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琰

最近，《宝贝儿》一片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杨幂在本片中素颜上镜扮演了一个残疾女孩，引起了超高话题度，更多的宣传侧重于杨幂转型之作和自降片酬的话题炒作，让人忽视了这个片子成功的真正原因。本片是近期中国电影难得一见的现实主义风格影片。中国电影自诞生起，伴随着自身发展就一直保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精神内涵的表达，也涌现了很多优秀影片。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电影市场不断扩大，电影产业飞速发展，在票房過亿的影片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我们却看到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已经被挤压到边缘的境地，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仿佛一沾上“现实主义风格”，就成了票房毒药的代名词。与之相反的是，韩国电影不断推出的年度佳片，无一例外是现实主义影片，比如《熔炉》《辩护者》《出租车司机》。每每在观看针砭时弊、揭露现实的韩国现实主义电影时，中国观众往往发出喟叹，如果我们也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就好了。反观中国电影，要么沉浸在在怪力乱神的IP中无法自拔，要么在背离生活真实的情情爱爱中一路狂奔，要么搭乘着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东风高歌猛进，各类电影无一例外地对现实生活中种种问题无所建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观众急切地呼唤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可喜的是，2018年的银幕，因为《我不是药神》掀起了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关注，电影《宝贝儿》应时而出，是顺应时代需求的一部作品。

《宝贝儿》讲述了残疾女孩江萌的生存困境，因为已经成年不得不从寄养家庭离开，而她无法舍弃已经垂垂老矣的养母。因为身体原因，她无法找到工作融入社会，也无法结婚生子过上正常的生活。在医院打工时，她目睹一个无肛女婴即将被家人抛弃，迸发出强大的使命感，用各种激烈的方法想要留住女婴却使自己陷入到更大麻烦的故事。本片是刘杰导演的作品，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非常流畅，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优秀影片。尤其是在叙事安排上，向我们呈现了生活的真实。

一、人物群像的精准塑造

现实主义电影难就难在对人物的塑造与表现上。类型电影中的人物带有假定性和疏离感。对于上天入地的大侠和无所不能的神仙，很容易就获得观众的心理认同。比如徐克的《狄仁杰》系列，所有的探案推理的悬念在剧尾都得不到解释，最后草草用高科技营造出的幻术来搪塞。对于类型电影，观众在视觉奇观里会产生宽容度，但在现实主义电影中，观众的要求会变得苛刻。对于生活的熟悉，使得他们会质疑，不进入你所营造的氛围当中，更加不认可人物的塑造。现实主义电影要让人信服，必须依靠演员、编剧、美术、剪辑各个工种的高度配合。在《宝贝儿》中，人物群像的塑造最为成功。比如本片的主角江萌，她的出场非常有效率。影片开始，她作为福利院聘用人员做入户调查，发现被寄养的孩子吃得很糟糕，立即和寄养人大吵起来。在吵架过程中，我们迅速知道了很多信息：她的前史——本身就是一个弃婴;她目前的困境——没有工作，就是目前的工作都是这些看着她长大的寄养人和福利院王院长凑钱给她发的工资;她的性格——执拗、自卑到极致的骄傲，因为底层的生活环境使得她对于社会大层面的认知很有限，好恶完全来自于生活简单的感受。比如她一看到孩子的午饭不好立即火冒三丈开始算生活成本，直接激怒了寄养家庭，使她陷入更大的尴尬。比起王院长因为生活智慧显出的圆滑，她有些理想化、简单化。这也就为后面她发现无肛女婴即将被抛弃后，显现出的不屈不挠、没完没了作了铺垫。

除了主角，本片当中所有的配角表演也非常出色，这种出色不是因为技巧而是因为情感的充沛，特别是因为情感充沛后呈现出的准确。本片当中大量的演员不是专业演员而是来自于工作第一线的普通素人。比如扮演福利院王院长和马鞍山派出所警察的两位演员，他们都是实际从事该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因为对生活的熟悉，他们的表演松弛、自然，呈现出生活的本真状态。也因此，故事没有了简单意义的对立面，呈现出生活真正的多元与残酷。王院长的琐碎与温暖，在生活的残忍中尽己所能关照着不幸的群体。每每发生冲突的时候，她充当双方的润滑剂。江萌的养母为了多领拆迁款装修房间，江萌怕她甲醛中毒强行拆掉，两人爆发了冲突，是王院长点出了江萌心孝行不孝的本质;自尊心使江萌辞去福利院的工作，王院长又出面为她在医院安排工作;王院长为了江萌有自己的生活给她介绍对象，亲切地喊她丫头，总是不被理解也不气恼;当事件脱离轨道，因为偷婴儿而被拘留的时候，她跟孩子的爸爸协调冲口而出的是：“我们家江萌被你害惨了。”长期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已经使得她把受助者当作了自己的家人。此外，马鞍山的片警也非常真实，貌似严厉的外表下，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也给予了各种方便。面对无肛女婴的人伦悲剧，他的身份能做的非常有限，法理与情理之间也很难平衡，但是一次次出警也表现了他的尽职尽责，貌似警告的话语其实都是劝慰，他试图用生活阅历劝解江雯不要再执拗追索这个无解的答案。他们的温暖为现实的残酷带来一抹亮色。此外，郭京飞扮演的女婴的父亲也可圈可点，对于这个人物的表现，影片没有把他简单变成一个反面形象，他的疲惫、他的茫然、他的纠结和痛苦，使得这个遭受打击的中年男人形象真实可信。因为是家庭的脊背，他不得不隐瞒妻子独自承受痛苦，还要独自作出沉重选择。无论怎样选择，对于他都是痛苦。更加残酷的是，江萌的偏执一次次让他重新选择，反复面对自己选择的结果，正如他痛苦地对江萌说：“我是她的父亲，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爱她。可是她已经没有以后的以后了。”在所有人对他的选择进行谴责和质问的时候，他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那种极度压抑后的痛哭，让人动容。影片结尾，他选择找到麻烦制造者江萌，告诉她女婴走了，这个行为本身其实是一种原谅也是一种道歉。现实主义电影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提倡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正是因为人物塑造得真实，才使得本片呈现出生活的质感，吸引观众走进故事走进人物。

二、叙事动力的平衡与推动

对于影片来说，“叙事动力是指能引起、维持、控制、调节叙事主体（作者、叙述者、人物）进行叙事的各种力量。故事动力，是事件之中人物行动自身具有的动力，它来自时空、因果、情感、意愿四种逻辑规定的作用力”[2]。在本片中，“拯救”就是整个影片的叙事动力，而这个叙事动力支撑起整个故事的矛盾冲突。江萌要救助无肛女婴，这种动力源自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弃婴。放弃女婴如同放弃自己，所以她努力为之奔走呼号，直至把自己陷入到困境中。第一层现实困境：她因此丢失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而在此前她非常需要这个工作。在第一幕里，她因为成年要离开寄养家庭，因为帮助受助儿主张权利而失掉工作。面临生存压力的时候，靠王院长面子谋得一份医院的工作，使她面临的问题暂时得以缓解。而拯救行为使得她要丢掉目前所拥有的，重新陷入泥沼，这是对人物的考验;第二层情感困境：因为要救助女婴，她不得不求助自己的哑巴男友，而哑巴男友一直对她的诸多选择不理解，对于一个聋哑人来说，安心地过好小日子，获得一点可见的利益和补助，才是正常的人生。可是女友的多管闲事让他非常为难。江萌和他在观念上有本质的差别，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江萌不认同男友却又要依赖对方的帮助，最后把男友也拉入泥沼，这是她面临的第二个困境;第三层——伦理困境：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发现女婴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冷血麻木的人，江萌的坚持使得她在救助女婴（自己）的过程中，把另一个家庭推向崩溃的边缘。她一次次地请求拷问着女婴父亲本就脆弱的良心;她的报警行为和坚持要听到女婴母亲的表态，使得被蒙在鼓里的女婴母亲崩溃;她的偷窃使得事件升级引来媒体关注，进一步引起了网络暴力，使这个本来就很不幸的家庭被更残酷地攻击。而这一切与她单纯的初衷是背离的，在此矛盾进一步升级，人物面临更复杂的困境。托多罗夫曾指出，“故事，就是一种平衡开始通过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3]，叙事动力就是通过展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呈现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达到深化主题内涵的作用。

此外，叙事动力的另一要务，就是要平衡“人物转变”和“事件阻力”之间的关系。对于很多电影，人物的性格问题的表现可以分为内部心理症候和外部事件压力两种，心理症候的外在表现会在一幕里被简单解决。第二幕里重点展示主角和各种阻力之间的抗争。在第二幕结尾之处人物的心理症候会被重新挖掘，最后在第三幕当中获得彻底釋放。以本片来说，故事的整体大概可以拆解为：

第一幕：江萌发现寄养家庭克扣孩子生活费后丢失工作，面临被逐出寄养家庭的困境，因为不能舍弃母亲相亲失败，因身体差找工作被拒。

第二幕：江萌在医院工作发现无肛女婴，去有关部门反映要赡养母亲不离开寄养家庭被拒绝。

中间点：女婴父亲放弃治疗，男友劝她办残疾证明。

第二幕下：追踪放弃治疗的女婴父亲到马鞍山，报警未果，被迫搬出家庭送母亲进养老院，拒绝男友求婚。

第三幕：铤而走险偷出女婴被抓，女婴父亲来告知女婴死亡，去办理残疾证明。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影片的前两幕没有明显的对立因素阻碍人物的动作，人物的生存困境在第一幕结尾已经得到解决。并且原有的困境和她产生新的动作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本片细致地描摹了江萌人物性格的转变，但是惯常的事件阻力对影片情节的作用并不大，如果按照一般影片这一定是编剧上的巨大错误，但是重新梳理了主角的人物弧光后，我们发现了原因。本片的一个戏剧内核是“尊严”，它和“拯救”共同支撑起了叙事。影片结尾之处，经历了所有风波后生活归于平静，一直抗拒办理残疾人证的江萌在办事处开始填表。女婴的死触动了江萌，让她看到希望的美好后，却要面对现实的无奈与残酷，她终于承认自己的残缺。镜头没有推上去煽情，节制地给我们留下了距离。让我们看到她对“尊严”追求的幻灭。找到了这个题眼，我们可以在很多细节里找到叙事动力的设计缘起。江萌之所以努力地寻找她的身体不能负荷的工作的原因，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想真正地融入社会反哺养育自己长大的母亲，这关乎尊严。当残疾朋友告诉他，办了残疾证明可以拿两份钱时，她流露出的是深深的厌恶，因为这同样让她觉得没有尊严，所以她一次次拒绝办理残疾证。当一直帮助他深爱她的男友向她求婚的时候，这个看起来高傲的姑娘才倒出心里话，她因为切除了子宫无法给爱人一个爱情的结晶。生活的残酷在于，因为两人都是残疾人，他们甚至没有领养孩子的资格，这让她无地自容。所以当她看到多年前的自己——无肛女婴即将被抛弃的时候，她拼尽全力想告诉女婴的父亲，孩子能活下来，未来还是有无限可能的。可是女婴的父亲却告诉她，女婴的残缺已经使得她失去了幸福的权利，即便存活下来，她面临的艰辛也是难以想象的。最后，女婴的死让尊严与平等在江雯的心中彻底幻灭。她终于用承认和妥协来面对生活。所以，影片中“拯救”和“尊严”一明一暗两条线，交相辉映、精密联系，支撑起江萌这个立体的人，同时也支撑起了整个故事情节。

与《我不是药神》不同，《宝贝儿》并不希望用完满进行结尾，导演恰恰希望通过展示这种不完美告诉观众生活的真相，同时引发观众对这一人伦悲剧进行思考。我们能责怪残疾孩子的父母吗？他们所承担的伤痛和付出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电影拍摄制作是在南京完成的，恰逢一个新闻事件在当地引起热议，一个脑瘫女童被爷爷和父亲推进河里溺亡。脑瘫女童的奶奶身患绝症，听说丈夫、儿子被捕绝食求死，而脑瘫女童的母亲早在当初就因为无法承受现实离家出走。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残疾的孩子可以把任何一个普通家庭的幸福顷刻化为乌有。即便他们生存下来，也即将面临江雯们所面临的尴尬——难以融入社会。同时，我们看到本片的导演也没有将矛头指向谁，我们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在制度方面和基层部门的落实上，都是非常严谨的，甚至正是因为这种无差别性的严谨和程序化，使得江雯所代表的弱势群体中的小众陷入困境之中。正是因为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和文本的真实丰富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残疾弃婴的领养问题、寄养问题;残疾人再就业和补助问题，拆迁问题、网络暴力问题，《宝贝儿》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导演的克制与节制似乎并不想感动观众，而是提出问题，引发思考。当伦理和法律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能做点什么。可能如同导演赋予片名《宝贝儿》一样，对于江萌我们有无尽的叹息，只希望她在后面的岁月里得到生命的恩宠。对于看过本片的观众来说，从表层的故事中抽离，多一点对现实中弱势群体的关注，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当下的中国电影，从“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虚妄中走出，正在走向一种为国民渴望、并产生情感共鸣和高参与性的现实主义情怀中去。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探索现实主义电影，是电影创作者必须经历的挑战。虽然在题材的选择、样式和风格的呈现以及对事情本身的反思与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上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但假以时日，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一定能够充分发展并且展现自身特性，从而得到观众的认同，真正自信地出现在世界影坛。中国电影票房已经突破500亿大关，如何借以亚洲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将东方文化输送到全世界，是电影从业者需要持续保持关注的课题。在专业水准依旧存在差距的现实下，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关注当下普适性社会议题的现实主义电影，也许是中国电影“浮出海面”的“突围点”之一。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文学分册）[Z].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20.

[2]郭明玉.论叙事动力的流程和类型[D].江西师范大学，2008.

[3]黄昌林.电视叙事学[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