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恒 王大恒

【摘 要】自王逸《楚辞章句》将“飘风云霓”定义为小人之喻，历代《离骚》注疏大都接受此说法，李白诗歌中也多次借引此喻。但通过对前人零星质疑的分析，对王逸坚持“飘风云霓”小人之喻的原因探析，以及对王逸注解本身矛盾之处的揭示，可以断定“飘风云霓”非指小人。

【关键词】《离骚》;飘风云霓;小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1-0195-03

王逸《楚辞章句》云：“……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 “飘风云霓”喻指“小人”源自《离骚》“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王逸为此句注解：“飘风，无常之风，以兴邪恶之众……云霓，恶气，以喻佞人。”[2]

王逸生自楚地，所撰写《楚辞章句》是至今留存的《楚辞》最早注本，对后世影响可谓深远。后世对《离骚》的理解大多建立在《楚辞章句》上，对其《离骚序》中“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的论述自然也深信不疑。李白《陈情赠友人》中曾写：“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就用飘风云霓暗喻谗佞小人。清代胡文英《屈骚指掌》解释“飘风”“云霓”之时也举李白的诗“总为浮云能蔽日”[3]“即此意也”。虽然飘风云霓在诗仙诗中确乎喻指“小人”，但在《离骚》原义中是否指代“小人”，尚可商榷。

一、对于“飘风云霓”指代“小人”的质疑，其实从朱熹就开始了

朱熹《楚辞集注·辩证》云：

“至以飘风、云霓为小人，则夫《卷阿》之言‘飘风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汤、武如云霓者，皆为小人之象也耶？王逸又以飘风云霓之来迎己，盖欲己与之同，既不许之，遂使阍见拒而不得见帝。此为穿凿之甚，不知何所据而生此也！”[4]

《卷阿》出自《诗经·大雅》，全诗十章，“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是首章首句。据《毛诗序》言，《卷阿》题旨为“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 [5]朱熹《诗集传》认同此观点。但对首句之义，《毛诗序》与《诗集传》有重大分歧。毛诗传的解释为：“兴也。卷，曲也。飘风，回风也。恶人被德化而消，犹飘风之入曲阿也。”[6]朱熹却认为这句话是“赋”的手法，单纯只是对卷阿环境的描写。并且朱熹在《卷阿》第二章后写道：“自此至第四章，皆极言寿考福禄之盛，以广王心而歆动之。”[7]按照朱熹的理解，“飘风自南”是赋景，紧接着福禄寿考之类的颂美之辞，与“恶人被德化”毫无干系，上引《辩证》之语正体现了这一点。

仔细品读《卷阿》，《诗集传》的解释比《毛诗序》更合理。首先，毛诗传认为首句为“兴”，而朱熹认为是“赋”，根据《卷阿》诗句内容，如“来游来歌”“伴奂尔游矣”“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等，以及双方的注解中都认可召康公与成王游于卷阿的情况，既然明确“游歌”的主题，“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是实笔赋写的可能性就远大于单纯的兴句。

其次，“恶人被德化而消，犹飘风之入曲阿”这样的解释十分牵强。“有卷者阿，飘风自南”，诗句对于卷阿和飘风各自直笔描写，所谓“飘风入曲阿”的行为动作完全是注家的附会，想当然耳。即便将“飘风”定性为“恶物”，“曲阿”又凭什么能作为“德”的象征呢？《论语》中孔子一向最推崇“直”，如“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为政》）”“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 [8]等。“曲”则是老子所推崇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道德经》第二十二章）”[9]。《毛诗》为了附会“飘风”为恶人，而使“曲阿”成了德化的楷模，颇有捉襟见肘之感。

最后，首句起兴即用“德化恶人”，与后文的内容十分脱节。《卷阿》第一章“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描写了回风飘摇、大陵盘曲，恺悌君子于此游玩并作歌的场景。此后的第二、三、四章是赞颂。如果将首句解释为“德化恶人”，赞颂“君子”却并非因为他“德化恶人”。第二、三、四章分别从承继祖业、封疆广袤、祭祀邀福、福禄寿考等方面进行了赞颂，“德化恶人”既不是赞颂君子的理由，也不是这首诗创作的理由，毕竟《毛诗序》自言此为劝君王“求贤用吉士”之文。因此毛传所注解的首句之兴，就显得格格不入。朱熹显然不可能没看过《毛诗》，却敢理直气壮地用“飘风自南”反驳王逸，其来有自。

《毛诗》在解释《卷阿》“飘风自南”一句时如此牵强附会，其原因或可从《毛诗》其他与“飘风”有关的句子寻得解释：

《檜风·匪风》：“匪风发兮，匪车偈兮。”毛传曰：“发发飘风，非有道之风。”毛序曰：“忧及祸难，而思周道焉。”

《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为飘风……”毛传曰：“飘风，暴起之风。”毛序曰：“苏公刺暴公也……”

《小雅·蓼莪》：“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毛传曰：“发发，疾貌。”毛序曰：“刺幽王也……”

《小雅·四月》：“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毛序曰：“刺幽王也……”[10]

从上述例子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除了《卷阿》，其他出现“飘风”的地方竟全是怨刺诗，并且唯一的《国风》是怨诗，三首《小雅》都是刺诗。唯一例外的是《卷阿》，它是《大雅》中的一篇，其主旨半是颂扬、半是劝诫，完全不类其他出现“飘风”的诗之主旨。《毛诗》是否在写传之时，为了对“飘风”的解释保持一致，才造成了《卷阿》中“飘风”注释的牵强附会呢？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毛诗传在解释《匪风》的“匪风发兮”时，就因为《蓼莪》的“飘风发发”而将两者联系到一起，得出“发发飘风，非有道之风”的结论，而朱熹则认为这两句也是赋笔，从而做出了不一样的解释。

“《卷阿》”的问题已述，“大旱云霓”更是不刊之论，自不必多说。自朱熹之后，赞同“飘风云霓非指小人”的注本并不多见。至明代有汪瑗的《楚辞集解》言“盖飘风起而云霓为所驱逐，若有以帅之者。虽为寓言，亦自有意，但王洪二家取譬之说则非也。已见朱子《辩证》。”[11]立场鲜明地赞同了朱熹的观点。清代王夫之则更进一步，他在《楚辞通释》中提出“飘风云霓”两句的寓意是：“言求仕者相帅旅进，挟策之士来若飘风，世族之子炫若云霓，总总陆离，杂然并进。己为三闾大夫，掌三族之黜陟，而监察群下。故得尽阅旅进者而因以求同志之士。”[12]虽仍有过度解读之嫌，但也成功提出了一种与王逸完全不同的寓意所指。

二、王逸《楚辞章句序》云屈原“依诗人之义”[13]而作《离骚》

这里的“诗人”不是泛指一般诗人，正是儒家五经之一的《诗经》。作为汉代大儒，王逸在撰写《楚辞章句》之时深受《毛诗》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强调的文字训诂之实，并不仅仅是对文字学与考据学的文本之实的追求，而是为正确阐发圣人之道，并有现实的政治关照。”[14]出于提升《楚辭》地位、提升古文经学的地位、或者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政治现实的考量，王逸在注疏时以《楚辞》附会经学。这并不足以成为现代人批判其注释的理由，但必须承认，过分的附会必然造成某些牵强，甚至是矛盾之处。

可以想见，由于《毛诗》中对“飘风”的解释无一例外是“恶物”形象，那么坚信《离骚》“依诗人之义”的王逸在注释之时，怎么可能不将“飘风”解释成“小人”！但将“飘风”解释为“小人”之后，牵强和矛盾无可避免。

（一）“同词反义”矛盾无法排除。当“飘风”成了小人，由其所“帅”的“云霓”自然也就成了小人的势力。“飘风”在《离骚》中只出现一次，姑且不论;“云霓”却出现两次。第二次是《离骚》结尾：“扬云霓之晻霭兮，鸣玉鸾之啾啾。”这里王逸注释为“披云霓之蓊郁，排谗佞之党群，鸣玉鸾之啾啾，而有节度也。”然而屈原此时已“周流”天下，正路过昆仑神境，去国离乡之际，根本无所谓奸佞供其“披排”。“云霓”一词在这里本不应当“奸佞”讲，连基本上与王逸亦步亦趋的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也转引了五臣注的解释，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自王逸之后，各家注本基本上都将此处的“云霓”解释为画有云霓的旗，“玉鸾”解释为车铃。可既然第二个“云霓”无法作“谗佞”讲，各家注本如果在第一个“云霓”之处遵从了王逸的解释，就必然造成屈原在《离骚》中两次用“云霓”却“同词反义”的矛盾。

（二）喻象从属矛盾解释不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虽然“飞廉”“雷师”“丰隆”的具体说法有不同版本，但可以肯定，按照文意，风神、云神、雷神都是屈原的下属或者扈从。而“飘风”“云霓”都脱不开风、云、雷等气象神的管辖范围，或者说“飘风”“云霓”根本就是风、云、雷神的手下。屈原下属的手下竟然作为恶势力的隐喻，而与率领着天上众神的屈原作对，如此拙劣的譬喻难以置信是屈原所为。如果屈原真要喻指“小人”，为何不避开这明显矛盾的“风”“云”二象。

这就是王逸注解《离骚》将“飘风”“云霓”喻指小人，而造成的两个无法回避的矛盾。这两个矛盾要解决，就必须承认“飘风云霓”非指小人。

三、事实证明，虽然王逸与屈原同样生自楚地，但对王逸解读《离骚》的影响并不大

由于汉代经学以及谶纬之学与政治的交互强烈影响，“以诗解骚”[15]“以谶解骚”[16]等才是王逸注解《楚辞》的根本要旨。如果探寻古籍来辅助《楚辞》作注，另一本与楚地颇有渊源的著作《道德经》中，其实也出现过“飘风”一词。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17]

这句话乍一看飘风暴雨不能长久，似乎也是被批驳的“恶物”。其实不然。飘风暴雨皆为自然物象，“天地”为之，老子引述“飘风暴雨不能长久”只是为了说明这种“刚不能久”的自然规律，联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飘风无所谓善恶的评价。

固然不能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著作去附会另一种著作，否则就将陷入与王逸用经书附会《楚辞》作注同样的境地。但至少可以做一个类比的假设，如果《离骚》里的“飘风”“云霓”也同样无所谓善恶的隐喻，则原文的意思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当飘风、云霓脱离善恶的评判，它们的身份就应当符合情理的推断——作为云、雨、雷神的下属而存在。屈原在神游仙境之后回返帝所，“望舒”为先驱，“飞廉”为后卫，“鸾皇”为先戒，“凤鸟”周巡，“雷师”告诉屈原“未具”。“未具”不是王逸所说君王怠惰，雷师作为与望舒、飞廉等相仿地位之人，雷师隐喻君王将陷屈原于不义。“未具”是因为“飘风”“云霓”还未到来，前去面见天帝的仪仗还未完备。而后“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人员齐备，整装待发。“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正是形容行伍整备的纷杂繁复。从“长余佩之陆离”来看，“陆离”并非贬义词。王逸自注“斑”一作“班”，如果是“班”字恐怕更合理。《韩非子·存韩》曰：“班位于天下。”[18]班也有排列的意思。

“纷总总其离合兮”下文又见“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笔者以为，此处与上文一样，都是整装待发的形容。屈原本已“解配结言”、令“謇修以为理”，已经整理好仪仗行伍接宓妃来，“忽纬繣其难迁”，忽然又反悔了。而王逸注解第一个“纷总总其离合兮”是“俗人竞为谗佞，僔僔相聚，乍离乍合” [19]，第二个是“谗人复相聚毁败，令其（宓妃）意一合一离”[20]，将完全一样的句子附会想象成两种不同的意象，可谓牵强已甚。

“扬云霓之晻霭兮，鸣玉鸾之啾啾”，如果照“云霓”为“云旗”，玉鸾为“车铃”解释也并非不通。但笔者以为，《离骚》最后一段同样充满了神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如驾飞龙、麾蛟龙、凤凰翼旗之类，“云霓”“玉鸾”同样可以“化实为虚”。前文已出现过“驷玉虬以椉鹥兮”，以“玉”字形容生物非无前例。“云霓”“鸾皇”又是上文出现过的，本就为屈原属从，与之一道再次出行远游，如此解释应更合乎《离骚》行文之风格。

四、结论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评价：“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21]《离骚》中许多香草美人的譬喻是很明显的，比如香草有喻指自己高洁品格的，有喻指自己栽培的人才的，求女是为帝王寻求贤臣辅佐等，但如屈原两次远游出访的行动、随行的神灵神物等是否有喻指，喻指的是什么，却很难分辨清楚，也很难拿出确信无疑的证据。也许从整体上的安排，屈原是有所寓意的，但正如王逸所言，将每一种神物都比附一种意象，甚至出游的行动每一步都要成为君子小人的对垒，又未免穿凿过甚，过犹不及。本文通过对前人质疑的分析，论述了朱熹等人对王逸批驳的合理之处，又探讨了王逸注解无法回避的矛盾之处，从逻辑和文意上论证了“飘风云霓非指小人”的结论，并提出了笔者对“飘风”“云霓”及相关句子的理解。倘有疏漏，尚待大方之家指点！

参考文献：

[1][汉]王逸.楚辞章句，台湾：艺文印书馆，1967年，第21页.

[2][汉]王逸.楚辭章句，台湾：艺文印书馆，1967年，第49页.

[3][清]胡文英.屈骚指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3页.

[4][宋]朱熹集注.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0页.

[5]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45页.

[6]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45页.

[7][宋]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8页.

[8]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61、2477、2502页.

[9]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0页.

[10]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2、454、459、462页.

[11][明]汪瑗撰，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12][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页.

[13][明]汪瑗撰，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14]黄开国.论汉代的古文经学，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第281页.

[15]龚敏.以《诗》释《骚》——论王逸《楚辞章句》注释方式.船山学刊，2004年第四期，第121页.

[16]罗建新，辛甜甜.“以谶解经”的学术风潮与王逸的《楚辞》阐释，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四期，第65-70页.

[17]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3页.

[18][清]王先慎集解，姜俊俊校点.韩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19][汉]王逸.楚辞章句，台湾：艺文印书馆，1967年，第49页.

[20][汉]王逸.楚辞章句，台湾：艺文印书馆，1967年，第52页.

[21][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