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赫阳 孙孝伟

摘 要：《教育与辽代社会》全书由正文8章，以及附录3篇组成。本书阐述了辽代的文教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儒学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辽代教育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局限性，以及辽代皇族教育、女性教育、尚武骑射教育等。作者博览群书，视野开阔，穷尽史料，精耕细作。本书以实证为基础，历史与地理相结合，通过教育与辽代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从新角度审视辽代中国北部边疆社会治理，全面、全方位地阐释中原思想文化教育在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实施过程，及其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形成过程，对中国边疆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辽代;教育;社会;边疆;治理

辽是以中国北部边疆游牧民族契丹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权，实施“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推动了中国北部边疆社会的文明进程。“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駸駸崇儒之美。”[1]这一进程，有一个逐步发展进步的过程，与教育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息息相关。

关于辽代的教育史与辽代的社会史，学界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基础。但是，在中国断代史中，辽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其困窘和萧条，“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2]。因此，受制于史料的匮乏，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或不够全面，或不够深入，至于在辽史的研究中将教育史和社会史相结合，探讨教育与社会在辽代的互动关系，以及辽代中国北部边疆文明进程的研究，其薄弱程度，则超出想象。在中国史研究上，相对于其他断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在如此困厄的背景下，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高福顺教授筚路蓝缕，长期致力于相关课题的研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辽朝教育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结项成果，其大作《教育与辽代社会》撰成，且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资助出版，是对精心求学和潜心治学者的最大鼓励。通览全书，此书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博览群书，视野开阔，内容全面而深邃

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提到，“大著述者，必深通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教育与辽代社会》是高福顺教授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撰写的。举凡中、日、朝、韩四国，与东汉、唐、辽、宋、金、元、明、清各朝，特别是近现代学者著述，在历史、地理等方面，以及教育与社会等方面，作者均通观而博览，故其视野之开阔，内容之全面，为学界所仅见。因此，作者通过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研究，审视辽代中国北部边疆社会治理，阐释其过程和规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全书由导论、辽代的文教政策及其发展演变、辽代官学教育、辽代私学教育、辽代儒学教育、辽代宗教教育、辽代科技教育、辽代教育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局限性等8章，以及附录中的辽代皇族教育、辽代女性教育、辽代尚武骑射教育等构成，“系统地、全方位地研究辽代思想文化教育及其与辽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辽代思想文化教育在古代中国教育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3]。此书按照教育与辽代社会互动的研究思路谋篇布局，通篇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在诸多方面进行新探索，取得新结论，堪称一部学术价值高、现实意义强的学术佳作。

二、穷尽史料，精耕细作，思路清晰而缜密

如前所述，辽史的研究的薄弱，“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4]。所以，《教育与辽代社会》在撰写的过程中，以“二重证据法”为基本方法，“除运用正史资料如《辽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金史》等外，还大量引用地理总志、地方志、行程录、野史笔记、诗文、会典会要、历代类书、历史地图、壁画，如《契丹国志》《辽史拾遗》《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辽史纪事本末》《五代会要》《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等传世文献和考古、碑碣资料”[5]作者在穷尽史料的基础上，精耕细作，终于有所创获。

上述史料的运用，在本书的各部分，均较常见。如关于辽代私学教育，作者即引用了《辽史》《辽史拾遗》《辽代石刻文编》《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读史方舆纪要》《尔雅注疏》《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等多种书中的多条史料。关于辽代天文历法教育，作者引用了《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契丹国志》《辽史》《辽史纪事本末》《辽代石刻文编》，以及《续文献通考》《春秋左传正义》《吕氏春秋》《石林燕语》《星命总括》《星命溯源》等多种书中的多条史料，结合《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发掘报告》《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等考古资料，全面展开论述。因此，其探颐索隐，常有新意。

本书相关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史料的运用，使作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辽代思想文化教育进行总体上的描述”[6]。作者提到，“经过长期对辽代教育社会化功能的思考，确实收到一些始料未及的研究体会和心得，觅得一些相关议题，撰写出一系列粗浅的关于辽代教育及其与辽代社会生活互动的学术论文”[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整理辽代教育史料，展开更加全面的论述”[7]，完成本书的撰写。作者厚积薄发，精益求精，故能举重若轻，思路清晰而缜密。

北京大学教授刘浦江先生说：“就辽金史目前的状况而言，在资料极度匮乏且现有资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穷尽史料理应是当务之急”[9]。本书作者正是这样做的。至于刘浦江教授所说：“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創造新理论”，本书作者，正是在挖掘新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在中国传统断代史学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本书作者推陈出新的精神值得学习。

三、以实证为基础，开拓创新，走向“活”的制度史

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先生说：“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10]本书非常注重以实证为基础，阐述辽代教育制度的嬗变在文教政策、官学教育与私学教育、儒学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中的体现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在教育与社会的互动中，阐释中国北部边疆社会走向文明化的过程和规律。

本书在对辽代教育进行静态分析的同时，注重对辽代教育的动态把握。在对辽代的官学教育与私学教育、儒学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等全面展开的同时，与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辽代社会各方面联系起来，阐明辽代教育与辽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以辽代教育为中心，在对辽代教育进行全景式论证的同时，对辽代社会进行立体化的阐释。这样的论证和阐释，从辽代的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起步，集中在儒学教育上，进而进行佛学和道学教育的论证，兼及辽代科技教育等各领域。但是，每一领域的论证，都是起于政治制度，以教育为中心，终于社会意义及其影响，兼及社会经济、社会观念、社会风俗等，这种总体布局和总体趋向，正是作者以教育为中心，通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活化”辽代制度史的尝试。

这种尝试，与作者的《科举与辽代社会》一脉相承。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写道“在读博期间，我选择‘辽朝科举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从科举这个侧面窥视古代中国统一王朝的科举制度与契丹社会生活如何互动，以及契丹人建立起怎么样的科举制度。因教育与科举的关联性，在全面研习辽代科举史料的同时，也关注辽代教育史料。随着对辽代教育认知的不断加深，探析辽代官学、私学的静态问题的同时，还更多的关注于教育与辽代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于是，我研究的兴趣点转由从对辽代官学、私学的静态描述向教育与辽代社会生活的动态把握上”[11]。在《科举与辽代社会》的基础上，作者“经过长期对辽代教育社会化功能的思考”[12]，完成了《教育与辽代社会》撰写的相关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科举与辽代社会》和《教育与辽代社会》是“姊妹篇”，是在实证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走向“活”的制度史的过程中的系列成果的结晶。对于制度史的研究，二者均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合历史与地理，聚焦热点，彰显现实关怀

本书是在穷尽史料的基础上撰写成的，但并未局限于历史，而是以历史为基础，通过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途径，聚焦于中国文化史和边疆史研究的热点，借助教育，探讨中国北部边疆社会治理的过程和规律，彰显了作者的现实关怀。

本书对辽代官学和私学的考证，通过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途径，多有可取之处，兹举数例。如对辽代官学，以五京道为单位，其“州县学古今地名对照表”，是在一系列全面而详实的考证的基础上作出的。在“辽代地方官学统计表”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结合辽代民族构成及地理环境，对辽代教育的地域不平衡性做了较全面的论述。对辽代私学，对龙首书院以及医巫闾山、太宁山、南山等办学地点的结论，也是在一系列全面而详实的考证的基础上作出的。在此基础上所做的辽代私学教育中的讲学教育的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实际上，以上网格式和散点式的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论证是遍布全书的。因此，其结论“儒学的发达，学校的设立，科举的实施，在提高中国北疆游牧社会文化素质、促进中国北疆游牧社会进步的同时，通过儒家思想文化渗透到中国北疆游牧社会的诸层面，逐渐缩小中国北疆游牧社会与中原农耕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铺平道路”[13]有全面、详实、可靠的基础，对于说明教育与辽代社会，以至于对于说明教育与中国北部边疆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体说来，作为一部史学专著，《教育与辽代社会》以教育与辽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为主要思路，对教育对辽代中国北部边疆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学界对辽代的教育制度进行较全面研究基础上，作者在辽代文教政策、辽代官学教育、辽代私学教育、辽代儒学社会化教育、宗教教育、科技教育等领域，精耕细作，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增加了辽代教育史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厚重。但是，《教育与辽代社会》的研究，虽臻于至善，但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一，隋唐以来，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者因史料所限，虽提到“辽统治者实行以儒学为主，糅合佛、道思想的政策，不仅适应了辽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且更有利于辽的统治，使辽代社会能够安定、和谐、健康地发展”[14]，但未能充分展开，综合阐释儒释道三教合一对辽代中国北部边疆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其二，作者已经认识到“辽代科技教育内容涵盖较广，大凡医药卫生、天文历法、书籍印刷、冶金制造、纺织、建筑等各领域都含其中”[15]，但因史料所限，本書只“选取医学教育与天文历法教育两个领域作为个案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期望以此来窥视辽代科技教育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16]，未能充分展开全面论述。这一类课题，随着相关史料的发现，本着作者在本书中体现出来的精耕细作的学术精神，必将在进一步的拓展研究中有新发展，在教育与辽代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在教育与中国北部边疆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产生新成果。

综上所述，《教育与辽代社会》的出版，提升了辽代教育史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地位，同时，也从教育的角度，拓展了中国北部边疆社会治理研究的视域。《教育与辽代社会》将辽代思想文化教育与辽代社会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全面、全方位地阐释中原思想文化教育在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实施过程，及其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形成过程，对中国边疆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M].中华书局，201.1593.

〔2〕〔4〕〔9〕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J].历史研究，2009，（06）.

〔3〕高福顺.教育与辽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5〕〔6〕-〔8〕〔11〕-〔16〕高福顺.教育与辽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2，12，453，454，453，453， 350，30，320，320.

〔10〕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J].浙江学刊，2003，（03）：100.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