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学富

在陕北采访时的埃德加·斯诺

1936年，斯诺（右）在陕北采访途中。

五

斯诺从“一二·九”运动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力量，谁能领导人民奔向这个希望？斯诺在苦苦地思索中。他从进步学生中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已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并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停火协议，这意味着进入陕北红色地区采访的可能性加大了。在这之前，美国出版商史密斯和伦敦《每日先驱报》曾有过资助斯诺采访“红色中国”的打算，可是由于红军正处在长征中，无法实现。这下有机会了，斯诺立即南下上海找到宋庆龄，希望通过她的帮助，找到去陕北采访的办法。正巧宋庆龄也刚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请她协助选派一名西方记者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到苏区去，斯诺竟主动找上门来了。宋庆龄把信息转告地下党组织，并作了具体安排。斯诺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伦敦《每日先驱报》，编辑部表示愿意支付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纽约《太阳报》得知后也表示给予资助。斯诺去陕北的费用解决了。

1936年6月，中共地下党华北局负责人K.V（刘少奇的代号）指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戴维（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介绍信，通过东北大学教授徐冰（中共党员）转交给斯诺，并告诉他去西安，那里有人护送你到陕北。斯诺高兴极了，整装待发，他打上天花、霍乱、鼠疫、麻疹、伤寒等各类防疫针，备好一些常用药品、生活用品和采访用品（照相机、小摄影机、胶卷、笔记本），并买了一支勃朗宁手枪用来自卫。斯诺在北平盔甲厂13号寓所给史密斯写了一封绝密信，告诉他“我明天就真正要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在红区旅行、拍照，写我喜欢写的东西。如果我能突破封锁，达到目的地，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当“北平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景”时，斯诺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奔赴延安。

4个月的陕北之行，斯诺真正认识了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36年10月底，斯诺满载而归，安全地回到了盔甲厂13号的家中。海伦形象的描绘了此时的斯诺：“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有一样不馋，但是却洋洋得意，咧着嘴笑——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儿。”

斯诺决心隐居起来，整理采访资料，埋头写作，他把摄影胶卷和电影胶片都冲洗出来。海伦全力配合斯诺，当朋友打探斯诺的消息时，她回答说去内蒙古旅行还没有回来，并且投入到斯诺的工作中，帮助斯诺打字、校对和翻译从苏区带来的资料。

正当斯诺埋头写作时，美联社的一则报道打破了斯诺的宁静。国民党编造“斯诺落入赤匪之手，已被处决”的谎言，美联社信以为真转发了这个消息，一时广为传播，引起各方关注。英美的相关出版社、报纸的编辑急了，如果斯诺真的死了，他们报道红色中国的计划将成为泡影，于是他们向美联社提出查询。斯诺的朋友也急了，赶忙向其家中打电话探听虚实。更为着急的是斯诺的家人，他的父亲连忙托人打听证实消息。斯诺不能再沉默了，只好出面辟谣。谣言不攻自破，斯诺成了新闻人物。斯诺被邀请到燕京大学、北京饭店、美国大使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演讲、作报告、展示照片和放映电影胶片。他向中外各界人士报告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感受，听众们也感觉耳目一新，共产党和“赤匪”不是像政府宣传的那样狰狞恐怖，人们对红军有了初步了解。斯诺的演讲被刊登在各大报刊上，掀起了“斯诺旋风”。

斯诺镜头下的红军战士

为了早日将在苏区的所见所闻报道给读者，斯诺把自己关在北平盔甲厂13号那个四合院的小书房里，坐在打字机旁敲打着键盘。“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斯诺写下了开头几句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和广大红军战士的形象，苏区的农民、工人、红小鬼和陕北高原空旷辽阔以及粗犷的民风民俗，一起涌向斯诺的心头，千言万语聚集到他的笔端，他怀着对共产党人、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的敬佩之情和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感、使命感，辛勤耕耘，甚至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一篇篇真实客观、生动形象、夹叙夹议、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从斯诺的手中写出。

英美各大报刊和出版商纷纷与斯诺联系商谈，约稿的信函像雪片一样飞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捷足先登，刊发了斯诺和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刊登了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并配发了评论。一时引起轰动，国统区人民感觉到新风扑面，他们看到了黑暗中的曙光，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伦敦《每日先驱报》连续几周在头版刊登斯诺发来的“红色中国”系列报道，使该报的订阅量一再飙升，斯诺也被该报任命为驻远东首席记者。美国的报刊争先恐后刊登斯诺的报道，《纽约时报》和《太阳报》为争夺独家发表权而喋喋不休地争吵，结果让《星期六晚邮报》乘虚而入，在美国率先发表了斯诺的报道。长期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生活》周刊，出人意料地用重金买下斯诺拍于苏区的照片发表权，连续两期用11页篇幅刊登了75幅照片。斯诺的报道在欧美引起了强烈反响，“共产共妻”“赤匪土匪”的欺骗宣传，在斯诺浪漫诙谐的笔下自行破灭。美国作家休梅克说：“看着那些咯咯笑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们，看着那些心满意足的娃娃们，看着那些军服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对于任何人来说，要让他们相信红军只是土匪，真是太困难了。”

为了让中国读者了解苏区和红军，1937年初，斯诺将一部分整理好的新闻稿交给了爱国知识分子王福时。他立即请来郭达、李放、李华春编译成中文，并在父亲王卓然主持的《东方快报》印刷厂印刷，仅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出版发行工作。书中除了斯诺作品以外，还收录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中国问题与西安事变》，美国经济学家诺尔曼·韩蔚尔报道四川红区的3篇文章：《中国红军》《在中国红区里》《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附录发表署名廉臣（即陈云）的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为掩人耳目，该书以文艺小说的形式秘密发行，后又在上海、陕西等地秘密翻印。

1937年4月，在斯诺的影响下，夫人海伦决定步丈夫的后尘前往西北红区，去收集丈夫还未来得及采访的有关资料。在北平的斯诺也加快了写作进度，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斯诺写完了最后一章。

图为埃德加·斯诺1936年8月在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拍摄的经典照片《抗战之声》 ，也作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背景出现。

1936年，埃德加·斯诺到达保安采访，随后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图为埃德加·斯诺在保安。资料图

当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10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还出现难以计数的该书重印本和翻印本。尽管这本书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但是依然成为革命的“火种”，有如在暗夜里放射着真理的光辉。正如斯诺评价说道：“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美中合作，在中国如同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起来。”

六

鉴于中日战火在北平已经燃起，伦敦《每日先驱报》来电让斯诺离开北平，转移到中国防线那里去。但是，斯诺却没有离开，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斯诺来到战火纷飞的宛平城，采访奋起抵抗的二十九路军的将士们。7月8日晚，日军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们颠倒黑白，为其侵略行径辩护。斯诺义正辞严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动用大批军队？你们为什么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连珠炮似地责问，让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言以对，只得草草收场。

日军占领北平后，大肆搜捕、迫害抗日爱国人士。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掩护爱国志士脱离险境。盔甲厂13号又一次成了爱国者和进步青年的避难所，斯诺帮助他们乔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这些逃出去的人大多在北平近郊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们又潜回北平来到斯诺的家，在这里安装秘密电台。由于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军还不敢公然冒犯在北平的欧美人士。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日军在北平近郊的古墓里盗取一些金银珠宝，又被西山抗日游击队夺回。一次，游击队的联络员找到斯诺，请他帮助变卖这些珠宝，当作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并表示给斯诺一些回扣。斯诺对游击队如此信任自己而感到高兴，他很乐意为中国的抗战贡献力量，他说：“我分文不取，一定尽力帮助。”斯诺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将这批珠宝变卖了出去。

1937年8月的一天，曾帮助斯诺赴陕北采访的徐冰教授的夫人张晓梅女士打来电话，邀请斯诺赴家宴。斯诺知道徐冰和夫人都是中共方面的人，在这个时候请他肯定另有要事，他爽快应约前往。在徐冰的家里，斯诺见到了一位留有长剪发，戴深色眼镜，举止优雅的女士。这位女士摘下墨镜彬彬有礼地微笑道：“斯诺先生，你认不出我了吧？” 斯诺定睛细看，惊喜地说道：“嗨！原来是邓颖超女士，真没想到！” 斯诺发现邓颖超比一年前在陕北的情形好多了，那时她正患着长征时得的肺病，苍白，瘦削。邓颖超告诉斯诺，西安事变后，中央批准她到北平治病疗养，并化名“李知凡太太”。 “我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尽快返回延安，想请先生帮忙离开北平。”邓颖超说。斯诺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于是，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斯诺与朋友吉姆·伯特伦带着邓颖超，巧妙地避开日军的盘查，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到达天津。斯诺利用美国记者的身份，把邓颖超送到天津港，目送她登上去青岛的轮船。邓颖超经山东安全地回到延安。当斯诺与邓颖超再一次重逢时，是1938年7月在汉口，“她和周恩来在一起，她作了西北联合妇女团体的首席代表”。

1937年9月，海伦结束了在陕北红区的采访行程。斯诺将家中的秘密电台和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托付给老朋友吉米·怀特，自己离开北平前往青岛与海伦会合。之后，夫妻两奔波在中国抗战前线采访，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