西方理论[3]，是中国领导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方向[1]。例如，郑伯埙等[21]基于华人组织特有的治家传统和人治文化，提出了刻画华人企业的家长式领导，并总结出“权威、施恩和道德”三元模式。凌文辁等[22]提出了中国领导行为评价标准的CPM理论。差序式领导是以费孝通提出的中国人“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提出的一种领导偏私行为理论。姜定宇等[23]明确将这种偏私领导行为描述为差序式领导。王大刚等[30]的研究则基于中国文化中的和谐管理导向和相关理论提出了和谐领导。

表2 中西比较-构建式研究示例

3.2 中西合璧研究：文化变迁视角下的领导研究

随着现代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1]。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乃至华人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正在逐步发生变迁[31，32]，呈现出开放化、多元化、透明化、去权威化等特征。中国领导模式的文化土壤不再由单一的传统文化特征所主导，研究者就此提出一些“中西合璧”的领导模式，如“兄长式领导行为”和“中国企业战略领导的三元模式”。

杨斌等[3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家长制领导所依赖的以“等级权威”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特征，在独生子女政策、西方意识形态、“痞子文学”和网络广泛应用等因素强有力的冲击下被改变。这促使领导者开始更多表现出“兄长式”而非“家长制”领导模式，并总结出“强调个人魅力，共同愿景，互惠性社会交换和公德”的四维结构。王辉等[33]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提出了中国高层管理者的战略领导行为，其中包括任务导向的“设定愿景、监控运营、开拓创新”维度，以及关系导向的“协调沟通、关爱下属、展示权威”维度。张文慧等[31]认为，在转型时期中国企业领导者在不断引入现代管理制度和西方管理理念过程中，还要兼顾诸如人情、关系、面子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了“中西合璧”的领导方式，并将这种既要构建内部强有力的整合机制和又要呼应重人情、亲关系和泛家族化的领导模式，概括为包含“理念塑造、制度规范和人情整合”的三元模型。

4 “结合讲”——综合视角下的领导研究

“结合讲”的研究是指“结合传统文化和当代情境，与西方对话”的综合性研究。这类研究力图从传统文化核心要素与当代情境特征中，寻求到能够与西方对话的“中西普适性”领导特征，探索中国领导思想、行为和模式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怎样”。这类研究与“接着讲”研究不同，后者旨在寻找“中国特殊性”，是对西方领导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实际情境这个问题的答案探寻。此类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寻找“中国特色”寻求“中西普适性”，是对从中国特殊性出发寻找具有普适性领导特征的尝试。

此条脉络的研究路径可归结为从中国特殊性出发，寻求中西普适性。即在寻找或提炼传统文化和当代情境独特要素的基础上，构建能够与西方文化体系有效衔接的本土概念体系，随之进行一系列的实证性研究，提高被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度，同时逐步尝试向其他文化情境扩展。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文化系统的内核，一方面，能够体现不同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某一具体思维特征又往往在不同文化中能够找到与之相似或相对应的概念，兼具文化特殊性和普适性，成为承载综合性领导行为研究的最佳载体。现有研究以阴阳思维、辩证思维和中庸思维为载体开展了“结合讲”的综合性领导行为研究的初步探索。

4.1 阴阳哲学-悖论思维与领导研究

阴阳思维最初来源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体悟，是一种能够从事物对立的两方面解释和把握现象背后规律的理性思维方式。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上起到过重大作用，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发展提供了一种分析模式和框架。近年来，随着商业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阴阳思维与西方悖论思维之间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SMITH等[14]用中国阴阳太极示意图表示了西方的悖论管理，认为二者之间在哲学上具有类似性，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李鑫[34]则提出，阴阳思维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是对波尔互补原理和黑格尔辩证逻辑等西方哲学的补充，应更多地采用整合主义进行研究。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以阴阳思维和悖论思维为载体开展综合式领导研究。例如，ZHANG等[15]基于西方哲学的悖论思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哲学思维，认为在组织环境日渐复杂、多变、动态的情境下，不仅社会和组织中大量存在悖论，领导行为也存在悖论，提出悖论/矛盾式领导，并以“阴阳”哲学为分析框架指出领导者应当能够综合运用看似对立的领导行为，达到对立协同的平衡，进而提高领导效果。ZHANG等[16]还从阴阳哲学和悖论理论视角分析了企业长期发展中的悖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具备互相竞争和互相联系特征的领导方法——企业长期发展中的悖论领导行为，开发并验证了该领导行为的构造。LEE等[35]基于悖论方法和阴阳原理，以多家在中国运营的日本企业的子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外籍管理者在文化上相关的阴阳领导行为，以及当地员工的世界主义是否有助于建立员工对外国企业子公司的承诺。

4.2 辩证思维与领导研究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或群体关于矛盾和变化的隐性理论和认知方式[36]，对个体或群体的思维、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以及人类在科学、人文、经济等领域的行为存在广泛而重要影响。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都存在丰富的朴素辩证思想，虽然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在矛盾处理方式上往往采用“既此又彼”，与西方辩证哲学在面对矛盾时采用“非此即彼”和论点-反论-整合辩证过程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强调矛盾的整体性、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36]。这为中西方领导研究以辩证思维为载体进行对话提供了可能。

有学者及其团队将辩证思维应用到领导行为研究中，探索了辩证思维对中国企业领导行为的影响，并基于辩证思维的基本思想，以辩证思维的“变化、矛盾和联系”3个基本原则为框架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对高层管理者辩证领导行为的存在性、形成条件、概念、内涵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地探讨。例如，黄鸣鹏等[36]利用综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辩证领导行为的概念，归纳出“预判趋势、适时调整、因材施教、权衡矛盾、恩威并施、推进协调、全局管理”7个维度，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辩证领导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

4.3 中庸思维与领导研究

中庸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特有的思维模式之一，体现了儒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标准、做事的基本原则、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核心是“中”与“和”，通过不偏不倚的“中”达到整体“和”的平衡状态，倡导对事物矛盾双方的关系进行权衡后执行适当、中时、恰到好处的处理方法，反对过激的思想和行为。中庸思维具有为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 4种形式，具备整体性、和谐性、多元性的特点[37]。这为与西方对整体、多元和平衡的认知进行对话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随着本土心理学的蓬勃发展，中庸思维研究从哲学定性描述层面拓展到了概念测量及实证分析的定量可操作化层面。例如，杨中芳[37]界定了中庸思维的概念，并发展了可操作化的量表，这大幅推进了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研究。陈建勋等[38]将中庸思维这一构念从员工个体层面引用到高层领导理论的研究中，指出高层领导者在决策中的中庸思维方式和偏好将通过战略选择影响企业的最终绩效。曲阳[39]基于理论推导和案例研究，提出了中庸型领导的概念，指出“诚信、整合、平衡、学习、授权、合作”6个维度构成了“中庸型领导”的理论框架。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追本溯源”，本研究探讨中国领导学研究究竟从哪些文化视角出发以及如何前进，从“坚守、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内涵的视角，按照“照着讲、接着讲、结合讲”三大研究路径进行了梳理。这3条路径的研究并无时间上、量与质、优与劣、初级与高级的差别，只是从不同的文化切入点和研究路径展开。本研究对中国领导学研究在新时代和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坚持“本土理论和文化自信”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5.1 研究结论

“照着讲，接着讲，结合讲”3类研究的综合评述见表3。

表3 “照着讲，接着讲，结合讲”3类研究的综合评述

本研究对表3中的3类研究进行如下总结：

(1)“照着讲”：传统哲学思想视角下的领导研究此类研究以传统文化内涵的阐释与传承为出发点，演绎式地分析出各流派所蕴含的核心领导思想要素及其与现代领导理论的联系，呈现了各哲学流派所蕴含的“理想的领导行为/模式怎样”，为中国领导学研究提供了“规范性基础”和“影响分析框架”。现有研究以思辨、对比和构建3种形式对道、儒、法、兵4个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思想及经典著作进行了解读、考证、提炼，但对其他流派和典籍的讨论较少，研究内容呈现碎片化状态，对核心概念的定义、探讨及系统论述较少。这类研究的不足在于，传统哲学体系虽然提供了一定的分析框架，但可能自说自话，与现实脱节，难以与西方思想体系对话，而且各流派之间也难以对话，更难以形成完整的宏大思想体系。

(2)“接着讲”：当代情境视角下的领导研究此类研究以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变迁为出发点，针对当代情境归纳出当代领导实践“实际怎样”，探寻中国领导行为和模式具有何种“特殊性”。现有研究主要沿循“中西比较”和“中西合璧”两条研究路径进行了探索。其中，前者中对西方领导理论进行修正/改良式研究数量较多，构建式研究数量较少且国际认可度有待提高；后者则探索了文化特征变迁的影响。这类研究存在对当代情境的“特殊性”挖掘不足的问题，以偏概全，见木不见林，且难以与西方情境对话和向其他文化情境扩展。

(3)“结合讲”：综合视角下的领导研究此类研究以文化内涵的展现与弘扬为出发点，在整合传统文化与情境特征的特殊性基础上，寻求中西普适性的领导特征，探索其“能够怎样”。现有研究主要围绕阴阳、辩证和中庸三大思维方式为载体展开，构建了新的领导行为概念和模型，进行了一些实证检验。此类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状态，对中国文化核心元素的挖掘还不充分，且真正实现东西、古今对话的难度较大，向其他文化拓展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5.2 研究展望

除了各自面临挑战外，上述研究还存在一些共同不足。例如，国际话语权整体较低、缺乏思想文化视角下的古今和东西整合研究框架、实践导向和应用性待提升等。针对这些挑战和不足，未来研究应从求真(多视角、多方法)、务实(融合性、创新性)、至善(实践性、应用性)3个视角继续推动中国领导学研究和实践取得新进展，在“坚守、传承和弘扬”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实现中国领导学研究的“顶天立地，融贯中西”。

5.2.1求真：多视角、多方法汲取传统文化有关领导的鲜活成分

(1)加强各类研究更广层面和更深层次的探索首先，继续“照着讲”。未来研究应从传统文化的多个视角出发诠释核心概念意义和构建理论，演绎式推导出中国领导行为和模式的“规范特征”及其“现代活力”。在此过程中，还要关注智慧、观念、地域文化、艺术等其他视角，以及史书、列传、小说、诗词等中所蕴含的领导思想与智慧，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领导方略与行为等也可成为获取灵感的源泉。例如，胡国栋等[40]通过对《贞观政要》的文本解读，构建了本土领导纳谏行为的生成机制。其次，推进“接着讲”。未来研究应坚持扎根当代情境，辨别西方领导理论不能解释的重要现象和关键问题，对西方理论进行修正/改良，或构建本土理论；同时，也要加强对文化变迁视角的挖掘。例如，逐步兴起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单身主义、虚拟网络关系等对集体主义、男权主义、家庭结构和差序人际格局等中国独特情境特征和领导实践的挑战。再次，深化“结合讲”。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的其他核心元素对领导者的影响。例如，整体思维、批判性思维、直觉思维、悟性思维，意向思维等。利用传统的“整体性、综合性、平衡性”等长处寻找、开发能够促使东西对话、古今对话的中国文化核心元素，并以此为基点构建本土领导理论，提升中国领导学研究在国际学术届的话语权。

(2)利用多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进行科学严谨的探索上述各类研究在研究方式和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照着讲”的研究仍以思辨研究为主，缺乏科学化定义，实证检验较少。“接着讲”和“结合讲”的研究虽大多采用了实证方法，但可能以偏概全。鉴于此，未来研究应综合运用多方式和方法、积极与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和方法接轨，建立科学严谨的研究体系。例如，在发展本土概念、构建理论时宜多采用演绎法和归纳法，展开文献计量、扎根等研究；而在检验已发展出的概念和理论、跨文化应用时，宜多采取主流研究范式以提高与国际对话的广度和深度。

5.2.2务实：探寻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理论、技术发展在领导研究上的融合与碰撞

(1)从融合视角构建中国领导研究的共同思想文化本身是不断演变的。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不断进入深水区，包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市场价值观在内的新元素正在挑战原有以传统文化价值观为内核的领导范式。鉴于此，未来研究应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理论的碰撞和融合入手，构建更为宏大的思想体系和领导的文化研究框架。例如，杨百寅等[8]提供了一个比较各种思想文化的框架，可进一步细化落实到领导研究领域。

(2)从创新性视角探索技术发展为中国领导研究带来的新机遇随着各类技术迅猛发展，社会和企业结构、工作方式、领导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以愿景实现和效率提高为导向的传统领导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未来领导者需具备更宽广的宏观视野，更高的整体把握及处理复杂性的能力，而这些新要求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整体性、综合性、辩证性和长期导向等思想与智慧不谋而合。鉴于此，未来研究应多尝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沃土，创新性地提炼带有世界普遍性的概念与理论，为领导理论研究做出中国贡献。

5.2.3至善：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

(1)将研究嵌入到实践中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企业从落后的西方企业追随者逐步“崭露头角”，一些新兴企业甚至成为“主导者”。在此过程中，深受本土文化和思维观念影响的中国企业领导者[6]进行了大量领导实践创新，未来研究应多立足于这些领导实践创新，深入考察，挖掘与总结其独特和领先之处，努力构建出具有普适性的中国领导理论。

(2)将研究应用到实践中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未来研究在探究什么样的领导知识更接近中国领导实践“真相”的同时，更应关注什么样的知识能更有助于改进领导实践的“品质”，将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智慧、理念等的领导学意义诠释和理论构建同领导实践接轨，在实践检验中获取合法性和可复制性[1]，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实践者提供启示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