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

摘 要：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向其他中华民国政府在提供大量经济军事援助的情况同时，也通过共产国际，向其他中国共产党政府提供了一定程度数量的军事武器装备援助，对于中共及其他党领导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中也发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推动作用。本文研究旨在对中国抗战时期影响苏联对中共和国武器装备援助的主要变化因素进行深入梳理，从而分析并找出未来影响这一时期苏联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武器装备援助的主要因素变化所在，并就此作出一些问题反思及观点思考。

关键词：抗战时期;援助;影响因素

一、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的变化

关于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是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军事援助大致可以从1940年皖南事变的爆发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大致为1940年皖南事变爆发前。这一时期以前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武器秘密援助主要采取秘密直接援助的输送方式，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武器秘密援助通过前往新疆这一条运输线路直接进行秘密输送。数量相比1940年后也比较的多。1937年全面人民抗战战争爆发后，由于战时的特殊国际情况和蒋介石的强烈反对，苏联最初设想的三种公开直接援助中国方式均最终未能完全实现。由于美国正考虑揭露秘密援助计划，苏联积极准备通过采用秘密援助制度向中央政府提供秘密援助。苏联对中共的秘密军事援助活动是从1937年抗战初期苏军军方代表对中共延安的一百多次访问活动开始的。

1937年11月26日，苏联代表安德烈亚·诺夫出征的第一天访问了中国延安啊，苏军通过了中国新疆，把从当时新疆军务督办盛世才那里所接收到的6挺可携带制式高射机枪瞄准器和6万发步枪子弹的1挺马克沁制式重机枪及10挺可携带2万发步枪子弹的捷格尼斯加寥夫制式轻机枪成功直接运抵延安。另一份秘密文件显示，王明等十余人返回日本后返回日本时，装载了给他在延安的秘密武器和重要物资[1]。于是，从1937年底起，苏军开始通过进入新疆的军事路线，向中共中央提供军事武器技术援助。1937年起，由新疆驻中国苏联总领事馆代表与苏联总领事馆谈判具体相关事宜，根据1937年新疆警备督办军政公署机密档案和1938年国民政府新疆警务处机密档案《中共活动案卷》中的记载：1937年底至1938年，苏联向中共领事提供了一定规模数量的接运武器，据不完全资料统计，武器接运援助大致情况有：1937年10月，盛代远赠送苏联八路军的一批高射机枪;1937年底，滕代远从中国新疆延安返回时在延安时给他带回的苏军高射机枪4挺、子弹2万发（也就是有学者说高射机枪12挺、子弹12万发）;“1937年12月21日，苏联俄军车五辆，载纸张、白糖、步枪十五箱、子弹三十一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1月，高自立携带日式皮衣、军火等10车经由驻兰州办事处直接运往边区;1940年西路军余部人员返延时，除亲自携带随身枪和自卫枪等武器外，还分别带来重机枪4挺、子弹4万发、日式三八突击步枪30多支等，作为当时送给朱德、彭德怀的生日礼物等[2]。“1938年2月16日，有军事十六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另有通讯器材车，押车武装上兵。1人至迪化（乌鲁木齐）。”[3]1938年5月初到6月初，苏联接济延安军车未经督署顾问登记者，共有三次五1辆，装载物品不详，均系编号之木箱，大小不等可能系武器，百接入关。"同一历史时期，还有许多木经根据记载，时间、物品为数不详的珍贵物资不断地被运往陕北延安。

第二个时期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1940年8月爆发了皖南事变。随着1940年新疆国民党与反共的摩擦加剧，他当时面对苏联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新疆杀死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还决定从西北的国际铁路交通线出发。中苏两党中央决定，修改新疆北部和西部国际运输线至绥万浩库线，即“一中三通”国际運输线，并进行交通运输。1940年11月27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打电话：如果哈赤军剩余兵力在经绥远到蒙古境外的土地上取得成功，苏联就可以为他的第八军和新四军剩余兵力提供大量新的武器装备。于是，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从内蒙古铁路运输中国武器的三个具体方案。然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他要求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大规模的武器技术援助，红军准备收购兰州及甘、凉、肃三个军州，并与蒋介石决裂。2月1日，毛泽东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说：“如果你不能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当时的苏联政府认为，两国的外交关系不允许完全崩溃。此外，前苏联暂时中止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军的援助义务，以防止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和国内内战，同时也没有向中国其他红军提供援助。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要求一切军事行动配合德国作战的巨大背景下，德苏政府公开讨论了武器技术援助问题。在此期间，斯大林主动提出，共产党派军队到满洲边界，派军队到“南满”边界，允许他们与苏军合作同蒙古作战，在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式开始后，斯大林主动要求向中央政府提供秘密武器，以确保中国的军事援助。鉴于美国的几项要求尚未实现，斯大林要求美国提供共产主义武器，以帮助共产主义经济。

据师哲先生回忆，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抽调第十八路军一两个师的部分兵力转移到内蒙古和中国外蒙古的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一种可同时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军事武器。毛泽东研究后立即回电给他说：这种武器，我们自然也就是非常需要的。但是抽调一两个师的少量兵力只要通过整个蒙古草原或者到达边境走过去就能接受这种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当时敌人身边有很多空军，而我们军却没有。这样，我们的突击部队成员在未完全到达指定目的地之前，就可能会被一架敌机完全消灭并吃掉。这个解决方案恐怕难以实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再次写信致电毛泽东，提出此时可否考虑派出较小型的游击武器部队成员到满蒙两国交界这一地区轮番训练接受较大型小批量的游击武器，以迅速加强他的抗敌游击力量。这一方案也被毛泽东否定了，在中共政治境况尚未有所明显好转的实际情况下，毛泽东不想为了能得到少量军事武器而选择去美国冒辆屠杀牲畜和部队的危险[3]。

1943年初，因为当时斯大林格列战役正好是处于紧张的国际情势，苏联政府希望中共在满蒙地区边界的武装军队紧紧拖住抗击日军，避免两线联合作战，通过苏联国民党向满蒙边区的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大量提供了装备数量少得可怜的6门新式高射炮，120挺新式机枪[4]。

此后的一直至1945年抗战战争结束，关于中国武器的技术援助仍然存有许多讨论，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日记中一段记载中提到，1944年11月30日，季米特洛夫与莫罗佐夫、潘友新等十余人共同讨论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陕西延安之间的一条联系铁道线路技术问题，认为这条联系线路完全是中国需要的，并决定责成他们对此做进一步技术研究，并提出新的技术建议[5]。另据中华国民党延安方面的机密档案，1945年，延安由俄购共运到新式毫米步枪400支，子弹60余箱，于1月7日被送交抗大七十二分校等处保存;同年4月，中共向俄购俄运到新式毫米轻机枪千余发一挺，弹药千余箱[6]。但是，这还是有待继续考证。

抗日战争胜利时期，苏联对中共的秘密武器提供援助数量相比其他的武器援助较为的少，1940年以前就是苏联对中共的秘密武器提供援助通过秘密武器援助的一种方式，经过通往新疆的主要交通线，有一定规模数量的武器援助。1940年皖南事变爆发后，由于国际国内的因素，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基本停止。

二、抗战时期影响苏联对中共军事援助的因素

（一）国民党对中共的物资的克扣

全面强化抗战战争爆发后，中共政府出于对日军事作战的战略需要，对于军事武器的装备需求非常的急迫，为此，几次向蒋要求中共国民党“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然而蒋介石并不表示愿意直接分配器物给中共提供武器，此外，中共虽积极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兵工装备制造，但由于抗战初创时期阶段的中国兵工制造技术落后、产量水平较低，武器装备缺乏等的问题不能在短期内迅速得到解决。在中共的积极政策请求下，也基于中共八年抗战的实际战略需要，苏联已经开始积极准备来华援助中共，但是当时的国共两党关系比较敏感，苏联没有考虑到这个重要因素，希望把当时国共两党关系视作一个新的整体，即中共纳入接受苏联长期对华的经济援助并且苏联提出了三种公开作为援助国的方式。但是由于蒋介石方的强烈反对，三种公开的军事援助救济方式均未得以实现。因此目前苏联对于中共的军事武器技术援助已经改为了秘密武器援助。

（二）苏联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不同

苏联对华经济战略缺乏一定的考虑，对当前两党不同的战略认识也不是苏联的对华援助的主要对象。在反战时期发展对苏关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苏联对日束缚其手脚，避免与苏联的两线联军作战。当然，苏联必须相信，中国能够撤回对日的军事侵略，这损害了中国对日的军事实力，低估中共的军事发展史和前途，认为中共根本没有什么能力真正担当中国抗日战争的最高领导者和重任。至于对斯大林领导的日本共产党的错误认识是共产党不强，国内领导地位不强，在中国的反战中作用不大，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分化趋势相当严重。国际共产主义者团结意识不强希望帮助苏联取得胜利，但自己却没有积极部署国际军事行动，毛泽东也永远无法获得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力支持。当时，人民党军仍然是中国抗战的重要主力军，蒋介石依靠对苏联和英美的军事援助。即使你不能击退日军的侵略，你也可以从长远上撤军。为此，苏联显然向中国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援助显然是有限的。因此，当时人民党控制了中央政府和所有军队，如何能够直接得到当时美国的军事支援，从斯大林的观点看，是指导中国抗日的基本武装力量，真正的中国依赖是很大的。在消灭苏联的战略目标上是可以实现的。

（三）交通运输极其困难

抗战时期，蒋介石不仅多次提出拒绝向中共中央提供军事武器接济援助的政治想法，而且严密管控监视了从苏联在陕来华人员，加强对中共根据地的陆路交通管制，防止了向苏联以军火和用品、武器援助接济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国民党对空运苏联援华军运物资车队直接行驶哈密区间的通行限制逐渐变得加紧，开始限制是不许直接超越甘肃兰州，后来又不许直接超越兰州哈密，1940年和1941年先后分别派两个汽车团和大批空军技术人员直接在兰州哈密地区接受空运苏联援华军运物资。到1942年前后对其限制更加严格：由苏联兰州起飞去中共延安的中国飞机须先经蒋亲自审批，非经苏方检查之后不得非法飞往中国延安;派胡适李宗南率领部队非法入藏在甘肃控制西兰高速公路，检查苏联非法来华的中国外交官和飞机，甚至还在蓝瘦西湖机场非法扣留一架苏联来华飞机一个多年半月，拒绝允许苏联驻华外交官将飞机运送到中国重庆机场降落等。运输的困难，直接程度影响了当时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武器技术援助。

（四）中共拒绝对苏联的配合作战

1964年初的苏德战争中，苏军衰落，纳粹德国闪电战前形势十分不利，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盟军有机会对东线盟军发动重大进攻。为此，中共中央出兵北疆，积极要求东北日军重新武装整个苏联。1941年6月和9月，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共产党积极协调中国军队和日本国民党军队，并敦促数以万计的日本军队继续集结在东西部的包头地区。防止数万日军继续集结在中国北平—口和张家口一一进入包头以北一线，构成对日和苏联的严重威胁。据师哲回忆，1941年1月至12月，中国德军进攻莫斯科城堡下时，斯大林曾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希望中国一部分军事力量在波斯城堡内外两个方向迅速发展。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式开始后，斯大林三次致电，请求毛泽东出兵越过满洲边界，同时要求在城堡内外部署几个师的力量。中国此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没有能力再侵略苏联，再次出兵。直到1943年初，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工作有一点好转，中共才派了一些后援部队，将其部署在长城内外的前线，准备入侵苏联。当时日军进入苏联并不成功，但苏联政府更为关注共产党不愿意出兵，不仅批评了当代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极端国际民族主义倾向，但同时国家民族主义的时代统一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1942年，弗利基罗夫以共产国际中央联络长的身份多次视察安理会，公开批评共产国际“武装和保护苏联”，总理即将开战，打一场反对日军的重要精神仗。当对国际无产阶级舞台的要求加速了反法西斯运动时，无数的事实表明，毛在抗日战争中是被动的、被动的。”政策计划是乐观的。当然，这加深了它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

三、小结

抗战时期由于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武器技术援助，尽管可能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性，也是因为出于维护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安全需要，而且中共武器的直接援助装备数量也虽然相比其他的国家援助武器数量也比较少，但是却是非常的宝贵的，能够直接帮助中共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能够坚持生存下来，并不断地发展壮大，这对中共的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意义。从一个客观上面来说，它支持了维护弱小民族和平的革命战争，同时也为推翻苏联帝国赢得了许多战略主动。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后期，由于苏联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的不同，苏联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大变化，从而必然引起的对中共战略政策以及出发点的重大变化。对此，应该归还其自身应有的国际历史价值方位，这才是对当前苏联在当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外交政策走向演变的较为公正、合理的历史评价。

参考文献：

〔1〕徐万民.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44.

〔2〕李映光.从新疆回延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萧显清.在新疆新兵营的日日夜夜[A].革命回忆录（第13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39.

〔3〕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九州出版社，1940.215.

〔4〕[德]迪特·海茵茨希著，张文武等译.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49.

〔5〕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16.

〔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M].党史委员会，1988.70-81.

〔7〕〔8〕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M].新華出版社，1998.34-36.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