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

● 4月13日，星期一，晴。最近，看到很多人写疫情中的日记，这倒引起了我写一篇日记的欲望。前两年，老婆偶然翻出我高中日记本，赫然发现我坦白情史时竟然漏掉了暗恋部分，勃然大怒，断掉我一年生活经费并实施宵禁政策，之后，我就对日记这东西失去了兴趣。不过，这次疫情期间，日记这个门类，再次活跃起来。前几天看到有人说：经历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要写日记，倒也非常赞同。与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专家们字斟句酌的分析相比，日记自有其特殊之处，它充满生活气息，是历史图片最小，最细腻的像素。中国人过往的历史，都是颗粒度极大的影像，只能粗看大的脉络，有了更多个体记忆，画质才能变成1080P。对这次的疫情也是如此，官方叙述之外，当有民间记忆进行补充。

● 《新京报》书评周刊上记录了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写“封城日记”的故事。她被法国总统马克龙“钦点”为全球法语推广大使，可见其在法国文坛的地位。疫情期间，她躲到乡下，日记自然写得颇具田园风。比如，她在日记开头写道，“今夜，我辗转难眠。顺着卧室的窗户看去，黎明的曙光从山坡升起。草上结着薄薄的霜，看上去冷冰冰的，椴木枝上隐隐冒了几个嫩芽。”结果，这组日记引起法国文坛的一场纷争。有人讽刺她的乡居隔离生活就像是睡美人一样;有人觉得她太不接地气，“仿佛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深入所有领域，只有特定的社会阶层才有特权表达时间的味道”。一位媒体编辑更是毫不客气地写道，“当你的思绪在绿色草地徘徊时，有些人只能在15平方米内焦虑不堪。”这也没什么奇怪，文坛笔墨官司多，好在他们也只停留在打打笔仗而已。蕾拉·斯利马尼仍能继续生活在她的乡下，写她的田园日记。

●她过着我羡慕的生活，但我对此并无意见。大年初二逃离即将封村的老家，到现在我还没机会回去。偶尔在朋友圈看到父亲发家里的花花草草，也觉得心中快慰。压抑太久，总是需要自然慰藉。人类进化这么多年，终究没有丧失与根脉的那一丝联系。周末趁着天气好，我忍不住带家人去公园，果然四处都是人。前不久，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五部门联合开展不文明游园行为整治行动，疫情期间不戴口罩，将会被列入黑名单。游园期间，趁着人少，为了吸几口新鲜空气，我却曾摘下口罩。后来去洗手间，竟然也忘了。看到旁人盯着我，这才虎躯一震、心中一荡、嘤咛一声，意识到问题所在，顿时心生惭愧，仿佛赤身裸体一般。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捂着鼻子，跑回休息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这么久与口罩相处，它都快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个细节。当然，由于此前暗恋日记的阴影仍在，这次重要的游园经历，当时并未记录下来。

4月9日，航拍江苏常州武进太湖湾，船只如斜体文字，印在水面上。（@视觉中国 图）

● 谈到日记，最喜欢看胡适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日记，主要原因是“真”。很多人写日记，是给别人看的，这大概是小学老师传输给我们的一个很糟糕的文化习惯。既然知道有人会看，日记内容自然就成了自我形象塑造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都是端着架子写，去趟公园都能生出为国为民的情怀来。两位老先生的日记则真的是日记，有时候会写些感悟、思想，但也不乏生活趣味，胡适日记里，衍生出来的最著名段子就是，经常打牌，几次要痛改前非而不能。戒烟也是如此。他还有拖延症。季羡林日记更是行文自由，随便举一个例子吧：“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睡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嗯，果然大师也是人。

● 俄羅斯诗人阿赫马托娃曾引用过布罗茨基的一句诗“你将以斜体书写我们”。对此，后人有多种解读。我更喜欢一种说法是，历史是由大写的、正体文字写成的，斜体则是一种隐喻，区别于官方话语体系的隐秘的、个人化的书写。相比而言，它更自由，也更真实。我们能否用斜体来书写自己，当是一个底线。如果连自己的暗恋过往，都无法在日记中坦然写出，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我藏够了私房钱，一定要和老婆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