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婞　王李蕾

按照原定计划，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意大利总理孔特和日本首相安倍将聚集在美国迈阿密的多拉尔度假村，参加七国集团（G7）领导人线下峰会。

在新冠肺炎席卷全球的背景下，这个提议饱受诟病。特朗普先是把地点从迈阿密换到了马里兰州的戴维营，白宫在3月19日又给出最终答案：将线下峰会改成远程线上会议，计划到6月，每月都举行视频会议——当时，已有两位国家领导人处于隔离中。

不仅要统领全国抗疫事务，七位国家领导人自身的身体状况也备受关注。特鲁多是G7中最先开启居家隔离生活的国家领导人，因为妻子确诊，在履行总理职权之外，他还承担着“奶爸”工作。3月19日，在特鲁多隔离一周后，默克尔也进入隔离状态。

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情况更糟。3月27日，英国首相府宣布，约翰逊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有轻微症状。约翰逊本人当天在推特上也发布了一个视频，讲述情况。他穿着蓝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金发微乱，看上去精神不错。“在过去的24小时里，我出现了轻微的症状，被确诊感染。我现在自我隔离，但是仍将通过视频连线继续领导政府抗疫工作。”他说，“团结一心，我们必胜！”

对这些国家领导人来说，这场疫情阻击战尤为不易。他们既要做出决断，与其他官员一起制定抗疫措施，面对民众对政策的不满，又要承担“精神抚慰师”作用，不断唤起民众的凝聚力，同时，他们也如民众一般，需要担心自己的安危。据媒体报道，约翰逊在医院里，一度“生命垂危”。

ICU时刻

4月10日可能是鲍里斯·约翰逊成为英国首相半年多来，最悠闲的一天。助手们为他在iPad里下载了数独游戏，以及一些他从未看过的电影——《指环王》《我和钉子》《土拨鼠日》《真爱》，还有最近在英国热映的《孤独的家》。

除了玩游戏、看英国经典爱情片，他还在自己接受治疗的圣托马斯医院周围散了散步，中途还休息了一会儿。住院这几天，约翰逊的未婚妻凯莉·西蒙兹通过手机与他联络，告诉他自己腹中胎儿的健康情况，鼓励他为了孩子，一定要好起来。

这也是约翰逊从重症监护室（ICU）转入普通病房的第一天。

4月6日晚，英国首相府传来约翰逊病情恶化的消息。在医生建议下，他被转入圣托马斯医院的重症監护室。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约翰逊一度“生命垂危”，他从秘密入口进入医院后，10分钟内就开始吸氧。

不过，首相发言人称，约翰逊的情况不算糟，意识清晰，转入ICU只是“预防性措施”。此时，离他确诊不过10天。

圣托马斯医院是英国的一家知名公立医院，其重症病房有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经验，可以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的生命支持机器救治病危患者，全英国的叶克膜机器并不多。

约翰逊本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确诊的前一天晚上。当时，首相府前举办了一场“为NHS（英国医疗保健体系）鼓掌”的活动，旨在表示对医护人员的感谢和敬意。约翰逊身着西装，站在唐宁街10号的门边，与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保持着两米多的距离。

据BBC报道，尽管目前并不清楚约翰逊的具体感染原因，但在最近几周，约翰逊一直与政府所有负责疫情的官员有着密切接触。约翰逊公布确诊次日，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也在推特上宣布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两位重要人物接连确诊后，英国首席医疗官制定了一项方案，要求对一些高层人物进行病毒测试。

约翰逊确诊后，他居住的唐宁街11号随即被封锁——自前首相特蕾莎·梅开始，英国首相就开始住进11号的二层卧室了，它比原首相官邸10号的二层卧室更大。首相发言人称，约翰逊将自我隔离7天——这一度引发争议，因为这远短于英国官方规定的隔离期14天。就这样，首相开启了独身一人的隔离生活。每天有专人把报纸、食物等放在唐宁街11号门口后便离去。他的未婚妻因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症状，3月17日搬离了唐宁街11号，开始自我隔离。

全球进入隔离状态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开始了居家办公。除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德国总理默克尔外，4月1日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开始远程办公。

“幸亏神奇的现代科技，毫无疑问我能够继续工作，与我的高层团队保持沟通，领导全国抗疫。”3月27日，约翰逊发布视频称，他通过手机、iPad等电子设备，与内阁大臣们、其他国家领导人召开视频会议。他的工作行程，也记录在了自己的推特上。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如何确保网络安全就是一个大问题。约翰逊在推特上发图显示，他使用了Zoom远程会议软件主持内阁会议，这引起外界对信息泄露的忧虑。英国国防部对BBC表示，国防部从来没有使用过Zoom进行高层安全会议，Zoom只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工具而已。

进行3月份的G7领导人会议时，特鲁多就在隔离期间。他并没有随便采用笔记本或者手机，而是由戴着橡胶手套，采取防护措施的工作人员进入他的房间，安装调试直播设备。

自3月12日起，由于妻子索菲出现新冠症状，特鲁多一家人在位于渥太华的家中自我隔离。索菲确诊后，待在家中的隔离区，特鲁多还挑起了照顾三个孩子的重任。

处于隔离状态，总理家中没有保姆或是清洁工，他独自照料三个孩子，陪他们玩乐高、为他们洗澡，还要打扫房子。特鲁多的高级顾问本·钦说，有次，因为要帮6岁的Hadrien洗澡，特鲁多迟迟未能与会作简报。他说，自己有时能听到特鲁多那头的背景音——孩子们嬉戏玩耍，邀请爸爸加入：“来吧爸爸，让我们来玩吧。”随后是特鲁多含糊不清的声音：“爸爸现在正在打一个重要的电话，没法和你们玩。”

首相“请假”

“英国政府是一个内阁政府，实行的是‘共进退原则，全内阁需要承担全体决策的后果。首相是内阁大臣当中的班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所长刘成告诉本刊记者，“所以工作其实是整个工作班子继续进行的，首相可以根据身体情况调整自己的工作量，很多事情未必都要亲力亲为，内阁大臣会分摊一部分工作。在特殊情况下，有时候他可能只要点点头，或者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任期重病的英国首相并不多。但不幸患病，也必须忠于职守。一战结束前不久，英国时任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卧床不起。约翰逊的偶像丘吉尔在任期内也遭受了多种疾病的折磨：二战期间，由于年事已高他曾患肺炎，访问美国时还曾心脏病发作，中风更是屡屡发生。不过，首相的身体状况，在当时并未向公众公开。

“不仅在英国，放眼世界，国家领导人个人的事务都是国家的事务，都属于秘密范畴，健康情况也是。以前有的领导人出访时，甚至排泄物都要带回国，防止对方国家通过检验判断领导人的身体状况，从而预测国家未来政治的变化。”刘成解释道，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一方面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民众对领袖人物的感知、媒体报道的范畴、公开度等都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与战争时期或平时不同，新冠病毒作为流行病，属于公共事件，应当公开。

约翰逊情况恶化时，英国做好了他无法履职时政府继续运作的准备。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项，便是谁来替代约翰逊履行首相职责。4月6日，英国首相府称，约翰逊已请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必要情况”下代理首相职责。

现年46岁的拉布和约翰逊一样，是一名强硬的欧洲怀疑论者，在2018年7月出任英国“脱欧”事务大臣。

一般而言，首相、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属于“重大国务官职”，地位要略高于其他大臣。尽管各位大臣理论上属于平级关系，但职权不同，所负责的事务也有轻重之分。

作为一个不成文法国家，英国没有代理首相的明确法律规定，但存在类似的设定——副首相和首席大臣。“在英国内阁，有时候会有副首相这个职位，比如卡梅伦政府当时的副首相就是财相奥斯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告诉本刊记者，英国政府有比较强的灵活性，首相之后内阁成员的排位并没有一定之规，“约翰逊政府没有副首相，但有首席大臣，即外交大臣拉布。”

3月28 日，英国伦敦，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参加视频会议。（新华社 图）

不论首席大臣还是副首相的任命，都能体现政府对何种事务更加重视。“奥斯本之所以是副首相，是因为卡梅伦认为财政和经济事务更加优先。”崔洪建说，如果没有疫情，约翰逊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脱欧”，外交事务的重要性在上升。

不仅如此，作为约翰逊在“脱欧”事务上的支持者和得力助手，拉布与约翰逊的关系很亲近，被视作其亲信，“我认为约翰逊和阁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信任程度，仍然是很重要的考虑。约翰逊对拉布的信任，至少到目前为止，其他内阁成员可能很难超越”，崔洪建说。

刘成向本刊记者介绍，当英国首相由于某些原因需要“代班”时，先由首相提名，对象一定是内阁大臣，“这个提名必须得到内阁大臣多数人认可，这也意味着此人在整个内阁当中有比较好的支持率。”

据刘成观察，纵观英国历史，尤其是战争、重大危机发生的特殊时期，首相往往都做过英国的外交大臣，比如约翰逊自己。“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外交大臣更有一种能够统管全局、对外协调的能力。而财政大臣更多时候是在一个和平状态下自然接班。”

但拉布的替代，是临时性的。“其实对于拉布来说，他也就是按照约翰逊，或者英国政府达成的共识，单独执行就行，他不需要做临时决定。”崔洪建认为，这意味着拉布在代理期间受到的考验难度相对比较低。

路线抉择

约翰逊的弟弟马克斯·约翰逊对哥哥的“遭遇”愤愤不平。他告诉CNN，鲍里斯入院前的治疗“非常混乱”，在新冠病毒症状持续10天后才被送进医院，“据我所知，没有人要求医生戴口罩，也没人在这10多天里给他做检查”。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冬汉曾在英国生活过，他认为NHS的医疗水平其实很高，但由于基本免费，经常人满为患。据他介绍，NHS的运作方式导致效率比较低下。每个家庭都有一位指定的社区医生（GP），到初级医院后，由GP给出是否需要住院的建议和证明。能否立即住院，也要看疾病性质，慢性病的话，排上一两个月都有可能，“所以有人经常开玩笑说，NHS能將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死”。

疫情暴发后，NHS基本处于超负荷运行的状态。崔洪建指出，英国医疗体系能力自卡梅伦政府时期被削弱了，当时，卡梅伦政府希望减少财政支出和预算，两个最主要的削减支出领域是国防和医疗。此外，他还对NHS进行了一些市场化、商业化改革。“这几年来，NHS床位下降，服务下降，是很大的问题。”

除了医疗系统能力有限这个客观原因，英国政府在疫情前期的迟缓反应也饱受诟病。崔洪建指出，在欧洲疫情暴发时，英国政府工作中心并没有及时从第二轮“脱欧”谈判转到抗疫中，“英国虽然还没有完全离开欧盟，但一定程度上在观念上和欧盟分开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轻视（疫情）。”

随着时间推移，英国的病例从个案增长到上千，3月5日，英国宣布了首例死亡病例。3月12日，英国医疗官克里斯·惠蒂宣布，英国将疫情对英国公民的威胁从“中度”提高到“高度”，并公开了应对疫情的政策——不会采取彻底消灭病毒的做法。“彻底压制疫情根本不可能，若只想全力压制，后果就是年底疫情卷土重来。” 惠蒂解释道，这个政策理论基础是，大多数人轻微感染从而获得“群体免疫力”。

当天，英国政府召开“眼镜蛇”紧急内阁会议，宣布英国进入“遏制、延缓、缓解、研究”四阶段抗疫的第二阶段。崔洪建介绍，“眼镜蛇”紧急内阁会议本身就是危机发生时的一套应急机制，与会者是内阁里更核心的圈子，以召集会议的方式来应对突发事件。

随后，约翰逊在首相府发表了一场沉重的演讲。他称，自己必须和英国公众说实话，“越来越多的家庭，越来越多的家庭将提前失去他们挚爱”。

“英国当下还不会实施学校停课、员工在家办公、取消聚会活动等相关措施。”BBC当日写道，“英国前卫生大臣亨特在媒体采访时表示，意大利情况至此，让人惊讶和担心的是，英国面对疫情暴发竟然什么也不做。”

丁冬汉指出，疫情暴发后，英国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借鉴中国，实行强力隔离;另一派支持“佛系”抗疫，即只对重症人群进行救治，达到所谓“群体免疫”。

对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路线”选择都是个难题。虽然有专家的详细数据模型支持，但面对人们知之甚少的新冠病毒，很难说哪种选择会起到更好作用。中国的强力隔离政策，确实有效阻击了病毒蔓延，但在意大利，却没有起到同样效果。

“尽管意大利很早就开始封城、采取措施，大规模检测，但效果现在看不怎么样，仍然出现大规模死亡，且感染持续上升的情况。意大利中央政府的措施真正落实到地方政府打很大折扣，民众和政府之间磨合的代价也比较大。”崔洪建说。

而“佛系”抗疫，也并非最好选择。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一直反对强制隔离，坚持除了有基础病和老年人外，其他人必须正常工作，维持经济运转。结果不但各个州和他对着干，坚持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甚至，他的卫生部长也强烈反对“佛系”抗疫。博索纳罗不得不建议其辞职，这位卫生官员则回应称，如果放松隔离政策，博索纳罗个人需要对所有新冠死者负责。

处于疫情漩涡的领导人的决定，显然影响到民众的生与死。约翰逊权衡之后，最后还是倾向于“佛系”做法。据路透社报道，他坚决反对严格的措施，称这是在听从政府科学家的建议——3月9日，英国政府的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SAGE）确实建议英国拒绝强制隔离，其摘要中没有记录到异议。

“英国与中国不同，除了伦敦外，人口聚集并不稠密。我在诺丁汉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发现诺丁汉这个城市，公寓极少，除了市中心有少数几栋公寓楼、几个酒店外，老百姓住的都是单栋房子，家家户户基本都有车，爱丁堡、约克、牛津等地方也差不多。”丁冬汉介绍，普通英国人只要不进入酒吧等公共场合，少有大规模聚集，传染概率不高。

此外，严格的隔离措施未必能起到理想效果。尽管英国内阁对抗疫策略有分歧，但以意大利的情况为鉴，英国担心民众和社会对强制措施接受度不高，不仅牺牲了经济、民生，人们并不能很好地遵守，还可能使得情况更糟糕。

由于“脱欧”，英国内部民意本已比较分裂，如果一开始就采取强制措施，已经被撕裂的民意，可能会在抗疫上对约翰逊政府发难，导致其稳定性受影响，崔洪建认为。

欧洲各国的抗疫工作，法国、德国、英国其实基本抗疫政策相同，但德国是表现最突出的，“它靠的是超强的公共卫生能力，大量的重症床位、相对先进医疗器械的供应保障，这些是英国无法比拟的。”崔洪建说。据Politico报道，德国平均每10万人拥有29.2张重症监护床位，为欧洲最高。德国社会与政府间相互响应的能力也很强，反观法国，还需要费一番工夫说服百姓。

“欧洲的情况，一个是看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另一个就是看德国。”崔洪建说，“德国除了自己做好以外，还能够帮别人，反过来就会在欧盟内部，降低恐慌情绪，增强协调性。”

4月3日，俄罗斯新奥加廖沃的官邸内，俄总统普京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新华社 图）

战争幸存者

很快，约翰逊就意识到，他不得不做出更艰难的决定了。

英国的感染人数不断攀升，死亡人数也在增加，医疗系统负担很重。3月23日，约翰逊坐在摄像机前，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声音低沉但有力量，语调铿锵，目光直直地盯着镜头的中央，丝毫没有游移，仿佛一直直视民众双眼。他双手握拳，不时做出敲打桌面的动作。

听过这场演讲的一些人，想起了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也是约翰逊的精神偶像，他甚至为丘吉尔写过一本传记《丘吉尔精神》。在这场讲话中，约翰逊发出了英国史上最严厉的禁足令，要求人们除非必要，待在家中。当他说到，“目前，我们没有其他更轻松的选项，前方道路异常艰难，之后会有更多人不幸喪生”，很多人想起了英国的“至暗时刻”。

但他显然不止要唤起民众的悲伤，也要唤起英国人应对这场疫情的勇气。“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所有人都被直接应征作战”，约翰逊说，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国民医疗系统，并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回看历史，我们曾做到过很多次。英国人必将奋起，迎接这一挑战。”

3月25日，英国议会通过《应对新冠肺炎紧急法案》。这意味着政府有权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包括物资、医院设施、社会动员等方面。“此时颁布这个法案，我们感觉好像已经滞后了很多时间。”刘成说，“但英国是小政府、大社会，且议会为大。在议会没有通过法案的情况下，政府没有权力采取强制措施。”

四天后，英国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为二战以来首次。

崔洪建认为，对英国以及欧洲来说，自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国际大流行，欧洲成为疫情中心后，情况在发生改变，“尤其英国的第二次‘眼镜蛇紧急内阁会议，我觉得那是一个转折点，英国开始把防疫作为头等大事。”

最终，英国国内，家家户户也关起了大门，融入这场大隔离。

约翰逊的演讲之后不久，就被确诊，成为新的感染病例之一。他对国家危机的描述，对民众情绪的感染，以及自己感染的现实，显然激起了民众的更大支持——虽然英国防疫已经不那么“佛系”，民众的经济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太阳报》援引Number Cruncher Politics最新民调称，72%的英国选民对约翰逊的表现感到满意，這是自1997年托尼·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以来，历任英国首相支持率最高的一次。在接受调查的2788人中，有78%的人表示支持英国“封城”举措，有66%的人表示会在接下来的三周内遵守相关规则。

美国总统特朗普得知约翰逊确诊后，给他的团队打了电话，而且公开表示对约翰逊的支持：“他的支持率应该是300%。”特朗普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人们看到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所经历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

这大概是面对这场新的“世界大战”，美国这个传统盟友能给到的最好支持了。与一战、二战时的状况不同，这一次，美国亦自顾不暇。这几乎是首次，美国成为一场世界性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截至本刊发稿时，美国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0万，死亡人数更是超过2万。这使得美国成为这场疫情战争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特朗普比约翰逊更麻烦。他不但要领导美国这场抗疫之战，还要应对即将开始的大选。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各州也没有紧紧团结在特朗普领导下——甚至还不断挑战他。特朗普此前曾考虑对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三个州实施强制隔离政策，结果遭到纽约州强烈反对，该州州长说，特朗普如果这么做，相当于“联邦政府向这些州宣战”。

特朗普的麻烦、巴西总统的挑战，约翰逊的政策转变，都显示出这场疫情战争的复杂之处，它不仅是一场关乎生与死的医疗问题，也关乎理念，还是一场政治。为了阻止病毒，整个世界都逐渐封闭起来，但不满和冲突，仍在那一扇扇关闭的大门背后酝酿着。

英国当地时间4月12日中午，约翰逊终于出院了，接着转往首相乡间官邸契克斯庄园继续休养。这时候的英国，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一万大关，而全球确诊人数早已经突破百万，死亡人数更是超过十万。情况，还在继续变得更糟。

幸存者约翰逊在推特上感谢了医生的帮助。据他介绍，住院期间，自己的病情走向一度难以预测、几乎是“生死难断”，两名护士连续48小时守在病床旁。约翰逊说，“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对医护人员救命之恩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