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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创业导向下合作质量、任务关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交互影响研究

2020-09-03肖丁丁王保隆朱桂龙

管理学报 2020年8期
关键词:意愿信任成员

肖丁丁 王保隆 朱桂龙

(1.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2.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 研究背景

步入新常态以来,创新创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央与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构建双创平台、设立科创板、发展众创空间等政策方案,明确提出了创业团队引进、成果转化与投融资渠道等人才支撑体系[1]。在政策环境向好过程中,连续创业成为创业团队不断寻找新增长点的社会现象,同时也面临着团队稳定性、机会识别偏差、创业成功率等诸多问题[2],截至2018年底,全国纳入火炬统计的众创空间6 959家,服务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超过41万个,创业团队平均规模增至7.3人,而消亡企业的存活时间普遍小于3年[3],说明团队创业成为大多数创业者的理性选择,却为连续创业中团队运营管理带来了新挑战。尤其在“互联网+”情境下,先前创业经验既是启发式思维的“资产”,又是创业者过度依赖的“负债”,直接影响到创业团队的任务关系和信任程度,并可能导致过度自信、控制错觉等创业者认知偏差[4],从而关系到创业团队的合作持续性。由此,创业团队如何协调内部任务关系,有效利用合作质量反馈机制,实现连续创业的最终目标,成为组织管理和创业管理领域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也是连续创业者试图解决的焦点问题。

针对连续创业现象,国内外学者解构了创业团队演进过程,剖析了创业者特征、组织结构与情境因素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在团队组建阶段,创业者教育背景、领导风格等个人特质被用于预测创业绩效,发现先前创业经历在连续创业中具有“双刃剑”作用[5],异质性创业团队更可能设计出创新性的进入战略[6]。在团队发展阶段,优化成员结构与提高认知水平是团队成长的关键任务,通过吸纳新成员、劝退老成员的方式改善异质性,并防范认知偏差引致的解体风险[4],良好的互动关系成为提升凝聚力的重要保证[7]。创业团队解体涉及成员信任度降低、家属掺和企业事务等原因,后果往往是企业分拆或者破产清算,由初创成员接盘后重新创业,而这成为保护团队利益的最优选择[8]。可见,组建模式和信任机制直接关系到创业团队的生命周期特征,区别于法律制度、投资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效果[9],团队内部的任务关系和反馈方式成为催生连续创业的重要驱动力。

现有文献丰富了创业学习领域的研究成果,也留下了3个方面的研究空间:①研究视角方面,上述学者注重创业者或团队成员的个人特质,探索成功创业的适宜特征与异质水平,忽视了连续创业导向下团队合作质量的反馈效应;②研究对象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于创业团队的整体演化规律,囿于萃取连续创业样本的极大难度,缺乏针对团队内部任务关系及其影响效果的剖析,未能实现任务关系与信任方式的有效匹配;③研究内容方面,部分实证研究检验了成员异质性等因素对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尚未关注任务关系、团队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间接影响,更难以判断连续创业导向下关键因素的交互影响效果。上述不足限制了连续创业团队如何构建有效反馈机制,以及如何运用任务关系和信任机制促进连续创业等问题的系统解答。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创业团队的反馈与运行机制,尝试解决团队合作质量如何影响再次合作意愿,以及任务关系和团队信任在二者交互影响中的匹配关系。

2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演

2.1 团队合作质量与再次合作意愿

创业绩效不仅衡量投资回报率、市场增长率等任务维度的外部指标,还会关注再次合作意愿、成员满意度等关系维度的内部指标[10]。持续合作受到成员角色、合作过程等因素的综合影响:①从结果层面来看,创业团队实现预期市场目标,且成员关系和权力结构处于均衡状态时,再次合作意愿会相对较高;②从过程层面来看,团队成员价值观相似,在技能、方法、战略方面互补,团队创造力更高,再次合作意愿也会更强[10]。然而,由于创业绩效的多元化与非定量性特征,基于不同理论分析成员合作意愿时,结果质量与过程质量往往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果。

公平理论认为,社会交换的满意度受到结果和过程的双重影响。当结果质量良好,即创业团队实现预期市场绩效时,无论团队成员对合作创业过程的感知如何,都将表现出较高满意度和强烈合作意愿,合作过程的影响效果可能被忽略;当合作结果不利,即团队创业失败时,合作过程的公平性(如角色地位、权力结构等)将会影响成员对过程质量的感知,从而衡量再次合作创业的倾向性[11]。由此,将公平理论引入合作创业领域,意味着合作过程和合作结果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二者共同影响团队成员的满意度和再次合作意愿。

双因素理论认为,促使满意和导致不满意的因素可能不一致。创业的目标是捕捉商业机会、转化商业价值,创业行动有效转化为市场绩效,将成为提升满意度的激励因素,而合作过程中,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因素可能转变成员对于创业结果的评价。当创业成功时,激励因素满足了成员需求,保健因素(即过程质量)对于成员满意度和再次合作意愿影响显著;当创业失败,即不具备激励因素时,过程质量将成为成员寻找失败原因的关注点。以成员能力结构为例,成功创业团队不会过多关注成员能力势差问题,而创业失败时,团队成员会认为彼此之间能力差距较大,使其思考问题角度很难一致,成员之间的小团体思维成为合作失败的主要原因[12]。

无论基于公平理论或双因素理论,创业团队的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存在交互作用,并且当结果(或过程)质量存在水平差异时,成员对于过程(或结果)质量的认知方式也会变化,从而影响其对成功或失败原因的判断,最终决定再次合作的倾向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结果质量与过程质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再次合作意愿。

2.2 团队任务关系与合作质量的交互作用

在社会化分工下,团队任务关系使得成员合作与竞争更为复杂,任务依赖程度成为影响合作质量的关键因素[13]。根据合作方式的不同,任务关系一般分为任务依赖和任务独立两种类型,任务依赖往往对应于联合性工作,团队成员之间地位、经验相当,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程度较高,容易建立起情感、能力与合作方面的依赖性;任务独立通常与分离性工作相关,团队内部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成员之间知识分享与合作程度相对较低,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更多体现为能力而非情感层面[14]。由此,基于成员关系、合作方式与情感沟通等差异,团队任务关系将塑造出异质性的组织公民行为。

从结果层面来看,任务依赖拓展了团队合作方式与沟通渠道,构建起了信任度更高的协同关系,即使创业失败时,团队成员之间也会创造交流机会,剖析结果失败的原因,最大程度地缓解未达创业预期的失落感[15]。创业失败往往带来团队冲突,导致成员之间产生相互拆台行为,较高依赖性会促使情感冲突转化为任务冲突,从而衍生出提升团队效能的建设性建议[13]。与此同时,团队成员之间情感信任抵消了创业失败的消极情绪,认知信任促使再次合作成为可能,任务依赖关系大大缓解了结果失败产生的负面影响。

从过程层面来看,任务独立关系意味着团队成员能力相当,在工作技能与价值观方面保持较强独立性,能够独当一面胜任某项工作。无论是否创业成功,相互拆台甚至抵制合作都是过程失败的直接体现,能力强或弱的成员都可能实施拆台行为,替换成员成为解决关系冲突的有效方式[16]。由于成员之间依赖程度低,任务独立关系中替换成员的外部性影响较小,引入新成员不仅缓解了过程失败的负面影响,而且为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促使团队成员重新定位合作关系与节点职能,形成关系融洽、资源共享与积极进取的团队氛围。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与任务独立关系相比,任务依赖可以缓解结果失败对再次合作的负向影响。

假设2b与任务依赖关系相比,任务独立可以缓解过程失败对再次合作的负向影响。

2.3 团队任务关系、合作质量与团队信任的交互作用

信任是创业团队的合作基础,长期、有效的合作容易构建信任关系,进而影响成员对结果或过程失败的归因分析[15]。信任程度较高的创业团队中,任务冲突所占比例较高,并且信任能够降低任务或关系冲突的发生概率[14]。预设信任能够提升成员个人任务投入,认知信任会同时影响个人与团队层面的努力程度,而情感信任对个人努力、团队合作和知识共享都有促进作用[15]。由此,不同信任类型在团队建设中发挥差异化作用,进而影响团队演进中的任务关系。

在任务依赖团队中,成员之间沟通密切、任务串联,建立的情感信任程度较高。面对创业失败时,团队成员更加注重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情感信任降低了经济结果和创业绩效的重要性,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结果失败的消极情绪[16]。同时,情感信任会影响团队成员的社会交换关系,团队成员对交换的反应受到当前结果和未来预期的影响[17],当信任度较高时,当前结果失败对未来再次合作的影响较小,团队成员对未来的交换结果更有信心。由此,在任务依赖缓解结果失败的基础上,情感信任进一步影响了二者交互作用对再次合作的负面影响。

对于任务独立团队而言,合作基础在于成员之间工作经验、专业素养的认知信任,情感层面的依存关系相对薄弱。过程质量下降时,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信任降低,认知冲突水平不断增加,对未来结果和合作前景持怀疑态度[12]。过程质量评价主要由社会、心理等主观因素构成,基于能力构建的信任感作用于该类因素,通过团队反思重新定位成员之间的并联任务关系,缓解认知冲突对过程失败的负面影响。更进一步,团队通过过程公平判定成员的可信任程度,并非过程公平直接影响成员满意度,而是由于过程公平引发的认知信任调节了成员对过程失败的消极反应[14]。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团队信任能够显著的调节任务依赖与结果失败对再次合作的交互影响。

假设3b团队信任能够显著的调节任务独立与过程失败对再次合作的交互影响。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假设推演,得到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1)。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考虑到创业团队与运行机制等变量没有权威公开数据,本研究采用案例访谈与调查问卷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借鉴胡望斌等[5]、BECKMAN[14]的研究,将创业团队界定为成立5年以内的新企业或新组织,研究样本来源于山东省第一批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将持续运营较长时间、具备规范管理制度、经历团队成员更替的样本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更客观、准确地刻画创业团队的实际运营情况。

为了获取高质量的一手数据,本研究设计了从2018年7~12月的持续调研计划。首先,选择了唐冶青创等3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济钢创智谷等4家众创空间进行典型案例访谈,了解创业企业或团队的基本运行情况;其次,面向创业企业管理者、团队负责人和政策制定者等主体,通过现场填写、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问卷预测试,修正了表达歧义、语义模糊、情景差异等问题,形成相对成熟的调查问卷;最后,依托科技厅等政府部门,采用纸质版、网络版和电子版3种形式,面向73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39家众创空间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问卷316份,剔除数据不完整、内容前后矛盾,以及重复填写的无效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35份,有效回收率为29.4%。

样本企业的特征分布情况如下,从成立时间来看,样本企业成立时间较短,成立时间2年以下的企业占34.5%,3~5年占58.7%,5年以上占6.8%;从组织规模来看,雇员人数20人以下的企业占31.1%,21~50人占33.6%,51~100人占24.7%,100人以上占10.6%;从销售收入来看,10万元及以下占11.5%,11万~50万元占46.8%,51万~100万元占37.9%,100万元以上占3.8%;从产业分布来看,电子信息产业占20.0%,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占14.9%,康养医疗产业占17.9%,智能制造产业占26.4%,生产性服务业占14.0%,其他产业占6.8%。总体来看,样本企业的产业分布广泛、成立时间较短、组织规模较小,具备初创期或成长期企业的典型特点,适合研究对象的特征需求。

3.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再次合作意愿借鉴张正堂等[17]开发的合作意图量表,考察创业团队短期内的再次合作意愿,以及未来的合作广度与深度,包括“5年之内愿意与团队共同探索新的创业项目”等4个题项。

(2)自变量:合作质量根据HOEGL等[18]提出的团队质量理论框架,本研究将从结果和过程两个维度衡量合作质量,结果质量包括“团队成员实现了预期的创业目标”等4个题项;过程质量包括“团队成员愿意共同解决问题”等4个题项。

(3)调节变量:任务关系基于LAZEAR等[19]提出的锦标赛激励理论,本研究借鉴闫威等[13]、张正堂等[17]对任务环境、依赖程度的内涵界定,将任务关系划分为依赖和独立两个维度,任务依赖包括“团队任务需要成员在技术、知识等方面具有互补性”等4个题项;任务独立包括“替换团队成员对其他人的影响不大”等3个题项。

(4)调节变量:团队信任借鉴MCALLISTER[15]、葛晓永等[20]对团队信任的分类标准,本研究从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刻画团队信任,认知信任包括“我相信其他团队成员对工作认真负责”等6个题项;情感信任包括“我能够向团队成员倾诉工作中的困难,并且清楚对方愿意倾听”等4个题项。

(5)控制变量本研究旨在探索创业团队合作质量、任务关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为了控制内生因素对因变量可能产生的影响,故选取企业规模、成立时间、销售收入、产业类别作为控制变量。

3.3 问卷有效性检验

鉴于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获取数据,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问卷设计与调研过程中,采用增加客观指标、被试独立填写、选择不同行业等方式排除误差影响,通过Harman单因子测试检验同源方差变异程度,将4个构念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抽取4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65.39%,未旋转因子1解释了19.6%的方差,未超过总变异的一半,说明同源方差问题得到有效控制。进一步采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比较控制共同方法因子后的模型与原模型的拟合程度,发现新模型的拟合程度没有明显改善(变化幅度小于0.1),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为了检验问卷有效性,本研究首先进行了取样KMO度量,KMO检验值为0.782,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为286.47,在p<0.001水平下显著,说明抽样样本符合信度与效度检验标准。采用Cronbach’sα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再次合作意愿、合作质量、任务关系和团队信任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02、0.675、0.827和0.845,因子载荷分别大于0.781、0.832、0.814和0.842,表明调查问卷信度良好。通过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七因子模型拟合水平较高(χ2/df=1.638,RMSEA=0.036,TLI=0.951,CFI=0.96,GFI=0.897),明显优于其他因子模型拟合质量,说明调查问卷效度良好。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运用SPSS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1)。

表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235)

表2 合作质量对再次合作意愿的交互影响效果(N=235)

4.2 结果质量与过程质量的交互效应检验

考虑到数据标准化、变量交互项等检验过程,本研究采用AIKEN等[21]提出的多元分层回归来检验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和交互效应。首先,检验合作质量对再次合作意愿的交互影响(见表2)。由表2可知,与基础模型1和模型2相比,调整后模型3的系数R2有了显著性增加(ΔR2=0.146),表明调整后模型比基础模型具有更合理、充分的解释程度。具体来看,结果质量和过程质量均对再次合作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1=0.158,p<0.01;β2=0.231,p<0.05),结果质量和过程质量的交叉项对再次合作意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β3=0.175,p<0.01),支持假设1。

与此同时,单变量方差分析也发现,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对于再次合作意愿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F(1,228)=62.153,p<0.05),过程失败和结果失败均会对再次合作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过程失败:F(1,228)=146.337,p<0.001;结果失败:F(1,228)=270.541,p<0.001),支持假设1。结果质量与过程质量对再次合作意愿的交互影响见图2。由图2看出,与结果质量高(M=3.825 vs 3.341,F(1,96)=129.367,p<0.001)的情况相比,交互效应在结果质量低(M=2.913 vs 1.809,F(1,128)=97.832,p<0.001)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与多元分层回归的检验结果一致。

4.3 任务关系与团队信任的调节效应检验

其次,检验任务关系与团队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调节效应(见表3)。由表3可知,与基础模型1和模型2相比,加入调节变量后模型4的系数R2有了显著增加(ΔR2=0.191),说明模型4具有更充分、更全面的解释效果。具体来看,任务依赖对再次合作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4=0.276,p<0.01),而任务独立却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β5=-0.142,p<0.05)。加入交叉项之后,模型5的系数R2有了显著性增加(ΔR2=0.077),任务依赖和任务独立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仍然显著,二者与结果质量的交叉项对再次合作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任务关系对结果质量与再次合作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任务独立关系相比,任务依赖对结果质量与再次合作意愿关系的影响效果更显著,其回归系数较大、显著性水平更高(β6=-0.172,p<0.01;β7=-0.078,p<0.05),假设2a得到验证;同时,任务独立与过程质量的交叉项对再次合作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8=-0.235,p<0.05),而任务依赖与过程质量的交叉项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β9=-0.106,p>0.05),说明任务独立对过程质量和再次合作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相对于任务依赖关系而言,任务独立协调结果质量与再次合作意愿的效果更加明显,支持假设2b。

表3 任务关系与团队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效果(N=235)

与模型4相比,引入信任变量后,模型6的系数R2有了显著增加(ΔR2=0.119),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均对再次合作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10=0.226,p<0.01;β11=0.179,p<0.05)。加入交叉项之后,模型7的系数R2有了显著性增加(ΔR2=0.054),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情感信任、结果质量和任务依赖之间的交叉项对再次合作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12=0.124,p<0.05),说明情感信任能够显著调节任务依赖与结果失败对再次合作的交互影响,支持假设3a;同时,认知信任、过程质量和任务独立之间的交叉项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β13=0.069,p>0.05),说明认知信任对过程质量、任务独立影响再次合作意愿的调节效果并不显著,假设3b未得到验证。

为直观呈现任务关系、信任对合作质量和再次合作意愿关系的调节效果,本研究参考LAM等[22]的研究设计做出调节效应图(分别见图3、图4)。由图3和图4可知,任务关系分别对结果质量、过程质量与再次合作意愿的关系呈现显著的调节效应。其中,当结果质量较高时,任务依赖水平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差别不大;但是当结果质量较低时,较高任务依赖水平能够促使团队成员考虑再次合作创业,而较低任务依赖水平的创业团队选择再次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即任务依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创业失败对再次合作的负面影响,当结果质量水平越低时,这种负向调节效果会更加显著,支持假设2a。当过程质量较低时,较高任务独立水平的创业团队再次合作的积极性大大下降,但是当结果质量较高时,其再次合作意愿却高于任务独立水平低的创业团队,这种反差说明任务独立对过程质量和再次合作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即任务独立水平会间接影响创业团队的再次合作倾向,当感知到合作过程质量较差时,任务独立水平较高的团队成员选择终止合作的意愿更加强烈,其退出成本或约束条件也相对较低,而任务依赖性较强的团队与之相反,过程质量水平越高时,这种反差现象会逐渐减弱,支持假设2b。

结果质量、任务依赖与信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交互影响见图5。由图5可知,信任显著调节了结果质量和任务依赖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效果。当任务依赖水平较低时,创业团队再次合作意愿相对较低,但是较高信任水平能够提升团队成员再次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结果质量较低的情况下,信任对于再次合作意愿的改善程度更加明显;当任务依赖水平较高时,较高结果质量使得信任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但是当结果质量较低时,高信任水平将显著提升创业团队的再次合作意愿,低信任水平大大消减了成员面对创业失败时的合作倾向。与此同时,当团队组建时间较短、情感信任水平较低时,任务依赖水平较高的团队再次合作意愿更加强烈,较高结果质量能够显著增强正向调节效果,当团队成员关系良好、情感信任水平较高时,提升任务依赖水平能够显著增强创业团队合作的可持续性,假设3a得到验证。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替代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调查问卷收集了近3年销售收入、总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数据,由团队成员整体评价运行效果和合作情况,采用TJOSVOLD[23]编制的量表来测度合作满意度,用来替代量表中的再次合作意愿变量。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对于合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F(1,228)=79.461,p<0.01),支持假设1;任务依赖对于结果质量和合作满意度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F(2,226)=83.526,p<0.01),任务独立对于过程质量和合作满意度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F(2,225)=91.047,p<0.05),支持假设2a、假设2b;情感信任显著调节了结果质量和任务依赖对合作满意度的影响效果(F(2,223)=124.97,p<0.01),支持假设3a。可见,检验结果与前文所得结论基本一致,表明上述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5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5.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综上分析,本研究发现:①团队创业过程中,结果质量和过程质量对再次合作意愿存在交互影响,并且在结果质量水平较低时更加显著。当出现结果失败时,过程质量成为影响团队成员再次合作的决定因素,但在创业结果达到心理预期时,过程质量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影响差别不大。②任务关系对合作质量与再次合作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影响,任务依赖对结果质量和再次合作意愿存在显著的调节效果,较高任务依赖水平能够缓解创业失败的负面情绪,而任务独立对过程质量和再次合作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调节影响,在合作过程不满意时,较低任务独立水平促进了再次合作,随着过程质量不断提高,较高任务独立水平带来更大的合作可能性。③信任介入了任务关系对再次合作意愿的交互影响关系,任务依赖通过信任缓解了结果质量对再次合作意愿的消极影响。在结果不满意的情况下,情感信任显著改善了任务依赖水平较低时的再次合作意愿,而当情感信任水平较低时,提高任务依赖水平将显著提升结果质量。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包括:①探究了团队创业中结果质量与过程质量对再次合作意愿的交互影响,发现了该效应在双因素理论和公平理论情境下的竞争性差异。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实验方法,关注结果或过程公平对满意度的影响效果[24],本研究则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创业团队,对结果质量与过程质量对再次合作意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相关结论拓展了团队合作在创新创业领域的研究成果。②刻画了任务依赖与任务独立对交互效应的调节规律,识别出连续创业导向下合作质量与任务依赖水平的匹配关系。任务关系反映了创业团队的任务分工和关系特征,直接影响到员工合作行为和利益分配机制[13,25],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发现高任务依赖水平能够缓解创业失败的消极影响,高任务独立水平促进了创业成功时的持续合作,成员关系黏性直接影响了团队持续合作的可能性,这一结论深化了锦标赛激励理论中团队合作质量的反馈机制,为促进团队连续创业提供了新思路。③识别出信任在任务关系与再次合作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高任务依赖水平有利于构建情感信任,从而提升创业团队合作的持续性。以往学者更多关注信任与组织绩效的关系[20,26],本研究拓展了情感信任改善任务依赖水平,进而增强团队成员关系黏性的作用路径,该发现丰富了团队信任的构建机制,延伸了社会交换理论中成员角色的定位依据,为缓解团队锦标赛中的拆台行为提供了参考方案[25]。

5.2 管理启示

针对创业团队的构建机制与运营管理,本研究的管理启示在于如下3点:①团队合作创业中,成员经验异质性将带来创新性进入战略,初创企业亟需关注过程/结果质量对合作持续性的影响效果,兼顾过程优势与结果优势[27]。②解构成员异质性回答了团队构建机制问题,而探索任务关系有利于优化团队运营模式,为实现连续创业奠定基础。通过优化成员异质性提高任务依赖水平,增加团队成员的关系黏性,能够有效缓解创业失败引致的相互拆台行为;而任务独立水平较高的创业团队,需要匹配高标准的绩效考核体系,采用股权、期权等长期激励方式,预防创业失败时核心成员的退出风险[28]。③任务关系影响了团队成员持续合作的评估方式,也促成了差异化的信任体系构建机制。任务依赖型团队容易产生情感信任,但容易陷入“高关系-低任务”的非均衡发展状态,需要匹配明确任务指标带动团队成长。维系高任务独立水平的基础是认知信任,但是相互之间关系黏性较差,创业失败时退出概率高、约束条件少,团队连续创业可能性较小,招聘高素质人才能够提高创业成功概率,也需要承受核心成员退出的沉没成本。

5.3 研究展望

结合本研究主题,未来可以探索以下方向:①囿于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连续创业研究大多采用截面数据,随着中小板、科创板的成功运行,获取大样本面板数据成为可能,更多连续创业者的成功案例也被挖掘出来,针对上市公司的案例或者追踪研究将得到更稳健的结论;②考虑到连续创业具有鲜明的文化或行业特征,在扩展样本区域、行业、所有制等基础上,探索跨文化背景下连续创业团队的运行机制,对比不同制度情境下成功连续创业的行业差异与团队特征,将丰富跨文化视角下连续创业领域的研究成果;③除了企业家精神和先前创业经验等内部驱动力外,科技、金融与政策导向成为催生连续创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如何实现团队运行机制与外部政策环境的相互匹配,并有效衡量宏观创业政策对连续创业团队的跨层次影响,还需要诸多研究者做出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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