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飞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一、初级取士制度系统

上篇[注]详见陈飞：《唐代国家取士制度系统表释(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按：原拟分上、中、下三篇，现将中、下并为一篇。谈了唐代国家的高级取士制度和中级取士制度，本篇谈谈初级取士制度和其他取士制度。初级取士是国家最低层级的取士，也是最具基础性的取士层级，其对象主要是尚未入仕为官的“白身人”。通常情况下，士子要想入仕为官必须先有“出身”是，因而初级取士的对象数量最多，竞争也最为激烈。

唐代初级取士主要有两个途径，即常科和制举。《新唐书·选举志》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注]《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9页。按：本文征引文献仅于初见详注版本信息，下同从略。遇有标点未当处，酌加改正。这里的记述有些问题，主要是科目的顺序和层次不够清楚，先叙明经，后叙进士，又叙明法，其后又叙“明经之别”，其中有的科目并不属于明经，而属于明经系列的科目实不止此(下及)。此外，去取和表述也不够确当，如秀才科，目前尚未见到举行和及第的实例，而且贞观以后即废绝；又如俊士科，既非省试科目，亦不见其实例。还有与制举相对的应是“常科”，此处却称“常选”，而“选”通常是指选官，与“举”相对，不属一个范畴。不过这里的“大要有三”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一是士子的来源，有生徒和乡贡两途；二是取士之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等；三是开科取士的时间，有常科和制举。

常科，即如期举行的科目(一般每年一次)，也有选取“通常之才”的意思，与制举的随时举行、选取“非常之才”相对。人们经常谈论的“科举”主要是常科，故此不拟详述，但须注意的是，“明经”、“进士”既是独立的科目，又是若干科目的总名，即科目系列或科目群。其中又有“正明经”、“准明经”、“类明经”之别。《新志》所举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连同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此外还有“宏崇生明经”、“武举明经”等，皆为准明经科目；明法、明字、明算则属类明经科目。“宏崇生进士”、“武举进士”等为准进士科目；“新孝廉”、“新秀才”等属类进士科目[注]详见拙著《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这里不再赘述。。以前没有这样的归类，不免令人眼花缭乱，搞不清序列。典型的明经科和进士科，其省试都有从一项到二项最终稳定为三项的发展过程，明经的三个试项为帖经、问义、时务策；进士的三个试项为帖经、杂文、时务策，但二者的“时务策”名同而实异。常科大都属于初级取士。此外还有武举，专为选拔武职人才而设。《唐会要》载：“长安二年正月十七日敕：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注]《唐会要》卷五十九《兵部侍郎》，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聚珍版排印本，1955年，第1030页。《新唐书·选举志》曰：“其外，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0页。可知武举是“准”文举的明经科、进士科施行的，亦属常科；然其中也有试文，如试“谋略”、“言语”之类[注]《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员外郎一人，掌贡举及诸杂请之事。凡应举之人有谋略(谓闲兵法)、才艺(谓有勇技)、平射(谓善能令矢发平直。十发五中，五居其次为上第；三中，七居其次为下第)、筒射(谓善及远而中。十发四中，六居其次为上第，三中，七居其次为下第；不及此者为不第)，皆待命以举，非有常也。若州、府岁贡，皆孟冬随朝集使以至省，勘责文状而引试焉，亦与计科偕。有二科：一曰平射(试射长垛。三十发不出第三院为第)。二曰武举。其试用有七：一曰射长垛(入中院为上，入次院为次上，入外院为次)；二曰骑射(发而并中为上，或中或不中为次上，总不中为次)；三曰马枪(三板、四板为上，二板为次上，一板及不中为次)；四曰步射，射草人(中者为次上，虽中而不法、虽法而不中者为次)；五曰材貌(以身长六尺以上者为次上，已下为次)；六曰言语(有神采，堪统领者为次上，无者为次)；七曰举重(谓翘关。率以五次上为第)。皆试其高第者以奏闻。”中华书局，陈仲夫点校本，1992年，第160页。按：引文中括号内为原小字注文，下同。。武举既准明经、进士，则亦属初级取士。

制举，即诏制举贤(取士)，上篇已论及，这里不拟多说。当应提到的是，《封氏闻见记》云：“常举外，复有通五经、一史及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注]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制科》，中华书局，赵贞信校注本，2005年，第19页。此处的“常举”是指常规制举；“亦同制举”是参照制举的办法施行。制举的对象既有在职官员，也有白身人，故兼跨中级取士和初级取士两个层级；如果把朝廷的征辟也视同制举的话，则可进入高级取士层级。制举通常只有一个试项：试策。

流外铨。上篇说到中级取士主要是铨选，实际上铨选也涉及初级取士。《唐六典·尚书吏部》载：“其应选之人，以其未入九流，故谓之‘流外铨’，亦谓之‘小铨’，其校试铨注，与流内铨略同。”注云：“谓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子及州县佐吏。若庶人参流外选者，本州量其所堪，送尚书省。”[注]《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36页。此“庶人”当系白身，属初级取士。“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注]《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36页。可知庶人参加流外铨须试书、计、时务。

综上所述，可将唐代初级取士制度系统列表如下：

表1 唐代初级取士制度系统

二、学馆取士制度系统

刚才提到《新唐书·选举志》称“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注]《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第1159页。，可知“学馆”为取士的两大生源之一。这里的学馆指国家的“六学”和“二馆”，皆有教学和取士职能，但性质不尽相同；尤其是“二馆”，因其生徒“资荫全高”[注]《唐六典》卷八《门下省》注云：“补弘文、崇文学生例：皇宗缌麻已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已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并听预简，选性识聪敏者充。”(第255页)而《新唐书·选举志》载国子学生徒的资荫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第1159页)，明显低于“二馆”。，考试和录取也不同一般。拙文《唐代宏崇生考述制度辨识》[注]陈飞：《唐代宏崇生考述制度辨识》，《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有较详考论，这里仅略举其要。六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二馆即宏文馆和崇文馆[注]《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第1160-1161页。，此外崇玄馆、广文馆等也都有一定的教育和考试职能。二馆的生徒举送(选拔参加省试)、考试皆准国子学；而国子学是与省试接轨的，[注]《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授教生徒……其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之制。”第255页。同书卷二十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崇文馆学士掌刊正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其课试、举送如弘文馆。”第665页。因而所有学馆都是瞄准国家取士展开活动的。不过宏文馆和崇文馆生徒(简称宏崇生)的省试比较特别，《唐六典·尚书礼部》载：“其弘文、崇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其试时务策者，皆须识文体，不失问目意，试五得三。皆兼帖《孝经》、《论语》，共十条)。”[注]《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第110页。同书《尚书吏部》、《门下省》及《新唐书·选举志》所载略同[注]《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载：“弘、崇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亦不拘常例。(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者，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其试时务策者，须识文体，不失问目意，试五得三。皆兼帖《孝经》、《论语》共十条)。”第45-46页。按：同书卷八《门下省》、《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所记略同。。这里的“同明经、进士”，是就宏崇生所应常科而言的，通常但不限于选择此二科；其省试虽说参照常规明经、进士办法，但这个“常规”是指“旧制”，即开元二十五年以前的“二项制”而非“三项制”。这里的“不拘常例”，是说宏崇生省试可以突破常规省试，因而其强度大为降低，而待遇则更为优厚，与一般白身人差别很大。然则宏崇生都有很高的资荫，凭此即可享有叙阶特权[注]《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谓一品子，正七品上叙，至从三品子，递降一等。四品、五品有正、从之差，亦递降一等；从五品子，从八品下叙。国公子，亦从八品下。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散官同职事。若三品带勋官者，即以勋官品同职事荫；四品降一等，五品降二等。郡、县公子，准从五品孙；县男已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子孙，准正三品荫)。有以秀、孝(谓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已下递降一等，至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降秀才三等。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降一等。若本荫高者，秀才、明经上第，加本荫四阶；已下递降一等。明经通二经已上，每一经加一阶；及官人通经者，后叙加阶亦如之。凡孝义旌表门闾者，出身从九品上叙)。有以劳考。”第31-32页。。有了散阶便可参加铨选获得授官；若应试及第，还可获得加阶，故其起点要比一般贡举及第高出许多。大抵宏崇生仅资荫叙阶就高出明经(及第)三个品阶，按说他们不必通过省试即可获得授官，但很多贵胄子孙仍争相补为宏崇生[注]《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贞元二年)是时，弘文、崇文生未补者，务取员阙以补，速于登第，而用荫乖实，至有假市门资、变易昭穆及假人试艺者。六年，诏宜据式考试，假代者论如法。”第1165页；《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二《许孟容传》：“德宗知其能，召拜礼部员外郎。公主子求补崇文生者，孟容固谓不可，主诉之帝，问状，以著令对。帝嘉其守，擢郎中。”第4999页。，其原因就在于这样得官更快、更高且更美好。

文献记载宏崇生(入馆)往往用“补”字，如上引《唐六典·门下省》注“补弘文·崇文学生例……”又如《旧唐书·裴行俭传》：“行俭幼以门荫补弘文生。”[注]《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1页。《旧唐书·房琯传》：“……以门荫补弘文生。”[注]《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房琯传》，第3320页。《新唐书·选举志》：“(贞元二年)是时，弘文、崇文生未补者……”《新唐书·许孟容传》：“公主子求补崇文生者……”凡此之类，然则“补”字用于职官场合意谓补官，是谓“补”宏崇生补馆具有补官性质；若再省试及第，不仅可以获得科第出身，还可跻身清流，选授更高更美的官职。《新唐书·韩洄传》云：“洄字幼深，荫补弘文生，满岁，参调，吏部侍郎达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怀太子陵令，无愠容。”[注]《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韩休传附洄传》，第4436页。按：中华书局标点本原断句疑有误，兹改正。可知宏文生“满岁”便可“参调”，不需要通过省试亦可参加吏部铨选获得授官。然则宏崇生、国子生甫入学馆，便已超出初级取士范围；及第后品级更高，故属中级取士；而学馆中也“庶人子”或“庶人”，其应试及第则属初级取士。

此外还有崇玄馆(学)，始置于开元二十九年(741)，“每年准明经举送至省”[注]《全唐文》卷三十一《玄宗文》十二《令两京诸路各置玄元皇帝庙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兼置崇玄学，生徒于当州县学生数内，均融量置，令习《道德经》及《庄子》《文子》《列子》。待习业成后，每年准明经举送至省。”中华书局，1983年，第350页。按：天宝二年诏改崇玄学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置大学士二员。天下诸郡崇玄学改为信道学，博士为学士。，亦称“道举”，属准明经科目，但其“官秩、荫第同国子”[注]《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崇玄学)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第1164页。，待遇高过通常明经，应属中级取士。又有广文馆，初置于天宝九载(750)。“领国子监进士业者。”[注]《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同太学。以郑虔为博士，至今呼郑虔为郑广文。”第1163页。即教授国子监系统中专攻进士业的学生，待遇规格则参照太学，也是兼跨初级和中级的取士。

综上所述，可将学馆取士制度系统列表如下：

管径的选择主要以近期为主，同时根据管道性质决定是否适当考虑矿山远期发展要求。以项目为例，水源取水设施一般一次性建成，水源输水管线管径满足远期发展要求。矿区其他给排水管道管径以近期矿山规模计算的用水量来选择，无特殊要求时，一般再考虑1.1的生产波动系数即可。

表2 唐代学馆取士系统表

三、其他取士制度

除了上述几大系统之外，唐代还有一些其他取士制度，与通常取士制度相比，皆有某种特殊性，兹略举如下。

冬荐。《通典》载：“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举荐’。至五年六月敕：在外者，委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其在京城者，委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并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谕德、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一度荐闻。至八年正月敕：比来所举，人数颇多，自今以后，中书、门下两省及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应合举人，各令每人荐不得过两人；馀官，不得过一人。至九年十一月敕：每年冬荐官，吏部准式检勘，成者宜令尚书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访以理术兼商量时务状，考其理识通者及考第事，疏定为三等，并举主名录奏。试日，仍令御史一人监试。”[注]《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第365-366页。这里的“贞元四年”，《唐会要》、《文献通考》皆作“贞观四年”(其下“五年”“八年”“九年”亦从上为“贞观”)，疑误。马端临云“按：唐初所谓冬荐即后来所谓举状也……”亦误。《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九年十一月)甲辰，制：以冬荐官，宜令尚书丞、郎于都堂访以理术，试时务状，考其通否及历任考课事迹，定为三等，并举主姓名，仍令御史一人为监试。如授官后，政事能否，委御史台、观察使以闻，而殿最举主。”[注]《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第378页。可知“冬荐官”事在贞元九年，以此上推，作贞元四年为是。又韩愈《冬荐官殷侑状》云：“伏准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勑：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参官每年冬季闻荐者……”[注]《韩昌黎全集》卷三十八《表状》一《冬荐官殷侑状》，第450-451页。中国书店影印世界书局1935年本(廖莹中注，世綵堂本)，1991年。按：注云：“元和十一年冬作。”又云：“诸本有‘停’字，无‘使’字，或无‘停’字。方引送说云：前天德军防御，即所谓停使也。”此文不仅可见唐人举状体制，还可参证其事在贞元间而非贞观。然则“冬荐官”例须考试，且规格颇高：在都堂，先由尚书省丞、郎“访以理术”(“理”即“治”，避高宗讳)，“理术”即治国理政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访”即“询问”，是为当面口试；然后笔试“时务状”，考试成绩还要与“历任考课事迹”结合考量，按三个等第评定，最后结果连同举荐者(举主)姓名一并上报皇帝钦定，实际上在京者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具体负责；在外者由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具体负责。考试时有御史监试；授官后还有跟踪考核及奖惩。由于冬荐官的对象是具有任职资历的官员，故应属中级取士。

入翰林。《旧五代史·明宗纪》载：“(长兴元年二月)翰林学士刘昫奏：新学士入院，旧试五题，请今后停试诗赋，只试麻制、答蕃书、批答，共三道。仍请内赐题目，定字数，付本院召试。从之。”注云：“案：《五代会要》载刘昫原奏云：‘旧例：学士入院，除中书舍人不试，余官皆先试麻制、答蕃、批答各一道，诗、赋各一道，号曰‘五题’，并于当日呈纳。从前每遇召试，多预出五题，潜令宿构，其无党援者，即日起草，罕能成功。今请权停诗、赋，只试三道，仍内赐题目，兼定字数。’从之。”[注]《旧五代史》卷四十一《唐书》十七《明宗纪》，第559-560页。由此可知唐代文人入翰林为学士须经考试(由中书舍人入翰林的除外)，原试麻制、答蕃、批答、诗、赋“五题(篇)”，分属五种文体，当日试毕交卷，难度很大，若无“宿构”，鲜能成功，故刘昫建议停试诗赋，只试其他三题。《文献通考》论曰：“按：唐之所谓翰林学士，只取文学之人，随其官之祟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延觐之际，则各随其元官立班；而所谓学士，未尝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贵亲遇者，号称‘内相’，可以朝夕召对，参议政事，或一迁而爲宰相；而其孤远新进者，或起自初阶，或元无出身。至试，令草麻制，甚者或试以诗、赋，如试进士之法，其人皆呼‘学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则始定制。”[注]《文献通考》卷五十四《职官考》八《翰林学士直院权直》，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1986年，第491页。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进入翰林的人员有三类，一类为有官、有出身者，品秩不一；另一类为“起自初阶”者；还有一类为“元无出身”者，可见翰林召试兼跨高级取士、中级取士和初级取士三个层级。二是从“令草麻制，甚者或试以诗、赋”推测，并非每次召试都是“五题”，麻制必试，试诗、赋只是“甚者或”的情况。三是试诗赋“如进士之法”，即按照进士省试诗赋的办法来施行，而进士试诗赋通常是有句韵规定的，则翰林召试诗赋也应有字数要求。

大成及加经。《唐六典·尚书吏部》载：“国子监大成二十员，取贡举及第人聪明灼然者，试日诵千言，并口试，仍策所习业，十条通七，然后补充，各授官，依色令于学内习业，以通四经为通。(其禄俸赐会准非伎术直例给。业成者于吏部简试，《孝经》《论语》共试八条，余经各试八条，间日一试，灼然明练精熟为通。口试十通九、策试十通七为第。所加经者，《礼记》《左传》《毛诗》《周礼》各加两阶，余经各加一阶。及第者放选，优与处分；如不及第，依旧任。每三年一简，九年业不成者，解退，依常选例。业未成、年未满者，不得别选及充馀使。若经事故，应叙日，还令覆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经及官人请试经者，亦准此。)”[注]《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45-46页。按：参见同书卷四《尚书礼部》、卷二十一《国子监》。“大成”为唐人所创置，因隶国子监，亦称“国子监大成”，拙著《唐代试策考述》中有所论及，这里仅略举要点并稍作补充。一是来源。文献只说“取明经及第人聪明灼然者”，似无其他来源，即只从明经科及第者中选取。二是身份。大成并非职官，而是在国子学内继续习业，以通四经为合格。三是考试。分两个阶段：吏部的选拔考试，有三个试项：试诵(日诵千言)、口试(口问大义)、策试(当为经策)，此可谓入学考试。习业满三年，由吏部口试和笔策，合格者谓之“业成”，故属毕业考试。此外还有“加经考试”，当是于通四经之外再加试其他经。四是处分。入学考试合格者，即“补”入国子学为大成，授予散官，俸禄、赐会等“同直官例给”，享受同等品阶职官待遇。业成考试合格者，即“放选，优与处分”，可参加吏部铨选并从优授职。此外加经考试通过者，还可获得加阶。至于业成考试不合格者，为“不及第”，仍继续习业。每三年一次业成考试，三次不及第即予“解退，依常选例”，即回归原(明经及第)序列，参加常规铨选。另外，唐代还有“其先及第人欲加经及官人请试经者，亦准此”的政策，包括两类人(情况)：一是先前(非应届)明经及第者，也可参加“加经”考试；二是在职官员，也可申请“试经”，二者考试通过，皆可获得加阶。从士子仕进过程而言，大成其实是明经及第后的一种特殊“处分”，可以立即获得相应的散阶和待遇；大成业成后，又可立即参与铨选并优与处分，这些都明显优于一般贡举及第的，故亦超出初级取士范围；但对于那些未能通过业成考试的大成而言，又要“退”回到原来的身份，和其他明经及第者一样按部就班遵守铨选程序，仍属初级取士；而及第人和官人的加经考试，则属中级取士。

斋郎。有太庙斋郎、郊社斋郎、司仪斋郎等。《唐六典·尚书吏部》载：“员外郎一人，掌判曹务。凡当曹之事，无巨细，皆与郎中分掌焉。应简试，如贡举之制。(旧，斋郎隶太常，则礼部简试。开元二十五年，隶宗正，其太庙斋郎则十月下旬宗正申吏部，应试则帖《论语》及一大经)”[注]《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36页。同书《尚书礼部》载：“太庙斋郎亦试两经，文义粗通，然后补授，考满简试。其郊社斋郎简试亦如太庙斋郎。”[注]《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第110页。可知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前，斋郎隶属太常寺，后隶宗正寺；但斋郎的“简试”，则先属礼部，后属吏部；简试之前的考试课称为“补授试”，亦由礼部职掌。补授试只试两经，“粗通文义”即可；“简试”则“如贡举之制”，即同省试。开元二十五年后只试帖(经)，帖《论语》和一大经(《礼记》或《左传》)，似更简单了。据《旧唐书·礼仪志》，太庙斋郎由七品以下子补授[注]《旧唐书》卷二十五《礼仪志》五：“(神龙二年)仍改武氏崇尊庙为崇恩庙。明年二月，复令崇恩庙一依天授时享祭。时武三思用事，密令安乐公主讽中宗，故有此制。寻又特令武氏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杨孚奏言：‘太庙斋郎，承前祇七品已下子。今崇恩庙斋郎既取五品子，即太庙斋郎作何等级？’上曰：‘太庙斋郎亦准崇恩庙置。’孚奏曰：‘崇恩庙为太庙之臣，太庙为崇恩庙之君，以臣准君，犹为僭逆，以君准臣，天下疑惧。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伏愿无惑邪言，以为乱始。’其事乃寝。”第949页。，与一般白身人不尽相同，应归入中级取士。

亲事及帐内。《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凡王公已下皆有亲事、帐内(六品、七品子为亲事，八品、九品子为帐内)，限年十八已上。举诸州，率万人已上充之(亲王、嗣王、郡王、开府仪同三司及三品已上官带勋者，差以给之。并本贯纳其资课，皆从金部给付)，皆限十周年则听其简试，文、理高者送吏部，其余留本司，全下者退还本色。”[注]《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第155-156页。《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亲王亲事府：典军二人(正五品上)，副典军二人(从五品上)，执仗亲事十六人，执乘亲事十六人，亲事三百三十三人，校尉、旅帅、队正、队副(准部内人数多少置)、亲事、帐内府典军二人，副典军二人(品秩如亲事府)，帐内六百六十七人，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看人数置)、典军、副典军之职，掌率校尉已下守卫陪从之事。”第1914-1915页。亲事、帐内人员众多，其选补皆有资荫要求：亲事须是六品、七品官之子；帐内须是八品、九品官之子。州郡举送只有年龄要求，似无考试；服事满十周年，须参加“简试”分三个等次：文、理(指文字表达和文章义理)高者，送吏部(参加铨选叙阶和授职)，此属上等；文理全下者，退还本色(原来身份)，此属下等；其余留本司，继续服事，此属中等。然则亲事、帐内既由品子选补，则不尽同于白身人，亦应归诸中级取士。

以上大都是有“文学”考试的取士制度，还有一些有考试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取士，如太乐、鼓吹、乐师、习乐。《唐六典·太常寺》载：“凡大乐、鼓吹教乐则监试，为之课限。”[注]《唐六典》十四《太常寺》，第399页。这是说习太乐、鼓吹者，有“监试”。同书又载：“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若未成，则又五年而校之，量其优劣而黜陟焉(诸无品博士随番少者，为中第；经十五年，有五上考者，授散官，直本司)。若职事之为师者，则进退其考。习业者亦为之限，既成，得进为师。”[注]《唐六典》十四《太常寺》，第406页。“乐师”也要考试，每年考校，分为上中下三等，上报礼部；每十年一大校，“若未成，则又五年而校之”，并根据其优劣决定黜陟。其中“无品博士”及“职事之为师者”，似只有工作考绩；而“习业者”除了有年限，还应该有平时课试和业成考试。习业者应属初级取士，其余则大抵归入中级取士。

表3 唐代特殊取士制度系统表

四、结语

通过上篇和本篇的简要梳理，我们对唐代取士制度有了更加丰富而全面的认识，最后再概括几点：一是取士制度化。几乎所有的人才需求，都要通过考试来选拔任用，此即“以文取士”。其所试之“文”，就范围而言，包括儒家经典、道家经典、兵家经典、各行各业的专门经典以及“时务”——当前紧要的现实问题等；就内容而言，包括知识记诵、义理阐发、独立认识、现实应用以及相关的实践技能等，兼顾国家事务和人才素质的各主要方面。这样的考试全面、持久地施行于几乎所有取士活动中，达到了高度的制度化。不仅是君臣上下的共识，也是各级各部门取士的通例。从最低层级的白身入仕，到各级官吏的考核晋升，都必须通过考试来完成。可以说考试在大唐是所有进身升级的必要程序，不仅在实践领域得到严格执行，在认识(意识、理论)领域也得到普遍坚持。特别是以皇帝为首的国家统治高层，始终是这种制度的热情倡导者和坚决推行者，并自觉地接受其约束。当然，帝制时代固有的各种特权及弊病则另当别论。

二是制度系统化。这种取士制度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偶然的，而是系统化地建设和施行。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庞大的制度系统，其中礼部举人、吏部选人、皇帝制授，构成相互连续的纵向系统，是核心和主导；而初级取士、中级取士、高级取士则构成相互连续的横向系统，构成基础、中坚和塔顶；各部门和机构(如兵部、学馆、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等)取士，则是辅助和补充。以明经、进士为代表的常科取士，保持相对稳定，以满足国家正常运转的人才需要；以制举(选)为代表的诏制取士，灵活多样，以满足国家的高层次(贤能)人才需要。此外还有祭祀、音乐、医学等取士，以满足国家的专门人才需求。从士子进身机会看，不论是白身人还是前资官、现任官，都可以通过常规通道(如常举、常选)和特殊通道(制举、制选、科目选)获得机会获得进身。可以说，只要其人确有才能，机会随时都有。在从士子进身途径看，既有“流内”也有“流外”，流外还可以转入流内，也可以说，只要其人确有才能，途径随处都有。从士子进身年龄看，既可以是“童子”(十岁以下)，可以是“老人”(七十岁以上)，可以说，只要其人确有才能，不拘老少。足见唐代取士系统的广大而严密，确是要将“天下英雄”网罗无遗。

三是系统一体化。唐代取士制度虽然可以从层级、条块等角度加以区分，但在实际上，不论是精神原则还是实施办法，都是一致的、相通的，甚至是共同的。例如，开元二十四年以前，贡举(初级取士)和铨选(中级取士)同归吏部掌管施行，原本就是“一家”，其相同和相通不言而喻。此后虽然贡举归礼部，铨选归吏部，但仍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相通性，比较突出的如制举(选)为礼部举人和吏部选人所共用；而三礼、三传等吏部科目选，也用于礼部贡举。又如兵部试文，参照礼部执行。各学馆的举送和考试，皆准国子学；而国子学则与国家考试(省试)全面对应。各个层级取士都考虑到“正例”和“特例”，如正明经、准明经、类明经等。凡此使得唐代取士制度系统虽然庞大复杂，但精神原则贯彻全体，实施办法脉络相通，上下内外，相辅相成，宛然一体。

四是作用终身化。不拘老少，是就唐代士子群体而言的；若就士子个体而言，省试及第步入仕途，通常二十岁左右，但国家取士制度对其发生作用早已开始，他很小就要接受相关教育，为参试做准备，不仅要修养品德、增长学识、熟练艺能，还要了解古今社会，揣摩政治得失，还有又一定的人际交往和自然游历。从士子角度看，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国家取士的制度要求；从国家角度说，这些其实都是取士制度对士子作用的延伸。准备阶段的早晚和长短因人而异，但大都从孩童时期就开始了。进入仕途以后，要接受不断的考课和铨选，五品以上(及六品以下供奉官、常参官等)虽然不需要参加铨选考试，但也有变相的文学考评。及至致仕退休(通例七十岁以上)，已过古稀之年。可以说，唐代取士制度对士人的作用和影响贯穿一生。

五是人格文本化。上文说到，唐代以文取士的“文”是德行、学识和艺能的统一，由此而形成的“取士文学”，就其直接形式(体裁)而言，有策、诗、赋、判、论、麻制、答番书、批答、时务状等，这些文学样式在今人很少重视，但在当时皆属“文学”范畴，诏、奏、表、疏等自不必说，就连帖经、问义，也都是试文。然则唐人的试文是基于“文-行”一体的理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士子人格的完善。可以说试文是将士子人格“文本化”，以便考官观察分析和量化评定，从而保证人选的准确和结果的公正。正因为如此，试文才会成为取士制度的核心和关键；也才会为后世广泛接受和承用。

唐代取士制度尚不止于此，其特点、功能和意义也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只是略陈概要，考察范围仅限于国家层面的取士，至于地方(如州县、藩镇)的取士情况，暂未纳入；重点关注相对明确的“硬性”制度，至于那些不太显著的“软性”制度，更加复杂多样，只能留待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