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睿 刘春林

(南京大学商学院)

1 研究背景

企业社会责任(CSR)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商业组织的热点话题[1]。近年来高阶理论的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性别[2]、年龄[3]等背景特征会影响公司的CSR决策。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高层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没有考虑高层团队人员的代际差异对公司CSR的影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情况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4]，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董事会与高管团队中也频繁出现新生代的身影。同时，既有研究表明，新生代群体的一个最重要特质是“自我中心”[5]，因而被认为是“自我”的一代[6]。然而，由于对新生代自我中心特质的成因和表现未能达成一致，因此，对新生代高管的CSR倾向就有不同的预测：一方面，新生代的自我中心可能表现为通过自我展示来获得社会认同，而履行CSR作为一种遵从制度规范的行为，是展示自我的良好载体，据此，从希望获得社会认同的视角来看，新生代群体更倾向于做出高水平CSR的决策；但另一方面，新生代的自我中心也可能表现为对制度规范的抗拒[7]，因此新生代更能抵制要求履行CSR的制度规范的压力，从而导致CSR活动的积极性降低，表现为更低水平的CSR绩效。新生代在CSR决策中，到底表现为对制度规范的遵从还是抗拒？本研究对此提出竞争性假设进行探讨。

新生代自我中心的两种不同解释逻辑(即“通过自我展示获得社会认同”和“抗拒制度规范”)意味着他们对社会压力的响应方式是不同的。为此，本研究进一步讨论了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对新生代董事群体CSR决策的调节作用：如果新生代的自我中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追求社会认同，那么，来自于舆论或政治的压力应该会强化新生代董事与CSR的正向关系(调节效应系数为正)；反之，如果新生代的自我中心更多呈现为对制度规范的抗拒，那么，源自舆论或政治的压力应该会加强新生代董事与CSR倾向的负向关系(调节效应系数为负)。由此，研究新生代董事群体对两种不同社会压力的不同反应，将有利于更好地识别新生代群体在董事会决策时，其“自我中心”特质是如何表现的。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新生代董事代际特征与CSR

在中国，新生代是指那些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群[4, 8]。由于相同的成长社会环境和成长经历，同一代际群体的人们往往具有与其他代际群体显著不同的特质[9]，这些不同的特质会影响不同代际的群体在工作中的态度、承诺、工作方式等[9]。其中关于中国新生代的研究发现，新生代独特的成长环境使该群体具有更加突出的自我中心的特质[4, 10]。

自我中心通常表现为两种心理现象：假想观众和自我传奇[11]。假想观众是指，个体混淆自我的和他人的关注[12]，认为他人会像自己一样关注自己的行为[13]，这一认知会导致个体过度在意他人的看法，因而会为了追求他人的认同，倾向于展示良好自我形象[14]。自我传奇则是指个体过度区分自我的和他人的感受[12]，个体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无懈可击甚至是无所不能的[13]，且他人无法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一认知会导致个体过分关注自己的偏好，不在意他人的看法和社会规范，从而做出忽视他人看法与社会规范的自我关注行为。随着新生代不断进入公司管理层，新生代的代际特征对于公司决策的影响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9]。依据高阶理论，新生代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特质、经验会影响公司的决策[1, 15]。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新生代的自我中心特质，究竟表现为为了追求社会认同而进行自我展示，还是抗拒社会规范，仍然存在理论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会让学者对新生代董事的CSR决策倾向做出不同的预测结果，因而本研究将通过竞争性假设来对其进行检验。

基于“自我中心”的假想观众逻辑，新生代的自我中心有可能表现为：为了追求社会认同而进行自我展示，从而导致较高水平的CSR投入。即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新生代会通过自我展示，在他人面前维持良好形象[14]。这是因为：①家庭经历促成了新生代相比非新生代会有更高的精神需求。一方面，由于新生代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环境下，成长于相对经济优越的独生子女家庭，因而相较于非新生代，新生代童年的物质需求大部分都能得到满足。根据MASLOE[16]的需求层次理论，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新生代会有更高的精神需求，即希望获得更多人的认可。为此，新生代会主动寻求展现良好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成长于计划生育时代，新生代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因而承接了来自整个家庭所有的期望，这使得新生代在成长中追求更多人的关注与认同[17]。②教育经历促成了新生代的“比较”思维，从而使其更有迫切性获得社会认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家庭和社会非常注重教育，但是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出于公平的考量，优质教育资源只能向优秀生源倾斜，成绩排名几乎成为新生代获得更多高质量教育资源投入的唯一途径。同时，开放的社会环境扩大了新生代竞争的范围(如国内各种文体类竞赛和国际赛事)，因此，新生代从小就开始面临与同龄人比较的压力。这种压力促成的“比较”思维模式，使得新生代更加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③与非新生代相比，新生代对于所属的公司和职业有更高的归属感，因为他们的工作更多是自主选择而非由国家分配。这种更高的归属感，使得新生代董事对公司有更高的心理所有权[18]，促使他们把公司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进而将外界对公司的关注看作是对自身的关注，因此会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做出有利于公司形象的决策。

总之，基于假想观众的逻辑，新生代更高的精神需求、“比较”思维以及更高心理所有权，使得新生代更加关注外部社会的评价。由于公司的CSR绩效可以向外界发出展示公司正面信息的信号[19]，提高外部社会对公司及其高层的评价，因而相比非新生代，本研究认为，新生代董事可能具有更高的CSR投入倾向。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新生代董事所在公司的CSR绩效更高。

基于“自我中心”的自我传奇逻辑，新生代的自我中心特质也可能会表现为抗拒社会规范的自我关注行为：①相较于非新生代，新生代普遍受教育时间更长、程度更高，往往因过度自信而高估自身能力，甚至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这种对自身能力的过高估计，使得新生代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抗拒规范的后果[20]，因而相比非新生代，会表现出更多对社会规范的抗拒。②相比于非新生代，新生代大多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成长在溺爱的环境中，因而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感受，甚至表现出更多逆反行为。这种独特的时代烙印也会影响到其在社会中的行为倾向[8]，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的漠视(甚至抗拒)。③相较非新生代成长于强调个人目标服从于集体目标的集体主义文化下，新生代由于出生在改革开放实施以后，成长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环境中，从小就能接触到强调个人导向和自我满足的个人主义文化[10]。因而相比非新生代董事，新生代董事更少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更多表现为追求个性张扬、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价值倾向[8]。

总之，基于自我传奇的逻辑，新生代因其教育程度高、逆反行为、个人主义价值倾向，使得新生代(相较于非新生代)更具有抗拒社会规范的行为倾向[10]。而CSR行为是一种将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以及经济、社会、环境绩效三重底线纳入考虑的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组织行为[21]，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生代董事相比非新生代董事，在决策时具有更低的CSR投入倾向。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b新生代董事所在公司的CSR绩效更低。

2.2 社会压力的调节作用

以上通过竞争性假设论述了新生代董事与公司CSR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说明假设1a和假设1b的竞争性关系，本研究检验了两种可能对公司CSR决策产生影响的制度变量：社会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22]。本研究的核心逻辑是，如果新生代的自我中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追求社会认同，那么来自于舆论或政治的压力应该会强化新生代与CSR的正向关系(调节效应系数为正)；反之，如果新生代的自我中心更多呈现为抗拒社会规范，那么来自于舆论或政治的压力应该会加强新生代群体与CSR倾向的负向关系(调节效应系数为负)。调节效应的研究同样采用竞争性假设。

(1)媒体舆论压力对新生代董事CSR决策的调节影响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信息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2]。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存在制度缺失[23]，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媒体的信息披露缓解了公众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以此影响公众对于公司的公共形象感知[24]。即媒体关注会通过影响公众对公司的公共形象感知，从而影响高层的决策行为。

如果新生代董事的自我中心特质因为假想观众而表现为对社会认可的追求，当作为舆论压力的公司的媒体关注度越高时，董事会成员将感知到更多的外界关注，且新生代董事相比非新生代董事，对外界关注更加敏感，会通过更多的CSR投入，向媒体展示良好的公司形象，以期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相反，如果新生代董事的自我中心特质因为自我传奇，而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的抗拒，那么面临的舆论压力越大，且新生代董事由于对外界关注不敏感，相比非新生代，更加能够按照自己的行为偏好而不是社会规范的期望做出决策，因而新生代董事所在的公司更能够抵制这种舆论压力，保持较低水平的CSR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当面对更高的舆论压力时，新生代董事所在公司CSR绩效水平相比非新生代会更高。

假设2b当面对更高的舆论压力时，新生代董事所在公司CSR绩效水平相比非新生代会更低。

(2)政治压力对新生代董事CSR决策的调节影响自2006年中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原则，20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CSR报告指导书，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关注和提倡公司CSR的重要信号[23]。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更加依赖非正式机制以获取企业合法性，因而这种政府信号会对企业的行为带来影响，特别是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

在中国，通过政治关联，企业可以获取发展所需的相关资源，也可以获得产业政策等商业机会信息，降低外部不确定性[25]。但是更强的政治关联，使得公司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使得企业与政府关系更加密切[23]，企业的决策更有可能受到政府政治压力的影响。

如果新生代董事的自我中心特质因为假想观众而表现为对社会认可的追求，那么，当企业面临由更高强度政治关联带来的政治压力时，新生代董事应当表现出对政府信号更加积极的响应。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生代董事会将与企业具有关联的政府看作是关注企业的潜在“观众”，相较于非新生代董事，新生代董事对于政府的关注更加敏感；另一方面，新生代董事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兄弟姐妹和同龄人的陪伴，外界对其自身的评价更多来自具有权威的师长，因而可能会比非新生代更加在意来自权威的认同。在面对政治压力时，新生代相比非新生代，更有可能为了获得政府认同而响应政府信号，做出更高水平的CSR。如果新生代的自我主义特质因为自我传奇而在行动上表现为抗拒社会规范、只关注自身的自我关注行为，在具有更强政治关联的情况下，新生代董事相比非新生代，在决策时对政府信号的响应更低，更加按照自己的决策偏好做出决策。这是因为新生代相比非新生代，对自身能力更加高估，而对来自外界的压力更加不敏感，从而在决策时更加关注自身的思想和感受[26]。故而当政治关联强化了政府信号所要求的更多CSR的需求时，新生代董事更倾向于按照自己较低的CSR决策偏好做出决策。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当公司面对更高政治压力时，新生代董事所在公司CSR绩效水平相比非新生代会更高。

假设3b当公司面对更高政治压力时，新生代董事所在公司CSR绩效水平相比非新生代会更低。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由于上市公司自2009年才开始披露上一年CSR报告，为研究中国新生代董事对企业CSR绩效决策的影响，本研究选择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 2009～2018年企业CSR评分作为企业CSR绩效的指标[23]。其他公司层面的数据，分别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中2008～2017年(1)CSR评分为润灵环球对企业披露的上一年CSR报告的评分，因此实际反映了2008～2017年企业CSR投入情况。全部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剔除缺失数据后，共保留包含907家公司的5 646个观测值(2)进行Heckman两阶段分析的第一阶段，样本为包含3 409家公司的23 230个观测值。。

3.2 研究方法

3.2.1变量测量

(1)因变量以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的CSR报告评分(CS)作为公司CSR绩效的指标。这一指标包含了4个维度：整体性评估、内容性评估、技术性评估和行业性评估。评分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分值为0～100的整数评分，其中：整体性满分30分、内容性满分45分、技术性满分15分、行业性满分10分(对于综合业、其他制造业等没有行业性指标的公司，将内容性调整为满分50分，技术性调整为满分20分)。

(2)自变量关于新生代董事人数(NQ)的测量，本研究从国泰安数据库中获取2008～2017年各上市公司董事个人资料，以当年年份减去1 980作为80后的最大年龄，如果董事年龄小于该值则计为1，否则计为0，最后合计各公司80后总人数(3)对于董事年龄缺失的，不计入新生代董事数目中，这种计量方式使得本研究的结果更加保守；本研究在稳健性检验中，以公司是否包含80后董事作为自变量，避开绝对数量可能不准确所带来的误差，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

(3)调节变量关于舆论压力的测量，本研究以当年公司被媒体新闻标题提及的总数量，即媒体关注度(ME)作为舆论压力的指标，新闻内容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股票、债券、基金等经济社会及金融市场各方面。

关于政治压力的测量，由于企业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与企业的政治关联强度(PT)相关，本研究以企业董事会成员现任或曾任最高行政级别(包括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政治关联强度，以及企业政治压力的指标。该指标共计11个级别(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县处级、乡科级分正副，加上办事员及同等级别任职)，级别越高，数字越大。

(4)控制变量本研究选择了一些其他有可能影响企业CSR绩效的公司层面数据，主要包括：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企业绩效(R)；反映债务状况的财务杠杆(LE)；企业规模(SI)；反映公司股权集中度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T1)；特别的，由于新生代可能更多集中于初创企业，本研究控制了企业年龄(FA)以避免企业发展阶段对企业CSR的影响；为了控制年龄效应对代际效应的干扰，本研究将董事会平均年龄(AA)作为控制变量，并且从相关系数和VIF计算中确认其与自变量没有多重共线性；是否为国有企业(SO)；是否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D)；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占比(IP)(4)为了尽可能保留更多数据，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董事换届的情况，本研究没有对自变量进行时间滞后的处理，但在稳健性检验中对自变量进行了滞后一年的处理，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3.2.2计量模型

检验假设1a和假设1b时，本研究采用了以下计量模型

CS=α0+α1NQ+α2ME+α3PT+α4CT+uY+vI+ε，

(1)

式中，α0～α4表示系数；CT表示控制变量；uY和vI分别代表年份和行业的控制效应。在式(1)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式(2)～式(4)来检验其他假设

CS=β0+β1NQ+β2ME+β3NQ×ME+

β4PT+β5CT+uY+vI+ε；

(2)

CS=γ0+γ1NQ+γ2ME+γ3PT+

γ4NQ×PT+γ5CT+uY+vI+ε；

(3)

CS=δ0+δ1NQ+δ2ME+δ3NQ×ME+

δ4PT+δ5NQ×PT+δ6CT+uY+vI+ε，

(4)

表1-A Heckman模型第一阶段各变量描述性统计量和相关系数矩阵(N=23 230)

式中，β0～β5、γ0～γ5、δ0～δ6均表示系数，值得注意的是，从模型设定来看，回归分析仅包含CSR报告被评分的公司，这意味着研究样本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为了处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研究使用了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27]：在第一阶段，使用Probit模型来预测公司是否会披露CSR报告。在这一模型中，样本包含23 230个观测值，涉及3 409家公司；模型的因变量为虚拟变量——是否披露CSR(CR)，当该公司在该年度披露了CSR报告时取1(在国泰安数据库中有记录或者RKS评分中有评分)，否则为0；自变量包括了两个工具变量——当年同省份CSR披露情况(CP)，即对当年与该公司处于同一省份的所有其他公司是否披露CSR取均值；以及当年同行业CSR披露情况(CI)，即对当年与该公司处于同一行业(按万德数据库行业代码区分，其中制造业细分为3个子行业)的所有其他公司是否披露CSR取均值；控制变量与Heckman第二阶段一致；通过该模型获得了反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n，LM)。在第二阶段，本研究将获得的LM加入到回归模型中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如果LM系数显著，说明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但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此外，为了更加适应面板数据，本研究在第二阶段对系数标准误进行了聚类处理。

4 分析结果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和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表1-A和表1-B分别展示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中的变量。表1-A显示CR的均值为0.24(最大值为1)，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披露CSR报告的总体意愿并不高；表1-B的CS均值为38.46(满分为100)，说明我国的上市公司总体CSR绩效水平不高。此外，从表1-B中可以看出，CS与新生代董事数量(NQ)之间的相关关系为负向(Pearson相关系数为-0.053，p<0.01；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32，p<0.05)，初步支持了假设1b；而ME和PT、PT与CS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也说明本研究引入的调节是合理的。此外，由表1可知，R和LE(表1-A)以及LE和SI(表1-B)的相关系数不小于0.5(见表中加黑体)，这说明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本研究分别计算了两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各变量的VIF值均不超过10，说明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1-B Heckman模型第二阶段各变量描述性统计量和相关系数矩阵(N=5 646)

Heckman模型中用来检验假设的第二阶段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所有模型根据wald-χ2检验均非常显著。

从表2基本模型1中可知，企业的绩效、规模、国有属性、媒体关注度、政治关联强度等因素会对公司的CSR绩效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本研究的控制变量确实能控制住许多影响公司CSR决策的因素，其中媒体关注度和政治关联强度的正向影响也说明社会规范对公司CSR决策起正向作用。

表2模型1报告了新生代董事人数与公司CSR绩效之间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新生代董事人数与公司CSR绩效之间存在负向关系(β=-1.181,p<0.01)，表明在控制了企业绩效、财务杠杆与企业年龄等因素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中新生代董事人数越多，公司CSR绩效水平越低，这一结果支持假设1b，即新生代董事导致了更低水平的公司CSR绩效。

表2模型2报告了舆论压力调节新生代董事人数与公司CSR绩效之间的关系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媒体关注度与新生代董事人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0.029,p<0.01),表明新生代董事人数与公司CSR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舆论压力的负向调节，即新生代董事越多的公司，在面对舆论压力时，相较于只有非新生代董事的公司，会表现出更低的CSR绩效，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b，即新生代董事的自我中心如果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的抗拒，则相比仅有非新生代董事的公司，在舆论压力下会表现出更低的CSR绩效水平。

表2 CSR绩效与新生代董事人数Heckman模型结果(N=5 646)

表2模型3报告了政治压力调节新生代董事人数与公司CSR绩效之间的关系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强度与新生代董事人数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β=0.035,p>0.1)。说明新生代董事与非新生代董事在政治压力下的表现没有显著区别，即假设3a与假设3b均未得到支持。表2模型4中，本研究发现，同时放入媒体关注度和政治关联强度与新生代董事人数的交互项时，政治关联强度与新生代董事人数的交互项系数依旧不显著，假设3a与假设3b均未得到支持。SCOTT[28]认为，制度压力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会规范、文化认知和法令法规来影响企业的决策，而来自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政治压力，除了来自政府倡导企业履行CSR的社会规范以外，也有可能来自政府拥有制定强制性法规的权力，因而虽然新生代能经受住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但对于来自政治关联的压力，可能依旧会表现出一定的遵从。

5 稳健型检验

为了验证表2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将自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并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各变量无论是系数的大小或显著性水平，都与表2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表2的结果具有可信度。即支持了假设1b和假设2b，而假设3a和假设3b均未得到支持。

表3 基于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N=4 784)

虽然在Heckman模型的第二阶段对系数标准误进行了聚类处理，但Heckman模型更注重解决样本选择偏差，而使用极大似然估计的GEE模型更适用于面板数据的分析[29]，为此，本研究使用GEE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与表2、表3没有明显的差异，均是支持了假设1b、假设2b，而假设3a、假设3b均未得到支持。

表4 基于GEE估计的稳健性检验(N=5 646)

此外，在描述自变量测量时，曾叙述过由于部分董事的资料缺失，可能存在对新生代董事具体人数计量不准确的测量误差。为了尽可能避免由于这种测量误差带来的分析误差，本研究选用了另一种测量方式来进行稳健型检验，即以公司是否存在新生代董事(IQ)这一哑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这样的测量还可以更加直观地对比公司是否存在新生代董事这一状态对公司CSR绩效的影响。其Heckman模型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与表2、表3没有明显差别，支持假设1b、假设2b，而假设3a、假设3b均未得到支持。

表5 基于是否具有新生代作为自变量测量的稳健型检验(N=5 646)

6 研究结论与讨论

基于新生代“自我中心”特质的两种不同表现，本研究提出了新生代董事与公司CSR绩效关系的竞争性假设，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显示：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中的新生代董事越多，企业的CSR绩效越低；②在面临媒体舆论压力时，新生代董事较低的CSR投入决策相比老生代更不容易受到影响；③在面临政治压力时，新生代董事与老生代董事在CSR投入决策上受到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一种可能的对新生代董事与公司CSR绩效之间负向关系的替代解释是董事的年龄效应：即新生代由于年龄较小，相较于年长的非新生代，有更高的职业期望，为了未来的职业晋升，他们更倾向于将企业资源分配到能够短期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活动，而不是企业的CSR活动中。为此，在本研究中，通过控制董事会平均年龄的方式降低了董事年龄效应对于公司CSR决策的影响。

此外，虽然本研究将社会规范对新生代董事与公司CSR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的强化，归因为新生代董事的“自我中心”特质导致的对社会规范的抗拒，但本研究也没有否认社会规范对新生代的行为存在影响。本研究是对比在面临社会压力时，新生代董事与非新生代董事在决策行为上的不同，而不是新生代董事在面临社会压力与否的情况下决策行为的不同。由此，本研究有关社会压力调节作用的解释，是指社会压力对非新生代的决策行为的影响，比对新生代决策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即非新生代比新生代对社会压力更加敏感。

此外，本研究在论述新生代董事对CSR绩效的抑制作用时，提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对新生代的影响，强调的是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的新生代，相比从小受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的非新生代，更能抵制社会规范要求企业履行CSR的压力，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会抵制CSR。

本研究在以下3个方面做出了贡献：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层团队的代际特征是高层特质对公司CSR决策的影响的重要组成，新生代董事倾向于做出更低的CSR投入决策。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不同公司间的CSR质量差异，丰富了有关CSR前因的研究。②对比了中国新生代董事和非新生代董事在公司CSR决策中的倾向差异，发现新生代董事相比非新生代表现出更低的CSR投入倾向，这一发现支持了HAMBRIC等[15]在高阶理论中关于高层特质会体现在公司决策中的预测，中国新生代“自我中心”的代际特征在公司决策中表现为抗拒社会规范、追求自我满足而非社会认同，丰富了高层团队决策的研究。③通过引入社会压力作为调节来对文章的竞争性假设进行检验，发现相较于非新生代董事，新生代董事的决策倾向受舆论压力所代表的社会规范的影响更弱。一般认为，媒体舆论能够通过社会规范的压力来影响企业的声誉，从而塑造企业的行为[30]。本研究则指出，新生代董事对社会规范的感知相较于非新生代更加不敏感，因而其所在公司的行为更不容易受到舆论压力的影响。这一发现有助于理解不同公司对社会舆论的不同回应水平，丰富了有关企业社会回应的研究。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①对于新生代与非新生代的划分是基于是否出生于1980年之后。虽然这种划分方式得到了代际研究的支持[6, 10]，但从代际的定义是出生在相似的年份，经历相似的成长社会环境，相同的社会事件来看，以明确的出生年份作为代际划分唯一的标准显得有些武断(比如，难以说明1979年出生的董事与1980年出生的董事有明显的区别)，且对于新生代内部是否存在更加精细的代际结构没有做进一步讨论，然而这个不足同时也说明本研究的结果是保守的。②受限于二手数据，本研究虽然通过社会压力的调节作用，讨论了新生代的自我中心特质是如何影响公司CSR决策，但无法将之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测量，以更加直观的实证结果对论述进行支持。③研究假设没有得到全部支持，关于政治压力下新生代董事的CSR投入决策无论是提高还是降低均未得到支持，或许是由于政治压力与舆论压力仅仅来自社会规范不同，还可能来自其拥有制定相关法规权力的压力，因而相比非新生代，新生代虽然能经受住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但依然服从来自行政权力的压力，然而本研究没有直接的数据验证这一猜想。为此，本研究呼吁将来的研究能对新生代的划分做出进一步改进；或是能以更微观的研究探寻新生代的代际特征对公司决策的影响；或是能进一步探究新生代在政治压力影响下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