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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及对中国“天下体系”的影响

2020-03-20 03:44:31 《社会科学》 2020年3期

摘 要:清康熙至嘉庆间,在京传教士和朝鲜人士以教堂为基地、以一届届来华燕行使为媒介,分阶段、多途径地经由中方,将天主教传入了朝鲜。与之对应,朝鲜方也经历了一个由初期抵制,到逐渐崇信,乃至皈依的过程。虽同属“夷教”,然清代朝鲜人自始至终均抵制藏传佛教,却又最终接纳了天主教,这实质上反映了朝鲜人对新的“天下秩序”的思考与选择。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不只是将天文历法、科学知识、西洋宗教等输入了朝鲜,更使朝鲜人由此前的“罢黜诸教”、“独尊儒学”,拐向皈依基督教和诸教“回归”之路;某种程度上对中朝双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瓦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

关键词:天主教;朝鲜;中国;清代;燕行使

中图分类号:K249;K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3-0135-15

作者简介:柳岳武,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河南 开封 475001)

关于明清时期西洋天主教东亚传播史,以往学者主要关注两大空间、两条主线。即中国与日本的两大空间,西方对中国、西方对日本的两条主线。虽有不少成果关注到西方社会与朝鲜之间的互动,但仍有诸多不足。即如天主教何时才算真正输入了朝鲜这一重要问题,就众说纷纭。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类:1. 晚明输入说。持此说者有四种:第一,1593年壬辰倭乱输入说,代表者有法国学者达利(PAR.CH Dallet)、韩国学者金勋等①。第二,经由许筠的首次东输说,代表者有韩国学者金得榥等②。第三,经由李晬光的首次东输说,代表者有日本学者铃木信昭③、中国学者邹振环④、黄有福黄有福、崔荣根、李光仁等著:《东北朝鲜族地区基督教传播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等。第四,经由郑斗源、李荣可的首次东输说,代表者有方豪等方豪:《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216—217页。。 2.清初输入说。持此论者,至少也有两种:第一,“昭显世子输入说”,代表者如黄斐默、廉松心等黄斐默:《正教奉褒》,上海慈母堂1881年,第24—25页。。第二,“李尚庆、李蘖倡导说”,代表者有顾卫民、苏主荣等参阅顾卫民《早期中国与朝鲜天主教的若干联系》,第183页,另参阅苏主荣《中国教会的女儿——韩国天主教庆祝开教二百周年》,香港圣神研究中心1992年,第27—28页。。

以上两大类输入说,固然有一定可取之处,亦为后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但也给人们留下思考。如“晚明输入说”,连达利(PAR.CH Dallet)本人也难以说服自己。他在《朝鲜教会史》(Histore De Leglise De Coree)中曾称,当时的“宣教”对象只是倭军,对此时期的朝鲜社会并未产生多大影响。总之,以明代观之,除朝鲜人李晬光曾获得过《天主实义》外,天主教之入朝鲜可谓零星,绝大多数人接触到的只是某些“西书”或传教士关于“天学”方面的片言只语,天主教方面的东西仍属零碎。此际与其说是天主教教义对此时期的朝鲜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如说是西学的魅力使某些朝鲜人从“补儒”的角度去钻究西学[朝鲜]安鼎福:《顺庵集》,卷17,转引自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519页。。同样,两种“清初输入说”也容易引发人们质疑。如“昭显世子输入说”能否成立?因为昭显世子支持的传教事业也只是昙花一现,其归国后不到二个月就一命呜呼,且其所带回的信徒也被送回了清方,所带天主教书籍亦被付之一炬。此等境遇下,清初东输的天主教能有何等效果?又如“李尚庆、李蘖输入说”也一样引发思考,因为顾卫民、苏主荣等在援引他人文章时又称:李蘖对天主教产生强烈的兴趣乃是细读了1784年李承薰自京师受洗后所带回的诸多天主教书籍之后才发生的如顾卫民、苏主荣引“The great Teacher John Baptist Lee Byork, Found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Korea, Prepared By The Committee for Canonization and Beatification, Bishops Conference of Korea, PP.12-13.”一文就稱:“1784年,李承薰返回韩国,同时携回一些宗教书籍……李蘖在读过这些书籍后说,‘天主教的教义是奥妙的真理。伟大的天主怜悯朝鲜人民,愿意我们参与救赎人灵的工作”。参阅顾卫民《早期中国与朝鲜天主教的若干联系》,第183页,另参阅苏主荣著《中国教会的女儿——韩国天主教庆祝开教二百周年》,第27—28页。。何况李蘖生于约乾隆十七年(1752),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这离其曾祖父在世时已经过去了约100年,无法证明其所学天主教经典系其曾祖父燕行时所得。

总之,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天主教东输朝鲜的确切时间尚存争议。晚明、清初输入说仍缺乏可靠史料、史实做根据。而对于清初以后天主教又如何经由中方输入朝鲜这一重要问题,亦乏专论与具体阐释中日韩三方学者虽在各自成果中,要么阐述了来华燕行使与京师教堂内西洋传教士之间的具体交往,要么介绍了朝鲜国内天主教的大致发展情况,要么比较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韩双方的传播异同,而关于清代天主教如何经由中方输入朝鲜问题却乏专论。参阅杨雨蕾的《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世界历史》 2006年第5期);葛兆光的《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朝鲜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传教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5月28日);[韩]金得榥的《韩国宗教史》; [日] 浦川和三郎的《朝鲜殉教史》(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年);廉松心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朝两国初始传播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等。。同样,国内已出版的档案资料如《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编》等,清代来华传教士们返回欧洲的有关信札,也都未发现有多少关于清代天主教经由中方输入朝鲜的具体内容,这直接导致了清初以后以中国为“基地”的天主教如何被东输朝鲜这一重要内容至今仍含混不清。有鉴如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以清代朝鲜《燕行录》、《李朝实录》、朝鲜时人著述以及中方档案、新发现来华传教士相关史料为依据,对清代天主教如何经由中国东输朝鲜及其主要影响等问题做一探究。是否有当,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的有利契机

清代经由中方的天主教最终能成功地输入朝鲜,主要与以下契机密切相关:

首先,京师天主教堂对赴燕朝鲜人皈依“上帝”的热诚。自16世纪以来,西方宗教界就想向东亚的中国、日本Richard H. Drummond.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 Willian B. Erdmands Publishing Company, 1971,P.30. 积极地传播他们的信仰。入清以后,他们对朝鲜半岛及朝鲜人的关注明显比此前增强。如早在顺治三年左右(1645—1646),当西方社会听到昭显世子欲将天主教东输朝鲜的消息后,非常激动。据称欧洲社会信徒团体组织——“圣体会”曾以此为由,向巴黎市内发布通告,要求向朝鲜增派司祭和天主教徒[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34页。。1669年罗马教廷正式发布指令,将朝鲜教务委托给南京代牧进行管理。1702年罗马教廷又应在华传教士的要求,将朝鲜教务转托给北京教区代管,最终又于1831年将朝鲜从北京教区脱离出去,成立了独立的教区[意]德礼贤(Paqsuale M. Delia):《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与此同时,来华传教士也在积极行动。如早在1650年,来华的天主教徒利安当(Antonio de Caballere,1602-1669)就曾带着两名年轻华人北上传教,他们拟派人跟随来京的朝鲜燕行使团前往朝鲜,因未能成功而作罢。1703年,曾经在中国传教近20年的耶稣会士魏方济神父代表在华传教士回到罗马,向耶稣会总會长上呈“关于中国传教会现状的汇报”时,就计划在沈阳地区建立巩固的传教基地,并称“如果我们在沈阳建立巩固的传教基地,我们就可以借此进入高丽王国”,并游说称“高丽王国也是中华帝国的属国,它比我们地图上标出的要大得多”[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卷,第239页。。其后活动于京师的各传教士们更欲借在京教堂为基地,积极主动地与每届来华的朝鲜燕行使们建立联系,试图通过他们将上帝的福音传到朝鲜。如康熙五十八年朝鲜燕行使赵荣福就记下天主堂主教等主动造访朝鲜使臣一幕:“十四日晴,西洋国人□来三老人,或乘轿,或骑马……出正厅,分东西之坐,与之酬酢……略设果肴,行酒一巡即罢,去时颇有缱绻之色。”[朝鲜]赵荣福:《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辑第7册,第84-85页。乾隆五十九年,李颐命等赴燕时,传教士又主动造访了朝鲜燕行使一行[朝鲜]李颐命:《庚子燕行杂识》,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75页。。此等京师教堂传教士主动造访来京朝鲜燕行使的行为,在清代朝鲜人所记的《燕行录》中多次出现,实则表明了清代在京传教士及西方宗教界对传教朝鲜的热衷。

其次,朝鲜燕行使考察“清国”、收集情报之使然。明清两代的朝鲜“燕行使”们对明清朝廷之恭顺态度虽有较大不同,但有一点上却很相似,即他们于每次燕行的同时,绝不放弃对“时下”中国的仔细观察。其考察对象既包括沿途山川寺庙、风土人情,也包括正发生着的重大事件以及来到京城的“异邦人”。正是在这样的观光过程中,历清一代的朝鲜“燕行使”从中收集到诸多重要情报,以备朝鲜对“当下清国”做出正确判断,并出台最佳的“应对”方略。为此,无论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游乐兴趣,还是完成韩廷的政治任务,了解西洋人并走进教堂,成了清代每一届朝鲜燕行使的必为之事。直到朝鲜方发生了所谓的“邪教教案”后,朝鲜燕行使才不敢公开进出教堂。此等游历与考察,客观上为清代朝鲜人了解京师教堂及西洋天主教提供了前提。

再者,韩廷修订历法、纠正天文历算错误的桥梁作用。传统东方各国视历书、历法为国家治理之大事,因为它不仅是最高统治者标榜其统治权威的标志,也是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工具。朝鲜也不例外,曾力求修订出较为精准的历法,但多难凑效。入清以后,朝鲜方为进一步纠正自身天文历算之谬误[朝鲜]《孝宗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元年初七月庚午条,另可参阅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01页。,多次派人前往中方学习[朝鲜]《孝宗实录》,元年初七月庚午条,另参阅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01页。。康熙后此类活动更多[朝鲜]《肃宗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四十一年四月癸未条,另参阅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329页。。此等学习,必然关涉到西洋传教士。如康熙五十九年李颐命一行燕行时,朝鲜方人员就向来访的西洋传教士苏霖、戴进贤等请教“历数之术”[朝鲜]李颐命:《庚子燕行杂识》,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75页。。至乾隆后,此类活动更多[朝鲜]徐浩修:《热河纪游》,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卷52,第84-131页。。如乾隆三十一年洪大容使清时,多次前往刘松龄所在天主堂,向刘氏请教“五星经纬推步之法”[朝鲜]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42,第40—58页。。乾隆五十五年徐浩修燕行时,又拜访了京师钦天监供职的传教士汤士选,同样请教了“五星推步法”[朝鲜]徐浩修:《热河纪游》,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52,第84—131页。。此等请教天文历法的活动一直延续至嘉庆初年,直到嘉庆六年朝鲜方发生了“辛酉教祸”后才告一段落。而在此之前,此等“请教”的官方活动刚好为朝鲜方人士与传教士于京师内的交往,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与场所,它为清代天主教“东入”朝鲜,不仅提供了“西学”或“天学”方面的吸引力Chai-shin Yu ed,The Founding of Catholic Tradition in Korea, KRS Press,1996,P.82.,而且也提供了最恰当不过的载体。即诸多天主教的书籍伴随着“西学”或“天学”的书籍一道,流进了朝鲜。

最后,清廷对在京朝鲜使臣的宽松管理政策。作为清廷重要属国的朝鲜除清初因拒不接受清廷上国身份而受到严厉对待外,其后随着两者关系的改善,清廷逐渐放松了对来华朝鲜人的监控。尤其是进入康熙朝后,清廷为进一步改善同朝鲜的宗属关系、让朝鲜人对清廷倾心臣服,竭力对朝鲜施行怀柔之能事。为此,清廷对朝鲜方来华人员在京城内的活动多不限制。这恰好为他们与洋人乃至各色人的交往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他们能够自由地进出天主堂提供了机会。如此机会为天主教“东输”朝鲜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如此宽松的环境下,在京传教士才能通过来华的朝鲜燕行使团成员成功地将天主教书籍、画像输入朝鲜,而朝鲜方来华人士也才能接受传教士输送给他们的天主教教义乃至神父。

二、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的几个重要“路径”

清代以中国为基地的西洋天主教能够成功地输入朝鲜,固然与以上因素密切相关,但更与输入之方法、途径密不可分。因为作为异域宗教天主教要“东输”朝鲜,并让朝鲜人主动接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如此,清代天主教最终还是成功地“东输”了朝鲜,其成功的秘诀,正在于“途径”之重要。当然这些所有的途径均依赖于此时期的重要“载体”——清代来华的一届又一届的燕行使[日]山口正之:《清朝に於ける在支欧と朝鲜使臣》,转引自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30页。,京师教堂中的传教士正是充分地利用了自康熙中期后的每一届朝鲜燕行使团队伍,才将天主教成功地“输入朝鲜”。

清代以中国为基地的天主教“东输”朝鲜活动,如按各阶段“东输”之具体途径,可概括为以下四大途径。

(一)清初至嘉庆年间观光京师天主堂,使燕行人员获得了最基础的天主教知識

在清代来华朝鲜燕行人员看来,京城中的西洋人及西洋人所居教堂亦不过是他们观光“清国”的一道风景,藉此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但正是在游历观光的潜移默化过程中,有关天主教的最基本的知识不自觉地进入了他们的脑海,使他们完成了对天主教最初、最原始、也最表面化的吸取。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教堂里所绘壁画、所挂圣像、所设仪式的观察与认识,这一观察与认知刚好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并赋予一定了解的过程。

现存清代朝鲜燕行录对朝鲜人考察京师天主堂的最早记录为康熙五十一年,该年金昌业为代表的使团队伍游历观光了京师天主堂。金昌业本人对天主堂圣像有如下描述:“其人散发袒臂,持火珠,面如生”,“上有‘天地真主的四字及‘敬天二字”[朝鲜]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33,第225页。。此处金昌业对天主圣像的观察尚属模糊,对画像中人物为谁,所为何事,均无知感。到了康熙六十年,俞拓基再往天主堂时,他所观所记的天主圣像以及对圣像的认知就要比金昌业丰富一些[朝鲜]俞拓基:《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255—256页。。雍正七年金舜协亦至中国燕行,同样游历观光了京师天主堂。其对天主教的理解深了一些,明确强调他在北壁上看到的画像是耶稣像,又称“所谓耶稣即西洋国异人也,其学以理主于天为宗,故曰天主”[朝鲜]金舜协:《燕行日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59—60页。。紧随其后来京燕行的朝鲜人中游历观光天主堂的有雍正九年的赵尚絅、雍正十年的李宜顯、韩德厚、赵最寿等,他们主要考察了圣像、十字架等物,虽各自对天主堂及天主教做出不同的评述,但对天主教之认识却逐渐清晰。

乾隆年间游历观光京城各天主堂的朝鲜人仍不乏其人,代表者有乾隆二十年郑光忠使团[朝鲜]郑光忠:《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9册,第503页。、乾隆三十年的洪大容使团[朝鲜]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42,第46页。、乾隆四十三年的李德懋使团等。其中,李德懋记述尤细,某些解读虽不准确,但总体上知道天主堂画像中的诸内容。如其游记称:“周遭画人物,有一儿眼睛直上作惊癎之状,一妇人抚摩尤愁,一老翁恐惧攒手,若祈其不死……又画妇人救护病儿之状,上有一白鸟张翼,口吐白气,直射妇人之顶……盖病小儿所谓天主耶稣也,其尤愁夫人耶稣之母也。”[朝鲜]李德懋:《入燕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57,第317—318页。很明显他已弄清了谁是天主、谁是圣母。乾隆五十八年,李在学等在赴北京东天主堂时,其对圣像的描述较前更为准确,且对画像的摆列顺序、基督故事的基本内容已相当熟悉[朝鲜]李在学:《燕行日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58,第188页。。

嘉庆后朝鲜使团游历观光京师天主堂者仍有其人,代表者如嘉庆三年徐有闻、“致亨”“子颂”等,就前往天主堂游玩[朝鲜]徐有闻:《戊午燕录》,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62,第205页。。直到嘉庆六年朝鲜方教案[朝鲜]《纯宗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元年十月癸丑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5页。发生后,来京燕行使公开游观京师教堂活动才有所收敛[朝鲜]李基宪:《燕行日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65,第99、106—107、236—238页。,但主要是正副使等朝鲜宫廷官员等不敢公开前往[朝鲜]金景善:《燕辕直指》,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71,第223—247页。。至于使团的普通跟随人员,仍难阻绝。如嘉庆八年后朝鲜人丁夏祥曾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以译官下人的身份跟随该年度冬至使来到北京,拜访了北京教区副主教转引自王春来《“天主”与“上帝”:韩儒对天主教的早期反应》,《韩国研究论丛》1998年12月,第276页。。正是自清初至嘉庆初年朝鲜方面的一届届燕行使人员像走马灯似的对京师各教堂的参观与考察,为他们对西洋天主教之了解提供了最直接、直观的途径,并藉此了解到天主教最原始、最基本的知识与教义。虽然这些观光者多以惊奇、古怪的眼光去评述所见内容,甚至流露出对“异教不宗”的抵触,但正是在这样的观光过程中接触到西洋天主教的基本内容,了解到天主教的基本常识,并对圣像、十字架、天主、圣母等作出描述。此等描述不仅通过书面的文字传到朝鲜,而且还会通过随行人员的口头描述传给更为广泛的朝鲜社会各阶层。

(二)康熙至乾隆年间天主教经典、圣像的东输朝鲜

据目前所见朝鲜燕行录之记载,清代京师教堂中的传教士首次向朝鲜燕行使赠送书籍物件等为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该次朝鲜燕行使赵荣福等有幸被西洋传教士登门造访,获得了传教士所送卷书九册。其中天主教类书籍应该包括其内,惜书目未明[朝鲜]赵荣福:《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84—85页。。康熙六十年,朝鲜燕行使俞拓基等造访京师东西两天主堂,与东天主堂传教士麦大成、穆敬远等进行了交流,询问了对方关于天主教方面的知识,并为“书肆亦未闻有此书而感到可惜”[朝鲜]李颐命:《庚子燕行杂识》,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294页。。其后传教士戴进贤等就回访了朝鲜使臣,并送给对方“文字三大卷”,却也因“字形非梵非倭”,朝鲜人不识[朝鲜]俞拓基:《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296页。,不知具体书名,但内容肯定也与天主教有关。

进入雍正朝,中方虽对在华传教士及教堂加强了管理与控制,但却未影响到在华天主教继续“东输”朝鲜之活动。相反,中方的严禁政策反过来可能进一步刺激了在京传教士尽力去从事天主教“东输”朝鲜之活动。此点,可从P.de.Halde神父《中国纪事》的以下文字得到证明:此前传教士们“在朝鲜不曾宣传过天主教……特别是雍正二年(1724年)礼部发布禁令,中国的教会刚刚全部瓦解以后,更是如此。只是天主有不可思议之奇迹,如果中国可以基督教化,那么像朝鲜、满洲这样文化上追随和尊重中国的国家,无疑在几年间就会仿效中国”[日]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34页。。事实上,京师教堂中的传教士正是那样积极努力尝试的。如雍正七年朝鲜燕行使团随员金舜协等进入了宣武门外的“西天主堂”后,教堂在接待上就给出了高规格,“有西洋人五人出待”,与朝鲜使臣一行讨论了东西洋之分[朝鲜]金舜协:《燕行日记》,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56—62页。。其后,传教士们又给朝鲜使臣一行送回谢礼,其中就有宣传天主教教义的重要书籍《万物真元》、《闢妄》两册。这是朝鲜方《燕行录》中明确记载传教士将天主教经典输往朝鲜的首次记录[朝鲜]金舜协:《燕行日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80页。。雍正九年(1731)朝鲜燕行使赵尚絅(副使)一行又在京师参观了天主堂,并与传教士接洽,他写下了《天主堂》、《西洋人》两首诗。其中《天主堂》一诗中就有“试问耶稣传法意,箱中实义带书留”两句,且其“旁注”称:“耶稣西洋国天主,《实义》亦西洋书名”。籍此可见,这次使行人员也从传教士那里再次得到了《天主实义》等书,否则何来“箱中实义带书留”呢[朝鲜]赵尚絅:《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213页。?雍正十年(1732),朝鲜燕行使李宜顯等再度赴京,也游历了天主堂,再次得到传教士的接见。后来天主堂传教士费姓者也送给朝鲜人诸多物品,其中就有论西洋国天主教重要书籍两册:《三山论学记》、《主制群徵》,另外还送给朝鲜人大小西洋画十五幅,此中肯定也少不了宣传天主教教义或圣像之物[朝鲜]李宜顯:《壬子燕行杂识》,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191—193页。。即此观之,清代经由中国东输朝鲜的天主教并非如某些學者所强调的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是由来华使臣带回并生根发展的”帅倩:《清代朝鲜士人与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第27页。如此绝对,京师教堂及传教士的积极主动照样不可忽视。

进入乾隆朝,天主教书籍及经典仍继续输入朝鲜。与此前传教士及教堂主动向来华朝鲜人积极赠书之不同,此阶段主要体现为朝鲜人的积极购买与索取。乾隆朝最具代表性的天主教经典输入活动当属乾隆四十八年(1894)跟随燕行使团赴燕的李承薰,他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了《天主实义》、《七克》、《万物真源》、《圣教浅说》等书以及十字架受难像和其他圣像[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39页。。虽然这些书与圣像并不是第一次输入朝鲜,但却对朝鲜本土虔诚的信仰者们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它们是由第一个皈依于天主教的朝鲜本土教徒从清国神父那里得到的,意义自不一般The great Teacher John Baptist Lee Byork, Found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Korea, Prepared By The Committee for Canonization and Beatification, BishopsConference of Korea, PP.12-13. 转引自苏主荣《中国教会的女儿——韩国天主教庆祝开教二百周年》,香港圣神研究中心1992年,第277-280页。。

清代在华传教士凭借朝鲜燕行使渠道,将天主教书籍等输入朝鲜行为从当年的朝鲜官方史料也能得到证明。如正宗十年(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实录就称:“近来燕购册子皆非吾儒文字,率多不经书籍,左道之炽盛,邪说之流行,职由于此。”[朝鲜]《正宗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正宗十年正月丁卯条。至1801年“辛酉教案”发生时,朝鲜宫廷没收焚毁的汉文天主教书籍就达37种66卷71册[韩]赵珖:《朝鲜后期天主教史研究》,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1988年,第91—95页。,其中颇具影响者达34种,具体如下:《天主实义》、《畴人十篇》、《交友论》、《辨学遗牍》、《七克》、《灵言蠹勺》、《真道自证》、《主制群征(徵)》、《万物真元》、《圣年广益》、《涤罪正规》、《玫瑰十五端》、《达道记言》、《圣记百言》、《度海苦积记》、《主教缘起》、《畏天爱人极论》、《譬学(警语)》、《悔罪要旨小引》、《童幼教育》、《圣水记言》、《斋克》、《进呈画像》、《修身西学》、《真福训全总论》、《仁会约》、《励学古言》、《灵魂道体说》、《清凉山志》、《寰宇始末》、《四末论》、《斐录答汇》、《天主降生言行纪略》、《齐家西学》参阅邹振环《17-18世纪汉文天主教典籍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韩国研究论丛》1998年12月,第332页。。正是这些东输的天主教书籍乃至圣像、圣画,催生了天主教在朝鲜半岛的繁衍,它为天主教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前提。

(三)康熙以后朝鲜燕行使与在京传教士及中方时人围绕天主教的交流与讨论

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的第三种途径是朝鲜燕行使等通过与传教士乃至中方时人的交谈讨论去获知天主教教理与知识。当然,《燕行录》中所记此类讨论之内容难免有对错参半之处,甚至是“雾里看花”,但客观上仍对朝鲜方对天主教的理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类的讨论不仅加深了清代朝鲜人对天主教的认识,某种程度上它是较“圣书”、“圣像”更为接近教义、教理的交流方式。如此的交流讨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与在京传教士交流讨论天主教的相关内容

早在康熙五十八年,朝鲜燕行使赵荣福赴京时,就与来访的西洋传教士三人讨论天主教与佛教的关系。赵荣福询问对方,西洋本在西域之西,它理应尊奉佛教,为何不尊奉。传教士告诉他,西洋离西域很远,各自尊奉自然不同[朝鲜]赵荣福:《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84—85页。。康熙五十九年赴京的李颐命在同传教士苏霖、戴进贤等见面时,再次向他们请教了有关天主之学的问题[朝鲜]李颐命:《庚子燕行杂识》,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4册,第175页。。康熙六十年俞拓基赴燕时,又去天主堂与堂内传教士麦大成、穆敬远等交流问教,照样想弄清天主教与佛教的异同[朝鲜]俞拓基:《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7册,第293—294页。。雍正后,相互间的交流讨论更多。如雍正十年朝鲜人韩德厚、赵最寿就乘燕行之机,三使同赴教堂,与费姓传教士进行交流、讨论[朝鲜]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录》,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50,第230页;赵最寿:《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272页。。此阶段朝鲜燕行使与京师教堂内传教士间的交流讨论已属频繁,此等讨论使朝鲜人对西洋天主教及教堂等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可从当时的P.de.Halde神父的如下记载得到证明,如他称:“最近(1720-1730),从朝鲜来与我们见面的人,通过汉文笔谈,对我们有所了解。”[日]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34页。

进入乾隆朝后,双方的讨论内容开始超越康雍时期围绕天主教表面层次的“问教”,不仅开始涉及天主教信仰的核心问题,而且朝鲜人还力图从中比较出天主教与传统佛道等教的优劣,从而决定朝鲜是否需要接受该教。为此,乾隆二十年郑光忠至京时就前往宣武门外的“西天主堂”与刘松龄讨论天主教与佛教的优劣问题[朝鲜]郑光忠:《燕行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9册,第505页。。乾隆三十年,洪大容也与刘松龄讨论天主教与儒佛道三教关系。洪大容称:儒家崇尚五伦,佛教崇尚空寂,老庄崇尚清净,天主教到底崇尚什么。刘松龄答称:“天主之学,教人爱天主万有之上,爱人如己。”[朝鲜]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42,第52—53页。乾隆五十五年徐浩修赴京时又与天主堂内的传教士进行了讨论,并对西洋及天主教作出了如下评价:“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耶稣生于亚细亚洲之如德亚国,西行教于欧罗巴。至王豊肃阳玛诺等往来南北京,煽惑愚民,而天主教遂盛于中国。盖其屏嗜欲,灭伦理似佛氏;嗇精气,住聪明似道家。晓夜拜稽谓有赫然照临,使人轻世界而重天堂,则又一白莲无为之焚修。”如此的褒贬相间的评论,虽难从中看出徐氏对天主教的真实态度,但却可以从中知晓他对天主教的了解程度。

2.与中方时人交流讨论天主教相关内容

清代朝鲜燕行使了解天主教的另一途径就是與天主教徒或非天主教徒的清代时人围绕天主教信仰问题的讨论。清代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天聪元年时有教徒13000人,至崇德元年为38200人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26页。,再至康熙四十年已达到30万人以上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雍乾以后,虽受禁教政策的影响教徒人数有所下降(1784年左右降至15万)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中国台湾)光启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但两次鸦片战争后,教徒人数再次增多。正是因为清代中国本土有着众多的天主教信徒,它肯定会影响到此际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关系的朝鲜。其中,中韩时人围绕天主教的讨论就属他们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等讨论多见于乾隆以后。如乾隆三十年洪大容赴燕时就与在京的兰公、力闇等人讨论天主教。洪大容误认为天妃也是天主教的内容,向他们请教天妃是谁。兰公答称,天妃是黄河之神,“回回多入此教,明万历时西洋利玛窦入中国,其教始行,有所谓十字架者,教中人必礼拜之,以为天主受此刑而死也,可笑”[朝鲜]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42,第115—116页。。尽管双方讨论内容对错参半,但这样的讨论从侧面却真实地说明了清代天主教东入朝鲜的具体过程。

乾隆四十五年,作为燕行使随员的朴趾源在热河时也与中方人士王民皞、郝成等讨论了天主教。王民皞总结天主教核心教义为:“以昭事为宗,修身为要,忠孝慈爱为工,务迁善改过为入门生死大事,有备无患为究竟”,并称“西方诸国奉教已来千余年,大安长治”。但王民皞笔锋一转,称“其言多誇诞,中国人无信之者”[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似乎想借此标明自己信奉儒教为正统的立场。难得王民皞对天主教的如此详尽介绍,朴趾源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最核心者为:佛教称“形器为幻妄,烝民无物无则”,而耶稣教以理为气数与《诗》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相背,认为“有声臭”,那么将佛教儒教与天主教比较,到底哪个更优一些?王民皞认为耶稣教不及佛教万分之一,同时也承认了耶稣教“不无所见于理者”。[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第225—226页。尽管双方均以儒士的身份去讨论交流天主教,并各自标明了自己惟儒是尊的立场,但是对天主教如此的讨论、交流,却从背后折射出他们对天主教的知晓程度及真实内心。对于王民皞,仅凭他对天主教的如此介绍,让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研究过天主教,或者是一个内心向教而不敢承认的准教徒。而朴趾源,围绕天主教与中国人士如此充分的交流与讨论,并在其日记中详细地记下天主教的以上内容,说他此前对天主教及相关经典一无所知,让人难以置信。他对天主教如此的细致探寻,并在其燕行日记中加以书写,客观上对此时期天主教的“东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以“文章超诣,有当世之声”和“名流趋往” [朝鲜]朴齐家:《贞蕤集》,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年,“贞蕤文集卷五·白塔亲缘集序”。的朴趾源对当时朝鲜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只会起到大力推进与增强朝鲜士庶阶层更为深入地了解天主教。

进入嘉庆朝后,双方的交流讨论又有变化,讨论的内容较前为少[朝鲜]李基宪:《燕行日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65, 第236—237页。。尽管如此,清代天主教东传朝鲜过程中中朝双方人士围绕天主教所展开的交流、讨论也是天主教东输朝鲜的一种重要途径。基于《燕行录》为中心的史料充其量只记载下那些有“话语权”的人士围绕天主教问题与中方的交流情况,整清一代,还有诸多无“话语权”却又在实际燕行过程中同中方的天主教信徒或准信徒乃至非信徒所进行的交流,也会对天主教东输朝鲜发挥作用。如周文谟赴朝鲜前同朝鲜来华译官池璜、邮卒金有山以及黄沁、玉千禧等人均有交往,这些人曾为周文谟东赴朝鲜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能因为没有他们之间交谈的相关史料遂否定中韩双方普通时人围绕天主教之交流的存在。同时这类交往也可能通过清初以来就留在中国的朝鲜人士进行,如乾隆三十年洪大容等前往北京东天主堂时,守门者就是清初滞留于中方的朝鲜人:“王姓连山驿人,自言朝鲜人,累主于其家,是以见朝鲜人如故人云,欢迎无难色,亦不索面皮,入堂。”[朝鲜]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42,第334页。正是有了这样的特殊身份者,也为天主教的东传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与渠道。

总之,清代赴京的朝鲜燕行使团人员通过同传教士及中方时人围绕天主教的交流与讨论,对其认识大体上也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到部分认同的过程。如雍正十年使华的金舜协在其《燕行日録》中批天主教就称:“大抵西洋人之学闢佛廓如,而所宗主者上天与正理,然亦一异端云。”[朝鲜]金舜协:《燕行日録》,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61—62页。雍正九年赴燕的赵高絅在其“天主堂”诗中亦称:“天无聲臭谁为主,世有神仙此定游。”[朝鲜]赵尚絅:《燕搓录》,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8册,第213页。但到了乾隆年间,部分朝鲜人却开始从“实用”、“归真”的角度认同西学,乃至天主教。如洪大容就曾称:“论天及历法,西法甚高,可谓发前未发。”[朝鲜] 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42,第115—116页。其后,对天主教产生好感的人则更对[朝鲜]慎后聃:《河滨集纪》,“闻论”,卷2,内篇。。无论是批评,还是部分认同,正是在这种交流讨论与批判的过程中,他们加深了对天主教的了解。

(四)乾隆末年至光绪八年(1882)以中国为基地的信徒受洗与神父东输

乾嘉以后,以中国为基地的天主教东输朝鲜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其重要标志就是朝鲜方面来华人员在京师教堂的受洗和京师教堂对朝鲜的神父东输活动。

1.来京受洗

据P.de.Halde神父《中国纪事》称,早在雍正二年之前就有朝鲜人在京师教堂之中受到过洗礼[日]浦川和三郎:《朝鲜殉教史》,第34页。。其受洗对象是清初昭显世子的随行人员还是另有其人,不得而知。但至乾隆晚期后,此等受洗人员变得更多,他们多是来京的朝鲜燕行使队伍中的随员。此类人员可能比正副使等更容易接近教堂,更受传教士欢迎。因为他们不属士绅权贵阶层,程朱理学的束缚没有那么深,这使他们更容易接纳天主教教义,并成为福音施洒的对象。只是由于此阶段传教士及在京教堂与此类人的接触均属秘密行为,《燕行录》等官方史料展现不多,但此类活动确实存在,其代表者有李承薰、黄沁、玉千禧等。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间,朝鲜拟派冬至使赴京,原派朴明源为正使。后因朴氏有病乞换,改派上一届冬东使黄仁点为正使,书状官仍为李东郁。正是该次使行使朝鲜那已具天主教的土壤比前更为活跃。当朝鲜本土的天主教倾慕者们听说书状官李东郁将随使团前往燕京后非常激动,因为他们当中的代表李承薰可以跟随其父李东郁一块赴燕[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38页。。以黄仁点为首的冬至使团与以洪乐性为首的谢恩使团同时赴京,同时至京。朝鲜方两个使团的同时到达使乾隆帝非常高兴,加恩赏赐。这次使团在北京呆了近两个月,这无疑为李承薰等能够与洋人传教士进行充分的接触提供了机会[朝鲜]柳洪烈:《朝鲜天主教会史》(上),(朝鲜)出版信息不详,1949年,第81—83页。。据称李承薰利用这段时间经常前往北京城内的南天主教堂(有称北堂),拜见西洋传教士汤士选等,向汤学习了教理,并在汤(有称葛兰孟或甘若翰)的主导下得到洗礼廉松心:《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朝两国初始传播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而此后西方社会对李承薰在京师天主堂入教一事亦有记载:“甘若翰神甫居京时曾为一高丽贵族举行洗礼,其人乃高丽每年派遣入贡使臣之子。汪达洪神甫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信札云:高丽贡使客岁年终来京,曾携带随从来访吾教堂,吾辈曾以教中书籍赠之。贡使李某子,年二十七岁,善属文,即取书读之,因受感化,决入教。领洗前吾人曾数询其志。询及国王反对其入教时是否仍决定入教,其人毅然答曰:寧受诸苦或死,此意不变……返国以前在甘若翰神父前领洗,洗名伯多禄。闻其人为王室贵戚。此热心信徒归国后,教授若干同国人,自为授洗,此类新信徒复以教义传布高丽各地”[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 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20页。。为此,李承薰应是清代燕行活动中第一位在中国本土得到洗礼的朝鲜国教徒,并获得了一个洋教徒名字“彼得”(有称伯多禄的)The great Teacher John Baptist Lee Byork, Found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Korea, Prepared By The Committee for Canonization and Beatification, Bishops Conference of Korea, PP.12-13. 转引自苏主荣《中国教会的女儿——韩国天主教庆祝开教二百周年》,香港圣神研究中心,第277—280页。。

除李承薰外,清代朝鲜人以燕行使团人员身份来京受洗的还有他人。如出生于忠清道德山县的黄沁应是另一位在京得到洗礼的信徒,朝鲜方面对他的控词称:“本以鄙微奸细之类,出没京乡,沉溺邪术,为邪党奔走效力,潜入异域,受洗受命于西洋人”。由此观之,他要么为驿夫译官,要么为商人伍卒。对于他于何年入京,受哪位西洋传教士施洗,不得而知[朝鲜]《纯宗实录》,元年十月丙寅条,另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6页。。另一位于京师教堂受洗者为玉千禧,是朝鲜宣川人。朝鲜官方对他的指控称:“每岁随节使往来,而缔结黄嗣永、黄沁、玄启钦之徒,屡度传书,受洗受名于天主堂居接之汤姓名亚立山者。”[朝鲜]《纯宗实录》,元年十一月戊寅条,另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40—5041页。以上三人均是乾隆年间以燕行使团人员来京受洗者。除他们之外,是否还有他人,不得而知。但此等朝鲜人主动学习东输天主教典籍并主动来华受洗的传教方式,遂被部分学者们称为是“世界传教史上之一特色”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523页。。

2.神父东输

至乾隆末期,中国教区向朝鲜本土派遣神父的路径也趋成熟,其前提当然是此际朝鲜国内已经培育出可让天主教“生长”的土壤。至乾隆末年,此等土壤已趋成熟。如乾隆辛亥年(六十)朝鲜方尹持忠、权尚然等就在国内公然发动了“废祭毁祀”的“ 珍山事件”。正是有了这样的土壤,乾隆末期经由中国本土向朝鲜输送神父的活动才会发生,那就是中国籍传教士周文谟被京师教堂派赴朝鲜,前去从事开教事业。

据朝鲜方面后来审诉周文谟的记载:“周文谟是中国江苏省苏州人”,“自儿时从事西洋之学,所以转入于北京之天主馆矣”[朝鲜]《纯宗实录》,元年三月辛卯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0页。。至于周文谟如何被洋人选中送入朝鲜,朝鲜方称:“李承薰之购来邪书以后,与若钟辈私相往复于洋人,要得教主,而洋人之来留馆中者有定数,一人之他(去),彼人必觉,故遣使中原人之来受业者出送于我国。”[朝鲜]《纯宗实录》,元年三月辛卯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0页。周文谟前往朝鲜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其被派赴朝鲜之前,北京主教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派雷梅迪奥斯(J·Dos Remedios)神父前往朝鲜,但未成功。乾隆五十七年(1792)朝鲜方的尹有一、池璜两位本土成长起来的归皈者跟随燕行使团来到北京,前往天主堂,向堂主提出要求,要求派神父前往朝鲜。朝鲜人见到了西洋神父中文名为“梁栋材”者,梁栋材为他们物色了中国籍神父周文谟。在西洋人梁栋材的引介下,周文谟最初接识了池璜,又通过书信方式接识了朝鲜信徒“权姓、房姓”。乾隆五十九年(1794)春周文谟趁机跟随池璜的使团队伍,从边门出栅,经义州至朝鲜王京汉城,“转辗留住于愿学诸人处”[朝鲜]《纯宗实录》,元年三月辛卯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0页。。

但至嘉庆六年(1801)即朝鲜纯宗元年后,朝鲜国王正宗的去逝与年幼纯宗的继位却使朝鲜国内形势又为一变[日]川浦和三郎:《朝鲜殉教史》,(东京)国书刊行会,1973年,第30页。。纯宗元年(即清嘉庆六年,1801)三月丁丑日,朝鮮方拉开了“辛酉教案”的序幕。首先韩廷处罚了李承薰赴燕时的燕行使们[朝鲜]《纯宗实录》,元年三月戊寅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29页。。其次,对从教诸人包括宗亲等均施以处罚。再者,从中方派往的神父周文谟也没有因为他是“上国”之人而得以幸免,随后也被朝鲜方处决[朝鲜]《纯宗实录》,元年三月壬辰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1—5032页。。

辛酉教案后,继续的神父“东输”活动逐渐改为西洋传教士。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路径仍是经由中方输入朝鲜。如道光十一年(1831)罗马教皇决定将朝鲜教会从北京教区划分出来,成立独立的朝鲜教区。道光十三年(1833),外邦传道会曾将毕业于意大利某神学院的中国籍神父刘方济派往朝鲜。但此人赴朝鲜后传教不力,遭到朝鲜本土教会与信众的抵制。直接空降活动遭到失败后,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西方教会又重拾经由中国“东输”朝鲜的路径。罗马教廷拟将在泰国传教的布鲁吉埃派往朝鲜。随后布鲁吉埃从吕宋转辗至澳门,再经福建、南京、山西而往热河时,却在热河的西湾子病逝,未果而终。其后经由中方真正进入朝鲜的第一位洋人传教士为莫邦,他于道光十六年(1836)经中国热河和中朝边境进入朝鲜,最终到达汉城。道光十七年(1837)十月间法国传教士查斯坦也到达汉城。再其后外邦传道会又任命在四川从事传教工作的英贝尔神父为朝鲜教区的代牧,他于道光十七年(1837)十二月到达了朝鲜边境,随后进入汉城[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53—254页。。不幸的是三年后即道光十九年(1839)八月朝鲜教案再发,三位由华赴韩的法籍传教士伙同朝鲜本土重要教徒丁夏祥、刘进吉等均被杀害[朝鲜]《宪宗实录》,(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五年八月丁丑条。。直到1882年,美韩缔结通商条约后,西洋传教士不必经过中国本土而可以直接进入朝鲜,开始了自由传播、自由信教的时代。至此,经由中国向朝鲜“东输”神父的活动才算基本终结。

三、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后的反应

天主教经由中方逐渐输入朝鲜后,在朝鲜社会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朝鲜国内学习、研究天主教活动的兴起

天主教经典东传朝鲜的任务经过康雍乾近几十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中间几无中断,足以保证像《天主实义》、《闢妄》、《主制群徵》等天主教元典有充分的机会在朝鲜得到传播。同时,与康雍乾相对应的朝鲜执政者为肃宗、景宗、英宗,他们在位期间对东来的天主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这亦为东入朝鲜的天主教书籍的传播、朝鲜本地人对此类书籍的研习提供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空间,朝鲜国内随之掀起了一个学习西学或研究天主教的热潮。如安鼎福在其成书于乾隆中后期的《顺庵集》中就称:“年来有士人随使行赴燕京,得其书而来,自癸卯甲辰年间,少辈之有才气者,倡为天学之说,有若上帝亲降而诏使然者。”[朝鲜]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卷17,“天学考”,载《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953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372页。

当然,朝鲜方面对东输天主教的“吸收”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首先,即便是后来“皈依”天主教的那些人刚一开始接触天主教时也一度对它产生过怀疑乃至批判。如星湖李瀷就曾称:“天主经之教,其始不过如中国诗书之云……其后来种种灵异之迹,不过彼所谓魔鬼狂人之致也。”[朝鲜]李瀷:《星湖先生全集》(下),卷55,景仁文化社1974年版,第384—385页。其弟子慎后聃亦称:“谓天地之成,由于天主之制作,则此乃无理无征,于经无稽,而特出于妄度之论也。”[朝鲜]李晚采编:《辟卫篇》,悦话堂1971年版,第22页。安鼎福也对输入朝鲜的天主教经典进行过严厉批判,他称:“既曰上帝亲降,又曰无异真天主云,则敢曰被钉而死,不得考终耶。其愚昧无知,侮慢尊严甚矣。”[朝鲜]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卷17,“天学问答”,载《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953册,第474-475页。洪正河亦批天主教的“事天”而不“事亲”的教义,称“若以事亲为第二件道理,则已与天道相背,安得事天耶”[朝鲜]洪正河:《大东正路》,卷6,光武七年(1903)木刻本,第41-50页。?

其后随着天主教经典的不断输入和朝鲜人对天主教教义的深入研读,部分人逐渐倾向天主教,朝鲜国内出现了“教理研究渐盛”的局面。而清代汉文天主教典籍镶入儒学的宣传方式更使他们多从“补儒”的实用价值出发,进行学习,以为实学之基础。例如清代朝鲜来华的某位燕行使在其《入沈记》中就称:天主教讲道理“与《中庸》、《大学》尤同处”[朝鲜]李宜万:《入沈记》,《家山全书农隐遗稿》,第20卷;另参阅《燕行录全集》卷30,第217页。。至乾隆中期后,此等立足于实学而心慕西学并进而倾向于天主教的学者更多,他们中的代表者有李瀷、李蘖、丁若镛、丁若铨等。如李瀷不仅有机会阅读到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汤若望的《主制群徵》、庞迪我的《七克》,而且成为此时期朝鲜西学的先驱Yi Won-sun,The Sirhak Scholars Perspective on Sohak in the Choson Society, Chai-shin Yu,op,cit., P.89.。李瀷在学习了清代东输朝鲜的相关汉版西书尤其是天主教典籍后对天主教颇有好感,认为它与“吾儒”之教理有诸多相通相同之处,甚至可以补充“儒圣”意犹未尽之处。如他在学习了《七克》后,遂认为“七克”可以很好地弥补“吾儒所未发者,是有助于夏礼之大功矣”[朝鲜]李瀷:《星湖僿说类选》(十)上,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年,第374-375页。。他还称西教之学“专以天主为尊。天主者,即儒家之上帝,而其敬事、畏信,则佛事之释迦也。以天堂地狱为劝惩,以周流道化为耶稣”[朝鲜]李瀷:《星湖僿说》,“天主实义跋”,引自邝健行等编《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在李瀷的影响下,李家焕、安鼎福、慎后聃、李献庆、丁若镛、丁若铨等人继续研究西学,其中尤其是对天主教教义的研究[朝鲜]慎后聃:《河滨集纪》,“闻论”,卷2,内篇。、领悟、阐发与传播,又成为他们的工作之一,这为天主教在朝鲜本土的传播做出了贡献Chai-shin Yu ed,The Founding of Catholic Tradition in Korea, KRS Press,1996,p82.另参阅[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36页。。如丁若镛学习了康熙中期后尤其是李承薰等东输朝鲜的天主教典籍后,遂对朱子“理生万物”观点提出质疑,相反认为天主教之“上帝创造世间万物”之说与中国原典《诗经》中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思想是相通的,遂认为天主上帝为创世主,要求崇信上帝[朝鲜]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年版,“诗文集·自撰墓志铭”。。他的兄弟丁若铨学习了天主教相关典籍后也成为了天主教信徒,其在《十诫命歌》中亦大力宣扬上帝创造世间一切,应敬信上帝的思想[韩]李原淳:《朝鲜西学史研究》,王玉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二)朝鲜国内准天主教教会组织的组建

至乾隆中后期,在“教理研究渐盛”的影响下,朝鲜国内准天主教徒们开始尝试构建本土教会。其代表者有朝鲜英宗末年的杰出人物李蘖与同时期朝鲜方重要官员李家焕(二品)、丁若镛、丁若铨、丁若锺、权哲身、权日身、李承薰等。在李承薰随父赴燕之前的正宗二年(清乾隆四十三年),他们就聚在一起讨论基督教与科学、数学、地理等相互关系,最终“得出了耶稣伟大,其教理合理的结论”[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38页。。四年后,当他们得知李东郁将作为书状官赴京而其子李承薰可以一同前往后非常高兴,李蘖等遂与众信徒相商,让李承薰赴燕,拟向京师教堂请示在朝鲜建立教会诸事。其后随着李承薰在京受洗并返回朝鲜,朝鲜国内的“兴教”活动更为高涨,不少人纷纷受洗入教。其代表者如从李承薰那里得到受洗的李蘖、权日身。跟随权日身受洗的还有他的弟弟权哲身以及杨根西学派中的大学者丁若钟、丁若铨、丁若镛等[韩]赵珖:《朝鲜后期天主教史研究》,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1988年,第30页。。另外当时朝鲜官场上的重要官绅士人如李端源、洪乐敏、崔仁吉、池潢、崔昌贤、金范禹、柳恒俭等也纷纷入教,以致朝鲜下层不知姓名的归皈者更多。

其后虽有正宗九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第一个信徒金范禹的殉道,和某些人的暂时“背教”,但朝鲜本土教会雏形却在逐渐形成[朝鲜]《纯宗实录》,元年冬十月庚午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7页。。再其后当李承薰等因“珍山事件”而退出教会后,权日身、丁若铨等又承担起朝鲜本土教会组织发展之任务,他们不仅决定照北京教会举行宗教仪式和必要活动,并拟设立圣职人员[韩]赵珖:《朝鲜后期天主教史研究》,第78—79页。。信息传到北京后,北京教会认为由一般教徒任圣职不合适,遂打算向朝鲜派遣传教士。此等背景下才有了前文所言的中国籍教徒周文谟被中国教区任为神父遣送朝鲜,并在朝鲜组建正式教会的事情发生。

(三)朝鲜教会的正式成立及信教浪潮的涌现

据朝鲜方记载,周文谟派赴朝鲜时朝鲜国内的天主教教众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即至1794年全国信众几达四千人[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43页。,具备了由本土教会之雏形逐渐向正式教会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亦可从嘉庆六年朝鲜方给清廷所上的《讨耶奏文》中看出。文称:“小邦自殷师东来,……非洙洛闽之书,未赏传信而讲习……忽于数十年间,一种凶醜匪类,倡为西洋之学……以堂狱之说,诳惑愚氓;以领洗之法,啸聚凶党……或曰神父,或称教友,变换姓名,各立标号……公私煽动,内自国都,外至忠清,全罗诸道,其说转炽,其徒实繁。”[朝鲜]《纯宗实录》,元年十月庚午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6—5037页。周文谟赴韩后,朝鲜本土的信教浪潮更为高涨[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44页。。他竭力发挥神父的作用,积极传播天主教,发展新教徒,组建正式教会。他所发展的教徒中影响较大的有朝鲜宗室英宗国王的孙子思彦君李裀之妻宋氏,李裀之子李湛的妻子申氏[朝鲜]《纯宗实录》,元年三月壬辰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1页。。另外还有洪弼周之母姜完淑、黄嗣永、玄啟钦、房昌顯等。此外“市井编户”,不知凡几[朝鲜]《纯宗实录》,元年十月庚午条,另参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5037页。。也正如此,周文谟来到朝鲜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至嘉庆六年(1801年)时朝鲜教徒已经发展至近万余人[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44—245页。。即以1799年朝鲜实录所载朝鲜总人口7412681[朝鲜]《纯宗实录》,元年十二月庚午条。为基数,至1801年时差不多朝鲜国内的天主教徒比例达到了0.14%廉松心:《天主教在中韩两国初期传播特点比较研究》,《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辑,第408页。。不仅如此,此际朝鲜社会还发生了另一变化,天主教信仰由原来的“两班”上层人士转向中下层。如珍山事件前朝鲜国准教会领导者12人,两班8人,中层2人,良人1人[韩]赵珖:《朝鲜后期天主教史研究》,第74页。。到1801年辛酉教案爆发时,教会中的指导者达32人,两班才9人,中间层次者21人,良人5人,其他3人[韩]赵珖:《朝鲜后期天主教史研究》,第78—79页。。另外,这次高潮还体现为朝鲜方自著天主教书籍的增多。如1801年辛酉教案爆发后,朝鲜朝廷没收焚毀天主教书籍共计120种177卷199册,其中韩文著述达83种111卷128册,占据总数的69.2%[韩]赵珖:《朝鲜后期天主教史研究》,第30页。。

至1836—1837年,教徒又由此前的6000名上升到1万人左右。此后1839年“己亥教案”虽使朝鲜教徒人数再度下降,但至哲宗末年时又有上升,朝鲜天主教徒达到2.3万人左右。至1866年“丙寅教案”发生时信徒已达3万人[韩]金得榥:《韩国宗教史》,第257—258页。。1882年朝鲜开国后,天主教、基督教等在朝鲜最终获得了“合法”地位,皈依各教的人数只会比此前更多。

四、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后对中朝双方的影响

历史研究之基本原则在于“论从史出”,以中方为“基地”的西洋天主教何时才算成功地输入朝鲜,以上史实充分支持了康熙后成功输入说,它实以有清一代的朝鲜燕行人员为媒介,经由中方输入朝鲜,并经历了观光造访天主堂、经典圣像之东输、围绕天主教之交流与讨论、信徒受洗与神父东来、朝鲜本土信教浪潮之高涨等前后相继的几个重要阶段。

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却对朝鲜和中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冲击了朝鲜士绅阶层的传统信仰,尤其是儒教[朝鮮]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3册,第55页;崔锡鼎:《蔗回录》,第2辑第3册,第24页;孙万雄:《燕行日录》,第2辑第2册,第311页。。如清代朝鲜人曾频频向清人夸耀朝鲜有之、他国(也包括清中国)却无的三大政教风俗:“深山穷谷,三尺童子皆知孔子之为大圣,尊其道而读其书;皂棣下贱,莫不服丧三年;国朝三百余年,士夫之女无一人再醮者。”[朝鲜]李田秀:《入沈记》,载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2辑第10册,第370页。但天主教东传朝鲜后并非如有的学者所称:“来自中国的儒家经典知识,仍是主流思想的绝对基础,而西洋宗教带来的新信仰与新知识,似乎没有留下太深的痕迹”宋荣培:《韩国儒学百年の概况》,李承律日文译本,载《中国—社会と文化》第十四号,1990年,参阅葛兆光《19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复旦学报》2009年第3期。 ,而是逐渐使朝鲜国内的上层社会发生分化,不仅像李瀷、李蘖、李家焕、丁若镛等一代硕儒改宗天主教,而且朝鲜王室中的某些人也相继成为天主教的虔诚信徒。还有一部分人虽未成为教徒,但也不得不承认以天主教为内核的“天学”、“西学”在“实用”方面胜过汉唐以来的儒学[朝鲜]朴齐家:《贞蕤集》,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年,“北学内篇”。。除此之外,天主教的东传也给朝鲜中下层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在天主教教理、教义以及教徒生活方式、行为规则的影响下,同时也在下层社会拯救自身疾苦、从新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的推力下,许多中下层民众纷纷改教,成为天主教信徒。为此,天主教东输朝鲜的成功,不仅导致朝鲜社会由此前的“独尊儒术”、“罢黜诸教”,拐向皈依天主教、基督教;而且也开始踏上诸教回归之路。此后朝鲜社会不仅存在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亦开始了“法雨重来”之归路,朝鲜人也不再以孔孟儒圣为信仰之准绳。

其次,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之成功,对传统的“中国中心”、“朝鲜属从”之体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韩国学者全海宗曾称:“给韩国(朝鲜半岛)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和通过中国传来的佛教,韩国从未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天主教东输朝鲜之前,此论应无问题。天主教东输朝鲜后,此论却难成立。即天主教东输朝鲜后,朝鲜本土坚守“华夏”的人虽大有人在,但从长时段看,朝鲜方的主要趋势却是从“华夏”文化圈内日渐淡出,逐渐接纳新的“中心”Chai-shin Yu ed,The Founding of Catholic Tradition in Korea, KRS Press,1996,p82.。如清廷曾多次试图将黄教引介给朝鲜,却先后失败。相反同属于“夷人”的“天主教”却能在朝鲜生根发芽。其间固然有朝鲜对清廷统治的“华夷之辨”的感情色彩,也有“天主教”为主核的“天学、西学”的“实学功用”,但它也表明中西大开的世界格局即将到来时,朝鲜人对新的“天下秩序”的思考与选择Chai-shin Yu ed,The Founding of Catholic Tradition in Korea, KRS Press,1996,p82.。为此,清代天主教、西学等东输朝鲜之活动,表面上体现出的仿佛仍是朝鲜人以中国为中心的源源不断地输入行为,实际上却是“中国中心”在朝鲜人心中的逐渐退位,和新的“中心”的逐渐形成。

再者,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客观上也导致朝鲜日益走向自主。天主教传入朝鲜,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朝鲜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逐渐形成。西欧社会自宗教革命以来,向下宣传的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向上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等与独立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Ll.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C1882,P.641.,它为西方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何新华:《夷夏之间,对1842-1856年清政府西方外交的研究》,2004年4月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8页。。而清代朝鲜人由对中国的“北学”,拐向对西方的“西学”,实则表明它开始由以儒教为内核、以中国为中心的“子孙万代,永为臣妾”朝鲜玄陵王于洪武二年宣布效忠大明时的宣言。[朝鲜] 郑麟趾:《高丽史》,明景泰二年(1451),卷113,“崔莹传”。的“服从制度”, 逐渐钦慕天主教、基督教所宣传的以平等为内核的国与国之间对等的近代主权国家体制李甦平:《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为此某些学者宣称的“北学派的新华夷观”所唤起的“民族自主意识”郑成宏:《朝鲜北学派的新华夷观解析》,《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6期。充其量只是一个开端,紧承其后的“西学”尤其是天主教才是真正的动力。如此转变到近代后体现得更为明显,自19世纪80年代后朝鲜方面渐渐疏离清廷而亲善日《金玉均甲申日记》,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辑《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475页。、美Cater J. Eckert, Ki— baik Lee.Korea Old And New A History, Published by the Korea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by Ilchokak, Seoul,Korea,1990 ,P.204.、俄《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7,光绪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等的一系列变化,不仅展现了朝鲜藉开化运动而追求近代主权国家之独立姿态Robert R. Swartout,Jr.An American Adviser in Late Yi Kore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4,P.50.,而且也展示了朝鲜对新的世界格局的重新思考,和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取舍Mancall, Mark. 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London , Collier Macmillan, c1984,P.147.。

(責任编辑:陈炜祺)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Western religious circles tried to import Catholicism into Korea, but they failed again and again. After entering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 many favorable conditions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capital city took the church as the base, took one by one DPRK mission to China as the medium, and under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mission, they put the Catholicism into the Korea gradually and in many ways. At the same time, Korea has also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resisting Catholicism to gradually becoming believe and even converti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atholic input in Korea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both China and Korea: It not only shocked the traditional spiritual beliefs of Korean society, but also impacted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brought about the ger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Korean sovereign state.

Keywords: Catholicism;Korea;China;Qing Dynasty;Yan Xing 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