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启蒙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尤其在当代民主政体中，启蒙政治哲学一方面成为了诠释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律、政党政治和文化工业表征出来的核心软实力。但是，如果回到启蒙政治哲学的文本和原初概念，不仅会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对启蒙术语的误用乃至滥用，更能够揭示这种意识形态表象下规训人民和服务资本的真实意图。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启蒙式的悖论，一方面“普世价值”从苏联、东欧和中东不断获得“胜利”，另一方面这些“胜利”所带来的生存样态却走向了暴力、保守主义狂热、政治操控和极端的不平等。因此，反思启蒙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危机，以及从启蒙之外的批判视角探索拯救危机的道路，是当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

关键词：启蒙;自由;民主;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3-0125-10

作者简介：包大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浙江 杭州 310028）

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启蒙时代在今天是一个知识考古学的对象。但启蒙主义政治哲学的遗产却始终鲜活地存续与发展着。尽管启蒙政治最初的成果——宗教批判在文化多元论的语境下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其核心政治理念依然在当代政治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启蒙政治的基本信条（平等、自由、博爱、民主等）在政党政治、公共媒体和大众文化中始终频繁出场，启蒙政治哲人在当代政治价值合法性溯源中仍然具有神圣地位。但是，当金融和工业垄断资本主义扬弃了小布尔乔亚的历史土壤，当华尔街和白宫紧密融合在以选举游戏为表象的政治统治，维系启蒙政治及其理想的历史条件其实已然旧迹难寻。当权利和民主成为霸权乃至战争的借口，启蒙政治哲学不仅走向了理论自身的危机，更面临着历史任务的危机，即如何突破各种“永恒真理”为人类创造新的文明。

一、启蒙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话语中的“简化”

今天，绝大多数启蒙时代的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已经因为物质条件和社会秩序的变化成为了仅供研究、不再发挥日常效用的“死物”。这种历史性退场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历史竞争失败所致的退场，即由于技术和生活范式的变化，使得原先满足人们需求的观点和理论让位于更具现实解释力的观点和理论，例如人们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不可能只凭借古典经济学或重农主义思想来分析经济运行状况，再如已然适应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人们也很难将“敷粉的发辫”的审美观应用于日常的穿着打扮。二是历史功能完成所致的退场，即由于原先停留于理念的设想，通过实现了自身成为了新的历史内容，因而不再作为非经验的东西被人们用于开拓历史，例如瓦特的蒸汽机理论在当代显然无法成为动力学研究者的前沿理念，再如曾经具有革命性的牛顿经典力学在今天不得不作为物理教学的基础知识。但是，就表象而言，启蒙政治哲学却避免了这两种路径的历史退场，在迄今为止的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中被不断地重复和“发明”。启蒙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似乎穿越了两个多世纪，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让今人感觉曾经引导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仍活跃于每一天的政治生活当中。尤其在经历了19世纪的无数革命之后，人们不仅已经习惯于将启蒙政治观念作为思想武器，更是将启蒙政治哲学的价值和理想视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天然标准。

诚然，漫长的启蒙时代充斥着各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乃至开明专制——这些政治哲学在观点和方法上都不尽相同，因此很难被归结为一种刻板的教条。但19世纪上半叶的启蒙哲人却试图开始将“复数”的启蒙主义政治哲学进行抽象和总结。而这些被归结为几个核心理念的“启蒙政治哲学”则被政党政治应用至今。具体而言，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礼崩乐坏”使得晚期启蒙哲人试图辨识庞杂的启蒙政治哲学中的合理部分，试图从中提取出一些永恒真理，以便在未来的启蒙政治实践中能够避免非理性和暴力。在这一被后世教条化的“真理矩阵”中，最为首要的原则就是理性。康德是完成这一抽象工作的代表性哲人。在1784年所写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rung？）一文中，康德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脱离受限于自身的未成年状态（Unmündigkeit）”。这種状态被康德所憎恶，并且被认为是具有偶然性的“无理性”状态，指涉某种理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在没有他人引导的情况下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康德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Verstandes）”。当人类一旦进入理性的“成年状态”，个人理性将不再受限于他人之权威，而是完全服从于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则被辨识为启蒙政治哲学的第二个原则——自由，基于理性的自由。这一原则意味着遏制个人意志的政治、宗教和道德原则的解构（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bürgerlicher Freiheit），自然人由此成为了能够依据个人理性进行价值判断的自由人或公民。这种“精神自由”（Freiheit des Geistes）会作用于他们的心灵面貌并反作用于政权原则。

尽管在卢梭、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著作中理性和自由具有多重标准和客观条件，但后世的政治哲人似乎将这些标准“简化”在了民主政体当中。在极端的情况下，民主政体不仅是启蒙的标准，更成为了野蛮和文明的分界线。在前达尔文时代，这种基于政治制度而分殊的“文明-野蛮”形态也许会得到一些启蒙哲人朴素的人类学的理解，普鲁士、俄国、印度和中国等有待启蒙的“野蛮民族”会通过孟德斯鸠或布丰的地理决定论得到解释。但在后达尔文时代，改造野蛮和未启蒙的历史状态成为了被启蒙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改造的方式则蕴藏于“合理的”殖民体系之中。约翰·罗伯森（John Robertson）认为，启蒙是一系列原创思维的核心，这些思维包括了对理解能力、激情和道德判断的系统研究，并最终促成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线索——从野蛮主义向文明的发展。John Robertson，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168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29.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善于总结这一发展线索的积极意义。如格奥尔格·皮希特（Georg Picht）认为，启蒙之所以必须作为历史进程来加以理解和实现，是因为这场蓬勃的解放运动发展出了一些“伟大的观念”，世俗世界的秩序就建立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之上，这些观念包括“人权，权力的分离，宽容，支配自然，依赖科学和技术的政治世界;但最重要的一个伟大思想是全人类实现跨文化、跨宗教的团结”[美]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9页。。但是，当曾经最为“野蛮”落后的民族都已经实现了启蒙的标准——民主政体，再以推行启蒙（即民主）为名来发动“文明的”战争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捍卫启蒙的任务便转化为将启蒙术语运用于已经抵达“历史终点”的民主善治。因此，当代被简化、术语化、口号化的启蒙政治观念通常都体现着伟大而无暇，披戴着远甚于两个世纪前的神圣光辉。在启蒙时代，启蒙政治哲人或是苦于生计而不得不以写作通俗读物为业（休谟），或是被自己曾经所自豪的共和国所驱逐（卢梭），或是在政治变革中四处避祸并最终隐居度日（霍布斯）。具体而言，启蒙政治观念的当代出场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法律层面。启蒙政治观念成为现代民主政体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理论来源。作为启蒙政治最为重要的早期成果，美国宪法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从两个角度集中体现了启蒙政治观念在当代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大写的自由（Liberty）主导着美国宪法的写作意图和核心观念。序言中所描述的宪法目标就是“确保我们自己和后代享有自由的幸福（the Blessings of Liberty）”。尽管美国宪法序言并不是联邦政府中任何部门之权力的根据，但美国最高法院经常将序言中的内容引证为宪法之来源、视角和目的的根据。U.S. Supreme Cour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Washington，2017， p.55.同时，美国宪法第14次修正案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基于个人理性的自由观念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即宪法作为自由之底限，规定了“没有任何国家政府可以不经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mendment，XIV.。美国宪法中的自由观念所隐含的“国家-市民社会”结构表现出与启蒙政治哲学的高度重合性。其次，1789年的革命原则始终是各个版本法国宪法中的永恒观念。法国宪法开篇就指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箴言是自由、平等、博爱”。Constitution du 4 octobre 1958 instituant la Ve République franaise，De la souveraineté，Article 2， Préambule，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但是，在“1789年宪法就已经确定的这些原则”之外，法国宪法又坦诚地直面了本国民主政体从1789年至今历经坎坷和反复的变革史，指出可以“根据人民自由抉择的原则（la libre détermination des peuples）”……“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理想（lidéal commun）而接纳新的民主体制（évolution démocratique）”。Constitution du 4 octobre 1958 instituant la Ve République franaise， Préambule，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

2.政党政治层面。启蒙政治观念被视为某种实存的政治遗产或政治武器。在争夺政权的竞选和日常交锋中，政客們所运用的启蒙政治观念处于“既是又非”的状态中。首先，尽管今天的代议制民主已经是启蒙运动的实现形式，但启蒙却似乎仍是当代人遥不可及的价值标准。如奥巴马所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中，人们只愿意接受与个人意见相符的信息，而不是让自己的意见忠实于现实、理性和逻辑——这正是我们的一种财富，即启蒙主义，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启蒙的这些价值。”Nancy Tartaglione， Barack Obama Tells Montreal， “The Future Does Not Belong To Strongmen”; Canada Greets Ex-President Like Rock Star， June 7， 2017.https：//deadline.com/2017/06/barack-obama-donald-trump-climate-change-paris-immigration-montreal-speech-1202108772/.其次，尽管民主政体从19世纪开始就成为了评判启蒙与否的一个标准，而且现实政党政治正是民主政体的核心运作过程，但却时常将保守的一方指认为反启蒙而非反民主。如特朗普上台之后试图削减对艺术和人文教育的联邦扶持资金，这被认为是对理性自身的攻击，是对启蒙主义的进攻。而这正好体现了特朗普对美国理念的否认，因为美国理念植根于包括自我表达、知识、高尚、批判和真理等启蒙理念在内的一系列启蒙价值。Suzanne Nossel， Donald Trumps Assault on the Enlightenmen， Jan 26，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1/26/donald-trumps-assault-on-the-enlightenment-nea-neh-funding-cuts/.又例如特蕾莎·梅所推动的脱欧行为也被认为是对启蒙价值的否定。Theresa Mays Rejection of Enlightenment values， Oct 9，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oct/09/theresa-may-rejection-of-enlightenment-values.

3.文化工业层面。启蒙政治观念不仅成为文明世界向全世界贩卖文化工业产品的一个卖点，更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武器。孤胆英雄拯救世界的俗套叙事和现代电影技术的震撼效果是现代文化工业的畅销法宝。在早已不是秘密的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预设中，个人自由和民主元叙事等启蒙政治观念表达着这些文化工业产品投资者的政治意图，而消费主义、感官主义、相对主义等启蒙时代布尔乔亚的风尚则是这些政治观念在现实社会的外化。但是，将启蒙政治观念和布尔乔亚风尚植入以好莱坞为首的文化工业产业，并不是导演或编剧有意识的行为，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顶层对文化工业本身的要求。美国电影工业委员会（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Council）的档案表明，在该委员会试图将好莱坞转变为全球大使的20世纪早期，好莱坞电影就已不再着眼于“推广道德和电影工业的经济利益”，更在于发挥其外交的潜力——“电影被描述为具有民主和自由在全球范围内胜利的两个重要条件：体现了个人的政治重要性和消费的经济重要性”Valentine Davies， American Films： Ambassador of Democracy， file 355， MPIC Speeches， AMPTP， CMPS.。在凯瑟琳·布伦威尔的研究中，战后的美国文化资本在其宰制的“自由世界”赚取大量利润的同时，始终试图通过贩卖好莱坞的美国主义，为美国在冷战中捍卫民主和自由的角色进行包装。Kathryn Brownell， “Movietime U.S.A”：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Council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Hollywood in Postwar America，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vol.24， No.3， 2012.

总之，19世纪初被晚期启蒙哲人简化为一些基本原则的启蒙政治哲学，在今天又被进一步简化为某种被频繁应用于公众意见的启蒙政治术语。民主政体作为启蒙主义政治理念的实现形式，在其内部运作中自我矛盾却又理所当然地将简化的启蒙政治观念作为法理和政治正确的根据。人们时常凭借启蒙政治术语来反对原本就是启蒙主义政治遗产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政敌。从法理和心理上被确认为自由公民的人们，却又不断在意识形态对抗中否认这种实然的启蒙的政治状态。

二、当代启蒙术语与原初内涵的矛盾

被简化和术语化的启蒙政治观念，如同被悬置于神殿中的“神像”，虽然被崇拜为现实政治乃至文明秩序的起点，但毕竟只是仅存躯壳的抽象物。而操控启蒙政治术语的当代政客与政治哲学家们则成为了这些“神像”的使者，奔走于概念和行动、历史与现实之间，向永远有待启蒙的人民传达启蒙的政治真理。但是，一俟启蒙时代的哲人们成了彼岸的符号，他们所创造的复数的“启蒙政治观念”很快就被挑选、改造、包装和应用。这诚然是所有政治哲学从书页跃向行动的必然宿命。然而，启蒙政治哲学在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解释后，就“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这并不是指资产阶级有意识地利用启蒙观念欺骗和误导人民，而是指在后启蒙的社会结构中，所有阶级都从自身的角度来把握启蒙政治观念。在革命翌日，尤其在远离革命话语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阶级一方面都能察觉以启蒙为名的权利的抽象性，并且普遍默认资本的超权利的权力属性;另一方面则在齐泽克所说的“启蒙的虚假意识”中获得一种既非纯粹理性亦非实践理性的犬儒理性。这种犬儒理性是对现代政治领域的“启蒙-现实矛盾”的悖论式的态度——“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拒不与之断绝关系”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即使我们悬搁霍克海默或齐泽克的激进的启蒙批判，仍然能够在犬儒理性内部遭遇启蒙和现实的矛盾。今天大行其道的政治正确的术语及其导向的政治行为，虽然在词句上无不体现出与启蒙的继承关系，但却未必能够成为启蒙哲人所承认的“继承者”。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理性、人民、民主、权力的限度对这个理论的悖论进行分析。

1.理性的伦理限度。理性是启蒙政治观念的基石，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法则和前提。但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或多或少沿袭着康德的理性主义契约论的建构之路，将政治行为中的理性限定于从个体走向公共的先验能力。除了趋利避苦和自爱等伦理前提，这种能力不仅被理解为自然状态下的“原始契约”的起点，更是支撑现代自由市场及民主政体的“理性人假设”的起點。然而，启蒙政治哲人强调理性，并不尽然是由于被宗教意识迷惑的人民无法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善”。除了韦伯所描述的近似清教伦理的实践理性，启蒙政治哲人并不满足于单纯物欲的布尔乔亚理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卢梭。这位被今人奉为共和主义、社会契约论和民主政体设计之启蒙典范的政治哲人，却多次批判了只顾赚钱和消费的国家及政体。卢梭笔下的“普通公民”，其理性首先意味着节制——摒弃“富丽堂皇的宫殿、漂亮的马车、美轮美奂的家具、盛大的排场和一切骄奢淫逸”[法]卢梭：《山中来信》，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页。。卢梭的实际意图是为了说明超出基本生存的物质欲望会腐化政治体的风俗，使得公民“贪图安逸，成天追逐有此种生活方式产生的欲望，生活浪荡”——并最终“为了个人的利益，竟甘愿做他人的奴隶”[法]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16页。。因此，社会契约论的理性前提是与当代政治社会的经济“理性人”格格不入的。启蒙哲人最初为现代政治设定的理性概念被今人抽离了必要的伦理限度。

2.人民的有限定义。在关于民主的“元叙事”中，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和启蒙的标准，不仅是因为投票程序比自由本身更为直观，更是由于民主悬设了一个普遍理性的前提，即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主体——他们的意见关乎着公共善的提升。但在启蒙政治哲人看来，人民的理性能力并不能够胜任公共事务和政治决策。例如斯宾诺莎发现普通民众“只是拥有经验而非具备理性”，而根据经验的判断会让人们很难走出个人的意识，更无法去反思其行为背后的原因。[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3页。再如霍布斯认为民众对“激情和利用”的沉湎会导致公共治安的破坏，因此需要对人民进行理性的教育。[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63页。同样，康德也认为启蒙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人民的义务和权利进行公开的教导，从而使得人民具备普遍而又理性的知识。[德]康德：《论教育学》，赵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而在近十年愈发偏向保守的民主政治中，政客们显然并不乐见人民判断力和推理能力的成长，相反，他们试图以片面的信息和激进的言辞（尤其包括启蒙政治术语）挑动人民对他者的愤怒、排斥与仇恨。经济危机、脱离理性的保守政治以及民主程序在当代的最新组合，使得我们不得不对20世纪30年代相似“配方”所产生的极权政治保持警觉。因为这种政治虽然建立于非理性的公共意见和投票，但却能够理性地、乃至科学地通过“生产—消灭—再生产”他者来巩固自身的权力。当代保守主义政客试图通过启蒙政治术语说服人民——民主程序中所有人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乃至偏见都是真理，这必然将人民引入非理性和反启蒙。密尔的观察也许能够解释这种“假装启蒙”的政治风险，即一旦使得人民处于蒙昧的独立状态——每个人为他自己活着并且不愿意受任何外部的控制，那么这样的人民在学会服从之前实际上不可能取得任何文明方面的进步，因而最终可能会诉诸“近乎于或完全专制的”政府来让人民学会服从这一“美德”。[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页。而自由主义启蒙哲人洛克的定义则对当代政治观念中激进的人民形象进行了颠覆。当代精英主义的历史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常常将人民描绘成“暴民”或“乌合之众”，在改变历史进程的政治行动中，人民被描述为新制度的迫切建立者和暴力的实施者。但洛克却认为人民虽然“愚昧无知且心怀不满”，但有难以放弃旧制度的倾向。[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2页。当然，作为前革命时代的启蒙政治哲人，卢梭对人民的定义更接近当代政治术语，他认为“人民的声音实际上就是上帝的声音”，因此集合人民意志的“公意”就是正义本身。[法]卢梭：《政治经济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页。但是，卢梭对此做出了现实主义的限定，即人民在理论上“永远不会被败坏”——能够支撑起市民社会的契约体系，却在现实中“往往会受欺骗”。[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页。故而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不应该由人民的意见所决定，而是应该诉诸专业人士和智者。启蒙政治哲人对人民的有限定义也许在40年前的国内学界会被定论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傲慢。但在回归文本的概念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与启蒙哲人对人民政治潜力的有限定义相比，当代启蒙术语对人民的至高定义在代议制程序中会导致更大的谬误和灾难。

3.民主政体及其权力的限度和外在条件。民主政体在当代被简化为“对公共意见的计票”，这个由“数字和统计”所构成的公共空间通常被自命为启蒙主义及其文明的延续。但这些经济被高度壟断、政治被频繁操控、暴力机关和军事力量被“武装到牙齿”的民主国家，是否符合启蒙的原初民主政体设计？答案是否定的，今天的代议制民主政体至少违背了启蒙政治哲人对民主政治的三个基本限定。第一，民主政体的物质限制。日内瓦共和国之所以被卢梭视为民主政体的典范，不仅是因为悠久的民主传统，而且因为其经济制度、地理位置和人口状况足以维持“真正的民主制度。”卢梭认为日内瓦共和国，由于“幅员不大”，因而对其管理没有超出人们的能力;由于是地处强国之间的山地国家，因而“没有征服他国的野心和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用惧怕成为他国征服的目标”;由于是一个农业国家，而“农业是最适合于民主制的”，不会加剧经济上的不平等，也不会因为金钱的过剩而导致奢侈性消费。卢梭：《山中来信》，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页。在卢梭的制度设计中，如科西嘉、波兰等“较大”的国家就应该实行“混合制的民主政体”，即在共和国内部应该根据各地区财富、人口和产业状况同时实行贵族政体或民主政体。而现代的民主政体，如人口多逾三亿、幅员辽阔的美国，显然超出了启蒙哲人对民主政体的外在限制。第二，代议制传达公共意志的有限效用。代议制民主，这种从法国大革命至今被人们视为民主政体本身的制度，在启蒙哲人看来存在着遮蔽“公意”和滋生腐败的风险。在卢梭看来，一旦人民“把最高权威交给代表们以后，政府的形式就变了，就变成贵族制了”[法]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页。。同样，霍布斯认为一个庞大的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善治和生存，并不是依靠民主形式的会议，而是往往通过外敌当前的形式、某一杰出人物、少数人秘密咨商或势均力敌的党派力量对比。[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5页。今天关于民主政体的元叙事，将代议制民主描述为自由的真正实现和历史的终结性力量，不仅扭曲了由资本操控的权力交锋的现代性政治历史，更是德里达所说的“资本主义之最完美的意识形态展览橱窗”[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第三，民主政体中权力的规训本质。艾德蒙·伯克的观点也许带有一个保守主义者的个人偏见，他认为由“民意”操控的民主国家的权力必然会被过度使用并且得不到有效的道德限制，因为“野心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然的、天生的、不可救药的一种疾病”[英]艾德蒙·伯克：《伯克读本》，陈志瑞、石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但是，今天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却从各个方面背离了建立美国的启蒙先贤的政治观念。为了使得“一年一度的选举告终之时，就是暴政开始之日”的现象不再发生，汉密尔顿试图推行两年一次的选举，而当选者必须具备所担任职务的专业知识。为了使得美国避免欧洲列强专注于战争而使得军政高于民政的困境，汉密尔顿论证了美国能够“长期享受和一个岛国情况相同”的客观条件，强调美国“不需要庞大的军事结构”就能保障自身的安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当然，今天以推广自由和民主、启蒙全球人民为己任的美国，对内不断上演由承诺构成的选举游戏——让演员和商人执掌国家权柄，对外则陷入了永远无法带来安全感的暴力机关权力过剩的困境。

最终，在饶舌的现代智术士、浮于道听途说的半知识分子和与金融大亨联盟的政客的口中，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正义等词句此起彼伏，但其具体的意图和应用却丝毫无法体现启蒙政治哲人对人性的洞察和对政治的审慎。这些术语化的启蒙政治观念与其说是变卖“思想遗产”的“败家子”，不如说是披着启蒙外衣的“僭主”。

三、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从“拯救”启蒙走向扬弃启蒙

启蒙政治观念在当代的“出场”和术语化，并不是“当代首创”，而是自启蒙进入政治领域开始就存在的现象。“真假启蒙”在18世纪末就已经困扰着当时的启蒙哲人。从直观意义上而言，“真假启蒙”在政治行动中表现出智性和反智的两种特质，例如弗里德里希·莫泽尔对拙劣模仿法国启蒙运动的德国“启蒙主义者”的批判，他关于辨识真假启蒙的论述在今天仍然部分适用。莫泽尔认为“真的启蒙”的使命是光明和真理，其传播和增长的目标是全人类的和谐、秩序与和平，而“假的启蒙”的内容是迷惑而不是启发、是欺骗而不是指导、是傲慢而不是自由。这种假的启蒙主义者总是以提供光明为托辞，将大量的蜡烛带入一个房间，把它们随便放置，致使整个房子失火。这些“现代启蒙主义者”为了使太阳照得更明亮，愚蠢地在中午点亮蜡烛;企图让死者在坟墓中获得视觉，荒谬地将蜡烛放在墓地。[美]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再如卢梭对企图向雅典民主城邦“寻根问祖”行为的大加讽刺，同样在今天具有生命力——雅典及其“追认”的现代继承者们并不是民主制的国家，因为雅典城邦不过是“一个由一群徒逞口辩的知识阶层人士统治的暴虐的贵族制国家”[法]卢梭：《政治经济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页。。从动态维度看，启蒙哲人始终对启蒙所塑造的公民的理性表示怀疑，因为即使是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也无法让大多数公民从思想和习俗上符合启蒙的标准。如康德就对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十分担忧，他认为“人民只能很缓慢地获得启蒙”，这是因为“革命或许可以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江怡：《理性与启蒙》，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在此凸显了两个从启蒙时期就存在的矛盾。一是建构性的启蒙政治为了让人民从心理和实践上对其观念进行确认，不得不“倒果为因”地为新政体创造出具备理性和公共视野的公民，而创造公民的手段却是作为新政体的民主国家本身。这种循环论证在关注政治教化和公共心理学的启蒙政治哲人中并不鲜见。斯宾诺莎所说的“人们不是生而为公民，却是被造就为公民”[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2页。——在18世纪末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霍布斯、洛克和康德强调对人民的理性教育，而卢梭则干脆寄希望于新制度能够将法律与风俗相结合，并最终“强迫人们自由”。这种因（新制度）果（新人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诚然在逻辑上能够得到各种前提和假设的支持，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往往被政客利用，或是将制度的进展归功于权威对人民的正确引导，或是将制度的失败归咎于人民的顽固不化。二是在工业文明拂晓时分所设计的启蒙政治观念与日益发展的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尽管早期启蒙政治哲人在今人看来具有“乌托邦”色彩，但他们所构想的制度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中却是触手可及的。只具雏形的市场经济、农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人口稀少的城邦（或城邦联合）、高度集中于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传播，使得自由、平等和博爱能够在一个可控的系统中成为制度的现实主义目标。但是，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人口和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以及随之而来的财产在少数人手里的聚集——其必然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如果说汉密尔顿所构想的美国是人类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政府的尝试，那么他毕生试图抵抗的那种决定政治组织的“机遇和强力”在19世纪末却被发达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实现了。[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页。而卢梭所认为的政府败坏的根本原因——“治人者与被治者分离得太远了”[法]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页。，在雅各宾派倒台后就被督政府和拿破仑合法化了。

根据历史线索，启蒙政治的这两个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影响力的增长而被不断放大，并最终吞噬了启蒙政治的实在性。这种趋势最早出现于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前期，《人权宣言》的颁布和封建秩序的瓦解，使“个人主义的竞争狂热”得到极大发展并造成不容忽视的后果：强者排斥弱者，而强者往往是富人和他们的子孙;在宣布权利平等的同时，却让每个人自己去设法取得享受权利的手段。然而，虽然启蒙的人道主义幻想在大革命后不久就破灭了，但当时资本主义尚未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所有缺少竞争条件的人并没有对前途丧失信心。 [法]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2页。而在启蒙之邦——法国的外部，拿破仑的扩张和旧欧洲的反扑，将法国大革命刻画成一场思想的斗争，革命的敌人把革命视为理性主义的产物，理性主义的大逆不道的批判揭示了世界的奥秘，并使支持旧秩序的传统观念陷于破产。[法]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39页。但是，当拿破仑将贴着启蒙标签的政治权力用于镇压工人罢工、重建金融家的政治权威，并且以解放为名屠杀邻邦“未经启蒙”的人民时，启蒙政治的神话就彻底破灭了。包大为：《从罗伯斯庇尔到拿破仑：一个小布尔乔亚乌托邦的启蒙神话》，《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4期。

因此，從启蒙时代直至今天的政治哲学，以及基于这些哲学观念的政治术语，正在失去原先界定的那种伦理意义上的个人。这种新的“个人”（Individuell）被后启蒙时代早期的马克思描述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新的个人并非是康德所期冀的“拥有自由权利的哲学家”教育出来的结果，也不是卢梭所设计的法律制度所构造出来的公民，而是现代生产—消费链条上的合理化的组成部分。英雄主义色彩的启蒙政治家和革命者，之所以对当代人类个体而言具有“神秘和思辨的色彩”，不仅是因为前者被神化为启蒙历史中的不朽符号，更是由于后者的物质生活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和国家”从各个方面已经否定了启蒙政治的前提和原则。这种转变的关键要素来源于经济基础，尤其是物质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以及由此被影响的民主程序。

1.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革命”激化了物质收入的不平等，而更隐秘的剥削形式又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对立。从里根-撒切尔时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发达民主国家”的税后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均大幅攀升：美国增长了24%，澳大利亚增长了19%，比利时增长了13%，加拿大增长了11%，芬兰增长了20%，德国增长了15%，英国增长了34%，这使得经济学界的顶层政策制定者们普遍承认理解趋向更大不平等的长期趋势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Matthew Mahutaga， Anthony Roberts， Ronald Kwon，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ich Democracies”，Social Forces，vol.96， No.1， 2017.同时，随着经济的金融化、生产过程的非物质和网络化，原先局限于物质生产的工人概念变得十分模糊，被虚拟资本和权力支配的劳动者从事着当代最典型（或最先进）的物质实践。金融衍生产品完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畸变。Yannik Thiem， “Critical Theory in the Age of Knowledge Capitalism： Elusive Exploitation， Affects， and New Political Economies”，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vol.31， No.3， 2017.在启蒙时代到20世纪前半叶，这种贫富差距的极端扩大通常会在两个方向导致政治危机：一是从无套裤汉到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二是部分资产阶级利用底层人民的不满而发动民主政治的民粹化乃至极权化的冒险。但在当代，由于金融化使得剥削链条外包化和虚拟化，底层民众不仅很难辨识出剥削者，更会在舆论的误导下将矛头指向同样位居社会底层的移民、少数族裔和异教徒等“他者”。此外文化工业提供的各种娱乐产品使得人民愈发善于苦中作乐，从经济延伸到政治领域的不平等让大多数人熟视无睹。曾经以公共德性和契约精神为追求的启蒙公民，越来越多地在当代语境下心照不宣地为自己在不正义体系中的有利地位而“抗争”。因此，卢梭所分析的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在当代民主政治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只要出现了需要保护的穷人和需要抑制的富人，则巨大的隐患便已经形成，这时候，法律的力量便只对中间阶层的人起作用了，而对富人的财富和穷人的疾苦都是无能为力的。前者可以想方设法规避法律，后者可以想方设法逃避法律。前者将撕破法律的网络，后者则从撕破的网络中逃出去。”[法]卢梭：《政治经济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页。

2.从机器延伸到社会交往方式的知识权力体系扩大了人民对民主程序和权力选举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愈发集中的资本所有权与文化工业的结合又增加了政治权力的私人性。最初实现政治解放的民主制度，由于公民在经济上的相对平等，单个或部分富有的公民并不足以左右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运作。例如托克维尔所观察的早期美国社会，至少成年白人相对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资本所有权，没有人会极端富有，而每个人又可以为物质财富上的进步而努力。Stuart White， “Republicanism and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How are They Connected？” La revue Tocqueville，vol.37， No.2， 2016.然而即使在启蒙时代，少数人对民主程序的操控已经成为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常态。在日内瓦共和国，公民“每年当四个小时的主权者”，一旦离开民主选举的大会就不再是“尊贵的主权者了”——而是“一文不值”的“庶民”，“毫无保留地”被他们所选举出来的政府摆布。这个难以产生意外结局的民主选举每年都“煞有介事”举行，但实际上却“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公民选举的对象并非是具备德性和公德心的优秀公民，而是“限制于少数几个观点相同和利益相同的人”，即利益团体。[法]卢梭：《山中来信》，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6-187页。维系这些利益团体的力量并不是道德，而是经济。农业资本家、同业公会的领导者、磨坊的垄断者以及影响共和国经济运作的银行家，早在选举前就已获得了自然的——却非由人民授权的权威。这在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更明显。占有全球大多数资本的极少数顶层资本家，一方面可以通过慈善事业和操控媒体为自己争取道德优势——以便自己或后代随时进入民主程序染指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政治代理人——以更隐秘和安全的方式让民主制度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

最終，被法律和舆论宣布获得自由和启蒙的公民，不得不面临一种悖论式的“专制”。在自我标榜启蒙的表象下，被操控的民主政体却无时无刻不上演着对公民的规训。尤其从20世纪中期以来，在代议制盛行的国家中有一种观念已经内化于所有人的意识当中，即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可憎的官僚制度，而代议制民主——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则是对所有这些“红色论调”的反抗。然而，今天人们却发现自己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官僚体系之中，被去中心化的官僚权力不仅通过发达的技术手段对人民进行超乎于乔治·奥威尔想象的监视，更通过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让人民在“历史终结”的叙事中积极主动地进行投身于这种制度的膨胀之中。因此，如马克·费舍尔所说，身处新自由主义的人民之所以陷入了最为糟糕的剧情，是因为旧的、从上至下的官僚机器已经被一个自我监控的政体所取代了。Mark Fisher， Jeremy Gilbert， “Capitalist Realism and Neo liberal Hegemony： A Dialogue”，New Formations： A Journal of Culture/ Theory/ Politics，vol.80-81， 2013.这些看似只与纳粹、撒切尔和特朗普相关的现代政治症候，实际上早在启蒙时代就已经有了雏形。卢梭也曾描述过“最自由的日内瓦公民”实际上却“生活在最痛苦的奴役状况中”[法]卢梭：《山中来信》，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5页。的悖论。一旦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作为真正配享自由的人，虽然从来没有滥用过自己的自由，却被“当作最卑贱的群氓那样处处加以防范和束缚”。那么公民的自由程度甚至可能都不如臣民，“因为在绝对专制的政府管辖下，人们尚且允许臣民们召开没有任何官员主持的社区会议”[法]卢梭：《山中来信》，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8页。。

那么，如何才能拯救启蒙呢？看似最简便的“回到启蒙时代”也许是可疑的方案。姑且不谈启蒙时代多元和冲突的政治观点背后早已被扬弃的历史条件，启蒙哲人本身就可能是悖论式的启蒙政治的表述者。如最初被描述为以节制权力唯美的联邦党人，实际上也是一批支持强国家的“国家主义者”。包刚升：《强国家抑或弱国家？——联邦党人的国家理论与美国早期国家构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汉密尔顿虽然认为国家机器应该以维持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为上限，但他却务实地指出在现行制度中武力强制执行必然会成为人民遵守法律的唯一工具，因此一支可以被政府经常利用的庞大军队是十分必要的。[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8页。当然，汉密尔顿的这一论述主要针对法律的实效性而言，并没有将权力过多地超越启蒙的伦理限度。但今天善于利用民意来扩大军事开支乃至频繁发动战争的议员则完全突破了这一限度。这些政客如同康德所批判的“强有力的统治者”，“试图把自己从庞大的公共债务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便把这个沉重的负担转嫁给人民”，但在后革命与后启蒙的语境下，人民却并没有太多选择来“防止由于铺张浪费或因战争新增的债务”。[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7页。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煽动民意并将暴力施加于全球人民的政客，会追随艾德蒙·伯克的论调，将暴力所造成的灾难归咎于被启蒙术语欺骗的本国公民。伯克在1791年名为《新辉格党人向老辉格党人的呼吁》的文章中指出，民主政体出现的暴力和失序是因为人民对滥用权力的过度欲望，因此需要通过国家来迫使人民对这种欲望加上限制。当代共和主义政治哲学极力推崇的财产所有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也许是一条拯救启蒙的道路，并且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关注。但财产所有的民主是一种市场经济，私人所有权在生产过程中起核心作用，尽管可能创造出相比典型资本主义更加平等的市场发展结果，但资本运作的私人性和偶然性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民主政治。Stuart White， “Republicanism and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How are They Connected？” La revue Tocqueville，vol.37， No.2， 2016.或许，只有在扬弃启蒙政治哲学的前提下，才能将启蒙政治的症候还原至关键的历史机制当中，如福柯对18世纪以来政治权力的生产属性的分析，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崇拜启蒙神化的人无法启齿的史实，受到民主控制的规训机制，在肉体和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日新月异”的规训，并不是为了社会秩序和权力本身，而是为了使权力更为经济有效，以便加强资本所需的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和发展经济。[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3页。拯救自由和解放，并不能通过拯救启蒙，而是要废除包括启蒙政治观念在内的永恒真理——废除启蒙政治所依赖的“如自由、正义等等”永恒的真理，“而不是加以革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责任编辑：轻 舟）

Abstract： The basic ideas derived from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including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are unshakabl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iscourse. Especially in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e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ideas has become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power， as well as the soft power for legal system， party politics and cultural industry. However， the misuse and abuse of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ideas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n be discovered by tracing back to the texts and context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which also can expose the real intensions of enlightenment ideology， namely ruling the people and serving the capitalists. In the era of global capitalism， when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have been developing under the masks of reason and liberty， reflecting on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ideas has become important topics for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Keywords： Enlightenment; Liberty; Democracy; 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