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红琼 付小庆

[摘           要]  探索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团体辅导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干预效果，使用MPAI量表筛选出具有手机依赖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配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进行团体辅导，对照组不作任何实验处理。结果表明，积极心理学取向的团体辅导对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干预效果明显。

[关    键   词]  大学生;手机依赖;积极心理学;团体辅导

[中图分类号]  G4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14-0020-02

一、问题提出

手机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手机的过度使用愈发普遍，手机依赖和网络成瘾一样，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手机依赖指由于某种动机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受损的痴迷状态[1]。有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不仅容易引起个体的躯体症状表现[2]，还容易导致人际沟通障碍[3]、疏离感[4]、孤独感[5]等心理问题表现，影响个体社会功能，降低个体身心健康水平。已有研究基于正念认知疗法、认知行为取向开展团体辅导干预研究，结果发现团体辅導对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具有显著效果[6]。但现有研究多从问题出发探索解决方式，较少倡导个人的积极力量，以增强积极体验，结合个人成长，更高效地解决手机依赖问题。积极心理学是兴起于20世纪末的一种新的研究思潮，主要关注人们自身的积极因素，挖掘人的潜能和核心优势，注重开发人们的潜能、人性优点，培养积极品质，使人们更有幸福感，生活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积极心理学取向的团体辅导是将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与团体辅导相结合的一种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综上，本研究旨在基于当代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结合积极心理学理论，对具有手机依赖的大学生被试进行团体辅导干预，探讨团体辅导对手机依赖干预的有效性。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对重庆某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收集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有效问卷355份，根据手机依赖筛选标准及结构化访谈，共筛查出被试50人，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25人，其中实验组男生8人，女生17人。对照组男生12人，女生13人。

（二）测评工具

采用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编制的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该量表共17个题项，包含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及低效性4个维度。失控性即在手机上花费大量时间而无法自控;戒断性指无法正常使用手机时会产生负性的情绪反应;逃避性指使用手机回避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低效性是指过度使用手机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学习的效率。量表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在具有筛查作用的8个题项中作出5个及以上肯定回答的个体被界定为手机依赖者。该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1]。

（三）研究过程

利用问卷星平台发布手机依赖团体辅导报名信息，同时发放MPAI量表，依据量表标准筛选出手机依赖学生。对筛选出的学生一对一联系沟通，进行结构化访谈，确定被试，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实施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干预，团体心理辅导结束一周以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均进行MPAI量表后测。

根据樊富珉的团体辅导阶段性理论[7]，团辅方案设计包括初创阶段、过渡阶段、工作阶段和结束阶段四个过程。初创阶段主要致力于建立团体关系，促进成员互动，建立团体规范;过渡阶段引出问题，认识手机依赖，澄清目标和期待，激发动机;工作阶段进行情绪和认知干预，并结合积极心理学理论发掘自身优势，进行合理规划，寻求有效的自我手机依赖管理方法;结束阶段主要为团体进行总结，互相给予支持、肯定成长，增强手机依赖管理的信心，进行告别。

团体辅导共6场，每周1场，每场活动时间约为1.5小时，地点均在学校团体辅导活动教室。领导者和助手由专职心理咨询老师担任，均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具有扎实的心理学相关理论基础和团体辅导经验。每场团体辅导活动结束后，领导者和助手进行团辅总结，如实填写记录表。

（四）统计处理

运用统计软件SPSS22.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三、结果

（一）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分数比较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分数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分数在各因子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表明两组被试同质，满足实验要求。具体结果见表1。

（二）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后测对比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实验组前测和后测分数差异显著，均有所下降，说明实验组被试在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和逃避性四个维度上均获得干预效果。而对照组未接受团辅干预，前测和后测得分在四个维度上差异均不显著。

四、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被试在接受团体辅导干预后，在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和逃避性四个维度上有了显著性改变。而对照组的前后测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团体辅导干预具有有效性。

在团体辅导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结合已有研究成果[8]，基于手机依赖和情绪、认知的关系，针对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和逃避性四个维度设计活动，侧重于成员合理看待手机使用和手机依赖，正视自身现状，寻求生活意义，促进成员进行自我察觉，更合理认知、调控情绪、管理行为，并通过团体内的人际互动，促使个体通过观察、学习、体验，挖掘自身潜力，认识自我、接纳自我、肯定自我，习得更合理的态度与行为方式。

已有研究探索了手机剥夺、正念认知疗法及认知行为团體心理辅导等诸多手机依赖干预措施。在本研究中，将积极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团体辅导理论相结合，制定了易操作、易推广的团体辅导方案，让学生能够正确对待手机并合理使用，呈现出良好的干预效果。但本研究没有进行持续追踪，对于团体辅导干预效果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如何有效结合其他干预手段，扩大受众群体，将团体心理辅导效用最大化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更全面地开展手机依赖心理辅导和干预。

参考文献：

[1]刘红，王洪礼.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的关系[J].心理科学，2011，34（6）：1453-1457.

[2]Nylund.R.，Leszczynski.D. Mobile phone radiation causeschanges in gene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n human endothelial celllines and the response seems to be genome-andproteome-dependent[J].proteomics，2006（17）.

[3]Chen L， Yan Z， Tang W， et al. Mobile phone addiction levelsand negative emotions among Chinese young adults： The mediatingrole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J]. Computers in HumanBehavior， 2016（55）： 856-866.

[4]黄海，李翠景，桂娅菲，等.大学生冲动性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疏离感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4）：674-677.

[5]刘文俐，蔡太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关系：孤独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5）：926-928.

[6]邓征星，王丹，邓磊.大学生手机依赖认知行为团体干预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8（11）：145-147.

[7]樊富珉.结构式团体辅导与咨询应用实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8]胡月，黄海，张雨晴，等.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的关系：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6）：1088-1092.

编辑 张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