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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学调查:魁阁的中国社会学研究

2020-03-20 03:44:31 《社会科学》 2020年3期

摘 要:费孝通领导下的魁阁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研究是我国近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高峰,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学界都具有重要影响。魁阁研究的最重要的遗产是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学调查。这种社会学调查,不仅受到燕京学派强调中国社会独特特点和需通过社区研究理解中国的理论见解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还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的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方法、功能学派研究范式及当时社区研究风气的影响。费孝通等人在研究中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类型比较法及功能学派分析方法,采用功能学派社会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对中国多个典型的局部社会进行了深入调查,对这些典型社会中的社会事实、个体与群体、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进行了细致的记录与剖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较为深刻且准确的理解与认识,对中国社会研究与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继承与发扬魁阁精神,特别是运用社会学调查研究中国,对中国现代社会学研究与社会进步仍具重要意义。

关键词:魁阁;社会学调查;社会学中国化;中国社会学史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3-0086-10

作者简介:刘翔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北京 100026 )

二十世纪初中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阶段,吴文藻、孙本文、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有着重要影响。“二战”期间以费孝通为中心的魁阁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以下简称“魁阁”)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经历坎坷反复的发展至今,仍然面临着理解中国社会和社会学中国化的艰巨任务,而细致地审视魁阁遗产对于我们完成这两项任务非常有帮助,特别是魁阁研究所体现的以理论为指导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对现代中国社会学发展仍有着重要意义。魁阁研究在功能学派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调查资料,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运行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为中国建立与验证基于中国实践的社会学学科体系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社会学重建40余年来,已有大量重返魁阁的调查研究,但魁阁的理论启示并未得到足够的挖掘。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加快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至关重要。本文旨在深入梳理魁阁的理论渊源与理论方法,以期获得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灵感与启示。

魁阁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一)时代背景

中国社会具有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文明起源,文化历史也呈现出与西方迥然相异的发展轨迹,而且保持了数千年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使得中国社会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有别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形态。然而,数千年来,由于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与统治者的引导,中国学者的兴趣大都集中在文学和哲学方面,对社会研究并没有太多兴趣,因而数千年来人们对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发展与变迁等都缺乏适合的理论理解和解释。

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引入逐渐让中国学者意识到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自严复起,一些学者不断推介西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论著,翻译介绍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大批留学生奔赴欧美留学,带回社会科学研究资料与方法,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黄金时期,许多从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获得社会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等学位的社会科学学者回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著名大学建立专业院系,从事社会科学教学与中国社会研究,从而大幅推动了中国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各阶层和社会变迁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中国学者一方面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解剖、分析中国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社会调查、观察等方式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从而形成了大量有關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近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

从1840年起,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就受到以西方为代表的近现代经济的冲击,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中国经济逐渐开始近代化(现代化)。这种经济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工业化、商业经济的发展对数千年来的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令人瞩目的社会变迁。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逐渐衰落,乡村士绅阶层逐渐向城市聚集,农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由于长距离运输与物流的发展带来的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专门化生产与贸易的兴盛等,这些都对农村社会阶层、社会组织、权力结构等产生了重要冲击。

(三)魁阁集团的形成与活动

魁阁集团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产生的。在这期间,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的是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调查研究。云南大学于1938年成立了社会学系,1939年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以云大教授的名义聘请费孝通主持研究室工作,开展社会学调查。由于1940年昆明遭到日机轰炸,社会学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农村里去。他们租下了当地三层楼的魁星阁做为工作基地,因此这个研究室也就从此被称为“魁阁”。参见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魁阁由吴文藻建立,费孝通实际主持,主要人员包括费孝通、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许烺光、李有义等。参见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他们选择某一研究内容和调查地点,采用人类学方法展开社会学田野调查,记录、分析该社区的社会事实。按照研究内容进行区分,可将魁阁时期主要代表性著作归纳如下:农业,《禄村农田》《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其他传统产业,《易村手工业》;商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昆厂劳工》《个旧矿工》《内地女工》;少数民族社会,《芒市边区的摆》;传统社会,《祖荫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政治社会,《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呈贡基层权力结构》。这些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然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与变迁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四)现代社区研究风气

社区研究在二十世纪初蔚然成风,成为当时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吴文藻在1935年出版的《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对当时的西方社区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把当时的西方社区研究传统归结为社会调查、文化人类学、人文区位学、地域调查运动、文化社会学五种,并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最有理论性和独到见解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8页。换言之,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在近代社区研究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大力推动了当时的社区研究水平。近代社区研究的兴起始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此为建立与调整针对性的发展政策提供依据和参照标准。在此以前,人们对各地社会差异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政府也没有主动考虑过发展经济社会政策,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与人民的自觉认识,因而对于社会的调查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对于中国而言,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各地政府也希望获得对地方经济社会的深入了解,中国学者也希望借此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引进西方社区研究方法、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也成为当时社会学家重要的研究内容。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金陵大学、华洋义赈会等机构组织了大量经济社会调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魁阁的社会学调查方法

(一)魁阁的学术渊源

魁阁核心人物费孝通曾师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求学与后来的工作期间均受到吴文藻的重要影响,是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而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期间,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又深受其功能学派的影响。魁阁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既深受吴文藻及燕京学派的影响,也受到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民族志、社区研究的影响,使得魁阁研究呈现出鲜明特色。

吴文藻是燕京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燕京学派就是他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以其为中心形成的。燕京学派的研究目的也体现在吴文藻的一系列论著中,即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收录了吴文藻当时的重要论述,结集为《论社会学中国化》。该文集收录了1940年吴文藻为《社会学丛刊》所作的“总序”,在“总序”中,他提出 “燕京学派”的方法论立场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研究假设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参见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由此看来,“社区”、“文化”、“制度”及“功能”构成了该学派的“概念格局”。吴文藻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

燕京学派的代表性成果体现于他们编纂的《社会学丛刊》,《社会学丛刊》共出版甲、乙两集各五种,甲集依次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弗思的《人文类型》(费孝通译)、费孝通的《生育制度》、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乙集依次为: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林耀华的《凉山夷家》。此外,“燕京学派”的代表性成果还有林耀华的《金翼》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当时在国外学术界颇有影响,但翻译到中国学术界则较晚。这些成果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魁阁时期的研究成果,由此可以看出魁阁与燕京学派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

费孝通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也许是吴文藻特意安排的马戎:《从“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载潘乃谷、王铭铭主编《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15页。。民族志是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是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人类学家对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民族志试图通过全面的观察与记录,展现对一个民族、社会的全面了解。这种方法具有鲜明的整体论研究特点,即通过对该社会的各个具体侧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并将这些侧面进行整合以形成对该社会全面准确的理解。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有关制度和风俗的整体概观;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民族志的说明。民族志一般是西方人类学家对非西方民族特别是不开化的原始部落种族进行深入了解的研究方法,西方学者当时也倾向于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受此影响,中国学者也愿意通过这些方式向西方学术界展示中国社会的面貌。但这种研究方法更为常见的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这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者的重要研究内容。如费孝通的《花蓝瑶社会组织》就是民族志的研究典范之作。

马林诺夫斯基是英国人类学界的一个代表人物,也是功能学派的领军人物。作为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馬林诺夫斯基认为学者应当首先深入研究某种文化的功能、性质、演进历程,而后才能改造这种文化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因此,功能学派反对早先文化播化论和进化论的观点,试图用功能来解释所有文化现象,如风俗、事务、观念或信仰对于社会文化的作用,从而鼓励支持对中国这种有别于西方的传统社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深入理解,避免从一开始就把理论基础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基调上。

吴文藻对功能学派做过深入的介绍,总结了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问题,并以马林诺夫斯基的《蛮族的性生活》、理查德的《野蛮部落的饥饿与工作》和斐斯的《新西兰毛利族的原始经济》为例介绍了功能学派的方法论。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9-233页。

功能学派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是紧密围绕社会结构的特征、社会结构的功能、社会结构的发展进行的。因而,探讨各种不同社会中制度、风俗习惯等的功能,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早期的功能学派主要是研究原始部落社会,实际上这种研究方法很容易转换到对中国各种不同形态社会进行研究。功能学派的研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燕京学派和魁阁集团学者们的研究。

(二)社会学理论的指导

在燕京学派与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影响下,费孝通等人在魁阁工作期间,开展了大量社会学调查。这些调查深刻反映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互影响的作用。事实上,吴文藻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选择的路子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相结合,即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了解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再把这些知识与西方社会学的成果相比较,吸收西方社会学中有用的部分”马戎:《从“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载潘乃谷、王铭铭主编《重归“魁阁”》,第102-115页。。因而,这些调查与费孝通早年在《花蓝瑶社会组织》时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有着根本的区别,用费孝通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学调查”与“社会调查”的区别。

费孝通后来在回顾魁阁的社会调查时提到布朗(A. Radcliffe-Brown)在燕京大学的演讲,“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搜集,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据此标准,他将《花蓝瑶社会组织》归为社会调查,《江村经济》是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而《禄村农田》是社会学调查的一个尝试。事实上,从《禄村农田》和其他魁阁研究作品来看,这些作品大都体现了社会学调查研究的要求。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包括:贯穿着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体现了整体论的方法论色彩。

具体说来,费孝通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的调查时,他认为社会调查应从简单的社区开始,不要带有任何理论,要采用“体察”的方式,运用“自省法”,对资料做整体性分析和历史分析。在进行《江村经济》的调查时,他认识到在研究的同时,需全面理解、客观表述,而在《禄村农田》及他影响深刻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商业调查中,他逐渐将理论看作一个假设,以现有理论为出发点,选择适当社区,以参与观察者身份收集资料,对资料进行处理及比较以得出新理论。参见丁元竹《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这样就使得基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学理论不至于被误用于对中国的解释和理解上,有助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实现。

(三)类型比较法

魁阁研究社会调查的对象选取体现了类型比较法的特点。类型比较法是费孝通对《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等研究方法的总结。费孝通认为,将中国社会根据形态区分为若干种“类型”或“模式”,不同的“类型”或“模式”往往是一些社会经济条件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各种社会中的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考察和比较,就能够得到对这一社会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在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费孝通注重解剖研究社会结构各部分之间的内部联系,继而探讨产生这一结构的条件,从而获得这一社会结构状况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入认识。研究者对不同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的异同可以对不同社会的相似程度进行归类,从而得到不同的类型或模式。费孝通试图通过类型比较法的运用和推广,逐步扩大社会学调查范围,寻找不同的社区类型,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整体的方式渐进地获得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全面了解。

类型的选取是费孝通与他的团队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起点。在此之前,费孝通已经完成了《花蓝瑶的社会组织》与《江村经济》。费孝通认为,调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检验一些研究假设,“在不同型式的农村社区里加以考核”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花蓝瑶的社会组织》对中国南方山区少数民族的人口、家庭生活、亲属、村落、族团及族团之间的关系和农事活动、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等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的全面介绍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的社会组织》,载《费孝通全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江村经济》是对长江流域商业繁荣的现代农村经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调查,特别是着重探究现代工商经济如何影响传统的中国农业的,而《禄村农田》则考察了禄村作为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现代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费孝通等人试图利用多个不同社会型式的样本,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共相”,以及这种社会变迁对不同社区类型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提出了有别于当时流行的进化论的研究视角。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社会经济与人口民族结构复杂多样,特别是面临现代化冲击时更是如此,因而要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和社会变迁,就必须有更多的调查样本。

循着这一路径,魁阁成员在抗战期间充分利用了身处云南的时间,按照类型比较法的要求,调查了多个不同的社区样本。更重要的是,与费孝通以前的研究不同,魁阁时期的研究加入了更多社会学理论的指导。如《禄村农田》就是费孝通自己选取的用以反映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内地农村的典型样本,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则详细考察了一个以手工业为主的内地农村,《玉村土地与商业》考察了一个不发达内地农村如何保持著较为广泛的商业活动,《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是对内地边远农村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的细致观察,《芒市边区的摆》则细致分析了边境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这些研究较好地勾勒出我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农村存在的各种不同水平的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状况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变迁。除此之外,魁阁的学者们还深入研究了因现代化浪潮和因抗战工厂内迁所带来的工业化对传统社会造成的影响,《昆厂劳工》《个旧矿工》《内地女工》等著作就分别从不同人群的角度探讨了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祖荫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对中国汉族族群祖先崇拜或父辈崇拜的剖析,探讨了汉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社会结构。而《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则对云南地方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剖析。这些不同的典型,与之前的《江村经济》等一起,构成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较为丰满的图景。

(四)功能学派方法

魁阁时期的研究,大多是遵循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方法要求的。这些学者在各自选择的调查地点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观察他们的生活行为,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记录他们的习俗仪式,深入理解各种不同社会结构的功能与异同,体现出鲜明的人类学影响。

与当时流行的纯理论研究、统计计量研究等研究方法不同,功能学派方法注重田野调查。虽然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研究中,他将研究对象区分为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文化、价值体系等社会结构对象,但在田野中,他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收集、理解和解释社会事实资料,这些资料既包括可以估量的、可见的社会事实,如家谱、村落、人口、地形、人口分布的等具体事实,以及土地所有权、仪式与技术活动的配合、物资财产的分配、物品和礼物的交换所体现出的社会经济关系等,还包括必须通过实地观察才能得以了解的隐秘的社会事实,主要包括一些琐碎但重要的非正式规则,如男子的工作日、饮食细则和体现人群社会性格、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状况的行为表现,如保养身体的细则、谈话的腔调、夜间人们围绕在树边篝火旁谈话时的气氛、人们之间的同情与厌恶、虚荣心等。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这种对社会事实的分类与实地观察,使得功能学派与涂尔干等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等其他研究学派区分开来。

魁阁时期的研究作品深刻体现了功能学派的方法。《芒市边民的摆》是典型的人类学著作。正如费孝通为该书写的序言所述,该书作者“不但介绍了人类学中最近的成绩,而且也是第一个人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因而,在本书中,田汝康严格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方法,从原始宗教仪式入手,对摆夷的物质生活、社会组织、精神文化、语言习惯等做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剖析。通过长时间与摆夷的共同生活与观察访问,作者记录了做摆的物质准备、摆与非摆活动的仪式流程、功能与作用、背后起作用的经济条件、社会结构等,这些都是从未有人了解过的社会事实。与此同时,作者还详细记录了做摆准备与仪式过程中的摆夷们的心情,对原始信仰虔诚的态度,对大佛爷、土司等的态度等较为隐秘的社会事实,从而获得了对于这一社会深入而又细致的认识。参见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许烺光的《祖荫下》也是典型的运用功能学派人类学方法研究云南喜洲这个揉有少数民族色彩的汉族村镇特色鲜明的祖先崇拜,作者通过长时间居住、观察、记录的方式,对村镇房屋、劳动方式、居住方式、祭祖仪式等明确可见的社会事实进行了详细记录,也通过细致观察的方式记录了居民对于祖先崇拜、社会阶层结构等的情感态度,这对于国内外学者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居民习俗文化、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为社会学著作的《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后被合称《云南三村》),其写作方法也呈现出鲜明的功能学派方法特点。参见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与一般的人類学研究不同,《云南三村》并没有尝试对这三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与记录,事实上这三个地区都是典型的汉族地区,文化上与其他汉族地区并没有明显差异。这些地区的显著特点体现在其经济结构上,因而费孝通和张之毅两位作者将田野调查和文案调查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对这些地区经济结构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上。如在《禄村农田》中,费孝通详细观察和记录了禄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条件、环境、组织方式、生产状况,以及背后所揭示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所有制形式,这些观察同时也与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统计资料进行相互印证,同时,他还观察记录了这些农民对于一些特定活动、特定职业的情感好恶、经济关系之中融合的情感交流与社会关系,这就使得他对禄村所显示出农村工商业初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得以形成更为准确深入的看法。与此类似,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的调查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生产生活方式、条件、状况等社会事实的记录,另一方面也观察到两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隐秘的社会事实。

魁阁研究中的社会学理论

正如前文所述,魁阁时期的研究大都是田野调查,因而很难看出社会学理论。虽然费孝通曾明确表示魁阁的研究还是非常重视社会学理论的指导,然而仍有学者批评费孝通缺乏理论概括:“总的看来,他的社会分析几乎完全以他的实地调查和观察为基础,而以他在云南时他的学生们的研究作为补充”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1938—1946年间的费孝通》,载潘乃谷、王铭铭主编《重归“魁阁”》,第20-43页。。然而,如果深入剖析费孝通及其他魁阁学者的研究方法,他们对于调查对象的选择、对于特定观察对象的记录与分析,我们就很能够看出他们研究所包含的社会学理论。

(一)功能学派的社会理论

从魁阁时期的学术渊源我们可以知道,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对魁阁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事实上,魁阁研究确实深刻反映了功能学派的理论主张。但正如丁元竹所指出的,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与他的田野调查方法并不是浑然一体的,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调查中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理论进行,这部分可归因于他所研究的主要是原始部落,记录和描述社会事实的需要远胜于理论整理,另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他去世太早,还没来得及将那些资料进行加工抽象成为理论。参见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尽管如此,马林诺夫斯基及功能学派的社会理论,仍然贯彻在魁阁时期的调查与研究中。

魁阁的研究者们在对研究对象的调查研究中,特别注重对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社会组织等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所归纳的文化要素的分析,并且非常重视物质设备在不同文化中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解释某一文化要素的功能是魁阁研究的重要甚至主要研究目的。如《芒市边民的摆》就是围绕摆这种原始宗教仪式在摆夷部落生活中的功能展开描述和分析的,做摆是摆夷文化中摆夷获得社会名望和地位的重要仪式,也是为了获得天国的崇高地位,因而所有尘世的辛苦与劳作换来的财富都应当用来做摆。摆和非摆的各种物品、仪式、话语都具有重要的功能。《祖荫下》则围绕祖先崇拜(父辈崇拜)这一文化现象展开民族志分析,祖先崇拜在这一族群中不仅是文化符号,而且是贯穿这一族群所有成员的意识形态系统,是维系这一族群存在与社会运转的社会规则。同样,在《云南三村》中,也有深刻的功能学派的理论在内。

更重要的是,魁阁学派的实地调查与隐含其中的理论分析,实际上指出了中国社会与不开化的原始部落以及西方社会之间的重要区别。虽然一些少数民族有巫术、原始信仰,中国汉族社会则是主要建立在祖先崇拜或父辈崇拜的基础上的,汉族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无不体现着这种思想道德体系的强大影响。然而,与宗教的外在约束不同,祖先崇拜或父辈崇拜主要是内在思想性的,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甚至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富不过三代”的社会流动现象。这些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揭示,使得魁阁著作也成为西方社会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参考。

(二)社会结构理论

魁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社会,而要较为全面地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深刻理解社会结构。魁阁研究也隐含了大量社会结构理论的相关内容。虽然目前较难判断同样强调结构和功能的结构-功能主义与魁阁研究的理论关联,也无从考究帕森斯的研究与魁阁等人有何联系,但从魁阁研究中仍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与判断。

正如富永健一所指出的,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从微观到宏观依次可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区、社会阶层、国民社会。参见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董兴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社会结构分析就是对社会的某一层面或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而魁阁的诸多研究,都是从这几个层面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以《云南三村》为例,三部著作分别是对三个不同村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禄村农田》中,重要的社会角色包括地主、自营农民、佃农、雇工、外来劳工等务农为主的农业职业者,以及开马店、杂货店、豆腐店等非农职业的人员,但这两种职业从业人员往往是兼营。而主要的社会关系,都是围绕土地有关展开的,土地是个社会角色互动的主要平台。《易村手工业》中主要的社会角色则是主营农业劳动者和手工业劳动者(包括雇主和工人),乡村工业的产生使得社会角色之间的活动变得与以农田经济为主的禄村大不相同。《玉村农业和商业》中把农户划分为能脱离劳动而有余者、不能脱离劳动而有余者、在自田自地参加劳动不能维持生活的困难户、完全无田地的赤贫者四个阶层,另有部分专门在外从事现代商业的商人,这些不同阶层居民的互动,经济上的相互往来,构成了一个分配不均的传统社会。

在《云南三村》的研究中,制度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与1949年来以正式政治制度进行地方治理的制度环境不同,当时这三个村落都处在传统的制度管理之下,除了刑事案件由法律处理之外,主要的民事关系都由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处理:土地私有,自愿交换,宗族、乡绅等在享受特权的同时,往往也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如在《禄村农田》中,乡公所的运行开支主要来自于按家庭财产或收入分等级的门户捐和公田收入,以及由各氏族分派,宗族还要承担提供为青黄不接农户借贷粮食的公米和为财力不济住户提供贷款的合賩。

魁阁研究通过细致的社会事实的叙述和剖析,为我们提供了详实的社会角色、制度、社会群体和社区的相关资料,也为我们理解当时传统社会的社会阶层提供了重要的调查资料。事实上,通过典型个案的社会结构调查研究以获得对当时社会较为真实全面的理解,就是魁阁所有调查研究的目的所在,这种思路不就是典型的社会结构分析吗?

(三)社会变迁理论

如果说魁阁研究对社会要素的功能分析、对社会结构的理论剖析为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幅幅细致的静态图景,那么魁阁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描述,就为我们理解民国社会变迁提供了生动的动态画面。费孝通也明确表示,对于社会变迁的关注是他研究的重要目的。在魁閣研究的岁月里,他一直努力关注社会变迁对于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里,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参见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费孝通乃至魁阁集团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首先体现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无论是《云南三村》的三个不同程度上受着现代化和现代工商业冲击的村落,还是对劳工、矿工、女工等现代工商业的直接产物的社会群体的深入调研,以及科举制度的结束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兴起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冲击(《祖荫下》),都体现了费孝通及魁阁研究者对现代化如何带来社会变迁的关注。特别是《云南三村》的三个村落,与《江村经济》一起,“四个类型加在一起即是整个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1938—1946年间的费孝通》,载潘乃谷、王铭铭主编《重归“魁阁”》,第20-43页。,构成了一个较为连续的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动态图景,从较为封闭不发达的禄村,逐渐成长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外部经济的玉村,过渡到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和手工业的易村,再到高度参与到现代化工商业的江村。这一过程中,农户逐渐转变成为佃农、手工业工人或工厂工人,地主逐渐转换成为乡绅、作坊雇主、工厂主等。随着社会财富逐渐增多,社会关系也逐渐复杂化。

费孝通之所以选择社会变迁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课题,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处在现代化浪潮中,必然要通过现代化以度过危亡时刻。另一方面,这也是费孝通希望通过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和理解,以弥补功能主义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王铭铭:《魁阁的过客》,《读书》2004年第2期。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超越了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这也是马林诺夫斯基对《江村经济》感到“值得赞扬,有时令人羡慕”的原因。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1938—1946年间的费孝通》,载潘乃谷、王铭铭主编《重归“魁阁”》,第20-43页。

虽然批评费孝通试图从几个典型调查中得出整个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做法可能过于武断,因为“理论是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形成的,它很难为短暂时期的研究所验证”。然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要来得比英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快。通过一些典型的研究个案,是有可能看到社会变迁进程的。

魁閣研究的学术遗产

魁阁的研究如此重要,已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深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团队。“二战”时期他们在云南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建立、深化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不仅为后世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对当代中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解与关注

魁阁的一系列研究破除了当时学界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和崇拜,纠正了一些学者机械照搬外国社会学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的错误,使得中国社会的独特特点和结构逐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深刻理解,他们的许多研究成为中国研究的起点,他们所采用的田野调查法、参与式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也成为现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个“中国学派”成为此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主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社会学“中国学派”的研究成果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巅峰,迄今难以超越。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已有大量研究重返魁阁,采用类似的方法对中国不同社区进行深入研究,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提供了重要素材。比如何明主编《魁阁——实地研究报告(第1卷)》,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钱成润等《费孝通禄村农田五十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二)中国社会变迁研究对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魁阁时期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分析深入细致,提出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内容,有些问题至今仍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费孝通等人在魁阁时期提出的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理论问题,至今仍有鲜活的研究价值,而这些内容或许才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所更需要的。

一是传统农业社会正在受到现代工商业发展的挑战,传统农业社会必将迎来土地制度的变迁。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虽然农村土地经过土地革命解决了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但后来的土地集体化、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征地体制等问题,特别是现在的土地流转、农民城镇化,使得现在农村土地仍然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

二是乡村工业与都市工业并存发展,走中国自己现代化的道路。在魁阁所处的时代,由于地少人多等原因,乡村工业在中国农村大量存在着,帮助农业维持了庞大的乡村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以乡镇企业的形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至今仍是江浙、广东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工业化进程仍然没有完成,但却即将遭遇劳动成本上升、劳动供给减少等问题,如何克服这一问题继续推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将是现代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应当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是现代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批劳力,这些劳力主要来自于农村。但农民流入都市,成为工厂工人,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怎样适应新的工厂环境,完成角色变换?过去形成的性格习惯对现在的工作、生活又有何影响等等。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农民变为工人远比魁阁时代研究者设想的要更为简单快捷,然而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真正成为城镇人口,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化,农民的城镇化和非农就业涌现出了大量新的现象,表现为就业非正规化、企业的小型化、产业的服务业化,人工智能对就业形式和内容亦有全面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仍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结 语

魁阁研究距今已有80余年,魁阁学者对中国的开创性研究,已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学界重要的研究贡献。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坎坷反复,至今中国社会学研究仍未恢复当时对世界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与地位,社会学中国化任重而道远,与中国经济发展地位相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继承发扬魁阁精神,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建立中国社会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魁阁研究的最重要的遗产是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学调查,这是我们理解魁阁精神与魁阁遗产的关键基础。这种社会学调查,不仅受到吴文藻和燕京学派对于中国社会独特特点和需通过社区研究理解中国的理论见解的重要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还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方法、功能学派研究范式及当时社区研究风气的重要影响。费孝通等人在研究中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类型比较法及功能学派分析方法,采用功能学派社会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对中国多个典型的局部社会进行了深入而又专注的调查,对这些典型社会中的社会事实、个体与群体、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进行了细致的记录与剖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较为深刻且准确的理解与认识,对中国社会研究与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解与认识,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剖析与诊断,仍需要我们发扬魁阁研究传统,践行理论指导的社会学调查,认真细致地研究和理解现代中国社会,为社会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薛立勇)

Abstract: The field study of the Kuige Sociology Workstation led by Fei Xiaotong is a peak of Chinas modern sociology, which has made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sociology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most important legacy of Kuige is its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study under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This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i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the distinct understanding of Yenching School 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advocacy of community research to understand China, but also by Malinowski and other scholars of Ethnograph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methods, functional school paradigm and community studies. Fei Xiaotong, in his study during that time, used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methods, pattern comparison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school methodologies, adopted social theory of functional school,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social change theory, conducted in-depth and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of several typical Chinese communities, kept records and expounded the social fact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s, and thus formed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 making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social studie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Kuige spirit, especially using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to study China,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modern sociology research and social progress.

Keywords: Kuige;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Localization of Sociology in China; History of Chinas Soci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