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政　王瑞永

摘 要：选取退耕还林工程典型示范区卓资县退耕还林工程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估框架，在2个时间段8个时间点间隔38年的截面上，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后当地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量化对比分析;以5种生计资本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了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研究表明：退耕还林工程区在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变为生态环境逐渐转好的过程中，农户的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显著减少，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显著增加，人力资本没有显著变化。农户对退耕还林的满意度是：自然资本是负向显著，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为正向显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没有显著变化。最后，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拟合度高达95%，准确度超过90%。基于此，本研究有两点启示：一是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协调好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户三者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地方政府在国家退耕还林生态工程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二是建立一套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利益协调机制，切实解决好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退耕还林;可持续生计;生计资本;满意度;农户

中图分类号：F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3-0053-15

作者简介：国 政，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广西 桂林 541004）;王瑞永，内蒙古财经大学教授（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评述

（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性问题。由于自然因素（干旱、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和人为因素（过度放牧、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的共同作用，草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导致温室气体、酸雨、洪涝、干旱、沙尘暴、雾霾等自然灾害濒发国政：《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效益评价研究》，中国农业科学出版社2017版。。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早在1998年5月即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之后于2016年9月加入《巴黎协定》。我国不仅非常重视本国生态建设，实施了浩大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林业工程，而且积极参与倡导全球性生态建设。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報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共同列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把生态建设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是减轻农村土地承载力、保护和改变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我国从2000年起全面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工程区涉及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包括东北黑土区、西北黄土区、北部风沙区、青藏高原区、西南高山峡谷区和中南部山地丘陵区6大区域，工程面积达到2.94×107 hm2，涉及3200多万农户、近1.24亿农民，资金达到3262亿元郭慧、王兵、牛香：《中国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监测网络构建方法》，《水土保持学报》2014年第6期。，以生态脆弱区为重点的生态保护网络基本形成，有效地遏制了生态继续恶化的局面。退耕还林工程有效实施的关键就是要协调好工程的决策和组织者（政府）与实施和执行者（农户）的利益关系，实质是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核心是协调好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Jian S Q，Zhao C Y，Fang S M，et al. “Effect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n Soil Water Storage and Water Balance i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2015，206，pp.85-96.。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背景是在生态严重恶化的条件下实施的，生态恶化导致土地生产力超过承载力，居民生活更加贫困。由此，生态问题诱发经济问题，进而转化为社会问题。我国退耕还林工程浩大、范围广，涉及农户人口众多。由于退耕还林区不仅是生态薄弱区，而且也是经济贫困区，当地农民对自然依存度极高。决策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要解决3个问题：一是阻止生态继续恶化的问题;二是农民长期生存的问题;三是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生态环境与农民收益良性发展的问题。就退耕还林农户而言，从建设改善好生存环境来讲，他们是生态保护的受益者;从退耕失地后农户生计来讲，他们是生态保护的威吓者。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并重，农户在生态保护中所承担的成本和所获得的利益同样重要。现代生态保护理念强调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农户的参与并受益于整个过程。为此，从农户视角，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选择研究视角的重要依据。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基层组织管理缺位，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问题较为严重，加强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是目前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的两大难题。探索二者之间和谐、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农村经济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议题，目前中国政府和广大学者都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基于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视角，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境恶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如过度放牧、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生态恶化后，首先对农民造成影响的是土地生产力（森林生产力、草原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退化，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下降冯舒、赵文武、陈利顶：《2010年来黄土高原景观生态研究进展》，《生态学报》2017年第12期。，减少并限制了当地农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索取Wang C H，Wen Y L，Duan W，Han F.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alysis on Households Production Behaviors，Protection Attitudes，Resource Endowment and Family Wealth in Nature Reserv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2013，23，pp.506-518.;由于生态恶化所出现的干旱少雨、土地、草场退化，导致农民赖以生存的种植业、养植业连年歉收，农民的吃饭问题没有了保障。其次，主要表现在蓄牧业收入和林副产品收入韩锋、王昌海、赵正：《农户对自然保护区综合影响的认知研究——以陕西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资源科学》2015年第1期。的减少。再次，由于生态恶化，极端气候、自然灾害暴发频繁，生态环境安全态势严峻石玉林、于贵瑞、王浩：《中国生态环境安全态势分析与战略思考》，《资源科学》2015年第7期。，农民在生存方面不断遭受威胁，生物多样性减少，食物链断裂，恶化的生态环境条件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生态与经济二者之间陷入恶性循环Kideghesho J R.，Rskaft E，Kaltenborn B P.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ervation Attitudes of Local People in Western Serengeti，Tanzania”，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2007，16，pp.2213-2230.，主要涉及的矛盾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态破坏越严重农民越贫穷，严重的水土流失加剧了当地土地资源的退化，农民从恶化的自然资源中索取的越来越少，贫穷加剧。第二，经济越落后生态破坏越严重。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当地农民为了生计，向自然索取的资源越多，从而加剧了对生态的破坏。生态与经济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其结果是经济得不到发展，生态也得不到保护Cacho O J，Milne S，Gonzalez R，Tacconi L. “Benefits and Costs of Deforestation by Smallholders： Implications for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Climate Policy”，Ecological Economics，2014，107，pp.321-332.。第三，恶化的生存环境远远超出了土地的承载力，农民主要赖以生存的农、牧、林业生物圈不断缩小，环境污染也严重影响着农民的身心健康，疾病返贫，生活贫困，因生存环境恶劣被迫移民。

2.生态建设与生态补偿。生态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条出路，退耕还林工程又是解决生态问题的一项重大举措国家林业局：《2014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国家报告》，中国林业出版社2015版。。退耕失地造成农民利益受损，研究生态补偿一度成为研究热点。虽然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后，当地农民认同了生态建设工程，但是，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后减少了农民在土地上获取的收益Krishna V V. “Estimating Compensation Payments for On-farm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cological Economics，2013，87，pp.110-123.，如果生态补偿工作没有做好，还会出现退耕区返耕现象。生态保护与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之间的矛盾冲突还会日益加剧黄锡生、何江：《论生态文明建设与西部扶贫开发的制度对接》，《学术论坛》2017年第1期。，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而生态补偿正是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矛盾的措施宋福强、李卓卿、肖俞：《关于建设项目生态补偿的思考》，《环境保护科学》2017年第3期。，这也是近年来生态补偿成为研究热点原因之所在。生态补偿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态权益的责任划分。生态补偿中涉及破坏方、获益方、损失方三者的主体责任和各自的权益，对于采矿企业对当地植被、土壤等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高污染、高能耗”的造纸、水泥、化工、炼铁等中小企业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实行“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没有太多争议，而对于因“开荒毀林、过度放牧”而造成生态破坏的农牧民承担破坏生态的主体责任争议较大。二是补偿对象。生态移民是生态保护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生态移民为了国家的生态建设放弃了原本享有的权益，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李敏、姚顺波：《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评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农户的生计问题因为生态补偿而发生了改变，国内外大多学者主要从生计资本、生计活动、生计策略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三是生态补偿的种类。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出资”的生态补偿原则，主要有政府提供的生态补偿张林洪、张超、胡德斌：《生态保护获益方应给予的补偿分析与计算》，《生态经济》2017年第7期。、破坏方提供的生态补偿和获益方给予生态保护区的损失以补偿欧阳志云、郑华、岳平：《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与措施》，《生态学报》2013年第3期。。生态补偿又是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基础，对土地补偿、建设成本补偿、移民身心损害补偿，生态功能补偿（如涵养水源、固土保肥）、生态污染补偿（如空气、水、土壤）等几方面进行生态补偿。四是生态补偿标准。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涉及的问题较多，比较受关注的是生态功能区域（陆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土地功能（林地、草地、耕地）、生态恢复难易程度等等孙贤斌、黄润、王升堂：《安徽省省会经济圈水源地生态补偿环境调查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12年第1期。，大多采用机会成本法、市场替代法来计算魏晓燕、毛旭锋、夏建新：《自然保护区移民生态补偿定量研究——以内蒙古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林业科学》2013年第12期。。邵传林和何磊邵传林、何磊：《退耕还林：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2期。从农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博弈的角度探讨了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确定的补助标准和补助年限。

3.生态工程的管理与农户参与的研究。如何加强生态工程管理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人治管理与法制管理成为争论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是“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的三级管理模式，既巩固了基层政权，又有效地管理了农村行政事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基层政府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参与式的生态保护模式的指导思想，认为这是最为有效的生态保护模式Zanetell B A，Knuth B A. “Participation Rhetoric or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Reality？：Influences on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a Venezuelan Freshwater Fishery”，World Development，2004，32，pp.793-807.。但Nepal和 Spiteri在对生态保护的实证调查及研究后认为，这种参与式管理模式持久性不强Spiteri A，Nepal S K.“Evaluating Local Benefits from Conservation in Nepals Annapurna Conservation Area”，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42，pp.391-401.。Bergquist调查研究后也发现，这种管理模式受政府管理、政策以及社区居民的保护意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Bergquist D A. “Sustainability and Local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Coastal Aquacultur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Sri Lanka and Thailand”，Marine Policy，2007，44，pp.107-116.。一些学者从立法上探讨生态保护管理机制沈友华、徐成文：《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立法现状与完善》，《中国林业经济》2018年第1期。;也有一些学者从政策、理论方面对生态保护进行探讨王德凡：《基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理论与对策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8年第1期。王宾：《中国绿色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理论及研究述评》，《生态经济》2017年第3期。，强调运用法律武器进行制度管理。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最合理的保护方式是赋予参与生态保护的当地居民的执法权，而非单纯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的方式Hosseininia H，Azadi G，Zarafshanie K.“Sustainable Rangeland Management： Pastoralists Attitudes Toward Integrated Programs in Iran”，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2013，92，pp.26-33.。

4.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协调发展、双方共赢的指导思想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有效方法He G M，Chen X D，Liu W.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Benefits from Ecotourism A Case Study of Wolong Nature Reserve for Giant Padas in China”，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42，pp.1017-1025. Weckerle C S，Yang Y，Huber F K，Li Q. “People，Money and Protected Areas： The Collection of the Caterpillar Mushroom Ophiocordyceps Sinensis in the Baima Xueshan Nature Reserve， Southwest China”，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2010，19，pp.2685-2698.。它的理念就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农民”在参与生态保护过程中经济收入方面受益，“自然生态”在农民的积极参与中得到有效保护，“二者”由此建立起长久有效的合作共赢机制Brger T. “Valuing Conservation Benefits of an Offshore Marine Protected Area”，Ecological Economics，2014，108，pp.229-241. Kathleen A，Thornton P K，De Pinho J R，Sunderland J，Boone R B. “Integrated Modeling and its Potential for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People in the Rangelands of East Africa”，Human Ecology，2006，34，pp.155-183.，这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观点。Muboko and Murindagomo研究认为居民在生态保护中经济上获益的同时，提高了对生态保护的认可和主动参与保护的积极性Muboko N，Murindagomo F. “Wildlife Control，Access and Utilisation： Lessons From Legislation， Policy Evol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Zimbabwe”，Journal for NatureConservation，2014，22，pp.206-211.。Spiteri和 Nepal认为生态补偿机制能够有效地协调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二者的关系Soltani A，Angelsen A，Eid T. “Poverty，Sustainability 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Zagros，Iran”，Ecological Economics，2012，79，pp.60-70.，而Bown等认为社区居民在生态保护中由于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在生态保护方面起到了消极的作用Bown N K，Gray T S，Stead S M. “Comanagement and Adaptive Co-management： Two Modes of Governance in a Honduran Marine Protected Area”，Marine Policy，2013，39，pp.128-134.。由此可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可以解决农民因生态保护而承担的保护成本与农民退耕失地后经济收益之间不平衡的一些问题。要建立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必须将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更能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双赢的局面王庶、邓泽林：《退耕还林的经济效益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大多数学者认为，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对于生态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了生态文明建设，改变了自然生态，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林业工程在发挥生态效益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可，生态恢复效果是明显的，但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还存在争议。一些观点认为生态建设工程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取得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态工程建设没有产生经济效益，而是以牺牲经济成本为代价换取了生态效益。

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奠定了基础。在众多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探讨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共享机制、农民参与管理机制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等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是研究中的难点。中国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已经走过了18年的发展历程，生态环境已有改善，生态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存在较多尖锐、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建设，生态保护效应发生了那些变化？当地农民生计如何变化？农民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作用如何？愿意参与生态保护和管理吗？这些问题的考究直接关系到生态保护与農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中国退耕还林工程的有效实施、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农户生计资本可持续发展框架的视角，以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户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重点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一是选取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的样本，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后农户生计的变化情况;二是在农户生计变化的基础上，考究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三是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国家下一步制定林业工程的相关政策和工程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二、研究区域、研究设计、分析方法及数据处理

（一）研究区域

本研究选取黄河上中游退耕还林工程典型示范区内蒙古卓资县退耕还林工程区为研究对象。卓资县退耕还林工程涉及7个乡镇、113个村委会、750个村民小组，累计涉及农户140962户，完成退耕面积437601.3亩，累计投资3500.8万元。自1999年国家正式启动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后，卓资县从2000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至2006年陆续有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第二轮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期为2007—2014年，主要任务是巩固维持退耕还林成果;从2015年开始，第三轮退耕还林工程启动，农户对于该工程也较为熟悉，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退耕还林工程对当地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而考究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随着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成效的显现，保护效应越来越明显，比如，生态的恢复对农民种植业、养植业以及其他收入方面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对农民身心健康的影响。

本文采取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从2015年到2017年利用3年时间，在广泛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研究区域农户进行一对一的调查访问。调查地点选择在农户家中进行，调查范围涵盖了整个卓资县退耕还林工程区。本研究调查分2个部分：一是退耕还林实施前后农户生计变化情况，二是农户对生态保护工程参与管理情况和对生态工程的满意度分析。本研究依据退耕还林实施前1981—2000年和退耕还林实施后2000—2017年的统计和调查数据。因农户在相近的年份生计变化不大，为了研究的方便，本研究把数据分为2个时间段8个时间点（每5年变量加权后划为1个时间点），第1时间段为1980—1999年，第2个时间段为2000—2017年。调研主要采用问卷式农户调查（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调查范围包括卓资县退耕还林工程涉及的7个乡镇、113个村委会、750个村民小组，累计涉及农户2500户，调查对象为研究区域各个阶段大于18周岁的居民。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第1阶段跨越时间长，在当时能够工作的农户现在普遍超过了50岁，因而采访了50-70岁这个年龄段的农民;第2个阶段离现在比较近，基本上选择了30-60岁的农户，每个村委会随机抽查5-10个村，每个村随机抽查5-10户村民。针对1981—2000年这个阶段共发放了1000份问卷，针对2000—2015年这个时间段共发放了1500份问卷，收回的问卷全部有效。

调查问卷的设计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管理与建设的相关情况。1980—1999年的问卷中，涉及到了农业税收，但没有涉及退耕还林情况。在2000—2017年的农户问卷中，农户家庭基本情况设计基本相同，仅在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方面略做调整，这是为了形成数据的针对性和连续性，以方便分析。

问卷涉及的农户家庭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如下：

（1）受访农户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婚否、文化程度、健康程度、政治面貌、在当地的职务等，见表1。

（2）家庭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见表2。

问卷涉及的农户对参与生态保护建设与管理认知情况主要包括：（1）直接影响。退耕还林前后生态环境变化情况、资源利用、土地权属、生态补偿、收入变化、环境影响等;（2）间接影响。劳动力转移、基础设施、交通情况、个人归属感等;（3）传统习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影响等;（4）农户对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

（三）分析方法

1. 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与农民生计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

近年来，我国农户生计问题体现在农村的人口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崩溃问题等方面，而其中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土地產权、生态补偿、参与成本以及供给与需求等方面来研究生态保护中的农户参与意愿。为了全面了解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保护意愿，多角度辩析农户持续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进行研究。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是指农户应对自然环境变化中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并在没有破坏自然环境的条件下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Chambers R，Conway G R. “Sustainable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21st Century：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Brighton UK：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2.。英国国际发展部（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IFD）提出了可持续生计框架。该框架将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划为生计资本。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将农户看作是弱势背景中生存或谋生的对象，农户通过使用一定的资本实施他们的生计策略，选择他们的生计行为，实现他们的生计结果，满足他们的生计目标Singh P K，Hiremath B N. “SustainableLivelihood Security Index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A Tool forDevelopment Planning”，Ecological Indicators，2010，10，pp.442-451. Mahdi Shivakoti G P，Schmidt-Vogt D. “Livelihood Change and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the Uplands of Lembang Subwatershed，West Sumatra，Indonesia，in a Changing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ontext”，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9，43，pp.84-84.。可见，农户实施生计策略、实现生计目标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农户的生计资本，其基本上涵盖了农户的全部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从该角度研究农户的可持续性生计，可以多维度地解析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克服单一因素的不足。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受资本、制度和政策等因素影响，生计资本决定了生计策略，生计策略又决定了生计结果，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生计资本汤青、徐勇、李扬：《黄土高原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估及未来生计策略—基于陕西延安市和宁夏固原市1076户农户调查》，《地球科学进展》2013年第2期。。本研究针对退耕还林生态保护区农户生计的特点，在众多学者冯琳、徐建英、邸敬涵：《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中国环境科学》2013年第5期。赵雪雁、张丽、江进德：《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地理研究》2013年第3期。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研究指标进行调整设计，建立了一套退耕还林生态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量化标准（表2）。式中：Fk为指标评价值，所反映的是实际值（Pk）与标准值（Sk）的接近程度;Pk为实际值;Sk为标准值。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准确地比较分析不同时期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的生计变化情况。

2.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满意度分析方法

本研究依据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针对退耕还林生态保护工程区农户生计的具体特征，设计出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户的生计指标体系，参考国内外学者开展的生计资本量化研究成果，分析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区生态建设与管理的满意程度、再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了全国有典型意义的研究区域，主要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

为检验理论命题，在对农户退耕还林工程满意度进行分析时，用到的是无序多分类反应变量分析的判别分析，假设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因而尝试了Probit回归模型数据的分析方法：

首先，在构建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满意度指标时，设计了以下问题：“总体来看，您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是否满意？生态补偿是否满意？”采用百分制的赋值方法进行评分计算：5（非常满意）为80～100分，4（比较满意）为60～80分，3（一般）为40～60分，2（比较不满意）为20～40分，1（非常不满意）为0～20分。由于农户满意度是有序离散变量，计量方程式为有序Probit模型。被解释变量是一个0，1变量，事件发生地概率依赖于解释变量，即P（Y=1）=F（X），也就是说这个概率是一个关于X的函数，其中F（X）服从标准的正态分布。

其次，β0Xi代表农户家庭拥有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各类量化标准的生计资本，作为模型中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满意度与再参与的核心解释变量。

最后，考虑到农户满意度还受到生计资本状况以外因素的影响，在计量模型中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户满意度的其他因素εit，包括农户的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健康程度、社会职务、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动等。此外，考虑到农户就业类型、生态补偿政策和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农户满意度也可能有影响，构建了相应的农户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等变量。

（四）数据描述性统计

1. 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区农户收入来源统计结果

由于退耕还林生态工程的实施，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行为、生计目标以及生计结果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生计资本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生计策略、生计方式的改变，根据退耕还林前和退耕还林后2个时间段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退耕还林前（1980—1999年）为第1时间段，退耕还林后（2000—2017年）为第2时间段。退耕还林农户生计资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各个阶段农户的生计资本方面变化，本研究依据学者们已有的数据处理方式徐建英、孔明、刘新新：《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退耕还林意愿的影响：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生态学报》2017年第18期。王昌海：《中国自然保护区给予周边社区了什么？——基于1998-2014年陕西、四川和甘肃三省农户调查数据》，《管理世界》2017年第3期。Milder J C，Scherr S J，Bracer C. “Trends and Future Potential of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to Alleviate Rural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cology & Society，2010，15（12），pp.1-19. Tang Q，Bennett S J，Xu Y，Li Y.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Rural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Loess Plateau，China”，Applied Geography，2013，41，pp.15-23.，對退耕还林前、后不同阶段的农户生计资本进行比较分析。

如表3统计结果所示，第2时间段远高于第1时间段，一个可能解释为：第1时间段为改革开放初期，较多农户选择务农为主的家庭生产经营方式，但总体而言人均收入不高。随着生态环境恶化情况越来越严重以及农业税负担过重（从1980年的13.9元/亩增长到2005年的240元/亩，增长了近17.3倍），导致农民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纯务农、务农为主的收入增幅不大，而非农为主和非农收入增幅明显。另一方面说明，自然资本呈下降趋势，人力资本呈上升态势。进入第2时间段，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生态环境逐步改善Yu Y，Wei W， Chen L D. “Responses of Vertical Soil Moisture to Rainfall Pulses and Land Uses in a Typical Loess Lilly Area， China”，Solid Earth，2015，6，pp.595-608. Meli P，Benayas J M R，Balvanera P，Ramos M M. “Restoration Enhances Wetland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 Supply，but Results are Context-dependent： A Meta-analysis”，PLoS One，2014，9（4）：e93507.，农业税减免，加上生态补偿，自然资本呈上升态势，从务农为主的农户的收入增幅明显，主要来源养殖业的增长。但随着农户生计策略的变化，纯务农和务农为主的农户在大幅度地减少（从66.65减少到33.75），而以非农为主和非农的就业方式越来越多（从33.35%增加到66.25%），给家庭带来了另一种获得较高收入途径。

2. 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户满意度及主要变量统计结果

从表4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总样本1500份中，有1275个农户对退耕还林生态建设“非常满意”，所占比例较大（85%）;有1212个农户对退耕还林后在经济收入方面“满意和非常满意”，两者所占比例达81%;有1380个农户对生态补偿选择了“非常不满意”，所占比例最大（92%）。合理的调研解释：一是生态建设方面。大多农户认为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极少数农户是因为政府在农村周围引进了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企业和一些开矿企业污染严重，当地农户不满意。在经济收入方面，由于农户不断转变生计策略，因而大多数农户还是满意的。在生态补偿方面偏差较大。生态补偿时出现3种情况：一是农户不知道生态补偿退耕款的发放标准是多少，有的土地所有者不在村里，村委会找别人挖树坑而补偿给了别人;二是有的农户自己挖了树坑，村委会只给了农户一部分补偿;第三种情况是退耕还林工程生态补偿中断，农户只领了一、两年。整体说来，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是满意的，但是在生态补偿方面是极不满意的，这也进一步说明退耕还林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依然严重，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提高。只要基层政府和村委会按照国家标准执行，农户还是拥护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

三、讨论与解释

（一）农户生计变化对退耕还林工程生态建设与管理满意度

为了进一步进行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的分析，我们将每个时间段的2级指标和3级指标的标准值进行加权并对2个独立样本进行T检验（表4），进行Probit模型分析。

在自然资本的变化过程中，2个时间段的3级指标人均耕地面积与人均林地面积均大幅度减少，这可解释为：在第1时间段，由于生态不断恶化、土壤贫瘠，土地生产力下降，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农户放弃了一些土地的耕种;在第2时间段，由于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农户退耕还林地，林地不归农户所有。还有一个原因是近年来农村城镇化的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较多的耕地。

在人力资本的变化过程中，2个时间段的3级指标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健康程度指标均有微弱提升但不明显，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却在下降。这可以解释为：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人口在减少，而当年未成年人现在成长为劳动力;由于总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条件医疗水平有所提高，劳动力的健康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由于退耕还林工程区基础设施条件差，农村撤并了绝大部分的中小学校，加上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受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升反降。

在物质资本的变化过程中，2个时间段的住房条件变化非常明显（由0.39到0.67），牲畜价值的降低也非常明显（由0.54到0.32）。这可以解释为：由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禁止上山放牧，加上劳动力外出务工，极大限制了牧业的发展，因此牲畜数量大大减少;家庭生产生活设备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由0.24到0.46），由于家庭纯收入不断增加，生产生活设备随之变化。

在金融资本的变化过程中，从整体上来看，金融资本发生了显著变化（P<0.001）。“家庭纯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这一指标显著变化（P<0.10）。这可解释为：由于我国从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并且种地还给补贴，再加上生态补偿，农户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大幅度提高。

在社会资本的变化过程中，“社会职务和社会资源”指标没有显著变化;“社会活动”指标变化显著，整体上量化值从0.82减少为0.49（t=-62.59，P<0.01）。这可以解释为：改革开放后，弱化了基层政权，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的社会活动力越来越小，农户除了婚丧嫁娶等习俗外没有其他活动。另一方面，由于大多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参加农村的社会活动以及村民邻居沟通交流的时间就少了，也很难组织起活动。

（二）农户对退耕还林生态建设与管理满意度影响因素

为了深入分析农户对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本研究抽取了第2时间段即退耕还林工程实施阶段，在农户5种生计资本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些与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密切相关的关键指标来进行研究（见表5）。利用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户生计资本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在模型的设计中，模型1包括5种生计资本的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农户身份和教育程度的两种个人特征控制变量，模型3加入了收入来源和生态补偿两种家庭特征变量，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自然环境和基础建设两种社会特征变量。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到模型4的回归Pro>chi2=0.000， P值远低于5%，具有显著性。PseudoR2呈现出递增趋势， 模型1-4的整体解释力在逐步提高。且各自变量显著性和回归系数基本保持一致，模型1-4具有高的稳健性。模型5与模型4变量一致;通过回归模型控制变量的分析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研究证明生计资本特征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1. 核心解释变量

在退耕还林生态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分析中，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一是自然资本的变化能够在负向水平上显著地影响农户的满意度（P<0.001）。这是因为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农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随之变化的是生计策略的转移和生态补偿，生态补偿工作做的好坏会对退耕还林工作影响极大。二是人力总资本的变化能够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农户满意度（P<0.001）。这可解释为：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对农户最为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农户的家庭收入来源和农戶就业方式的转变。退耕还林实施前，农户主要以种地为主。退耕还林实施后，由于一些生态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户从土地上获取收益，从而农户转向外出务工等其他较高的收入方式。三是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别是村干部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影响是正向显著的;这是受政治素质与文化水平的影响，对退耕还林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的认可与参与至关重要。四是物质资本如房屋价值以及生产生活设备价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满意度，“仓廩实而知礼节”，农户家庭殷实更能理解与接受退耕还林工程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五是金融资本即农户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农户满意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户的收入和消费都在一定水平上同步提升;家庭储蓄的增加，农户生活水平的改善，正向影响着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区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

2. 主要控制变量

农户身份特征对退耕还林工程区生态建设满意度的影响是负向显著水平的。退耕还林工程区农户会更多地考虑退耕失地后家庭未来的生计情况，以及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农户的文化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着退耕还林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而且，农户的文化程度和受教育水平越高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认知和参与度越高。农户的家庭收入来源对退耕还林满意度的影响有所不同，整体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以农为主的家庭满意度低，以外出务工等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满意度较高，以非农就业为收入来源的家庭满意度最高。这是由于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区的农户通过外出务工收入与非农收入抵消了生态工程所带来负面的影响。生态补偿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着农户满意度水平。退耕还林工程进行的生态补偿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是正向的，领到生态补偿款的农户对生态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也是较高的。但是由于在生态补偿实施中出现的严重偏差，失地农户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满意度低，如果能够完全按照中央政府生态补偿要求进行实施农户生态补偿，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乡村自然环境在1%显著性水平上影响着农户满意度，自然环境建设的好，则农户满意度高。基础建设也是影响着农户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基础设施建设得越好，乡村经济发展越快，从而农户的满意度越高。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满意度并不存在着稳定且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与措施建议

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直接关乎生态保护的效果。为此，本文选取了内蒙古典型的退耕还林工程区卓资县为研究对象，选择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后的2个截面时点上（第1时间段和第2时间段）对退耕还林工程区内的农户生计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农户主观满意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揭示了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核心解释变量、主要控制变量）。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户的5种生计资本整体上变化不同步。农户的自然资本——耕地，变化最大且显著性减少，其根源主要来源于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而使农户减少了土地这一自然资本。

第二，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具有差异性、同步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都在增加，其中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增长慢，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增长快。总体上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在1%显著性水平上变化。然而，人力资本在退耕还林实施前增长快，在退耕还林后却没有显著性变化。这也表明在我国农村大多数青壮年进城务工，出现劳动力数量不足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第三，通过回归分析，在核心解释变量中，农户的生计资本中，能显著影响农户满意度的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这3类资本不能显著影响农户满意度。这是因为在一个家庭中起最关键作用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随着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提升，有助于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认识与参与。物质资本是农户生产、生活以及发展的基础，农户的物质资本越高，农户生活的幸福感和存在感越强烈，物质资本对于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影响极大。储蓄作为收入存量能显著影响农户满意度。

第四，在控制变量中，农户身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农户的政治素质较高，如身份为村干部、党员等满意度也高。教育程度、自然环境、基础建设能显著正向影响其对退耕还林生态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以务工收入和非农就业为主的收入来源和生态补偿对农户的满意度也具有同样的作用。退耕还林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离不开农户的参与，农户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户在生态保护中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如果农户的基本生计问题没有解决，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就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本文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的研究，就是为了了解生态保护中农户的生计状况和退耕还林生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政策建议。

第一，退耕还林工程政策执行的反思。首先是生态保护问题，我国退耕还林生态保护工程的政策执行模式是“命令——控制”型，强调集中治理，治理效果明显，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生态不断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其次是生态补偿问题。退耕还林工程涉及到农户的生态补偿，基层政府在执行国家的政策中出现严重偏差，由退耕地补偿演变成种树补偿，农户既失去了生存的土地，又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生计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隱患，农村问题被从生态问题诱发为社会稳定问题，最后是经济发展问题。在退耕还林政策执行中，需要很好地处理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基层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以及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关注农户的利益与农户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终妥善解决好生态保护、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二，退耕还林工程保护政策的反思。首先，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反思。在生态工程建设和管理中，国家要把生态建设放在国家战略地位，协调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效地进行生态补偿，无疑对于推动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基层政府在生态工程建设与管理中到底承担着什么角色？本文认为，基层政府要准确把握国家生态建设目标，将生态工程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将生态补偿与农户可持续生计结合起来，应该在维护国家相关保护政策的同时，结合农村精准扶贫，积极为农户生计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其次，生态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的反思。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监测结果表明，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是生态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可持续治理过程，政府管理的目标是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最高境界是“组织和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生态建设的管理与保护，要处理的是主动保护与被动保护的关系，引导农户由被动参与变成主动保护。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生态补偿是解决燃眉之急，但生态补偿也不是长久之计，最终还是必须解决农户的生计问题和劳动力转移问题。

第三，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机制的反思。我国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区的建设与管理离不开农户的参与，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进行生态保护是一项利于当代、功在千秋、造福子孙后代的公益型事业。特别是在全球生态恶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协调政府和农户、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增强各级政府和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建立生态保护有效管理评估体系，对于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我国生态环境经历了严重破坏、恶化、治理、改善的历程，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既要进行生态保护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要考虑农户的生计问题，有效地推动农户在生态保护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国家实施退耕还林重大工程时，要在考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协调好国家、地方、农户三者之间的目标利益关系，更要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基层执行的工作，构建一套行之有交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这正是国家未来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责任编辑：晓 亮）

Abstract： Zhuozi county， a typical demonstration area of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roject）， was selected as research area.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ssessment framework of farmers was established，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local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wa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on cross-section of a 2 time periods 8 time points during 38 years.5 livelihood capitals were taken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to study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re-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This is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gradual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na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mater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human capital wa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 project was as follows： natural capital was negatively significant， finan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s were positively significant， while mater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 Finally， the consistency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tting degree was as high as 95% and the accuracy was more than 90%.Based on the above， this study had two inspirations： one wa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farmers， and especially deal with the devi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engineering policy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Second， establishing a set of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o coordinat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ly sol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Sustainable Livelihood; Livelihood Capital; Satisfaction; Far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