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斌典

[摘 要]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揭示了技术进步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煤炭消费量的悖论，揭露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内在的张力。百年后学界掀起了杰文斯研究热，反弹效应、增长的极限和环境正义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在这些思考和践行中，绿色思潮运动仅仅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杰文斯悖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才能真正解决此难题。研究“杰文斯悖论”及其时代回响，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利于为我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能源资源问题关系提供逻辑基础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 “杰文斯悖论”;反弹效应;资本逻辑;生态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0）04-0082-06

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以煤炭问题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技术进步与资源节约之间的矛盾，他指出，技术的进步虽然使煤炭的使用率提高了，但是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技术进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煤炭的消费量。人类不禁反思，用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真的可行吗？在当今世界中，我们面临的是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人类的生产力不断发展，对资源的破坏也不断加剧，这引起我们的反思：人类增长的极限在何方？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来解决此问题，但是用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真的可靠吗？可持续吗？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杰文斯悖论”的出场与原初语境

经过工业革命及殖民扩张的血腥积累，19世纪的英国经济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对主要的化石燃料——煤炭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然而煤炭不可再生，那么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技术的进步到底能不能减少资源的损耗？英国工业的发展会不会因为煤炭资源的枯竭而受到威胁呢？

杰文斯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科学的调研，他于1865年出版了《煤炭问题：关乎国家发展和煤矿可能耗尽的调查》一书，揭示了英国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的困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认为起码在煤炭行业，技术的进步并非如人们所想的会减少煤炭的消费总量。他指出，认为燃料的节约使用会带来消费的减少，这完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论断。与此相反，燃料的节约使用会导致消费的增加，则是符合实际的。杰文斯的论断被称为“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是对技术进步与资源消费内在张力的一次揭秘。具体来说，杰文斯指出，如果现在用于高炉的煤炭数量与产出相比，在逐渐减少，那么，这一行业的利润将会增加，新的资本会被吸引过来，生铁的价格将下降。但是，对煤炭的需求在增长，最终更多数量的炉子所增加的煤炭消耗将超过它们所减少的煤炭消耗[1]。我们可以进一步用关系链的方法来说明这一点，技术进步，则煤炭使用率提高，煤炭使用率的提高导致煤炭的相对损耗减少，这使得煤炭的价格降低，于是需求大大增加，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煤炭消耗总量不断提升。因此，解密“杰文斯悖论”的关键在于杰文斯的效用和消费理论。一方面，杰文斯认为：“物所以能为吾人服务而自称为一种商品的抽象性质。凡是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以有效用。”[2]效用的理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是一种有用或满足。与此同时，杰文斯是这样描述边际效用递减的：效用随商品量的增减而变化，商品量增加，效用减小;反之，商品量减少，效用增加。这种正反比的关系解释了“杰文斯悖论”中煤炭使用率和煤炭消费量的关系。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不同，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批判约翰·穆勒轻视消费的观点。杰文斯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的种类和数量决定产品的数量，正确的经济理论必须从正确的消费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杰文斯对消费的积极作用的重视，但他这种消费决定生产的观点是倒置的和片面的。

杰文斯还从工业革命的历史中找寻证据，他指出，蒸汽机的每一次改进和效率的提高，结果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加速煤炭的耗费。也就是说，动力能源的发展史是生产力的提高史，也是自然资源的破坏史。动力改革乃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增长极限的拷问。总而言之，杰文斯抛砖引玉，通过对英国煤炭问题的分析，揭示技术进步与资源节约的二律背反。杰文斯的分析是基础性和关键性的，这对我们反思当下技术进步与资源节约乃至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反弹效应”——“杰文斯悖论”的再出场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石油成了工业发展的催化剂和兴奋剂。然而，无论是煤炭还是石油，它们都面临着枯竭的危险及其对环境污染的加剧。新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进步与资源节约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随着“浅绿”“绿绿”和“红绿”、“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探讨及1973—1974年石油危機的出现，反弹效应、增长的极限和环境正义等的探讨成为热门话题。20世纪30—70年代的“八大公害”事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1962年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拉开了资本主义国际的绿色生态运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所著的《增长的极限》，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热议，书中写到：“在生物圈有一些容忍的极限;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系统现在正在检测那些极限;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极限;继续沿着我们现存的道路直到我们达到或超过这些极限是不明智的。”[3]这是对工业文明的增长观和技术乐观主义的批评，理性的人应该知道经济的增长不可能是无限发展的，它有很多制约因素。

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众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196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拟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申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也意图限制各国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它把提高能源利用率作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责任分配机制。就具体国家来说，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源利用率，积极倡导绿色能源的使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开采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兼顾自身的环境保护。面对新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福斯特指出：“到目前为止，‘杰文斯悖论仍然适用，那就是，由于技术本身（在现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4]96“杰文斯悖论”之所以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是因为它关注到经济增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和“阿喀琉斯之踵”。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是指正义，而是一种危机状态，如坐针毡，我们面临的就是资源枯竭问题和生态危机问题。阿喀琉斯之踵指的是死穴或软肋，在经济发展中拖后腿的，恰恰就是资源的短缺和技术创新的不足。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杰文斯悖论”被重释为“反弹效应”或“回弹效应”。什么是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呢？一般来说，假设原料的市场价格稳定，原料利用率提升会导致原料的价格降低。然而，当它的价格降低时，它的需求量会明显增加，这就是“反弹效应”或“回弹效应”。这种效应与“杰文斯悖论”具有同质性。经济学家擅长用一些理论模型来阐释“反弹效应”的本质，但我们抛开那些理论模型的构建，看一下生活中的实例（汽车、冰箱、自动售货机和节能灯等）就一清二楚了。改进的汽车的油耗虽然不断降低，但是这无法抵消私家车消费的狂涨，最终结果依然是石油的需求激增。冰箱的耗电量不断减少，各种先进的技术被投入到冰箱的创新改良中，电的成本也不断降低，冰箱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因此并没有从总体上减少电能的消耗。人们想利用自动售货机节省人力和物力，交易的利润在增加，商品的价格在下降，人们对该商品的需求在增加，最终更多的自动售货机会出现，这远远多于自动售货机本身减少的消耗。旨在节约电能的灯泡，它的能效提升了，但价格降低了，于是本来不需要用节能灯的地方也安装了。“反弹效应”是一种反效果，与市场机制和消费心理相关，总的来说钳制了资源的节约。

三、解决“杰文斯悖论”的三种方案

“杰文斯悖论”和反弹效应揭示的难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思索，2009年由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们联合出版了《杰文斯悖论：技术进步能解决资源难题吗》[5]。生态问题真切地摆在人们眼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解决生态问题。限于科技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环境保护意识，不同的国家或流派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一）绿色思潮和生态运动的解决方案

这种方案大多局限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忽视人类与自然界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忽视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深绿思潮强调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6]。他们认为技术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把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看作是矛盾的关系，他们主张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回到前技术时代，限制科学技术的应用，并实现一种零增长或稳定增长。然而，他们由“是”推出“应该”，导致一种反科学主义或神秘主义，忽视了技术背后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这就限制了社会的整体发展，陷入德治主义的死循环。浅绿思潮则认为只有依托技术的进步才能解决生态问题。“如果的确是技术让我们深陷困境，则毫无疑问，出路在于开发更好的技术。”[7]浅绿思潮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提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规范人们的理性偏好。这其实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和开脱罪行，他们追求的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主张一种生态正义和环境伦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在于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则是哲学和科学上的有机性。本·阿格尔阐释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理论主题的转换。他说：“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强调现实生活中的异化消费，主张用环保技术代替大规模技术，具体论证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权力关系，并主张建立生态政治社会。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是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有机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他们论证了自由市场不自由、资本主义正义的不正义和穷人更难等逻辑，主张以有机教育、地方生态自治和市场社会主义为主体的生态治理模式。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注重文化价值因素在生态问题解决中的地位，很少关注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二）资本主义的“用技术创新来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案”

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方案，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方案，这种解决方案的逻辑基础是技术理性，核心是技术与资本的联姻。技术理性是技术与理性文化价值的结合，它既指科学方法和技术工艺等的静态形态，也指社会的运行机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技术-环境”的关系演变成“资本-技术-资源”，这是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也是对社会运行机制的片面理解。这存在着一种逻辑断环，原本技术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现在却成了目的，它像新的上帝一样统摄着社会。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保护仅仅是环境污染的工业延伸。然而，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对生态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因其制度本身的根本变化是有限的——也只能表现在技术性意义上。”[9]福斯特还指出：“尽管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减缓环境恶化的趋势，但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灾难性环境后果是无法避免的。”[4]74如果按照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速度算，那么在接下来的世界的经济总量将超出自然资源的极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扬汤止沸的应付策略无法超越“杰文斯悖论”。技术手段只是我们解决资源问题和污染问题的辅助手段，而不應该是终极手段。因此，莱斯认为：“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角色，我们在经历了这一命运概念后，就应该及时拒斥这前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以技术掌控自然的观念。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能够明确我们的紧迫任务。”[10]

（三）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把自然看作一架机器，而不是一个有机体，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自然观，将自然看作人类获取资源的空间是盲目的和不可持续的，马克思把自然理解为一种人化自然，把环境的改变和人类活动的统一理解为革命性的实践，并凸显劳动对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煤炭、金属、木材等资源随着生产的发展变得廉价，然而当矿源枯竭的时候，他们的开采也变得困难。其实，马克思早已洞察到“杰文斯悖论”的实质。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必然会导致生态问题，这个观点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那么对原料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原料在商品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资本就会加大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和积累的增加，利润率的下降……但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相对便宜又会带来对资源需求的加快和积累的增加，并导致资源的快速耗费[11]。于是，资本的逻辑变成一种损害自然的逻辑。而对于“杰文斯悖论”，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总体性方案：既要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正义，又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要重视自然规律和环境保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恩格斯也指出：“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2]马克思辩证的和历史的分析，既注重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统一，又注重经济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统一。他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同时也看到了技术的盲目发展对人的戕害。他主张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要尊重自然规律，掌握自然的辩证法，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

四、结语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解决方案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性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绿色思潮的方案是一种乌托邦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路线与其说是应付，不如说是消极的回避;只有马克思主义正视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内在张力，并为“杰文斯悖论”的解决提出一种根本性的方案——共产主义方案。因此，我们要深入反思“杰文斯悖论”的理论贡献，考量各种解决方案，吸取经验和教训。对此，我国要继续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不断提高能源利用率，提高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利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双管齐下应对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生态保护的内在张力。面对“经济-技术-生态”的难题，我国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们要摒弃片面的唯经济主义、唯技术主义和唯生态主义，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的策略是依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为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我们也需要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力，这是我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武器。同时，要防范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警惕经济无限度增长和技术盲目发展对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的破坏。

参考文献：

[1] JEVONS W S.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London：Macmillan，1866.

[2]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M].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1-62.

[3] LEISS W.The limit to satisfaction[M].Montreal：Mcgill University Press，1988：112.

[4] 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 波利梅尼，真弓浩三，詹彼得羅，等.杰文斯悖论：技术进步能解决资源难题吗[M].许洁，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8.

[6]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92-193.

[7] 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1.

[8]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9] FOSTER J B.A failed system：the world crisis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J].Monthly review，2009（10）：16.

[10] 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4.

[11] 王雨辰，杨礼银，吴长青.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87.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1.

[责任编辑：李  妍]

Abstract： British economist William Jevons revealed the paradox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creases rather than reduces coal consumption， showing the inherent tension amo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hundred years later， Jevons becomes a hot subject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For instance， rebound effects， limits of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have become new research hotspots. Among these reflections and practices， green movement is only an unreal utopia. The solutions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cannot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Jevons paradox. Only the solutions of Marxism can truly solve this problem. The study on the Jevons paradox and its echoes is conducive to our adherence to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it also provides a logical basis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China's proper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nergy and resources.

Key words： Jevons paradox; rebound effect; the logic of capital; ecological marx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