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

【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为何要中国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化。因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开始了寻求中国革命出路所在的积极探索，以俄为师，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但在使用俄国城市暴动的路子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为什么俄国成功的经验不能在中国大地上奏效？这一问题引发了李大钊、毛泽东和瞿秋白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通过思考与实践探索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道路，而不是一味地盲目地模仿俄国革命的路子，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为何要中国化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但是他关于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早已有之。[1]在围绕无产阶级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以及怎样走的争论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探索。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农村与中心大城市的前提下，从农村与城市的敌我力量对比、革命斗争的回旋余地等方面考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道路理论，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

1、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休止的割地赔款使旧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于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开始了寻求改变的探索。地主阶级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发起了“洋务运动”，最终以北洋舰队的覆灭宣告破产。农民阶级以“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勻”的口号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宣告终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封建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

中国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都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但都以失败告终，历史的使命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便以高度的阶级自觉、理论自觉和使命自觉开始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以俄为师，借鉴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这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但在具体使用俄国城市暴动的路子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为什么别国的成功经验不能在中国复制粘贴呢？因为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2]实践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简单模仿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借鉴俄国革命中与中国革命相通的内容，并结合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与现实情形，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学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学风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部分党员受到“本本主义”的束缚，不管什么东西都要从马列主义的著作中寻找出处，书中所讲到的现实中有的便是绝对正确的，书中没提及到的现实中有的便是绝对错误的，结果导致的是严重脱离实际，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严重危机。为了克服这一错误倾向，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而不是刻板的教条，所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践相统一起来，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学风。对于马列主义著作中没有提及到的，中国革命中出现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不必拘泥于定式，在忠于马克思主义核心内核的前提下，勇于创新突破，去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未预先告知的领域，走出一条全新的但适合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3、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要想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要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实际作用，就必须深刻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规律，即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原来没有的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同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不断发展出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内涵的丰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保持着强大生命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

1、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化来自西方，而中国传统文化诞生于本土是东方文化，二者是两种存在巨大差异性的不同地域的文化，是不同民族的文化。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3]由此得出中国大地上的中华民族是对本民族的文化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对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必然存在着质疑。其次，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核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文化，是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解放自身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地主阶级的文化，是“和”文化，“斗争”文化与“和”文化存在着天然的差异。然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化所采用的方法是“斗争”、是“破”，所谓“破”就是砸烂这个旧世界从而创立一个新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方法恰恰与此相反，提倡“协调”和“立”，通过协调各方面的矛盾，从而维持现状。再次，文化属性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化所代表的是科学文化，以“细胞学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科学发现为支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而中国传统文化所代表的是德文化，“仁义礼智信”、“以德服人”、“以德治国”，讲究和注重人的道德修养，而轻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最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所代表的生产力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产生于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代表的是工业文化，提倡无产阶级的联合;而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是农耕文化，讲究的是“自给自足”。

2、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可能性

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文化都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文化从未断流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能与不同的文化兼容并蓄。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生过无数其它文化本土化的实例，如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从印度初传入中国便依附于当时流行的道家理论，讲究因果报应，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再到宋明理学、心学兴盛时期则讲究“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顿悟成佛”，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就是一部佛教中国化史。再有“北魏孝文帝改革”等都是汉化的过程，即中国化的过程。同样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性原则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特殊性相结合，从而取得本国革命、建设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同各个国家自身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一种本土化的过程，它自身的开放性决定了它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相结合，与俄国文化相结合就是俄国化的过程，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中国化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相同的文化内涵。[4]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同样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建立“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这样的文化概念与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存在着契合之处。西汉的《礼记·礼运篇》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再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也暗含着共产主义的某些内容，虽然说没有最终实施，但依旧点燃了人们对美好生活极其渴望的火苗，一旦条件成熟便会以燎原之势席卷中国大地。其“薄赋税、均贫富”的口号和“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的原则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加入起义军，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予以痛击。

再次，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中国社会处于“破”与“立”的历史交接点。上文中讲到中国传统社会讲究协调，注重保持原有的社会状态，维持社会的“立”。但在鸦片战争后，旧中国腐朽的木制国门被帝国主义用工业文明下的坚船利炮轰得粉碎，侵略者从破洞处一拥而入，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成为了帝国主义的“提线木偶”，其腐朽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在了“破”的边缘。而马克思主义讲究的正是“破”，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反动的剥削的统治，通过暴力革命砸烂一个旧世界从而创立一个新世界。

最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自觉。中国传统文化讲君子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种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在民族危难的时候顾炎武又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心怀天下，“欲扶大厦之将倾，拯救民族于水火”的代表，但在简单照搬和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路子时，招致了严重的失败。他们便开始思索为什么他人成功的经验不能为我所套用？于是开始了寻求适合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从早期的李大钊，他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务求其适合者行之，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再到后来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无不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自觉，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诚然，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些差异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但这些阻碍是必然的，因为文化具有惯性，中国人被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了几千年，这种文化印记已经深入了中国人的骨髓，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较为保守的，更有甚者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例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为了实现他的改良主张，否定封建经典、否定封建正统思想，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打着孔子的“旗号”进行“托古改制”，其目的就是为了绕过当时人们保守的封建思想，实现改良。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时代和中国人民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不断缩小，而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同的内涵不断放大，积极因素战胜了消极因素，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固然马克思主义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诸多相异之处，但这依旧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进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进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存在着诸多可能因素，这些可能因素的存在，而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因素是远远超过不可能因素的，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实。

3、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争论问题是，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化中国传统文化呢，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历史实践证明二者是一个互化的过程。所谓中国化就是使之具有中国特色，用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解释和运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解释就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矛盾运动中处于对立统一的状态，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矛盾的同一性规定矛盾双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在相互作用中各自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各自吸收对方的、自己没有的且是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促进自身的发展。而矛盾的斗争性又规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促进双方的力量变化，从而为对立面的转化和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斗争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诸多理论成果，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只要中国社会的实践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就会不断随之丰富，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成为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的7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70年，[5]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不断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70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只有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通过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向前发展，同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进入21世纪，全球总体平稳发展，但局部摩擦不断，造成难民危机，全球不确定性增加，损害了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大同社会”，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是一种全天下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状态。習近平基于此文化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世界各国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要追求和实现和平发展，共同进步，就必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倡导建立的“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指导下，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助推区域发展贡献了重大力量，实现了区域内的和平发展，成功构建了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视民本思想，尤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记载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为民众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国家才能安定。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样强调的是民本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必须一以贯之，只有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才能实现固本安邦。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共产党只有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才能实现长期执政，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古代就认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以法家思想为代表，提出“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体现出古人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商鞅在秦国变法，使秦国国富兵强，为后来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认同和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此外，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7]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器人流水线作业取代了人力劳动，客观上导致了无产阶级力量的缩小，从而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走向消亡。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大量涌入，青年一代越来越认同资本主义的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危机。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只有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挖掘适合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因素，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展开宣传，营造一种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氛围，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增加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参考文献】

[1] 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A].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07（1）.

[2][6][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5+95+140.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斯大林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28.

[4] 张运华，刘红卫.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8）.

[5] 邹升平.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

【作者简介】

贺 敏（1996.7—）男，陕西榆林人，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