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瑶

摘 要：辽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北疆游牧地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然而辽代教育研究却相对薄弱。高福顺教授《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突破史料不足征之桎梏，从宏阔视域审视辽代教育发展演变的全貌，对辽代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性予以深入研究。此书是辽代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出版推动辽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关键词：辽代;教育;社会;评介

辽朝国祚延绵两百余年，其立国之根本不只在乎武力，亦在乎文教。辽代文教的经营，是一种拓荒式的开发与塑造，所形成的是一种次生与多元的文化形态，这于公元10至13世纪的中国北疆，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和影响。文化之形成需仰赖教育，而教育所牵涉的，不仅在于与之相关的人才培养体系、考试与铨选制度，更在于同整个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互动与联系，因此，教育史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民出版社2019年10年出版吉林大学文学院高福顺教授新著《教育与辽代社会》，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辽代教育及其影响研究”的结项成果，此书是对辽代教育进行全面深入探究的学术著作，其出版补辽代教育与社会互动性研究之阙，嘉惠学界;亦与高福顺教授此前所著《科举与辽代社会》相辅相成，自成体系。

一

《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凡三十余万言，共分八章，另有三篇附录。第一章为导论，撰著者首先阐明选题意义并做学术史回顾，认为史料不足是研究之最大阻碍，并对全书结构与体例设计予以说明，同时指出研究要注重教育与社会的互动、要根据辽代教育的特点适当借鉴其它断代史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模式。第二章为“辽代的文教政策及其发展演变”，书中认为辽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主要内容围绕“因俗而治”基本国策展开，并将辽代教育的发展演变分作三个阶段：创立期自太祖至穆宗，其间因世、穆两朝的政治斗争而有所中断;发展期自景宗至兴宗朝，主要表现在科举的广泛推行;兴盛期为道宗、天祚两朝，经百余年经营辽代教育发展臻于鼎盛，然战乱四起之后势头骤衰。第三章为“辽代官学教育”，撰著者认为辽代官学对培养治世人才和传播儒学做出巨大贡献，其主要管理机构是礼部和国子监。该章亦对辽代中央官学及地方府州县学做出介绍，并指出辽代节度使州不设官学。第四章为“辽代私学教育”，这部分叙述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之上从私学教育的初、高级阶段及其具体形式两个角度展开。撰著者认为，初级阶段的蒙养教育是辽代教育体系的基础，而高级阶段的私学教育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承担着普及教育的重要意义。第五章为“辽代儒学教育”，在第三、第四章对以经史教育为核心的官学、私学进行详细交代的基础上，将论述重点放在以社会教化为核心的教育实践上，这种实践主要体现在君臣和人民对“忠”“孝”等儒家思想的接受、培养和践行。第六章为“辽代宗教教育”，撰著者对佛教教育与道教教育的形成、途径和影响进行介绍，在内容上尤为关注宗教与各社会阶级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第七章为“辽代科技教育”，选取极具代表性的医学和天文历法教育，从制度保障、教育途径、对外交流、影响等方面着眼进行探讨。第八章为“辽代教育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局限性”，撰著者本着对辽代教育给出准确定位的原则，对其提高北疆民族文化水平、加速民族融合的积极意义予以肯定，对地域发展不平衡和发展滞后性的不足进行剖析。

附录一为“辽代皇族教育”，在对内容、运行模式予以介绍后，指出辽代皇族教育奠定了治国安邦的思想基础，促进了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附录二为“辽代女性教育”，对辽代女性接受的儒家礼仪、经史、伦理道德以及尚武骑射教育进行介绍，并指出其深远的社会影响。附录三为“辽代尚武骑射教育”，从历史背景、运行机制、意义等角度进行讨论，论述重点在于尚武骑射教育的几种方式。这三篇附录的叙述对象皆是难于归类的教育形式，着重探究这些教育形式的社会教化功能。综观全书，内容逐章推进、结构井然有秩，对辽代教育做出了全方位的深入讨论。

二

读罢全书，笔者认为此书在写作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旁求博考，突破史料桎梏。梁启超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1]然而，因受史料不足之限制，辽史领域许多议题的研究现状都相较薄弱，辽代教育史研究即为一例。刘浦江认为王曾瑜所说“就《辽史》论辽史、《金史》論金史的状况”[2]是辽金史研究受学界诟病之最，并指出“欲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就必须具备比较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比较扎实的文献功底，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并旁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尤其是宋、元时代的传世文献，其中有关辽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发掘利用空间。”[3]

而此书对于辽代教育相关史料的挖掘，践行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辽史》中有关教育的史料，“不仅零散、碎片化，而且数量亦相当有限，叙录教育的内容，几乎皆是寥寥数语，非常笼统。”[4]鉴于此，撰著者拓宽史料来源，积数年之功，钩稽整理相关资料，除基本史籍外，搜集地方志、历史地理著作、文人笔记、文集、墓志、石刻等边缘史料，时间范围上至五代，下迄民国，并对朝鲜、高丽史料也予以重视。在穷尽史料的基础上，此书探明了诸多历史细节。如书中“辽代乡贡进士地域分布”表[5]、“‘经律论三学法师辑录表”[6]都是据石刻资料整理绘制而成，对判断五京私学教育和佛学教育的水平十分重要，类似图表书中共二十余张，清晰且有力地佐证了辽代教育史中的诸多细节;再如讨论南京道（府）的州县学时，撰著者据清光绪朝所修地方志《畿辅通志》与辽穆宗应历年间所撰《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对涿州州学与滦州州学的设置时间予以判明[7]。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尚未有足够史料可予以考实的问题，撰著者结合历史规律也做出了合理推断，如在对辽代礼部、国子监职能进行探求时，由于史籍未作相关记载，书中按照辽承唐制、“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8]的认识，根据唐代、金代的相关史料对辽代礼部、国子监职能予以说明[9]。

撰著者曾言：“辽史研究能否取得长足进展就在于‘穷尽史料之后能否生产出‘精耕细作化的学术成果。”[10]此书即展示着他对这种治学路径的成功实践，并为后继研究者做出示范。

第二，视角下移，注重教育实践。回顾近百年学术史，辽代教育研究成果大都囿于传统史学的眼光与模式，将研究范围局限在教育制度或官学教育上，“对辽代思想文化教育的系统性的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与辽代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尚付諸阙如。”[11]而此书从更宏阔的视角出发审视辽代教育的全貌，除对传统论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之外，撰著者以教育与社会的互动作为全书主线与核心，更注重对辽代社会教育发展的动态把握，将视角下移，对更具广泛性、社会性、实践性的教育形式展开开拓式研究。“所谓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视角下移，是指在研究中从更多地关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宏观层面的内容，转而为更多地关注教育的具体实施层面的内容，如日常的教育过程、民众的教育实践等。”[12]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此书的视角下移还体现在撰著者对统治者及精英阶层之外的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关注上。这种视角的转换，为辽代教育研究注入活力，大大拓宽辽代教育的研究范围，将之推向新的高度。

从全书章节结构来讲，书中对私学、社会、科技等教育形式的研究本身已属对民众教育实践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论述辽代佛学教育时，撰著者对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如僧官的“中央”“京道”“地方”三级管理制度、僧官官职设置、寺职体系、“经律论”三学的学衔考选制度等都做出深入研究，同时对与基层信众联系更为紧密的“千人邑”“螺钹邑”“太子邑”等宗教邑社予以介绍，并指出“这些以佛教信仰为纽带的社邑组织基本上成为基层信众与僧尼之间联系的桥梁，因而这种宗教邑社就成为辽代普及佛学教育的最为有效的途径。”[13]再如研究辽代社会孝道教育时，撰著者举锦州民张宝因“四世同居”、天德军民田世荣因“三世同居”而赐官“三班院祗候”之例[14]来说明孝道观念的普及程度和统治者对孝亲行为的重视，又对“刻石壁画”这种具有广泛社会教化性的孝道教育方式予以说明。

走出辽代教育研究的传统视角，不仅关注由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也重视由下而上的社会实践，将辽代教育放置于社会发展的全景之中，全方位还原辽代教育的历史样貌，从这一角度来讲，此书堪称辽代教育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第三，体大思精，内容全面细致。这一写作特点首先表现在此书讨论外来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时，结合对契丹社会原生性文化的叙述。辽代礼文之事始自太祖，在此之前契丹族文化水平相当原始，《五代会要》载：“契丹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15]而自太祖之后，辽代思想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围绕尊孔崇儒且兼营佛、道的文教政策展开，将外来文化当作主流文化进行普及与学习，这种社会文化的形成过程即是民族融合的过程，这亦是此书的主要写作内容。但与此同时，撰著者对契丹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本族文化的保留也予以关注，如在论及契丹文字的创制时，认为“契丹文字的制成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保护契丹民族固有传统文化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也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儒化进程。”再如对辽代尚武骑射教育进行研究时，指出契丹建国之前即有尚武骑射的固有习俗，而建国之后“随着契丹族的不断强大与对外掠夺战争的频繁发生，契丹统治者进一步意识到尚武骑射在契丹人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因而尚武骑射教育观念在契丹人的心目中逐渐树立起来，于是，尚武骑射教育也就逐渐成为契丹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6]

其次，这一写作特点表现在将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撰著者在导论部分谈到，“从以往的辽代思想文化教育研究成果看，研究宏观问题的较多，而研究微观问题的较少。”[17]基于此，此书在把控宏观历史的同时，加强了对辽代思想文化教育的微观研究，书中对历史细节的考证和解释俯拾即是，把对史实的重构和细节性描写融入主线性、整体性阐释中去，将扎实的史实作为宏大叙事的支撑，在微观历史的研究中还原历史真实，在宏观历史的写作中展示历史全景。

三

辽代是北疆游牧地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与继立的金代一起构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北朝。“辽朝对中国北疆民族区域的统治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尤其是对北方区域社会的改造与重建，是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18]这种改造与重建在教育与文化方面十分突出，辽代教育研究的重要性亦无需多言。此书即对辽代教育的发展和演变、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构建进行全方位探索，在对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性研究中，整体把握北疆游牧民族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对辽代教育给以清晰准确的历史定位，向读者展示着辽代教育史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教育与辽代社会》积高福顺教授数年之功，无论从写作内容和特点或是从意义与影响来讲，此书都无疑是近年来辽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为辽史研究注入活力，必将推动辽史研究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54-55.

〔2〕肖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200.

〔3〕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J].历史研究，2009，（06）.

〔4〕-〔7〕〔9〕〔11〕〔13〕〔14〕〔16〕-〔18〕高福顺.教育与辽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134-136，261-265，86，47-59，6，268，222，14，392，12.

〔8〕（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30.

〔10〕高福顺.困厄与挑战当下辽史研究的方法论刍议[J].赤峰学院学报，2016，（06）.

〔12〕杜成宪.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三次视角下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01）.

〔15〕（宋）王溥.五代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49.

〔19〕高福顺.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02）.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