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古丝绸之路上很多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形成了大量文献，是真实记录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展示出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反映了各民族对发展丝绸之路的贡献。丝绸之路造就了各民族的文化大师，他们为发展丝绸之路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展现了丝绸之路是各民族共同开辟的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通道及丝绸之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宗教现象，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同时也显示出这一带文化交流中民族融合、语言消亡、文字灭寂、宗教转换现象，体现出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的本土化趋向，形成相互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丝绸之路;少数民族;出土文献;文化大师;东西方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5-0001-10

On the Silk Road Manuscripts in the Document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SHI Jinbo

（Song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1）

Abstract： The languages of many ethnic minorities that were active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have been preserv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contents of which provide an abundance of first-hand historical research material. These records reflect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as well as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each ethnic group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The Silk Road also shaped many cultural figures important to each ethnic group， artists and thinkers who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 and advance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t the same time， these documents also indicate the blending of various peoples， the vanishing of languages， the extinction of written scripts， and the conversion of religions that resulted from th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ese documents reflect both the diversity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tendency toward localization experienced by each ethnic culture， as well as the indivisi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ethnic groups.

Keywords： Silk Road; ethnic minorities; unearthed historical documents; cultural figure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絲绸之路”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路线，起始于古代中国，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分为南路和北路：南路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再向西至条支、大秦;北路经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再向西经安息至大秦。所经之地除汉族地区外，还有很多境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境外各民族地区。中国传统文献中对丝绸之路不乏记载，主要是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对这一地区的介绍和诠释。近代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大量的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对这一地区做了写实性记录，往往是更贴近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献对深刻认识丝绸之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 丝绸之路出土多种民族文字文献

及其贡献

中国传统史籍对丝绸之路记载很丰富，如《史记》中的《大宛列传》，记载了汉代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出使丝绸之路西域地区的经过，以及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诸地的情况[1]。《史记》的《匈奴列传》中也有涉及丝绸之路的资料[2]。《汉书》中有丝绸之路地区的《西域列传》[3]。《后汉书》中有开拓和维持汉代与西域关系重要人物的《班超列传》[4]。《后汉书》中也有《西域列传》，此后正史中对西域的记载继继绳绳，绵延不绝。

其他汉文史籍中也有对丝绸之路的重要记载。如唐朝玄奘述、辩机撰文的《大唐西域记》，记玄奘至天竺求佛经的经历，其中所记诸国地理、风俗、服饰、幅员、物产等，成为了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中国传统汉文史籍对丝绸之路的记载具有开拓性、系统性、真实性，有巨大的史学价值。

近代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陆续出土了很多文献、文物，以其当地、当时记录的真实性、具体性，更加丰富了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认知，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献包括汉文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20世纪中国四大文献发现中有两项都在丝绸之路沿线，如居延汉简、敦煌吐鲁番文书。此外丝绸之路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现了不少古代各民族文字文书。

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汉文文献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以真实的记载补充了传统历史文献，很多文献增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

在简牍文献中，如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出土的《传置道里簿》木牍，记录了王莽时期长安到张掖郡氐池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在甘肃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传置道里簿》木牍，记录了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12个置之间的里程。这两件木牍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情况，补充了对汉代丝绸之路的认识[5-6]。

敦煌文书中有不少直接反映出丝绸之路一带的历史文化状况和各民族交流史实，包括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符、牒、状、帖、榜文、判辭、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如敦煌出土写本《沙州图经》《西州图经》具体记载了丝绸之路各段的驿站[7]。又如永泰元年至大历元年《河西巡抚使判集》，天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六个乡的差科簿等，是了解唐代河西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西北地区社会状况的宝贵资料[8-9]。

黑水城出土文书时间上接续敦煌文书，其中以西夏文文献为多数，也有很多反映宋朝、金朝、元朝乃至北元时期西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汉文资料，如军政文书、榷场文书、牒状、账簿、契约、经书、史书、历书、蒙书、医方以及大量宗教经典等。其中反映了多王朝、多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交流 [10]。

丝绸之路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走廊。当地各民族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古丝绸之路上的诸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还创制、使用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形成了大量文献。然而很多民族文字文献都没有被保存、传承下来。直至近代，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陆续出土了很多民族文字文献，其中包括不少双语和多语文献。由于使用这些民族文字的民族有的已经消亡，有的已改用其他文字，因此一些文字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有的成为难以解读的古文字。

出土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其文字种类多样、涵盖地域广泛、内容丰富多彩而引起学术界的瞩目。解读这些久已失传的古文字文献往往需要比较长的过程，专家们需要付出大量精力，故多被称为“绝学”。

佉卢文文献

佉卢文记录鄯善王国主体民族吐火罗人的语言。鄯善王国在今新疆若羌县一带， 位于丝绸之路南道，在西汉时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丝绸之路上比较重要的王国，与汉朝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这一带开始直接隶属中央管辖。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王国有鄯善、焉耆、龟兹、月氏、乌孙等。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奉命出使西域，首先到达鄯善，重新打通丝绸之路[4]1571-1586。

吐火罗人使用的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西北俗语的一支，被称为鄯善俗语。吐火罗人用阿拉美文字演变而来的佉卢字母记录自己的语言。佉卢文文献大都属于公元3—4世纪，出土地点在新疆的尼雅、安得悦、楼兰、和田等地，分属鄯善王国和于阗王国。佉卢文在鄯善王国广泛地使用。佉卢文文献的材质有木质、桦树皮、皮革、绢和纸等，也有写在壁画上的题记。最常见的是木牍，大量国王诏令、公文信函以及居民财产、诉讼、纳税账目、水利灌溉、户口登记等都用墨笔写在木片上。

公元2世纪时，由于民族之间商贸交换的需要，当地铸造了一种钱币，后称为和田马钱。这种钱币一面用汉文篆字标明币值，另一面正中为一马或一骆驼图案，周围一圈是佉卢字母，意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伽罗摩耶娑（之钱币）”[11-12] 钱币上王的名字因铸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是“丝绸之路”很早的双语钱币，反映出中原王朝在这一带影响深广以及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12] 6 [13]。

焉耆—龟兹文文献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西域一带有突厥、于阗、粟特、回鹘、吐蕃等族。

出土文献表明，公元3世纪开始在今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的一种文字，拼写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中的两种方言，原来被称为吐火罗文，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者根据季羡林先生的意见，将其定为焉耆—龟兹文。

现已发现并刊布的焉耆-龟兹文文献种类较多，数量丰富，包括佛经、文学作品、公文档案、经济账目、辞书、医书和洞窟中的题记、铭刻等 [14]。

焉耆—龟兹文已有较多的纸质文献，说明中原地区的造纸技术已传到西域，这比佉卢文来说是一大进步。另外一种载体还是传统的木牍。

近代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焉耆文《弥勒会见记》，成书约在5—6世纪，内容是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以及在弥勒净土的各种趣事见闻，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反映出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15]。

在今新疆拜城、库车一带的克孜尔龟兹石窟中有汉文题记和龟兹文题记。这表明丝绸之路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和边疆地区民族之间文化的共存和交流。

于阗文文献

于阗王国历史悠久，是西域一大强国。早在西汉时期与中原王朝就有联系，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来往频繁，隋唐时常遣使进贡，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16]。于阗是西域诸国中最早缫丝养蚕的国家之一，后来成为西域诸国的丝绸之都[17]。于阗王朝后来与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汗国鼎足而立，前后历经13个世纪，与中原王朝联系不断，朝贡不绝。

于阗人操东伊朗语，也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称为于阗语或于阗塞语。后来于阗人用印度婆罗米文的一种变体记录于阗语，称为于阗文。汉文一直是当地的通用文字。

近代敦煌石室出土的于阗文文献表明，汉文对于阗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于阗文中有大量汉语借词，有的文献还在于阗文中夹写汉字。新疆和田地区也发现了于阗文文献。

于阗语文献内容主要有佛教经典、文学作品、医药文书、历史地理文书等，这些文献对于阗历史、语言文化以及于阗与敦煌的交往、民族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特别是《汉语—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于阗语词汇》，表明当时“丝绸之路”上中原王朝对当地的重要影响，也反映出当地各民族使用双语、文化密切交流的实际情况[18]。

粟特文文献

粟特是一个擅长经商的民族，在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上很活跃 [19-21]。史载粟特人“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22]。粟特人从东汉时期直至宋代，长期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善于吸收、传授。粟特人有多种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在粟特人中都有信徒。

粟特人有很高的文化，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粟特文属于阿拉美字母系统。《大唐西域记》最早提到这种文字[23]。

大多数粟特文文献发现于甘肃的敦煌和新疆的吐鲁番一带，时代约在6—11世纪，大都是纸质抄本，也有一些木牍和羊皮书。塔吉克斯坦的穆塔山也发现了大批粟特文文献。其中有佛经，大多译自梵文、汉文和焉耆-龟兹文，属8—9世纪。另有摩尼教经典，则译自钵罗婆语和安息语，年代约为8—10世纪。景教经典则从古叙利亚语经典中译出，年代约为6—11世纪[24]。通过粟特文文献可见，丝绸之路上中国中原地区、西域地区以及印度、安息、古叙利亚等地密切的文化交流。

粟特文随着粟特人的消亡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粟特文有很强的衍生能力。回鹘文源于粟特文，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又创制出老蒙古文和蒙古文，后满族又借鉴蒙古文创制出满文。以上几种文字的大量文献留存于世，成为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成为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传承的典型例证。

突厥文文献

突厥人于6—8世纪在蒙古高原上建立突厥汗国，统一了中亚草原、蒙古草原[25]。當时突厥人把从中原获得的丝绸等转手卖到西方市场，赚取丰厚利润。突厥汗国的联系远到波斯帝国、东罗马帝国。唐朝先后征服西突厥和后突厥汗国 [26-27]。

记录突厥语的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使用时间大约在7—10世纪之间。19世纪末，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两块石碑，上面除突厥文外，另一面还刻有汉文。后来的研究表明两块石碑分别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关于这段历史和立碑事始末汉文文献有详细记载[28]。原来与唐朝保持和好关系的毗伽可汗被害，唐玄宗闻讯为其辍朝三日表示哀悼，并派使者前往后突厥汗国，为毗伽可汗立碑建庙，唐玄宗亲笔御书碑文[29]。两碑的背面和侧面，用突厥文铭刻了死者生平事迹和显赫武功。此汉文、突厥文合璧碑，见证了唐朝和突厥的密切关系，也反映出丝绸之路上民族密切交往的真实情景。

回鹘文文献

在唐代丁零的一部逐渐强大后，建立回鹘政权，与唐朝一直保持友好关系[30]。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传统路线受阻，丝路北移，回鹘控制了东西方交通的命脉。回鹘把从唐朝换回的丝绸大量运销中亚和欧洲，获取厚利。

回鹘人在公元840年西迁后，逐渐废弃了在漠北使用的突厥文，创制了回鹘文。回鹘文以粟特文字母草体拼写回鹘语。考古发现8世纪已用这种字母铸成突骑施钱币。20世纪50年代在蒙古国乌兰浩特发现了一方碑刻，上有8行回鹘文，记载布哈孜特勤王子生平武功。这是蒙古高原发现的第一块回鹘文碑铭，说明回鹘人在西迁之前已在使用这种文字了[31]。

近代新疆吐鲁番和甘肃敦煌出土了许多回鹘文文献，既有借据、地契合同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大量佛教经典。20世纪30年代黄文弼先生在新疆发现了早期草书体回鹘文书信残文，约为9—10世纪的遗物。回鹘文也有双语文献。保存至今的壁画中供养人像旁有回鹘文、汉文合璧题款。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一件汉—回鹘文合璧《六十甲子纳音》残片，表明以由阴阳五行合流与律历合体为标志的中原文化对回鹘地区的重要影响并在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间流传[32]。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一千多枚回鹘文木活字，是中原地区活字印刷术传到西夏、回鹘地区后，再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历史见证[33]。

吐蕃文文献

吐蕃人在唐代安史之乱、藩镇之祸后，向东、向北扩展，进入陇右、河西地区，公元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安西，进一步控制了“丝绸之路”。后来吐蕃王朝削弱，中心北移，在河陇地区西部逐渐联合成为有一定实力的政权，仍把控着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34]。同时，还开辟了青海河源地区至吐蕃的唐蕃古道，形成高原丝绸之路。

吐蕃人使用的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文是公元7世纪创制的一套记录藏语的文字，一直使用至今。吐蕃王朝与中原地区有广泛的文化往来，敦煌石室出土了很多藏文文献，其中有译自汉文的典籍，如藏文《今文尚书》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战国策》藏文译本。敦煌藏文写卷中有一种特殊的长卷，是用古藏文音译汉字的写本。又有汉藏对音《千字文》和《大乘中宗见解》本。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汉、藏民族文化交流的事实。敦煌吐蕃文献中还有其他相关民族的历史文书、诏书、盟会告牒、官吏述职状、驿递文书、过所文书、纳粮牒、赋税名牒、财产账等，如《吐谷浑大事记年》等 [35-36]。 其中很多反映出藏族和丝绸之路其他民族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

西夏文文献

辽、宋、夏、金，中国处于多个王朝分立时期，在丝绸之路上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有契丹、党项、回鹘等。党项族占领银川平原和河西走廊，建立西夏王国，与宋、辽鼎立。西夏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要害，与西部大食、西州通使、贸易。西夏做转手贸易，居间得利[37-38]。 因通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受到西夏的阻隔，影响了中原与西方的经贸联系，促使宋朝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党项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西夏借鉴汉字创制了记录党项语的文字，后世称为西夏文。黑水城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文献，武威、敦煌、灵州、银川等地也出土了很多西夏文文献。出土文献表明，西夏翻译了中原地区的经书，如《论语》《孟子》《孝经》，还翻译了史书《贞观政要》《十二国》，兵书《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将苑》，类书《类林》等。

西夏编纂的西夏文—汉文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工具书，是“丝绸之路”民族文化深入交流的典型例证。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不仅全面反映出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状况，也有西夏与丝绸之路地区贸易的条款。《天盛律令》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版本。西夏借助回鹘高僧以及党项族和汉族僧人，将汉文《大藏经》译成西夏文，还将藏传佛教佛经译为西夏文。这些都反映出丝绸之路上党项、汉、吐蕃、回鹘等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汇[39]。

后世陆续发现的有关西夏的三大碑刻：西夏崇宗时期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一面汉文，一面西夏文;西夏仁宗时期的张掖黑水建桥碑，一面汉文，一面藏文;元末记述西夏后裔事迹的肃州路大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一面汉文，一面回鹘文。这些碑刻突出地展示出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中原地区文化主体性和多元性的统一。

蒙古文文献

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蒙古汗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征，征服了包括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部分地区，并对西夏、金朝和南宋进行南征。蒙古军队的征伐给各地、各民族带来了灾难，同时也扫清了丝绸之路上的障碍。自窝阔台汗开始实施“站赤（驿传）”制度，至忽必烈时期在丝绸之路上兴修了约1500多个官办驿站，形成了空前庞大严密的欧亚交通网络体系，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40]。 元朝与西方之间的经济交流频繁，丝路上商队往来如织。欧洲和中、西亚商人携带当地物品来到中国，从中国购买丝绸、缎匹、金锦、绣彩、茶叶、瓷器、药材等，此外还通过进贡与赏赐方式进行朝贡贸易[41-42]。

蒙古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借鉴回鹘文创制了记录蒙古語的文字——蒙古文。最早使用的回鹘式蒙古文称老蒙古文，后来又经过改进。蒙古文文献记载了大量有关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经济、医药、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43]。重要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存留下汉文注音本[44]。元代编纂《至元译语》用汉字为蒙古语词注音，是帮助汉人学习蒙古语的工具书。这些文献都表明蒙古族和汉族的密切关系。

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创制了一种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忽必烈下诏令指出要以此种文字“译写一切文字”。当时曾用八思巴字翻译《孝经》《贞观政要》《大学衍义》，择要翻译《资治通鉴》等，从现有文献可以知道八思巴字除拼写蒙语外，还记录了汉语、藏语、回鹘语以及梵语等。比较重要的八思巴字文献有《百家姓》《蒙古字韵》《八思巴字字汇》以及藏传佛教文学名著《萨迦格言》，此外还有很多碑刻。八思巴字文献涉及多民族文化及其相互之间的交融[45-46]。

察合台文文献

从14世纪开始，新疆和中亚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在喀喇汗王朝维吾尔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超方言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受到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由于这种文字通行于察合台汗国，是察合台汗国的官方书面语，故称之为察合台文[47-48]。

在察合台文通行的几百年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和科学家，留下大量的文献资料，其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

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文学创作十分繁荣，这一时期诗人辈出，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汗国早期主要作品有《先知传》《爱情篇》等，明代有《纳瓦依诗集》、史书《拉失德史》，后世有《安宁史》等[46]217-220，312-321。察合台文文献多是传世作品。

明代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仍在蒙古的控制之下，明朝未打开陆上丝绸之路，后来发展了海上贸易，明成祖至宣宗时期，郑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等远播海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推行经贸和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各民族文字文献，真实地记录当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展示出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填补了传世文献所缺载的大量史实，使我们了解到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相互影响的图景，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繁衍、交流、交往、交融的真实历史和对发展丝绸之路所做的贡献。

二 丝绸之路造就了各民族的文化大师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特殊文化，形成了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特殊地域，在语言、文字深入交流中，造就了一代一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大师，他们或创制民族文字，或谙熟双语文字，或著述、译介文献，为发展民族文化，促进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迦叶摩腾、竺法兰

二人原为天竺（印度）人。佛教由印度东传至中国时，首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东汉明帝年间，遣蔡愔等18人为使到大月氏国求佛法，永平十年（67）请得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僧，他们用白马载着佛像和经典来到洛阳。翌年，明帝建白马寺，令迦叶摩腾、竺法兰讲经，并请他们将梵本佛经译为汉文，自此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开创了中国的佛经的翻译历程 [49]。至今洛阳白马寺中有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的墓。

在东汉时期译经的还有来自安息的安世高王子和来自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地区传到中原，对此后的中国宗教信仰，乃至中国的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鸠摩罗什

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原籍天竺，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前秦世祖苻坚派大将吕光出西域伐龟兹，于建元二十年（384）俘获鸠摩罗什。此后18年间，鸠摩罗什生活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精习汉语文。

后秦弘始三年（401），文桓帝姚兴迎其抵长安，以国师之礼待之。此后十年间，鸠摩罗什潜心钻研佛学，将梵文佛经数百卷译成汉文，成为中国佛典汉译之泰斗;其还广收门徒，著名弟子有道生、僧睿、道融、僧肇等。鸠摩罗什对于佛教的发展，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50]。

玄奘

唐代著名高僧，为探究佛学于唐贞观元年（627），自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循北道出玉门关，经伊吾转至高昌回鹘，后继续西行，经焉耆、龟兹、姑墨，越葱岭到碎叶城，得见西突厥的肆叶护可汗，再经昭武九姓国、吐火罗国而至天竺，行程五万里，历经艰辛，沿途多获各民族支持、帮助。在印度前后17年，遍学大小乘各种学说，成为佛学大师。

玄奘带回佛经论657部，后受命在长安从事佛经翻译。他带领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被尊称为“三藏法师”[51]。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为佛经的翻译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米桑布扎

吐蕃人，15岁时奉藏王松赞干布之命前往天竺求学，拜师访友，历经7年学习古梵文、诗学、佛经。公元641年回到拉萨，潜心研究3年后，在传承原有象雄文化的基础上参照印度梵文并结合藏语实际，创制了记录吐蕃语的文字吐蕃文（今藏文），被藏族誉称“字圣”。他创制的藏文一直使用至今[52]。

吐蕃文的创制和使用不仅发展了藏族文化，也为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同时藏文在“丝绸之路”沿线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河西走廊一带，特别是敦煌石室出土了大量古藏文文献，为解读7—10世纪“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野利任荣、斡通冲

二人均为西夏党项人，西夏景宗元昊称帝之初，野利任荣为谋士。在元昊的倡导和支持下，他创制了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文字“蕃文（西夏文）”“教国人记事”[53]。此后又翻译汉文典籍，主办蕃学，为西夏文化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他死后元昊曾三次前往哭吊，给以厚葬，赠为富平侯。西夏仁宗时期他被追封为广惠王，以褒扬他在西夏文化上的开创之功[54]。

在西夏境内西夏文应用范围十分广泛。近代在河西走廊沿线，如武威、敦煌等地都出土了很多西夏文文献，特别是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了大批西夏文文献，为复原西夏历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丝绸之路文化增光添彩。

斡道冲先世灵武（今宁夏灵武）人，世代掌修夏国史，5岁时以《尚书》中童子举，精通五经，谙熟西夏文和汉文，后译《论语注》，作《论语小义》20卷，又作《周易卜筮断》，以西夏文写成，流行夏境，为在西夏传播儒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天盛三年（1151）为蕃汉教授。他在权臣任得敬篡权被诛后，于乾祐二年（1171）被擢为中书令，后又任国相，辅佐仁宗稳定政局，发展文化[55]。他为相十数年，“家无私蓄，卒之日，书数床而已” [56]。

他去世后，西夏仁宗图画其像，从祀于学宫，并使郡县遵行。西夏灭亡后，元代斡道冲的后人在凉州还见到斡道冲的画像，并临摹下来，请当时著名文人虞集为画像作赞。赞语颂扬斡道冲的业绩，同时描绘了西夏的崇儒之风[57]。斡道冲是在丝绸之路上颇有影响的兼通番汉文化、传承儒学的一代宗师。

耶律楚材

契丹人，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精通汉文，年轻时即“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58]。蒙古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他后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备受器重;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窝阔台汗即位后，他倡立朝仪，被誉为“社稷之臣”。他初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设置燕京等处十路征收课税所。他任中书令后，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主张尊孔重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58]3455-3464。

他随成吉思汗西征时，著《西游录》，记载了关于西域的所见所闻。

萨迦班智达、八思巴

萨迦班智达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是学识卓越、修证有成的佛教大师，著有《三律仪论》《正理藏论》《智者入门》《萨迦格言》等众多名著。他63岁时，带着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两个侄子，从萨迦寺动身前往凉州，经过两年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代表蒙古汗廷，萨迦班智达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确立了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也确认了藏传佛教的地位[59-60]。凉州会谈对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传播和在以后全国流行都有重要影响。

八思巴年少时能讲喜金刚续本，名声大著。他至凉州后仍随萨迦班智达学习佛教知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后，年仅17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教主，后谒见忽必烈，被封为上师。1258年在上都举行的佛道辩论会上，八思巴应对得体。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领释教，为全国佛教领袖。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建了从青海通往萨迦地区的诸多驿站。八思巴还奉忽必烈之命创制“八思巴字”，次年又升号“帝师”，进封“大宝法王”[61]。

萨迦班智达、八思巴对建立蒙藏关系，确立西藏的归属，乃至对丝绸之路文化和宗教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安藏

畏兀尔人，习儒、释文书，通维吾尔、汉、蒙多种语言。他向忽必烈进献佛典《宝藏论元演集》10卷，深得欣赏。他又将汉文典籍《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资治通鉴》等翻译为蒙古文，成为世祖制定政策法令的借鉴。安藏还翻译《难经》《本草》等中医经典。安藏是元代畏兀儿著名学者、翻译家，一生译著丰富[62]。

安藏逝世后，元世祖派遣大臣前去祭奠，并在宛平县为他修塔藏其身骨，下诏收集他的遗书，得到歌、诗、偈、赞、颂、杂文数十卷，命人刻梓付印流传于世。元仁宗时，追封安藏為秦国公，谥文靖。

丝绸之路的多民族文化背景，形成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圣地，是产生各民族文化巨匠的优渥环境。上列各民族诸文化大师仅是丝绸之路文化发展交流的部分代表人物。各民族文化大师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交流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丝绸之路沿线民族文化特点

丝绸之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发展和特殊的经济文化形态，才得以形成、产生大量多种民族文字文献以及多民族的文化大师，并由此显示出这一地区的文化特点。

1. 丝绸之路是各民族共同开辟的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通道，是中国、印度、欧洲、伊斯兰文明交汇之地，是古代亚洲、欧洲、非洲互通有无、促进友好往来的友谊之路。这里随着东西方多民族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呈现出多种文化交流、交融的广阔大平台。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加深，很多民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在中国的部分起着始发、引领和基础性作用，中国在丝绸之路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 丝绸之路在中国的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典型地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是联系多民族的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祖国的统一，深化了各族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各民族在长期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增强了对中国的认同感和民族之间的亲和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3. 文化是贯通“丝绸之路”的血脉和经络。这一地带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宗教已成常态现象。两千多年来，这一带出现了不下数十个民族，各有自己的语言，不少民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各种语言、文字共存，相互交汇，双语现象习以为常。宗教有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有时同一王朝两种甚至多种宗教同时并存。儒学在这一带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很多民族文字翻译汉文儒学典籍，汉文往往与其他民族文字构成合璧文献。

4. 这一带的社会和文化是动态发展、互动前进的。尽管这种变化往往是渐进的，但变化仍很显著。维吾尔族的先民曾使用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曾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祆教和佛教，至10世纪部分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16世纪才普遍信仰。又如藏族原来信仰苯教，后信仰佛教。党项人原来信仰原始宗教，后来又信仰佛教和道教。这里民族的融合，语言的消亡，文字的灭寂，宗教信仰的转换比其他地区更为频繁。吐火罗人、焉耆人、龟兹人、粟特人、于阗人都消失在丝绸之路上，建立强大政权的匈奴、鲜卑、契丹、党项也消失了，他们的语言也随之销声匿迹，契丹、党项所用文字变成死文字。

5. 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部分接受外来文化后，往往发生本土化嬗变。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在本土化过程中，甚至会发生世俗化倾向。如佛教自印度传入后，为适应在中国的发展，寺庙建筑不同于印度佛寺建筑，成为中国宫殿式的建筑群，为中国广大佛教信仰者所认同。佛教的塑像、绘画也趋向中国化。佛教的禅宗是接受了中国世俗文化影响后形成的新教派。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不断吸收中国主流文化因素，发生了儒化过程，经历了自身的再造[63]。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建筑也同样深刻地反映出本土化。宁夏同心县等著名清真寺都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典范。

四 余 论

出土的各民族文字文献，承载着丝绸之路上跨民族、跨国界的经济、文化发展、交流的丰富内涵，有助于丰富丝绸之路地区历史的深刻认识。这种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历史文化符号，反映着“丝绸之路”经济、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文化和历史基础，在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重要历史参考和借鉴价值。

结合出土的各民族文字文献，回顾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寻求特点，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发展丝绸之路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促進和发展国内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

回眸丝绸之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可知，各民族只有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互相依存，才能使各民族共同受益。特别是当今全世界都在加强经济、文化合作，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更应大力促进深化交流，提倡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合作，消弭民族间交流方面的障碍，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发展。

中国各民族要借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促进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增强中华民族一体的观念，在保护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在各民族中强化祖国意识、公民意识，加强对祖国的认同感，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文化是沟通观念、感情和民心的桥梁。借鉴丝绸之路各民族文化交往的经验，创造条件，大力进行文化交流。要提倡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对已经消失的民族语言，要尽力做好文献的整理、保存和研究工作;对目前使用较少的民族语言要认真做好声像记录和保存。应全面、正确地理解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趋向萎缩和消亡现象。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表明，民族和民族语言越来越少。语言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要继承“丝绸之路”上政教分离的优良传统。应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要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历史上宗教本土化、世俗化的优秀成果，对宗教建筑、宗教习俗等要给予思想、政策的引导。要认清历史发展大势，顺应社会进步趋势，大力提倡发展现代文化，尊重信教群众过现代化生活的意愿，使宗教真正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在“丝绸之路”乃至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都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他们或在开发边疆、祖国统一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或在加强民族交往、维护民族团结方面做出重大贡献，或在发展经济、科技发明方面有突出成绩，或在文化传承、推行教育方面有显著业绩，或在保卫边疆、抵御外侮方面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对这些有贡献的人物要认真发掘，大力宣传，树立榜样，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的风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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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5-09

作者简介：史金波（1940-  ），男，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河北大学、宁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民族历史、民族古文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