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敦煌文书中记载的后唐时期赴印求法僧及相关史事为研讨对象，在重新校录S.5981《同光贰年鄜州开元寺僧智严巡礼圣迹后记》及S.529抄存的6件书状的基础上，讨论了文书作者智严、归文等赴印求法僧在西行途中驻锡敦煌的时间、活动情形及其對敦煌佛教与文化发展演进的影响，指出后唐初年时，敦煌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官方正式往来在隔绝15年后刚刚重启，沙州官民迫切需要了解中原的方方面面以填补长期闭塞造成的讯息真空，智严等来自中原的赴印求法僧遂备受重视与推崇，应时势所需成为传播中原佛教与文化的重要使者。

关键词：中印交往;敦煌;后唐;智严;归文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5-0022-05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Regarding Monks Going to India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Later Tang，a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Pilgrimages on Dunhuang Buddhism

YANG Baoyu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is paper re-transcribes and revises S. 5981 and six legal documents preserved in S. 529， and discusses the dat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monks traveling to India to retrieve Buddhist scriptures as they stopped in Dunhuang. Among the pilgrims were such notable figures as ZHI Yan and GUI Wen， the authors of these manuscripts; this research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they and their companions had for the Buddhism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Dunhuang in the Later Tang dynasty. The researchers point out tha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Later Tang， the formal interaction between Dunhuang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only recently been reestablished， and because of the long period of disconnection， the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in Shazhou were eag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Monks like ZHI Yan who travel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India were highly esteemed in Dunhuang and became important messengers of cultural， social， and religious information during their pilgrimages.

Keywords： China-India communication; Dunhuang; Later Tang; ZHI Yan; GUI We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敦煌文书中保存有一些关涉唐五代宋初时期中印交往史事的零散史料，为传世文献所不存，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印交往史和敦煌地区史等具有重要意义。若从史料所属历史时期角度进行区分，唐前期、吐蕃统治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记述均存留了一些，其中曹氏时期的最多，可依其对应的五代各时段及北宋初期再进行细分。由于此前在整理解析法藏长卷P.3931《后唐时期灵武甘沙等地公文集》[1]的过程中，笔者已就该卷抄存的与印度来华僧人有关的3件牒状或行记进行了专门讨论[2]，故今拟继续整理探讨上述中印交往史料中与P.3931同属后唐时期的其他相关文书，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 相关重要文书校录

今知可确定属于后唐时期的关涉中印交往史的敦煌文书除P.3931外，还有来自中原的赴印求法僧途经敦煌时留下的行记（主旨为祈愿）、书状、题记，其中前两者内容相对丰富集中，堪称进行本专题研究的核心史料。为便于下文行文，亦因笔者的辨识及标点结果与前贤录文之间存有一定差异{1}，今试重新校录这两类文书，为便于排版与阅读，不依原卷行款而据内容分段校录。至于零散题记，将于后面探讨有关问题时随文揭示。

（一）S.5981《同光贰年鄜州开元寺僧智严巡礼圣迹后记》

敦煌文书S.5981首全尾残，今存字20行，其中前8行为智严记述，即本文将重点讨论的对象，第9—20行为释迦牟尼佛主要事迹的简洁介绍，文中对一些时间节点的表述与某些传世佛籍有异，但在敦煌地区流传颇广。该卷有界行，字迹较为工整清晰。

以下为该卷前8行文字：

大唐同光贰年三月九日时来巡礼圣迹，故留后记。

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临坛持律大德智严誓求无上，普愿救拔四生九类，欲往西天，求请我佛遗法回东夏然。愿我今皇帝万岁，当府曹司空千秋，合境文武崇班，总愿归依三宝，一切士庶人民，息（悉）发无上菩提之心。智严回日，誓愿将此凡身于五台山供养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焚烧此身，用酬往来道途护卫之恩。所将有为之事，回向无为之理，法界有情，同证正觉。

（二）S.529所存同光二年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等状

敦煌文书S.529系由6张纸粘接而成，每纸上各抄写1件书状，共6状。不同状文的字体大小、墨色深浅不一，但同一状内协调一致。6状笔迹相同，当出自一人之手，字迹美观清晰，行款规范严整，应为稿本或副本。据各状内容分析，6状来源同一，但粘接次序随机，当与成文先后无关，且粘接时有所取舍{2}，以致有些书状（如今见之第四、第六状）文句不全，最后一件甚至还粘倒了。显然，粘接者的目的是要利用各状纸背空白再行书写。今见书状空白处与行间时有后人所书杂写，第一件与第二件之间更有大段与佛教有关的杂抄，杂抄字迹潦草难辨，其中部分内容与该卷背面所抄《失名行记》（拟题）首部的一段文字略同。卷背之《失名行记》系一僧人游历各州郡寺院、名山圣迹的记录，文中提到该僧曾有走海路赴印求法打算并曾雇船前往，但在南海遭遇风暴，不得不折返。

为便于阅读与下文行文，依今见S.529粘接顺序以“第一件”“第二件”等语区分各件。

第一件

季夏极热，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即日归文蒙恩，不审近日体气何似？伏惟以时强为茶药，卑情恳望。

归文自恨生〔居〕末代，谬厕玄风，敢将蝼蝈之心，再益崇山之翠。去年东返，烈（裂）腹谁看;今遂西行，死生无恨。昨于五月中旬以（已）达灵州，甚获平吉，勿赐忧念。即候，夏满已来渐谋西进，黄沙万里，音信应待东归方申卑恳。今因人使，谨附状起居。伏惟慈悲，府（俯）垂念察，谨状。

五月廿九日定州开元寺参学比丘归文状上

和尚几前谨空

第二件

定州开元寺僧归文。

右归文谨诣衙，祗候起居令公，伏听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同光二年六月日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

第三件

归文启{1}：

季夏极热，伏惟评事尊体动止万福。即日归文蒙恩，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惟以时陪（倍）加保重，远情祷望。

归文伏自去岁、今年皆蒙供养，奖顾之外，铭荷空深。

第四件

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德全等。

右归文等，鹫岭微尘，漕（曹）溪末胤，幸因云水，获寄王都，满川之花木

【后阙】

第五件

归文启：

归文伏自辞违后虽曾有状，难亡（忘）攀恋之怀，况寄塞途，谁是堪依之者？终期再叙，方遣愁眉，未遂寸心，故难东返。

昨于四月廿三日已达灵州，兼将缘身衣物买得驼两〔头〕，准备西登碛路。此后由（犹）恐平沙万里，雪峤千寻，鱼鸟希逄（逢），归文罕遇。

切望相时度日，以道为怀。

第六件{2}

【前阙】

敕旨往诣西天取经，近届府庭，已经旬日。今因巡礼圣迹，得寄贵封，于宝胜寺安下讫。谨专诣衙，祗候起居尚书，伏听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同光二年五月日定州开元寺僧归文。

二 相关问题讨论

据以上录文可知：S.5981系赴印求法僧智严途经敦煌巡礼佛门圣迹莫高窟后留下的记述。S.529则主要出自同样拟赴印度求法的僧人归文之手，第一、第三、第五件是其在西行途中分别写给某高僧、某评事、某友人的书状;第二、第六件为其亲诣官衙拜望令公、尚书时所呈，属于衙参启状;第四件系与同寺僧人德全联署，据现存文字看追忆的是他们游方途中驻锡于王都时的往事，该状正本或当寄往后唐都城洛阳。

显然，S.5981的作者智严与S.529的作者归文、德全分属两批，至于他们在敦煌活动的时间，目前我们只能据相关文书的撰作时间进行探讨。

S.5981将撰作时间明确记为“大唐同光贰年三月九日”，其中的“大唐”无疑是指沙陀人李存勖所建后唐，同光二年时当公元924年。据该记，三月九日时智严已在沙州，那么其最初抵达于何时呢？考上海博物馆藏48（28）抄存有一篇首尾完整的《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后有题记“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方汉国鄜州观音院僧智严，俗姓张氏，往西天求法，行至沙州，依龙光（兴）寺憩歇一两月说法，将此《十二时》來留教众，后归西天去，展（辗）转写取流传者也”{3}。由此推知，这位俗姓张的智严法师初抵沙州的时间应在同光二年一二月之际，并且在沙州逗留了至少一两个月。据该题记可知，后来智严确实从敦煌出发继续西行了，惜受现存史料所限，我们已难知后续详情。

至于归文，S.529第一、第二件分别书有“五月廿九日”“同光二年六月日”，第六件记为“同光二年五月日”，其他三件无时间标记，但依理可推知也应在五六月前后。在此需特别说明的是，S.529所存各状并非撰写于敦煌，而应是敦煌以东某地，笔者推测很可能是灵武，至少部分写于灵武，因为第一、第五件在向收书人报告自己行踪时所言均是到达灵州的时间{1}及其在灵州的情况，从当时中原僧人赴印求法途经西北各州的情形看，第二件中归文登门拜望的“令公”也应是灵武节度使韩洙{2}。考五代，尤其是后唐时期，兼领“押蕃落”职任的灵武节度使在沟通西部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过程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是后唐时代连接河西与中原关系的一道最重要桥梁”[3]，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灵武在丝绸之路上自然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赴印求法僧行至灵州尚能感受到浓重的华夏文化氛围，但再西行即将进入凉州嗢末、甘州回鹘等少数部族占领区，前路茫茫，便很容易视灵州为夷夏分界，遂给亲朋好友留书作别。因而，据S.529可知，同光二年五六月时谦称“漕（曹）溪末胤”的禅僧归文等尚在灵州盘桓，不过，根据该卷第五件所言为继续前行所做的诸项准备，归文等应很快离别灵州向西进发，距离到敦煌的时间不会太久。关于归文等在敦煌的活动情况，因史料匮乏，今难知详情，唯P.2638《清泰三年（936）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所记癸巳年（933）六月一日至丙申年（936）六月一日破除织物账目中有“绢捌尺，归文寄信用”的记录，可知后唐清泰年间归文依止于沙州。归文该次“寄信”，即给别人寄送礼物时也当附有书状，依常理，状中对其驻锡敦煌期间的情况也会有所记述，惜千余年后的我们已无缘得见，但可以推想其“寄信”初衷或许与其在灵州时的考虑相类，即又将敦煌视为赴印旅途中带有标志性的一站，对经行的敦煌及其以东地区十分眷恋。

后唐时期是敦煌地区史上一个相当重要而特殊的时期，正是在后唐新建的同光初年，敦煌在与中原长期隔绝后终于恢复了联系。以前笔者曾与吴丽娱先生合作探讨了后梁及后唐时期曹氏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问题，根据P.2945、P.3931、S.4276等卷，论证了公元908—923年的15年间沙州与中原王朝的正式官方往来断绝、直至923年夏秋之际才在灵武节度使韩洙的帮助下见到李存勖于立国前夕派出的招引边地入贡的使者，继而派遣使团远赴中原朝贡。该使团于次年即同光二年四月到朝并为曹议金争取到了旌节，敦煌与中原之间的官方交往真正复通[3]220-299。这15年乃是唐朝覆灭后烽烟四起、割据林立的乱世，灭亡唐朝的后梁局促乏力，无暇西顾，受少数部族政权阻隔的沙州敦煌偏居西隅，只能独存自立，但其对中原汉文化的崇敬向往却并未消减，曹氏归义军在后梁时期进行的多次没能成功的入贡即是明证。

于此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是，923年时敦煌与中原王朝恢复联系一事才现端倪，李存勖于筹备开国大典过程中所遣使者之所以招引归义军入贡，主要出于化远来夷以壮后唐声威的政治目的，而经官方途径传入较多中原讯息文化等则需待朝贡使团西归之后，即使团到朝的同光二年四月以后的数月，参酌当时的交通情况，恐应在该年年底或更晚。而S.5981作者自述系“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临坛持律大德智严”，表明智严的僧籍隶属于鄜州（今陕西富县）开元寺，S.529中的多处题署又可证归文和德全为定州（今河北定州）开元寺僧人，换言之，这两批赴印求法僧皆来自中原。这样，结合上述对归义军入奏活动时间节点的细致考证，这些求法僧的一个特殊性便十分突出了：他们，至少同光二年一二月间已在沙州的智严法师，乃是今知后唐建立后最早抵达敦煌的中原人士。其时李存勖所遣使者西来唤起的敦煌人对中原风物的热情正炽，人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原的方方面面以填补长期闭塞造成的讯息真空，智严等来自中原的赴印求法僧遂应时势所需成为传播中原佛教与文化的重要使者，他们已经成就的学养学识及其带来的经籍文本等必然备受当地人重视与推崇。

政治与时代讯息方面的典型例证是同光年号的传入。今知敦煌文书中同光年号的最早用例即S.5981、上海博物馆藏48（28）、S.4793{1}等智严相关写卷所书同光二年三月，其时距后唐立国的同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仅10月余。根据我们的考证，上述李存勖所遣招诱边地入贡的使者离开中原西行时，后唐的开国大典尚在筹备过程中，受古代信息传递条件所限，他自然无从知晓，更不可能及时向敦煌宣布同光年号。智严抵达沙州时，西北地区战乱未已，归义军入贡使团还在东进途中。是知同光年号的最初传入非因李存勖所遣使者和后唐颁历使臣，也不会是同光二年年底左右才回到敦煌的归义军朝贡使，而很可能是来自中原的赴印求法僧智严最先将同光年号告知敦煌，以后该年号遂在沙州传布，最终取代了此前行用的中原过时年号{2}。

佛教文化方面，据前引上海博物馆藏48（28）题记，智严曾安住于沙州官寺龙兴寺，且并非简单的挂单，而是受信众所请讲法传道至少一两个月，说明其在敦煌佛教界颇具影响力。S.5981中智严又为“当府曹司空”即彼时自称司空{3}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合境文武崇班”“一切士庶人民”祈愿，这种写法虽有程序化套语的成分，但仍可说明必然与其中的部分人士有交谊。至于智严等从内地带来的经籍文本，无论是可在佛教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佛教宣教作品，还是记述各地尤其是佛教圣迹情况的行记，甚至涵盖礼仪民俗的书状，都深受与中原交通长期不畅的敦煌信众珍爱并广为传抄。例如，智严带来的《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今知敦煌文书中即存有多件，除上博48（28）外，还有P.2054、P.2714、P.3087、P.3286、Ф.319等卷，其中P.2054包首书有“智严大师十二时一卷”，正文即抄《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首题），文末题：“同光贰年甲申蕤宾之月蓂凋二叶，学子薛安俊书。信心弟子李吉顺专持念诵劝善。”可知该卷抄写于同光二年五月，所据底本亦是智严携来。再如，S.2659为一长卷，正面抄存有摩尼教经典《下部赞一卷》（尾题）、佛教典籍《僧羯磨卷上》，背面所抄为《大唐西域记一卷第一》（尾题）、《往生礼赞文一卷》（首题及尾题）、《十二光礼忏文》（首题）等，后者文末书有“往西天传一卷”，再后又书“往西天求法沙门智严西传记写下一卷”，可知智严西行时随身携带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文献，盖拟用于宗教修习与旅行指南，这些文本亦受敦煌人寶爱并被积极传抄。至于归文撰作的数件书状等，对于当时的敦煌人而言也应具有书仪意义，故才得以存留至今。

综上所述，通过对后唐时期途经敦煌的赴印求法僧记述的钩稽，我们不仅可以认知这些具有坚定信仰、广博学识与顽强毅力的学问僧的行迹，亦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们对当时及其后敦煌佛教与文化发展演进做出的重要贡献。以上讨论主要集中于智严与归文相关文书独有的研究价值方面，实际上，这些文书还向我们展示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大力扶持佛教{4}及五代时期五台山信仰异常炽盛{5}等信息。于此，笔者在前揭拙文《敦煌文书与五代时期五台山佛教史研究——以P.3931为例》中已做探讨[2]168-183，故不再赘述。有趣的是，有关智严与归文的文书记录了从中原出发远赴印度求法的中国学问僧的事迹;P.3931抄存的3件牒状反映的则是不辞辛苦跨越雪山沙漠前来中国参访的印度高僧的情况，一往一来，这两类文书从各自角度共同揭示了后唐时期中印交往的多重样貌。

参考文献：

[1]杨宝玉，吴丽娱.跨越河西与五代中原世界的梯航：敦煌文书P.3931校注与研究[G]//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6-168.

[2]杨宝玉.敦煌文书与五代时期五台山佛教史研究：以P.3931为例[G]//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168-183.

[3]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87.

收稿日期：2020-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198）

作者简介：杨宝玉（1964-  ），女，北京市海淀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