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明 程思尹

（兰州大学 1.敦煌学研究所 2.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洞渊神咒经》 又名《太上洞渊神咒经》 《神化神咒经》 《三昧神咒经》。该经收入明代《正统道藏》 洞玄部本文类，共20 卷，是目前所见最早冠以“洞渊”之题的道经。敦煌本《洞渊神咒经》 所存经文系《道藏》 本前10 卷（后称简称《道藏》 本《太上洞渊神咒经神咒经》 为“ 《神咒经》 ”，敦煌十卷本《洞渊神咒经》 为“敦煌本《神咒经》 ”），另有2 件卷20 残片，共36 件。①叶贵良《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 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是最新的校录成果，收敦煌本《洞渊神咒经》 37 件。其中敦研376 号卷2“遣鬼品”尚存疑，故笔者认为敦煌卷子目前见《洞渊神咒经》 写本为36 件。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 第12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19 页，题“失名道经”的图版S.9047 残片，只有单面；国际敦煌项目IDP 数据库所录入英藏编号S.9047 写卷的正反面图像，仅单面存字迹，背面空白（http：／ ／idp.nlc.gov.cn／database／oo_ scroll_ h.a4d？uid ＝7824 100359；recnum ＝14562；index ＝1）。故王卡定名与S.8076 缀合的卷20 残片标号为S.9047，而非S.9047V。此经不述撰人，假托太上道君降授江东金坛马迹山道士王纂，称出于西晋之末。敦煌《神咒经》 的出现，使得其多阶段成书已成为研究这部道经的基本认识。根据敦煌本的“二卷”“四卷”“十卷”记载，十卷本《洞渊神咒经》 的成书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其四卷本的卷品、成书时间，以及十卷本的成书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敦煌本十卷《洞渊神咒经》 所体现的“三洞经法”“阳九百六”的灾异观念以及“木子弓口”的李弘谶言等内容经常被研究者作为中古时期道教经教体系构建等相关问题的论据使用，然而其十卷本的成书时间尚存争议，进一步明晰其成书时间及概念内涵更有利于晋唐道教宗教神学构建的研究。

另，杜光庭之《神咒经序》 是有关此经降授流传于世的宗教构建，也是见于道经中最早关于洞渊道士个人的记载。前人研究多关注于经文本身，《神咒经序》 相关的7个文本之间的先后顺序及道士王纂的身份地位尚未明确。①与杜氏《神咒经序》 相关的“王纂”条分别为《太平广记》 卷15 《神仙十五》 引《神仙感遇传》“王纂”；《斋戒箓·斋科》；《云笈七签》 卷37 《斋戒·斋科》；《三洞群仙录》 卷14 引《王氏神仙传》“王纂飞章”；《道门通教必用集》 卷1 《矜式篇》“王纂”；《嘉定镇江志》 卷20 《道教》“晋道士王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卷28“王纂”。考察其原始文本来源是研究《神咒经》 的经文降世、流传地域及属性特征等宗教神学构建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在《神咒经序》 之前，所存杜光庭的散佚文献表明，《神咒经序》 应是在其基础上衍生而成。本文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就十卷本的三阶段成书、《神咒经序》 的来源、受经道士王纂与洞渊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敦煌本《洞渊神咒经》 成书时间再议

造成敦煌本十卷《神咒经》 成书年代争议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道藏》 与敦煌本中所称《神咒经》 卷数不一：敦煌本卷1“两卷”“十卷”处，《道藏》 本相应处均称“二十卷”，敦煌本卷5 称“二卷”处，《道藏》 本相应处称“二十卷”，敦煌本卷5称“四卷”，《道藏》 本相应处同称“四卷”；第二，各卷所体现的教义思想、词汇文风有所差异，非一时一人所作。基于这两点，大渊忍尔在吉冈义丰基础上的三阶段渐次成书论证较为全面，即敦煌本《神咒经》 有三个成书阶段——二卷本（卷1、卷5）、四卷本（卷1、卷2、卷3、卷5）、十卷本。②［日］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 第2 编经典の研究，道教刊行会，1955 年，第201、203 页。［日］大渊忍尔《道教史の研究》，第3 篇《道教经典史の研究》 第4 章《洞渊神咒经の成立》，冈山：冈山大学共济会书籍社，1965 年，第435-482 页。《神咒经》 所呈现的形态表明它确实经历了这三阶段后才形成十卷，但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四卷本究竟是否为大渊氏提出的卷1、卷2、卷3 和卷5，卷2、卷3 又成书于何时？依然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一）二卷本与文书上限

阶段成书的观点被学界普遍认同，是研究和使用《神咒经》 的一个重要前提。敦煌本卷1、卷5 中有“十卷”“二卷”的卷数，对应的《道藏》 本都为“二十卷”，而敦煌本卷5 称“四卷”处，《道藏》 本同称“四卷”，可见卷1 与卷5 是初始的二卷，并在四卷本中。《神咒经》“二卷本”还见于《云笈七签》 《三洞群仙录》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等多部道经“王纂”条，经文均称太上大道君授予王纂的为“神化《神咒》二经”（见后文表1），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太平广记》。又，刘屹在研究中指出《洞玄灵宝本相运度劫期经》 明确提到了《神咒经》 为十卷，并有“誓魔、咒邪二卷”，称若奉道持经之家无力奉请《神咒经》 十卷，则“誓魔、咒邪二卷”是伏魔度厄所必须的二卷。①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226 页。《神咒经》 卷1 确为“誓魔品”，“咒邪”的品名不见于敦煌本与《道藏》 本。据此，二卷本当为卷1、卷5，卷5 又名“咒邪品”。

该经文书上限问题，学界主要有“西晋末年”与“东晋末刘宋初年”两种观点。前者依据《神咒经序》 称经文为西晋道士王纂受于太上大道君，认为《神咒经序》 中“西晋之末”即为文书上限。后者基于《神咒经》 卷1 经文内容的描述，认为经文出于东晋末刘宋初年。敦煌本P.3233 卷1 《誓魔品》 中的一段是判断其成书时间的重要依据：

不知大晋之世，世欲末时。宋人多有好道心，奉承四方，吾先化胡作道人。习仙道者，中国流行。还及刘氏苗胤生起，统领天下，天下人民，先有多苦，上挠下急，然后转盛，盛在江左。天人合集，道气兴焉。及汉魏末时，人民流移，其死亦半。乃至刘氏五世子孙，系统先基。②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2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221 页。

此处提到4 个重要时期特征：其一，晋世衰而未灭；其二，“宋人”一称出现；其三，出现化胡说；其四，刘氏盛于江左。东汉末已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这里用到“老子化胡”的说法，意在表明道法高于佛法。“宋人”的称谓，应是在刘裕已确立其国号之后出现。《道藏》 本同卷处与敦煌本略有不同。《道藏》 本卷1 《誓魔品》：

大晋之世，世欲末时，人民无淳，苗胤生起，统领天下人民，先有多苦，上侥下急，然后转盛，盛在江左，天人合集，道炁兴焉。……及汉魏末时，人民流移，其死亦半。至刘氏五世子孙，绍其先基。③《道藏》，第6 册，上海：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3 页。

虽然后者删去了“宋人”的称呼与“化胡”的说法，但二者都存“刘氏五世子孙”的称谓反映出经文极力强调刘氏政权的合理性。对刘氏政权的推崇表明，此经的出经上限不会早于刘氏起兵的403 年，应在420 年刘裕灭晋前后至刘宋政权时期。至于《神咒经序》 中提到的“西晋之末”应为后人附会，不可以此为判。

（二）四卷本到十卷本的扩充

大渊忍尔提出的四卷本是包含了二卷本，增卷2、卷3 的四卷。④［日］大渊忍尔《道教史の研究》，第482 页。大渊认为卷2、卷3 突出体现了对三洞经书的推崇，品名设定的思路也一致。《神咒经》 卷2 借下方世界真人之口，上启天尊称世人不信道法，不知奉受三洞经书，世间疫病流行，多有死伤，甚至到了“君臣相残，父子相刑”的地步。其同卷称“道士之法，以三洞为先，受此神咒，乃得入山及于人间，杀一切鬼贼。不受此文，鬼不畏人。”①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20 册，第249 页。即在道教经法中，造作《神咒经》 的道士认为“三洞大法”为最基础最重要的经典。奉佩三洞经法的善男善女，有天丁力士守护，秉承修行经典还可以免受三河洪灾之难；受奉三洞经法的道士，行道救人之处，太上大道君遣天兵力士等来助之。卷2、卷3 全篇都旨在突出三洞经书及《神咒经》 的重要地位。但如果仅以此为由，将此四卷归为四卷本，似乎证据并不充分。

对三洞经书的推崇是前十卷共同的特点，前十卷中的各卷都特别的提到三洞经、三洞大法等三洞经书流布的情形或功用的解释。如卷4 《杀鬼品》（品名敦煌本缺，依《道藏》 本补）：“道言：今闻太上三洞大法师，转经行道”“三洞之法，神咒为要”；②《道藏》，第6 册，第15、16 页。卷6 《誓歹羊品》：“三洞流布、六夷死尽”“鬼王等，见子授三洞之法，奉道师训，自来守护，不敢侵汝”；③《道藏》，第6 册，第20、21 页。卷7 《斩鬼品》：“若有奉持三洞，化人受之，有病转经，经神救人也”“……令奉三洞，三洞之经，能度众生诸难”；④《道藏》，第6 册，第23、24 页。卷8 《召鬼品》：“道士入山，修习三洞，得见真君”；⑤《道藏》，第6 册，第28 页。卷9 《逐鬼品》：“国土信道，受于三洞，教化人民”；⑥《道藏》，第6 册，第34 页。卷10《煞鬼放人品》：“令受三洞经者，皆悉先身有福缘，应上仙，方的值此师焉”。⑦《道藏》，第6 册，第35 页。前十卷此类推崇三洞经法的经文频频出现，以目前有限的材料，只能谨慎地说《神咒经》确实存在一个四卷本的阶段，但其成立时间，和具体是《神咒经》 中的哪四个卷品，尚不明确。

提到三洞就不得不指出，《太上洞渊神咒经》 及其斋仪《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忏谢仪》 《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十方忏仪》 《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清旦行道仪》 在明《正统道藏》 被放置于洞玄灵宝部。然而，唐代《太上洞渊神咒经》 写经题经名为：《洞渊神咒经》，并不见“太上”二字。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 一书中，将敦煌文献所见的《洞渊神咒经》 及其斋仪《太上洞渊三昧神咒斋仪（拟）》 放置在洞神及洞渊部。⑧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77 页。此处有意将《神咒经》 放置在一个单独的单元“洞渊部”来考察，可以看出至少王卡认为《神咒经》 不属于洞玄灵宝部。事实上，南北朝及唐代经目中出现的《神咒经》 确实不属灵宝部。约出于南北朝末期的上清经《太上三十六部尊经》 中载《洞渊经》 处于太清境，属洞神部经典。⑨《太上三十六部尊经·太清境经上·太清境洞渊经第四》，《道藏》，第1 册，第600 页。唐代正一道经《道要灵祇神鬼品经》 引《神咒经》 经文，称出自《洞渊经》，可见当时又将《神咒经》 称为《洞渊经》，从这样的称用上可看出，当时《神咒经》 冠以“洞渊”之名为道门所知用。另一部约出于唐代的灵宝部经典《太上灵宝洪福灭罪像名经》 中以三洞十二例共三十六部尊经分法也将《神咒经》 归于洞神部，经文称：“次礼洞神十二部尊经：信礼太清经。信礼老君彻视经。信礼太上集仙品经。信礼洞渊神咒经。……信礼老君黄庭经。信礼大小劫经。右十二部经，神宝君为教生，在太清境大赤天太清太极官，计七十万二千八十卷。”①《道藏》，第6 册，第297 页。在这一时期上清派及灵宝派的视野中，按照三洞三十六部尊经的分法，《洞渊神咒经》 是太清境大赤天洞神部经典。

明代将《神咒经》 20 卷入洞玄部，与南北朝隋唐时期被归入洞神部出现了矛盾，北周《无上秘要》 卷6 《三洞经教部》 称：“洞神者，召制鬼神，其功不测，故得名神”②《道藏》，第22 册，第31 页。。三洞经书分类体系于北周被官方定型，唐孟安排在《道教义枢》 卷2 《三洞义第五》 中揭示“三洞”特质同称洞神部“不测为用”与“召制鬼神”③《道藏》，第24 册，第812 页。，继续沿用了北周时期的说法。这与《神咒经》 召制天神劾鬼驱魔、消灾解厄的功用特征一致。可见依当时已有的道经，三十六部经分法将《神咒经》 入洞神部是合理的。敦煌所出的36件《神咒经》 写卷集中于前10 卷，且有2 件在麟德元年（664）的敕写卷品。敦煌本《神咒经》 无论是否有抄写时间尾题，都称《洞渊神咒经》，而非《道藏》 中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也就是至迟664 年，《洞渊神咒经》 经题都未冠以“太上”之称。而在唐代的道士法次阶位中，洞渊道士不在太玄或高玄道士之列，《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卷四“法次仪”道士法阶“洞渊神咒大宗三昧法师、卜兆真人”列于“正一盟威、元命真人”与受十戒、十四持身戒的“老子青丝金纽弟子”之间④《道藏》，第24 册，第757 页。，是法阶较低的道士称谓，与洞神部经典所授道士也有区别。据以上材料判断，唐代洞渊经及其奉授道士在经教传承方面应是独有的一支，并不完全在“三洞”框架内。

而《神咒经》 前10 卷一直强调的“三洞”概念，是以《神咒经》 为尊的上清、三皇及灵宝经等道经统称。《神咒经》 的“三洞经”体系明确突出自身的崇先地位，自称为“要经”“上经”，既是道士最基础授受的经典，还是能否“升仙”的重要条件，并将奉行《神咒经》 的道士称为“三洞道士”“三洞法师”。前文提到《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中受持洞渊法与《神咒经》 的道士称“洞渊神咒大宗三昧法师、卜兆真人”，是法阶较低的道士称谓，而通达三洞之经才可称为“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无上三洞法师”。前10 卷中的各卷都特别提到三洞经、三洞大法等三洞经书流布的情形或功用的解释，卷四称：“三洞之法，《神咒》 为要”⑤《道藏》，第6 册，第16、21-22 页。，尤其卷六指出“三洞真要”为：“受《三昧》 者自然得仙，受《导化》 者魔王自伏，受《大驱经》 者，天人助之，受《无量品》 者面见真君，受《记仙》 者仙人来护之，受《黄庭》 者太上自来耳，此三洞真要者也。”又同卷称：“自今奉三洞之道士，先为一切众生受此神咒。”①《道藏》，第6 册，第22-23 页。从《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卷四《法次仪》 来看，《神咒经》 并非“三洞法师”甚至最初阶的“大道弟子”首要受得的经典，有意抬升经文与受经道士的地位。就《神咒经》 造作时期的道教发展背景来看，无论是上清还是灵宝，甚至《三皇经》 所提出的“三洞”，都旨在对当时所流传的道经进行系统化的以“洞”为尊的经教神学构建。《神咒经》 特地冠以“洞渊”之名不难看出，这部经典也希望形成一个以“洞渊”为核心的“三洞”体系。“洞渊”冠以“洞”之名，与“洞玄”“洞真”“洞神”相较却无“洞”之实。

根据以上分析，从敦煌本十卷《神咒经》 的“三洞经书”概念来看，敦煌本《神咒经》 是在三洞道经分类系统在教内普遍确立之前所出的经典。目前可见最早以陆修静“三洞经目”为基础确立的道士法次科仪文献为成书于南朝梁末的《三洞奉道科戒仪范》。②敦煌发现的《三洞奉道科戒仪范》 的成书时间。学界观点并不统一，吉冈义丰与小林正美认为行成于梁末；福井康顺、秋月观暎认为成于隋；大渊忍尔、刘屹则认为成于唐初。通过我们对敦煌清信弟子经戒传授与《无上秘要》 经戒传授新仪等问题的研究看，《三洞奉道科戒仪范》 中与之不同的受法仪轨，应该早于北周《无上秘要》 的编纂时期，时间指向梁末时期。参见刘永明《敦煌本道教〈十戒经〉 考论》，《历史研究》 2016 年第1 期，第178-189 页。敦煌卷子P.2337 《三洞奉道科戒仪范》 第三“法次仪”明确载“ 《洞渊神咒经》 十卷”。所以《神咒经》 至迟在梁末形成十卷本。

二、《太上洞渊神咒经序》 及道士王纂考

《道藏》 本《神咒经》 之前附有题名唐末杜光庭所作《太上洞渊神咒经序》（以下简称为《神咒经序》，敦煌本无此序），该序称太上大道君于西晋末降授予马迹山道士王纂《神咒经》。此前多数学者在讨论十卷本《神咒经》 时未将此《神咒经序》 纳入考察视野，有讨论者也不认为王纂实有其人。事实上，无论是杜光庭《道教灵验记》所见“ 《神咒经》 十卷”，还是《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卷4 法次仪“ 《洞渊神咒经》 十卷”的记录，都看不到杜光庭有见过二十卷本《神咒经》 的情形。③《道藏》，第10 册，《道教灵验记》 卷12“甘玫《神咒经》 验”，第843 页；《道藏》 第24 册，《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卷4“法次仪”，第757 页。此序作为《神咒经》 宗教神学构建的重要一环，是否为杜光庭所作，究竟冠于十卷本还是二十卷本之前，有必要进行考证说明。另外，从《神咒经序》 所言的“西晋之末”到唐末杜光庭时期，很难见到洞渊之法修炼的记载，那么道士王纂究竟是虚构而来，还是确实开创了洞渊之法也是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以下首先对《神咒经序》 文本来源的考察展开讨论。

（一）《太上洞渊神咒经序》 文本考源

《神咒经序》 中，太上大道君于西晋末降授予马迹山道士王纂道经，称：“今以神咒化经，复授予子，按而行之，以拯护万民也”。①《道藏》，第6 册，第1 页。题名杜光庭所作的序里的中心人物，是这位晋代道士王纂。经考察，文献所见与《神咒经序》 有关的道士王纂记载共8 条，见下表：

王纂传记统计表

这8 条材料内容相近，详略不同。《斋戒箓》“斋科”关于道士王纂的记述与《云笈七签》 无异，《云笈七签》 此条应是来自《斋戒箓·斋科》。《斋戒箓·斋科》 基本沿用了杜光庭的《神咒经序》，稍加增衍。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有二：第一，将文字背景放于“值晋之末”，《神咒经序》 称“西晋之末”；第二，《斋戒箓·斋科》 将《神咒经》 作“神化神咒二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中“王纂”条同称经文出自“西晋之末”，也称“神化神咒二经”，其余内容与《神咒经序》 基本相同，细节处有所增绘，是以杜光庭之序为底本加工而成。《道门通教必用集》 的作者吕太谷称《历代宗师传略》 中16 位宗师传记乃删减北宋贾善翔的《高道传》 而成，所以该经的王纂传记直接来自于《高道传》。而《高道传》 的史源应取材于之前的道教神仙传记。其内容主体并没有变化，将太上降临的细节有所删略，同时也作“神化《神咒》 二经”。

从以上几条都与《神咒经序》 紧密关联来论，有四点可以确认无疑：从降授地点与对象来看，经文最初出于杜阳宫，后降予道士王纂修道处马迹山；从降授原因上来看，是因世间浊乱，六天故气败军死将等鬼魔作乱，疫病流行人民多死伤；从《神咒经》 功用上来看，转经奉经可使病疫瘥息；降授《神咒经》 最初的卷数应为2 卷。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斋戒箓》 与《云笈七签》 两条相同，为同一来源，而《太平广记》卷15“王纂”条及《三洞群仙录》 卷14“王纂飞章”分别称出自杜光庭《神仙感遇传》 和《王氏神仙传》。《太平广记》 卷15“王纂”条称出自《神仙感遇传》，此条与《神咒经序》 主体几乎无异，文字略有出入。《三洞群仙录》 称“王纂飞章”出自《王氏神仙传》，此条为王纂事迹中最简略的一条，仅68 字，未提及《神咒经》，称太上大道君只授予王纂“三五斋诀”。

杜光庭《王氏神仙传》 作于辅佐前蜀王建、王衍父子政权时期，也就是910 至920年左右，全本不存。而《三洞群仙录》 多征引宋世所存文献如《拾遗记》 《神仙传》《列仙传》 《高道传》 等，《王氏神仙传》 基本依靠此书辑佚。《道藏》 内的《神仙感遇传》 中没有“王纂”一条，而杜光庭作于蜀地的另一编著《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七十二福地”下载：“马迹山，在舒州，王先生修洞渊法处。”①《道藏》，第11 册，第59 页。，可见杜光庭在蜀地时期就很清楚王纂于洞渊法的关系，所以《太平广记》 中称引自《神仙感遇传》 的内容应是《神仙感遇传》 的佚文而非杜撰。刘屹在研究中也指出，在杜光庭《道教灵验记》“甘玫”一条中，可见“ 《洞渊经》 十卷”。杜光庭在编纂《王氏神仙传》 时所用的资料出于何处已不可考，这一条是目前所见关于王纂最早的材料，而《神仙感遇传》和《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则均显示出，王纂与洞渊经书已经有所关联，即使《太平广记》 所引文字的出处有误，王纂一条也早于《斋戒箓》 与《云笈七签》 被辑出。以上《道藏》 本所见《神咒经序》 应为杜光庭916 年迁户部侍郎之后基于《王氏神仙传》与《神仙感遇传》 所作。目前还未有证据直接表明五代杜光庭《神咒经序》 究竟是基于十卷本，还是二十卷本。依据《王氏神仙传》 《神仙感遇传》 及《道教灵验记》 的线索，杜光庭显然是清楚洞渊经与王纂的关系，并见过十卷本《神咒经》。从杜光庭流传后世的编纂道经对比《神咒经》 后十卷来看，至上神不一致、经文缀合痕迹明显的问题不应是杜光庭汇编道经的水准。加之《道教灵验记》 中明确的“十卷”描述，杜光庭此序应是基于敦煌十卷本《洞渊神咒经》 所作。

（二）受经道士王纂考

对《神咒经》 降世的中心人物王纂的探索，除了资料的重复之外，还在于提到这个晋代道士的史料，并没有与其生活时代相近的记载，多出于唐末宋初，甚至元朝。以致左景权在撰者考中提出可能王纂也本无其人，为后人假托的说法。①左景权《〈洞渊神咒经〉 源流试考——兼论唐代政治与道教之关系》，《文史》 第2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280 页。而杜光庭的《王氏神仙传》 与《神仙感遇传》 表明，王纂为最早修洞渊之法的道士，确有其人，且经考察发现，王纂不仅与《太上洞渊神咒经》 的降授有关。元代道士陈致虚《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后称《度人经注》 ）《注解序》 回溯《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妙经》 的降授传承，称：“郑真人思远授抱朴子葛洪经本，又增《灵书上下篇》《太极真人后序》，即今之全本。晋王纂遇道君赐此经，及诸经数十卷。元魏时，寇谦之居嵩山修行，感太上授此经，并余经六十余卷。”②《道藏》，第2 册，第393 页。经文称太上大道君亲授王纂《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王纂到底是何人物，竟两次都由道君亲自授经？南宋吕太谷《道门通教必用集》 卷1 《矜式篇》 将道教重要人物道迹作《高道传》 以传世，称《历代宗师略传》。③《道藏》，第32 册，第5 页。其中列有16 位自汉入宋的道教重要人物，王纂在其中排在“葛仙公”与“陆天师”之间，与《神咒经》 东晋末刘宋初年的出经时间范围相吻合。

从杜光庭的《王氏神仙传》 《神仙感遇传》 来看，道士王纂至唐末仍非道门中的重要人物，洞渊之法也并不被重视。而入宋之后，这种情形产生了变化，《道门通用必用集》 卷1 《矜式篇》 的《历代宗师列传》 明显有意提升了王纂及洞渊之法在道教中的地位。至元代，陈致虚《度人经注》 《注解序》 中，甚至将王纂与《度人经》 的降授结合在一起。《度人经》 自唐代以来受到教内和官方的日益重视，自北宋末的《万寿道藏》 一直到明《正统道藏》，被续为六十一卷的《度人经》 一直位居《道藏》 群经之首。将王纂与《度人经》 的降授结合在一起，无疑进一步提升了这位洞渊道士在教内的地位。以王纂的教内地位的提升可见，《神咒经》 应在宋元之间还在使用。究其原因，两宋及元末明初与隋唐之太平盛世不同，国家动荡刀兵四起，同时灾异不断，与《神咒经》 最初降世时东晋末年的战乱灾年相似。正是这样的乱世，使得以劾鬼消灾、除厄愈疾为功用的《神咒经》 被道门及信众重新重视起来。

三、结语

中古道教的研究论题中，很多学者的讨论都引用敦煌本《神咒经》 作为例证，在其成书时间如此复杂的情形下，使用《神咒经》 作为论据极须谨慎。同时也说明了深入讨论其成书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以上成书时间的分析，敦煌本《神咒经》 最早出现的二卷本成书上限不早于孙恩卢循起义和刘裕起兵反晋的403 年，下限不晚于刘宋建国的420 年。而《神咒经》 的第二阶段四卷本则仅可认定确实在其流传过程中有过四卷本，但是目前并无有力的证据来支撑大渊卷1、卷2、卷3、卷5 为四卷本的具体卷品与出经时间。最终其十卷本的成书不晚于南朝梁末。事实上还有另一条线索指向十卷本成书应在南北朝时期入唐以前，即前十卷“三洞”到后十卷“三昧”的核心概念的变化，笔者另有专文考述。

相较《道藏》 二十卷本《神咒经》，十卷本具备了完整的宗教神学构建。目前还未有实证直接表明唐末杜光庭《神咒经序》 是作于十卷本，还是二十卷本。依据《王氏神仙传》 《神仙感遇传》 及《道教灵验记》 的线索，杜光庭显然是清楚洞渊经与王纂的关系，并见过十卷本的《神咒经》。但被扩充的后十卷至上神不一致、经文缀合痕迹明显的问题不应出自杜光庭之手。据此，杜氏此序应是冠于十卷本《神咒经》 前。

经文降世的核心人物道士王纂的资料多重复，且距其生前活动时期久远。东晋末刘宋初，南方地区久经战乱与疫病水灾的侵袭，这部针对底层民众同时讨好上层社会而创作的实用性道经应势而出，经文降世的关键人物王纂和其降世地点马迹山都在竭力强调这部道经的重要性。与六朝时期的其他道经相较，《神咒经》 并不是一部措辞严谨文笔精美的作品。然而，事实上《神咒经》 确实对刘宋初期乃至隋唐所产生的神咒类经典具有示范性意义，它结合了灵宝经与上清经及儒家祭祀传统，建立起了一套鬼神疾疫观及劾鬼方式，是继《女青鬼律》 之后完成的一部劾鬼经典。《女青鬼律》 先于《神咒经》 而成书但并不见于道士法次阶位传授的经典名列，并有散佚的情形。从道门六朝至隋唐时期的神咒类经典来看，洞渊神咒主导着道教祛疾劾鬼、消灾度厄的神学构建，经文十卷本的形成及洞渊斋、神咒斋的随之建立使得洞渊系在道士法位阶次中占有一席之地。吕太谷《道门通用必用集》 的《历代宗师列传》 与陈致虚《度人经注》 中对洞渊道士王纂地位的提升也进一步表明，《神咒经》 在两宋甚至元初都还在使用，可见这部劾鬼经典的效用广泛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