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彬，张亚池，孙光瑞 Zhang Xuebin & Zhang Yachi & Sun Guangrui

(1.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2.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天津 300350；3.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300222）

民国家具是就风格而言的一类家具，特指开始于清代晚期，兴盛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流行到五十年代初，以清代家具为工艺基础，在造型和装饰上吸收西洋（少量东洋）风格的一类家具[1]。它发展历时虽短，但因地域文化及民间风俗不一，加之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互融程度不同，其地域差别较为明显，如上海、天津、广东、青岛、成都、东北地区等地域各具特色。海派家具被认为是民国家具的主流，并得到了较多的研究关注，而其他地域的民国家具研究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想要了解民国家具全貌，就必须深入不同地域，尤其是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地区，展开全面深入、细致入微的调查和研究。

“秦汉历史看西安，明清历史看北京，近代历史看天津”。正如此言，当时的天津，洋风劲吹，中西文化产生了激烈且迅速的碰撞，因受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随之应运而生的家具，在民国时期也极具代表性，无论是中洋混搭的重叠，还是中西合璧的交融，都体现出民国时期天津地区的家具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特点。

1 民国“津派家具”由来

1.1 民国津派家具的产生

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是一座十分特殊的城市，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不仅是全国第二大港和工商业城市，也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2]。民国时期，天津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工商业、金融业、教育、文化、经济均非常发达[3]。天津自开埠到二十世纪初，先后有九国在津强设租界（图1-图2），租界共占地2.4万亩，其面积为天津旧城的8倍。在一个城市里有这么大这么多的外国租界，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4]。清末民初，天津成为失宠失意的达官显贵、遗老遗少、倒台军阀和文人墨客聚集之地和避风港，他们“隐姓埋名”跑到天津做了寓公，成为天津近代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天津居住这么多的达官贵人，是国内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生活细节、情趣爱好和喜怒哀乐以及行为特征无不影响当时的天津。

租界文化、寓公文化等对天津地区民风民俗、建筑、服饰、饮食等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民国家具的诞生与改良起到“添薪助燃”的作用。在民国时期天津地区的家具，除了烙印着民族风和地域情之外，在设计理念、选材用材、结构工艺等方面受到国外文化影响，还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

1.2 民国津派家具的定义

关于民国家具的研究成果，多数是就国内总体而言的综合性研究；对于家具的地域性（除海派家具以外）及其差异研究较少，且系统性尚显不足，其中针对天津地区的民国家具研究成果更是屈指可数。与“海派”“海派文化”不同，对于“津派”一词，至今没有十分明确的词语解释，其出处依然有待进一步考证。一般来看，最早出现“津派”一词是在绘画方面[5]；而如今“津派”一词还出现于企业联盟的命名之中，如“津派实木家具联盟”、“津派家居品牌联盟”等。

本文提出的民国津派家具（下文简称津派家具），是指从清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多元文化重叠与交融的影响，在天津地区形成的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民国家具，其彰显了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的民国近代家具风格。

津派家具依据外观、形制不同大体可分三种：一是洋为中用，继承中国传统家具的外观形制，但在尺寸、装饰图案及功能方面融合了西式做法；二是中为西用，外观、功能西化，但结构工艺采用中式做法；三是中西交融，这种融合体现在家具的外观、装饰、用材、功能等多个方面，属于文化融合的创新设计。

2 津派家具的品类

津派家具按照狭义概念上家具的使用功能可分为椅凳类、床榻类、桌案类、柜架类、其他类五大类，下文将结合津派家具留存实物进行探讨。

2.1 椅凳类

椅凳类包括靠背椅、扶手椅、软椅、转椅、躺椅、摇椅、沙发、对椅、梯椅、圆凳、剃头凳等。津派家具中坐椅样式及功能十分丰富，据悉在天津租界内的意大利领事馆就有上百件椅子，包括功能和舒适度较强的转椅、软椅、摇椅、梯椅等。由于受到了西方文化和工业革命的思想熏陶，这一时期的坐具与中国传统椅凳类的圈椅、官帽椅、太师椅、玫瑰椅样式大有不同。

图1 天津意租界广场

图2 天津梁启超饮冰室

图3 座面可翻转的椅子

图4 硬沙发

软椅是此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坐具。还有将椅子座面做成活动式的（图3），座面板一面保留木板外观、另一面包覆软体材料，可以依据气候、室内温度的变化决定使用哪一面，这是追求舒适度和实用性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沙发，在民国时期大行其道的在天津租界出现，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被带入中国，沙发这种潮流之物迅速风靡开来。有件奇特的“硬沙发”可视为民国家具向西洋学习的一个活化石（图4），它仿制了沙发的外在样式，但是不软；它的两片椭圆形侧挡板、坐面和靠背都是硬板形式。这只沙发想必是沙发刚刚传入时，觉得新奇洋气，仿做而成[6]。

剃头凳，又称剃头挑子，凳面与长条凳相同，但将四劈八叉的“四腿”间设计成了可存储物品的多层抽屉储纳空间；抽屉侧向拉开，是一件很有特色的津派家具（图5）。1927年，美国上将马歇尔离津时曾请天津木匠候广禄帮他做了三件东西留作纪念带回美国，其中一件就是剃头挑子，另两件是天津被阁和卖乌豆的圆形挎桶。

2.2 床榻类

床榻类主要有榻和片子床。在民国时期榻一般在鸦片烟馆使用较多，也被称之为“大烟床”，因其使用价值在民国时期较为单一，所以没有太多的中西融合特点。

民国时期，受西方文化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和居住环境都发生着改变。家具的实用性越来越被重视，此时人们更加追求舒适与方便。片子床可谓卧室家具的革命，它打破了明清时期的拔步床、架子床的封闭式“屋中屋”概念，床的体积迅速缩小，增强了开放式。片子床结构简单、制作方便、使用方便，于是广泛流行起来，使卧室格局发展了质的变化。津派家具中床多采用柚木制作，少部分是运用欧洲铜铸技术，以片子床为蓝本设计制作的铜床，在片架上的样式和形状多样，设计独具匠心。

2.3 桌案类

桌案类以棋牌桌、写字台、梳妆台、餐桌等为主。写字台（图6）的台面一般比书桌桌面更大，它体现着从案到桌，从桌到台的演变发展过程。在明代，文人写字多用条案，一种窄而长的家具，由一丈余长的案板，搭在两条足腿上组成；到了清代就逐步变成了带有抽屉的书桌了，功能性增强。民国时期，津派写字台多以柚木为主，样式较清代更多，桌面面积拓宽，抽屉在两边出现，脚踏已被取消。

棋牌桌形似八仙桌，但其尺寸要比八仙桌小一点，桌面宽度80-90厘米，高度比八仙桌略矮一点；棋牌桌一般摆在客厅的中间，四周放四把椅子；其四周设有小抽屉，可用来放筹码和零碎物品。

梳妆台在明清时期不存在，到了民国时期盛行开来，并大量存世，其原因在于卧室空间不断地西洋化，女性地位不断升高，生活中与女性相关的家具设计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津派家具中，梳妆台有受西洋风格影响而产生的，亦有受东洋风格影响而产生的。

餐桌有沿用传统八仙桌基础上稍加创新的，还有引进西方餐桌造型，但在装饰上融入中式纹样的。餐桌桌面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多种形状，有的桌面还做了拉伸形式，还有的餐桌脚部装有滑轮，还出现了东洋式样的折叠桌（图7）。

津派架几案（图8）增加了储物功能，保持了明式、清式架几案的基本形制，然而支承案面的两个“架几”演变为两个“抽屉柜”，一般设置为多个抽屉和一个柜门的格局，这是津派家具储物功能增强的又一体现。

2.4 柜架类

柜子是用以收纳衣物、书籍、文件等用品的器具，在柜体与抽屉的结合方面，中国虽在早期已经出现了抽屉橱，但是直到明末清初，抽屉这种实用物件才开始流行，柜子上的装饰以及铜饰件也是样式百出。在津派家具中，柜架类主要包括衣柜、陈列柜、餐具柜、书柜、顶箱柜、被套、被阁、角架、衣帽架、花架、瓜果架等。

陈列柜是这一时期非常流行的家具。由于建筑空间的改变，加上思想观念的西化影响，当时人们热衷于在客厅摆设陈列柜，用来展示珍藏的艺术品、书籍等，以显示家庭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因为要起到展示功能，陈列柜的正面和侧面会装上玻璃，营造通透感，天津人称其为玻璃柜。

受西方文化影响，衣柜又称大衣柜，出现在民国初年，大衣柜的使用与流行与服装的流行和变化、存放的方式和习惯都有着较大关系。中国传统服饰都是叠放入柜的，而随着洋装的时兴，挂式存放渐渐取代了叠放，为了顺应收纳方式的转变，与之匹配的挂衣橱，又叫大衣柜便流行起来。

津派家具中有一系列柜类家具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比如联二至联五柜，包括“天津柜”，即天津联三柜[7]（图9）。卧房中有放在炕上的被阁，被子一般放在被阁上面；还有被套（图10），一般放在距离炕或床很近的位置，被套的中间柜门里可放被子。厨房中，一般会迎面放置一组家具，叫缸套（图11），由联三柜、联二柜、以及放水缸的柜子组成。这些家具储纳功能极强，多为分体式结构，方便制作和搬运。

2.5 其他类

其他类家具一般包括穿衣镜、屏风等。在民国时期，天津作为租借较多的港口城市，西洋、东洋技术和文化迅速流入，许多家具的衍生都来自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收音机、电唱机、唱片柜、冰箱、扇匣、乌豆桶等等。这些小件家具都颇有特色，多样的风格样式与建筑室内整体和谐统一，时尚和审美感可谓为津派家具赋予了更加鲜明的活力。

穿衣镜（图12）这类家具也是从西方舶来的，在明清时期是没有的。在民国初年，穿衣镜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自家门口放上一面穿衣镜，是现代与文明的一种体现。穿衣镜大多高度在150-180厘米左右，两侧为镟木柱子，有顶帽和底座，上下均刻有中西文化题材相结合的透雕和浮雕。

3 津派家具的用材

津派家具用材得到了天津漕运文化带来的便利，受到国外家具的影响，在选材用材方面更为接近国外家具的原貌，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3.1 经济实用的“白木家具”

中西方对高档家具用材的认知有所不同，对木材的偏好也有所不同。西方的高档家具很少有全部由红木打造而成的，这种文化差异影响了津派家具。由于受到天津洋务文化和租界文化影响，在天津洋风劲吹，像西式家具中常用的柚木、榉木、榆木等材料也就成为了津派家具喜用的材料。这些木材在京津一带常被称作软木或是白木，这类软木家具又被俗称为“白木家具”，其纹理细腻、密度适中，这也为民国时期家具用材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同时也弥补了老红木类的高档木材用料短缺的现实问题。但因家具用材的硬度不同，“白木家具”更容易受破损。

图5 剃头凳

图6 写字台

图7 折叠桌

图8 架几案

图9 天津柜

图10 天津被套

图11 天津缸套

图12 穿衣镜

3.2 物美价廉的“花梨樟家具”

作为被清政府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之地——天津，地处大运河流经的北方重要商贸聚集地，因而很多红木、花梨木经天津港到达，备受南方人喜爱的樟木亦可通过大运河流入天津。这就为津派“花梨樟”家具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樟木主要产自长江以南及西南各地，香味浓郁，防虫防蛀、驱霉防潮，是一种很好的家具用材。而花梨樟家具是用花梨木做骨架，用带有香气的樟木做嵌板制作而成的。其优势在于花梨木可使家具整体骨架牢固，樟木的芬芳香气可有效防止蛀虫对储存物品和家具本身的侵蚀，同时樟木的花纹天然美丽。旧木器行内常将樟木家具依形态分为数种，如红樟、花梨樟、白樟等。其中花梨樟因其样式美观、经济耐用，其售价仅是硬木家具的三分之一。由于物美价廉，这种既新颖又耐用的家具易得且深受欢迎、广泛流行起来。采用混搭用材的花梨樟家具是一次成功的设计尝试，是集美观实用于一身的创新经典之作，是津派家具的独有特点之一，直至今天，其仍备受国内外收藏界的关注。

4 津派家具的装饰特征

4.1 装饰纹样

民国家具的装饰纹样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中式纹样、西式纹样以及中西结合纹样。在清中晚期，西方的西番莲花饰已经常出现在当时的家具上，随着外来文化的西风东渐，雕饰的花纹样式逐渐丰富起来，花卉和动物类的主题纹样愈来愈多，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在装饰纹样上尤为明显。与清朝的满雕风格不同，民国津派家具继承了部分明式的简约风格，雕刻的纹样也并无喧宾夺主之意。

津派家具中出现的西方植物纹样，如卷草纹、涡卷纹、西番莲纹、垂花幔纹等，传统纹样的牡丹花和葫芦图，逐渐被玫瑰花和葡萄所取代。像西方的狮子、鹰、虎等动物纹样，也出现在家具之中，这些元素的填充，让家具的装饰纹样更为丰富。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传统中式纹样以图案寓意，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然而西式纹样改变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中式传统，反映的纹样图案实物感和视觉冲击比较强，吉祥寓意逐步被替代。同时，在中西结合纹样中，也不乏存在一些不伦不类、杂糅堆砌的粗制劣工。

4.2 装饰饰件

家具上的金属饰件与木材在色泽、质感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起到很好的装饰或保护家具的作用。主要有四大类：拉手、合页、包角、套脚。在明清家具中，铜饰件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到了民国时期，带有鲜明西欧特点的装饰饰件涌入国内，多变的外形，以及拆卸方便的设计，使得饰件在样式和功能上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津派家具铜饰件样式，吸收了西方巴洛克和洛可可的造型风格，其形状多数为坠式状，同时又兼顾了简洁美观，减少空间占用的特点。这些饰件结合西洋、东洋的特点，形制各具特色，且与家具整体风格相映成趣。

4.3 装饰手法

用木纹镶嵌作为一种装饰手法，在明清时期使用不多，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津派家具中使用是比较丰富和频繁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家具多为高档硬木料，如紫檀、黄花梨、鸡翅木等等，这些木材的纹理十分清晰，质地坚硬，所以无需用其他木料作为辅助进行木纹镶嵌。

和海派家具使用的不需要贴面的老红木不同，津派家具的制作用材多为柚木、榉木、榆木、樟木等软木或白木，需要一些珍贵进口木材，根据不同颜色切成一片片的木片，在柜门、抽屉芯、桌面等面板上进行贴面或镶嵌装饰，拼出赏心悦目的花纹或图案。在津派家具上，运用雕刻、贴面、镶嵌等多种工艺制作出的家具，体现了精良的做工和高雅的品味，既节省了木料，又提升了美感和艺术感[8-10]。

5 结语

津派家具产自天津，它既具有地域特色，又深受租界、寓公等特定文化的影响，其中外文化交融性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津派家具为中国传统家具的国际化、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探索性贡献，在中国家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新中式家具设计有启发作用。本文通过对津派家具的由来、品类、用材、装饰等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梳理中西交融下的家具发展脉络，更好挖掘和传承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指导当代设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