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介甫

“我骑上那小毛驴，乐悠悠，歌声伴我乘风走……” 3月3日凌晨0:30分，原总政歌舞团著名艺术家克里木在京去世，享年80岁。克里木1940年6月12日出生在新疆一个维吾尔族艺术世家，父亲曾经是歌舞团的艺术指导，一支“金锁呐”吹得远近闻名。曾先后出访前苏联、法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缅甸、新加坡、泰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创作有《阿凡提之歌》《颂歌就给亲爱的党》《塔里木河》《我的母亲叫中国》等歌曲。在将近70年的艺术生涯中，克里木不断创作及演绎着新疆特色的文艺作品，今天他虽已骑 着“毛驴”远去，但他创作和演绎的民歌经典却留给了热爱和喜欢他的广大观众。

从创作演唱《阿凡提之歌》说起

克里木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塔里木河畔一个音乐世家，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爱听故事。在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传说着一位叫阿凡提的传奇人物，他为人正直，勇敢机智，走街串巷，抑恶扬善，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克里木立志要做阿凡提那样的人。

1963年，23岁的克里木调到总政治部歌舞团不久，一家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叫《阿凡提的故事》电影，几次邀他为这部故事片伴唱。在创作阿凡提主题歌时，导演和几位作曲家为没有找到最理想的旋律而心急如火，几易其稿都不理想，他一时也犯了难。

由于克里木非常喜欢阿凡提，从心里愿意为这部电影伴唱，就反复琢磨、研究阿凡提这个人物的形象、衣着打扮、思想个性，以及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阿凡提骑的小毛驴也很有特色：深咖啡色，白蹄子，白嘴唇，白眼圈。

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光在屋子里想不行，得下去，深入生活。于是，克里木带着创意，专门跑到新疆老家，在天山脚下，塔里木河畔，走村串户，座谈采访，收集资料，听民间故事老人讲阿凡提的故事，寻找阿凡提的足迹，还有阿凡提骑的那样的小毛驴……

就这样，几经创作、修改、试唱，请乡亲们评判，又经过一番体验，感觉找到了，他几乎一口气完成了《阿凡提之歌》创作任务，受到了导演、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打那以后，《阿凡提之歌》成了克里木的保留节目，几乎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唱遍了全国。有些观众出于对他的鼓励，一看到他载歌载舞演唱这支歌，就把他和阿凡提联系起来，说他是阿凡提的影子。

不仅仅是《阿凡提之歌》这支歌，还有这些年克里木自己创作和与他人共同创作的许多歌曲，如《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日夜想念毛主席》《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歌献给亲爱的党》《塔里木河故乡的河》等，在军内外舞台上，在老山、法卡山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海防边防前沿阵地、高山所，在工厂农村边远山区，在医院病房或一些公共场所，不论到哪里演唱，都产生一定反响。比如《颂歌献给亲爱的党》那支歌，每当唱到“党啊，党啊，亲爱的党”时，台上台下，场地内外，连成一片，许多观众含着热泪，拍着手跟着唱起来，跳起来。这无疑是对一个歌手的回报，但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表达的对党的无限深情和热爱。

有一年的7月1日，克里木接到一个长途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祖国边陲喀喇昆仓山某部通讯站一位指导员的声音：“克里木首长，您好。今天是党的生日，我给党员讲党课，大家带着耳机，特邀请您在电话里教唱《颂歌献给亲爱的党》，好吗？”

克里木的喉咙哽咽了。还能说什么呢!他调理好情绪，拿起电话，满怀激情地、一字一句地教唱起来。激奋，悠扬，不见面的党课《颂歌献给亲爱的党》，随着无线电波，飞到祖国大西北的高山哨所，飞到边防战士的心窝里……

克里木在部队慰问演出

战士们还等着我演唱呢！

克里木刚调到总政歌舞团时，开始是学习打手鼓，经常打得指破血流，叫苦也不行，再苦也得炼，苦练出真功嘛，练明快的节奏、鼓点，练潇洒的打手鼓舞姿，练有机和谐的表演。这样，既能独奏，又能为一些歌舞伴奏。

有的观众可能还记得，克里木创作表演的独舞《送信路上》。那是以手鼓的不同节奏为主，辅之以舞蹈动作的新节目。行家们说这是对手鼓艺术的发展，观众也非常喜欢。在国外，演出打手鼓也同样受到好评，20世纪60年代初，他随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在《新疆鼓舞》中，他担任伴奏，欢快的鼓点节奏，加上尽情的表演，引起在场外国观众极大兴趣，他们站起来竖起大拇指，连说“OK，OK”。那个节目在国外演出期间，几乎成为每场演出必上的压轴戏。

更幸运的是，在1963年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中，克里木演唱的《日夜想念毛主席》获表演一等奖。同年他应邀参加了国庆文艺演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现场，周恩来总理对在场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说：这个小同志演唱得很好，将来肯定是个好演员，调来北京吧。不久，一纸调令发出，克里木从新疆军区调到总政治部歌舞团。

有些同行和观众说克里木是一团火，走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有人说，克里木载歌载舞造成那种艺术魅力，源于对歌舞艺术的热爱和执著不懈的追求；也有人说，克里木表演朴实自然，生动活泼，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能与观众产生感情共鸣，源于长期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边防哨所和深厚的艺术功底。

面对众多的褒奖，克里木心里清楚，艺术无止境，只有不断地追求创造才能创作出大众喜欢的艺术作品。同时还要有一颗爱党、爱国、爱民、爱兵的火热滚烫的心，有了这颗火热滚烫的心，才能全身心地投入演唱。从心里流出来的感情，才能容易进入观众的心灵，和观众心心相印，融为一体。

有一年，克里木和同行们来到海拔5400米以上的雪山为边防战士慰问演出。那里严重缺氧，做饭夹生，水都烧不开，见不到几棵草木，只有雪山和雪莲。他们要在这高原舞台，献上最好的歌舞，战士们感动了，劝阻说:“别演唱了，能来这里看看我们就满足了，这地方别说唱歌跳舞，连喘口气都困难，心意我们领了”

“那怎么行，不演出来这里干什么?”他不顾劝阻，像在正规舞台为千万观众演出那样，一丝不苟，唱歌到位，跳舞到位，连演了十来个节目。临别时，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和战士们紧紧抱在一起，滚烫的热泪流在一起。

他还多次深入法卡山、老山前沿阵地慰问演出。他一踏上那块被炮火烧焦的土地，在山坡、坑道、猫耳洞，在战地救护组、医院，看到“理解万岁”的巨幅标语，看到那些蹲在猫耳洞里、睡在潮湿地上、勇敢杀敌不怕流血牺牲的战士，他觉得自己的心灵一下子净化了许多。忘不了那一次，他们慰问的部队要去攻打一个工事坚固、火力很强的山头。送指战员们出征时，一个年仅18岁的小战士，要克里木在他的军衣上签字。他的眼睛湿润了，用颤抖的手深情地写了“立功回来，安全回来，战士万岁”12个字！敌人的山头被夷为平地，而那位可爱的小战士却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克里木的心灵震颤了……

一次，克里木到西北边陲慰问演出，乘坐的汽车出了事故，他的左肋粉碎性骨折，三根肋骨被摔断，医生诊断后说，最低要住医院治疗四个月。他一听急了，四个月?不行，太长了，战士们还等着我演唱呢！开始十来天还坐得住，20天以后，他就三天两头磨医生要求出院，讲了好多理由。医护人员们理解他的心情，抓紧时间治疗，使用上等好药，不到一个月，破例勉强同意他出院了。为了演出时行动方便，他索性打掉身上的石膏，接连在10多个哨所演出了70多场。

克里木在演唱歌曲

三次进藏演出

总政治部歌舞团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总部的要求和安排，常有参加国内外一些重大活动的演出任务，但主要的还是为陆海空三军指战员服务。每年下部队演出的任务很重，或是全团出动，或是分成若干分队。每次有任务有机会，克里木都力争，曾三次进西藏演出 。

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克里木随中央慰问团，从新疆翻越喀喇昆仑山到西藏阿里地区慰问演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号称世界屋脊的“生命禁区”里，他倾尽满腔激情，一遍又一遍地演唱让战士们听了热泪盈眶的《日夜想念毛主席》《毛主席的战土最听党的话》等歌曲。冰峰雪谷里，即使只有两名战土在执勤，他们也坚持去专程慰问。到海拔6000米的空军某部雷达站慰问演出时，因为空气稀薄，严重缺氧，慰问团50多人只上去5个人，他是这五分之一。他们克服难以忍受的高山反应，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给战士挂军功章，为战士照相留念，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晚上和战士们在冰天雪地的帐篷里过夜。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雪山再高，生活再艰苦，只要能为战士们唱歌跳舞，能看到战土们高兴的样子，什么苦和累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时隔20年后，第二次进藏，又是两个月。他毕竟不是当年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了，严重的高山反应使他气喘头晕，坐立不安，每唱一支歌，跳一个舞，脸色就发青发紫，舞步也不稳。但是，看到日夜在冰天雪地执勤的战士，就什么也不顾了。在条件最艰苦的一个哨所，他坚持和同行演出十几个歌舞节目，几次谢幕下不了场。战士们看着不忍心，强行搀扶他们走下露天舞台。克里木这次进藏还另有收获，创作了富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我爱西藏，我爱新疆》。

第三次进藏是1990年4月18日，这年克里木50岁。

克里木进藏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克里木来到拉萨了。乃拖拉、泽里拉、康巴三个哨所的战士，先后把电话打到克里木的住地房间？“克里木老首长，听说您来了，我们好高兴，能不能来我们哨所，再给我们唱几支歌呀？”

怎么回答呢？克里木有点犯难了，这次进藏时间排得满满的，基本上是在拉萨活动。没有分身术，一个人怎么能到边防哨所演出呢？琢磨来琢磨去，他想出了个好办法，经领导同意，约上董文华、郁钧剑和阎维文等著名歌唱家，抽空到西藏军区通讯总站，分别接通了边防哨所的电话，轮着在各部电话里唱着自己最得意、战士们最喜欢的歌。克里木对着话筒说:“我又骑着‘毛驴’来了，没有带什么礼物，只带来‘羊肉串’，请战友们‘品尝’。拉萨街头的羊肉串是假的，我这才是货真价实。”接着便唱起了《羊肉串香又香》：羊肉串羊肉串，一毛钱一串，解放军吃了羊肉串，站岗放哨有力量……电话的那一端，战士们侧耳倾听，个个激动不已。有个战士对着话筒大声说：“我们太幸运了，能在电话里听到你们的歌声还是头一回，太感谢你们了。”

三次进藏使克里木受到深刻教育和鼓舞，战士们是那样热爱边防，那样热爱生活，那样喜欢歌舞，对他们又是那样真挚热情。当时他就想，三次进藏不是自己的终点，我还要“骑着毛驴”第四次、第五次进藏……不但西藏，还有更多需要我演出的地方，我都将尽力满足。

对家乡情有独钟

多年来，克里木曲不离口，身不离舞，尤其对家乡情有独钟，只要乡亲们需要歌，他都尽心尽力，不讲什么条件。

1986年，克里木回新疆探亲，正赶上古尔邦节，他不讲任何条件，献出好几台节目。有个单位听说他回来了，为提高“知名度”，派人与他一个当演员的弟弟联系，说只要克里木肯出场，哪怕唱一支歌，在台上摆摆手也行，许诺最低给1万元出场费，如果少还可以商量。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不去！克里木斩钉截铁地回绝了。那个单位又不止一次派人拿着红包找上门来，说这点钱比起给那些“走穴”歌星的钱不知要少多少，这是一点小意思，请笑纳。不管来人怎么说，他就是不动心。而对于一些单位正当邀请即便是没有分文报酬，他也从不回绝。

有一天，自治区司法厅领导来看克里木，流露出让他为少管所和一些劳改农场演出几场的意思，再三说明给不起演出费。克里木乐了。什么演出费不演出费的。我答应不要任何报酬，还要组织全家人一块去。于是，克里木牵头组织了“家庭慰问演出团”。成员有父亲、妻子、弟弟和妹妹，共8个人。他们家是个典型的音乐世家。70岁的父亲阿不杜古力是维族音乐歌唱艺术大师，被誉为“金喷呐”、新疆的“梅兰芳”，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妻子古兰丹姆是歌舞演员；二弟克衣木唱歌跳舞，又是戏剧演员；三弟帕力哈提是国家二级演员，男高音歌唱家；六弟阿克帕尔演唱歌舞有两下子；九弟艾尼娃被誉为新疆的“小费翔”，演唱通俗歌曲别有韵味；还有妹妹，唱歌跳舞在当地小有名气。

连克里木在内全家8 个人，吹、打、弹、拉、唱，各有千秋，阵容不大，演出水平还说得过去。在一个多星期里，他们走遍了少管所和郊区的几个农场。不管有没有舞台，随便在一个什么地方演出都行。节目丰富多彩，有父亲的唢呐独奏，妻子的歌舞，二弟、三弟、六弟、九弟分别表演的幽默小品，歌舞《我爱我的新疆美》《阿克帕尔当上了汽车兵》和通俗歌曲，妹妹的独舞《新疆打鼓》，还有他表演的《阿凡提之歌》《故乡的河》《哎，塔里木》《卖葡萄的姑娘》《天山雪连》等歌舞，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感动。克里木也动了感情，说：“今天不管你们爱听不爱听，我也得说几句。你们的家庭条件都不错，受到的教育也不少，家庭社会、国家都希望你们成材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可你们做的怎么样呢？我常为部队演出，看到许多战士也像你们这样年纪，他们风餐露宿，甘愿吃苦受累，为保卫祖国献青春，作贡献，可你们呢？好好想想吧。”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场的不少青少年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纷纷表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父母的养育之恩。后来听说这些青少年都有很大转变，解除劳教后在不同岗位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成为有用的新人。

(4)火电机组超低排放限值下的三项污染物排放绩效理论计算值(110 mg/kWh、160 mg/kWh和16/32 mg/kWh)和根据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规定的重点地区排放绩效值折算成超低排放绩效值(122.5 mg/kWh、175 mg/kWh和17.5/35 mg/kWh)较接近并略小约10%，表明理论计算结果符合国家对火电行业排放绩效的要求。

他们全家为少管所慰问演出的事传开后，有位维吾尔族妇女，带着女儿含着眼泪向克里木讲述了家里的不幸，女儿心灵受到的精神污染，留下的创伤，要他帮助她救救女儿。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克里木答应了。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习惯，他收下那女孩做义女，像对待亲生女儿那样关心爱护，针对那女孩受到的心灵创伤，利用业余时间或节假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启发、教育、引导，给她讲全国各条战线青年英雄模范的故事；讲怎样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克服陋习；讲怎么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做个强者。生活上关怀备至，为她购买一些健康的学习读物以及必备的生活用品，带她去参加联欢会，观看演出，还和妻子、妹妹一起教她唱歌跳舞，传授歌舞技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本来那女孩本质并不坏，长得漂亮加上天资聪颖，肯于接受教育。她深挖了思想下滑根源，看到了美好前程、希望。就要离开了，那女孩含着热泪向克里木施维吾尔族大礼，千恩万谢。回家后，她不负厚望，痛改前非，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很快变成一个有理想、讲道德、肯实干、有作为的好青年。那年她结婚的时候，特意带着美酒、香烟、喜糖，专程看望并感谢克里木。她母亲更是百感交集，逢人便说克里木是孩子的再生父母，维吾尔族中的大好人。

台下堂堂正正做人，台上认认真真演戏

凭自己的地位、职称、技艺和影响，如果想“走穴”，搞什么“义演”活动，捞钱的机会多得很——请束、来函，或找上门来的人不断。有些人或为立门面、提高知名度，或为捞取资本、谋取私利，踏进克里木家的门槛，拉他跟他们去“走穴”“义演”，许诺给最高提成、待遇……对此，他极为反感，对他们好言相劝，讲演员职业道德，要他们台上认认真真演戏，台下堂堂正正做人。实在劝说不听的，对不起，拜拜，叫他走人，再也不要登门游说。

有个单位为招揽生意赚钱，特意派一个巧舌如簧的人提着厚礼找上门来称兄道弟套近乎，阿谀奉承的话说绝了。克里木一听就不耐烦了：“干脆点，别兜圈子了，有什么事，直说吧！”

那人吐了真言：想要拿他的名字作“广告”“创牌子”，说只要克里木答应，开价就是10万元，如果嫌少，还可以商量，再加一倍两倍……克里木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好商量的，快走!”他发火了。那人提着礼物，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地走了，回过头甩过一句话：“真不识抬举，送到手的大把钞票也不要，傻冒！”

台上认认真真演戏，台下堂堂正正做人。首先保证演出任务。凡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安排，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地点，克里木不讲任何条件；正当的、名正言顺的收入报酬也不推，坚持拿自己拿的那一份；凡是个人组织“走穴”，或以他的名义搞什么活动，对不起，给多少钱也不去，再多的报酬也不动心。这是他始终坚持的一条原则。

有一次，克里木已做好了到海边防部队慰间演出的准备，突然接到中央电视台要他去录制节目的电话邀请，能在全国人民收看的电视里演唱，机会难得，他从心里感谢中央电视台的盛情邀请，但想到海边防连队战士的需要，就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的机会，说明情况，准时赶到海边防连队。

结束海边防连队慰问演出，回到北京不久，国务院文化部要组织一次民间歌舞比赛，特邀他当评委。这是他从事文艺工作多年遇到的唯一一次机会。有人对他说：“当评委，好事，去吧。”是呀，这么好的差事谁不想干呢?

电话、请柬、邀请不断，这一次又是中央电视台邀请录制节目。当时克里木正随团在祖国东北边防部队慰问演出。电话打到部队驻地。怎么办？绞尽脑汁，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为战士演出，又要完成中央电视台的录制节目任务。领导同意了。当天演出完卸了装，即乘飞机赶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录完节目没顾上回家看一眼，又坐飞机返回。正当领导和战友都担心他赶不回来时，他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战友们面前：“为战士们演出是件大事，误不得，我还要上最好的节目哩。”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观众对歌舞艺术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追求向往的品位也越来越高。为此，克里木坚持演唱自己创作或与他人共同创作的歌曲，并竭尽全力，把这些歌舞节目推向军内外，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渴望。

道理很简单，唱什么样的歌，跳什么样的舞，这里面有讲究。歌舞演员应该与时代同步，创作演唱一支时代需要的歌曲，能唤起人们的斗志，陶治人们的情操，鼓舞人们奋发向上，忘我地去工作，去战斗；一支坏歌会腐蚀人们的灵魂，瓦解人们的斗志，让人们跟着什么“感觉”走，同样，跳什么样的舞也如此，可见，创作演唱什么样的歌曲，很能反映作者、演唱者的世界观、价值观。

有几次，一些“追星族”要克里木演唱他们点的歌，而且还特别热情。怎么办呢？唱吧，显然不符合他的心愿，回绝也不是好办法，上策是借这个机会演唱，还要多演唱，演唱他们真正需要的歌。于是，他拉开演唱的架势说：“谢谢各位朋友的鼓励、抬举，不过，你们点的歌我不会，真的不会。不会怎么唱呀？我给大家演唱比较拿手的歌曲，连唱带跳，尽量让朋友们满意，好不好？”

他们听克里木说得恳切，也很幽默风趣，都表示同意。有的点《阿凡提之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有的点《我爱你》《可爱的一朵攻瑰花》《姑娘像花儿一样》。他们当中有的人还不知道这是他唱了多少遍的歌，克里木当然很高兴地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克里木见他们越听越爱听，又加唱了《故乡的河》《我的故乡在哈密》《我的母亲叫中国》《颂歌献给亲爱的党》等歌曲。演唱这些歌曲时，他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他欢快地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