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冬 贾尚瞳

[摘 要] 贫困群体中存在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弱化了贫困群体自我发展的能力，阻碍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的有效发挥。正视贫困文化，分析其原因，构建消解路径，对深化精准扶贫有重要意义。将亚文化与贫困文化的分析范畴相融合，形成贫困文化分析模式。应通过完善创新机制、健全教育机制、建立选择机制、革新传播机制、强化服务机制等措施破除贫困文化的束缚，激发贫困人口的脱贫潜能和致富能力。

[关键词] 贫困文化;扶贫;内生机制

[中图分类号] G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0）04-0054-09

在過去的40多年里，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普遍贫困、区域贫困到基本解决贫困问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了2019年的551万①。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进入了精准扶贫的攻坚克难的关键历史时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工作要“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这一思想将经济民生意义上的扶贫和精神层面的脱贫有机结合，把单纯的物质层面脱贫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脱贫相结合[1]，对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作出了更明确的政策指导。

贫困家庭反贫困的动力来自外部和内部。扶贫开发是一项政府行为，也是反贫困成功的关键，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强有力的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贫困率下降的主要推动力。然而，若只强调制度体系、政策框架等外部的政府、社会力量，而忽视了贫困群体自身的本质属性、自我发展能力，将难以有效地完成脱真贫、真脱贫。因此，从贫困文化的角度研究如何建立精准扶贫内生机制将能更好地完善贫困治理途径。

一、贫困文化视阈下精准扶贫内生机制的理论梳理

（一）国内相关学术研究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贫困文化是在特定生存情境下形成的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涉及知识储备、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其中，阳剑兰认为，贫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求进取的价值观[2]。李强、吴理财、辛秋水和李瑾瑜都认为，从影响上来说，贫困文化多与一些消极的因素相联系，如无文化、无技术、愚昧、落后、懒惰、自暴自弃、反社会倾向等，这种联系是更为内在、本质的，文化的贫困既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反过来又直接产生并巩固了贫困文化，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3-6]。因此，在贫困文化消解路径研究上，我国学者提出了诸多途径。张瑞堂、方清云指出，可以通过政策倾斜、社会保障等，大力弘扬贫困文化中的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文化特质，促成弱势群体实现“自身的革命”，使其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文明主体[7-8]。韩广富、厉以宁、曲蕴、马春、杨文、梁立新提出，精准扶贫要通过文化资源普查保护、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等来实现，还要建立文化扶贫城乡互动、共建、回应及评价机制等[9-13]。

随着国内理论界对贫困文化与扶贫内生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广，研究程度更深，将贫困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总结出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的创新型观点或探索性理论。

（二）国外相关学术研究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向进行，一是贫困文化与个体行为的相关概念，二是社会结构与贫困文化的辩证关系，三是消解问题的途径。班费尔德认为，穷人内化了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14]。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比较固定、持久不变、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涵盖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四个层次的内容，贫困文化是造成贫困群体之所以贫困的原因[15]。克里斯托佛·詹克斯认为，一些穷人拥有一种使他们贫困的特别文化[16]。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穷人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参与市场竞争[17]。岗纳·缪尔达尔认为，个人可以从他能力的发展中获得益处，增加他与国家和世界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任何获得的机会，也使个人增加经验[18]。近年来，国外对贫困文化与扶贫内生机制的文化分析，逐渐由定性研究转向更为精确的定量研究。将文化对行为的影响纳入相关的模型中去，通过有关变量、参数和权重的构建和运算，以有效量化的数据分析其贫困成因和解决途径。

上述研究对探究贫困文化本质及其与精准扶贫的关系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人们认识、理解精准扶贫内生机制问题、寻求多种内生机制重构路径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其一，对精准扶贫内生动力研究不足;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多倾向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于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较为欠缺;其三，需要加强农村文化扶贫与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在联系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化作为扶贫内生动力的角度入手，将农村精神文化活动与生活生产实际情况相结合，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探讨贫困文化如何影响并阻碍扶贫工作的发展，如何多措并举激发扶贫潜力，从而更全面、更深入地助推精准扶贫内生机制的建立。

二、贫困文化视阈下我国精准扶贫内生机制的基本表现

（一）我国精准扶贫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底的3.1%。在贫困人口明显减少的同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19]。

在40多年的扶贫工作中，我国逐年加大对反贫困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前期，我国资金的投入偏重于物质方面的改善，1994—2000年，中央政府累计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投入资金 1240 亿元;1998—2001年投入的扶贫资金中，46%分配给了农业，20%投向基础设施建设，14%投向工业，6%投向交通部门，3%投向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20]。可是，偏远落后地区的贫困面貌并未完全得到改善，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一些差距，扶贫工作全面进入攻坚克难的时期。可见，扶贫仅仅依靠财政补助是不够的，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纯“输血式”扶贫政策的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递减趋势，剩下的贫困家庭的脱贫难度更大，扶贫成本也会大大提高，扶贫政策效果和效率也会不断下降。据万得资讯统计分析，2013年我国共投入602亿元专项扶贫资金，带动了1650万人口脱贫，平均每人投入3647元;2016年中央和地方总共投入1067亿元进行扶贫，帮助了1240万农村人口实现脱贫，平均每人要投入8604元[21]。因此，若单纯依靠经济扶贫不仅无法有效地消除贫困，反而会造成更持久的相对贫困。

（五）阻碍发展能力，囿于窠臼之中

贫困地区注重人情往来，常常将原本就很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人事来往、婚丧嫁娶和赌博迷信上，而不是投资发展。这显示了贫困地区狭窄的消费领域，以及过于简单和初级的消费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消费大于积累时，必定会导致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加上传统文化中沿袭下来的重农轻商的观念在贫困地区有很强的积淀，使得贫困人口的市场意识淡漠，限制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缺乏对市场经济规则的驾驭能力，丧失了很多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的机会[29]。

四、贫困文化视阈下精准扶贫内生机制的构建路径

内生机制的构建需要以消解贫困文化为前提，贫困文化的解构需要政治、文化、经济等多种条件支撑。在贫困文化视域下构建精准扶贫内生机制，需要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提高扶贫资金的利用率;充分发挥文化职能，优化教育结构，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稳定社会职能，公正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完善社会参与扶贫机制等。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真正破除贫困文化的束缚与牵制，激发贫困人口的脱贫潜能和致富能力。

（一）完善创新机制消解贫困文化

加强社会各界的合作，通过整合资源，引入现代性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信息系统，以此消解贫困文化。如苏宁易购设立的电商扶贫实训店在全国100个贫困县落地，这种模式通过属地化公司注册、目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定向就业实训、线上线下营销技能培养、服务业务承接等方式，实现就业扶贫、培训扶贫，帮助贫困户掌握脱贫技能，提升农产品品牌经营意识，让贫困户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在引入創新机制的同时，也要保护好当地的自然资源，留住绿水青山，用生态扶贫带动精准扶贫，从开发式扶贫转向保障式扶贫，通过生态补偿、生态保育制度增加农户转移性收入，通过区域特色的生态修复、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实现减贫脱贫，同时又能向农民输入生态文明建设观，实现双赢[30]。

（二）健全教育机制提升贫困文化素质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等六部门于2016年12月联合印发了《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采取超常规政策举措，精确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如今我国的扶贫方式已经从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即通过加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技术培训，使教育资源均衡、教育机会平等，提升文化素质。

建立更健全的教育机制，除确保教育的公平之外，还应有的放矢，推陈出新，也可以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整合资源。例如，德国2002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儿童大学，旨在利用大学的资源平台在假期为儿童举办学科前沿的学术讲座。2006年，云南昆明开始引进这一模式，每一期的课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参与度很高。健全教育机制，除培养贫困人口的各项知识技能外，也应该提高师资水平，留住人才、培养人才。作为国内最大搜索引擎的百度公司就展开了筑梦学院、产业扶贫、新长城助学等扶贫项目，其中还有为贫困地区实施的“定制化”帮扶项目，即利用网络企业优质的网络教育资源明确贫困地区的教师对教育信息的实际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以“定制项目”方式开展帮扶，提高贫困地区教师的教学能力。

（三）建立选择机制整合贫困文化

每个地区的扶贫必然以当时当地的贫困群体的具体生存状况为基础。因此，要尊重贫困群体的主体地位，真正理清贫困群体的多重困境，做到扶贫政策和措施与贫困群体能力的良好结合，引导贫困群体依照自己的模式出发，对新出现的文化元素进行筛选，以主流文化为依据，进行需求、目的、方式和成果的遴选。

而建立选择机制的前提是做好精准识别工作，只有精准识别出帮扶对象，才能有的放矢;方法是工具，没有引入科学合理的识别方法，就无法找到真正的目标，更谈不上站在贫困对象的角度建立选择机制了[31]。

（四）革新传播机制解构贫困文化

从贫困群体自身出发，让他们主动增加自我革新、自我学习的意愿，革新传播机制尤为重要，在今时今日，加强互联网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年7月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人，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11亿人，占整体网民的26.3%;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2.7%，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6.5%，农村人口是非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上网技能缺失及文化水平限制是制约非网民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原因。促进非网民使用互联网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提升上网技能，降低入网的门槛，弥补文化水平的不足;二是提供设备或降低网络使用费以保证用得上和用得起互联网;三是在满足日常需求，方便人民生活的前提下非网民会更愿意使用互联网。

（五）强化服务机制减少贫困文化

通过扩大贫困地区文化娱乐场所、乡村图书室、乡镇综合文化站等服务范围，改善文化学习条件，以减少贫困文化。譬如，一些大型的扶贫项目在给贫困地区带来可观的物质资源和良好的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理念。但是，常年陷于贫困状态的贫困群体固守着贫困文化，往往不会主动接受新事物。此时引入社会团体的协作和支持将有助于扶贫群体对主流文化、新事物的接受和参与。引进社会工作者或民间团体等服务机构可以对政府扶贫工作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

五、结语

贫困文化对精准扶贫的不利影响，根源在于其所孕育的不利于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些因素都具有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精准扶贫工作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内生机制与帮扶、财政、金融、考核等其他机制相结合。前者侧重于软性的教化，后者需要以量化标准进行一定强制性的行政管理，两者相互支撑，互为补充，进而形成软性和硬性结合的框架，共同推动扶贫工作取得最后的胜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