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诗和 徐玖平

摘 要：为了培养能够治理社会的君子而恢复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管理模式。它包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三方面的内容。好的管理应该是凭籍管理者的德行的感召与示范，并辅之以制度规范的约束，使得被管理者有明确的荣辱观与是非观。该模式具有重视管理软实力、体现了迂回思维的妙趣与智慧、具有超功利性等特征。为政以德管理模式的这些内涵与特征对当今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为政以德;管理模式;管理软实力;迂回性;超功利性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1-0108-10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孔子有着强烈的秩序情结[1]，而要实现和恢复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治理和治理社会的人，即“君子”，所以，以《论语》为重要载体的孔子思想正是关于君子培养与君子治理社会的学问。孔子办教育和着书立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有从政能力，能实际参与政事的社会管理人才。管理民众、实现社会的治理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和采用某种方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管理模式。

一、模式内涵

任何成功的管理实质上都是在管理中实现了对“情、理、法”三者的兼顾和合理化的摆置与运用。在不同的时代条件和不同文化地域空间，由于对人性的不同的基本假设，势必会在管理中对这三者有不同程度的侧重，从而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基于对美德的影响力、规范制度的约束力及其限度、价值观的型塑对人行为的根本性指导作用等等的认识，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管理模式。“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它包含三方面内容和具体要求：“道之以德”，强调管理者的“德行”要求;“齐之以礼”，强调一切管理行为要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有耻且格”，强调管理者要着眼于塑造被管理者的荣辱心和是非观。其中，“道之以德”和“齐之以礼”是方式和途径，“有耻且格”使人具有“仁”心，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一）道之以德

管理不能停留在肤浅的和形式化的对人的行为的管控，能“关”住一个人的心才是高境界的管理控制，也才是管理真正成功的关键。“道之以德”强调应通过领导者的道德行为的示范与感染作用来实现对组织员工的管理和控制。在孔子看来，用道德教化感动人心，要比一味地采用惩罚的管理手段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无论是中国古代荀子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吕氏春秋》中的“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相应”说，抑或是近代西方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力来源的三分法都说明了管理者的美德和以美德為基质的个人魅力具有吸引人、感染人和使人“心悦诚服”的作用。“美德对人们有着情感性的感染力，能够感发人们的共情想象，并产生情感上的响应，无往弗届，这比任何强制措施更符合人心的特点，能够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有助于人们在道德上成人。”[2]“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人道本于天道，在天为道，内化为德，具有德行的人顺天应命，顺应自然而为。而自然本无为，一切自然化之而无所不为，所以，有德行的人反对妄为和强为。在孔子看来，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就是管理者的德行感召。管理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被管理者自然会清楚方向，明确目标，知道该如何去做。所以，管理者应该施行为政以德的柔性化的管理模式，而尽可能避免以刑治人的强制化管理。

（二）齐之以礼

“礼”即“履”也，是指人们的行为都有规范，从而达到人际的和谐和社会的有序。“礼”本质上是指向秩序的。“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社会规范一旦失去，人就如身处惊遁场面的群众一样，每个人都回复到极端自私的状态，只顾一己利益[1]。规范的作用不光是节制行为，而且赋予生活意义。人失去了规范，也失去了生活的成法，往往感到惶然无着，焦灼不安。“礼的规范建构，是人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基于生活领悟和存在者划界而进行的一种建构行为。作为‘礼之情感渊源的仁爱情感是有‘差等之爱及其‘推扩的‘一体之仁。我们人类总是处在一种关系性的群体生活中，因而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制度建构。”[3]组织必须要有行为规范，否则组织成员的行为将无所依循。“礼”是对不知道如何做的事情提出做事准则和程序。组织是为了特定目标，基于一定旨在解决分工与合作所产生的权责制度性安排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人的集合。既然有组织，就必然存在着分工与人际交往合作，因此就离不开对分工所产生的权责利的制度安排与人际交往合作行为的规范。“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如果没有共同的行为准则，那么组织成员就不知道在一定条件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哪些行为是有益的而应受到鼓励，哪些行为是不利于组织而应规避。行为规范即是对应受鼓励的有益行为和应予以规避的有害行为的划界，并根据人皆有“趋善避恶”的基本特性，即理性人的行为要么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奖赏，要么是为了避免最大化的惩罚[4]，进行合理化的制度安排，通过提高人们采取某种行为的代价，或者提高从事某种活动的收益而使得符合组织利益的行为得到张扬，有损组织利益的行为遭到贬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规范制度是确保人际交往有序，社会组织稳定和谐的基础。成功的管理旨在使组织成员安利乐和，使整个组织处于“和”的状态。但是，人际交往的有序，组织的稳定和谐都离不开对行为的范导与约束，否则整个组织将呈现一盘散沙，而无任何结构与秩序可言。

（三）有耻且格

有耻且格是管理者修身进德，将社会规范内化之后，在内心形成的对职责的清晰认知，树立起责任感，并做到以遵循规范和履行职责为荣，以背离规范和不能履行职责为耻。管理者必然是有德者，而“德”的本质是“诚”，即思言行的自我同一性及其与社会规范和天道的同一性[5]。“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的人生道德修养经历了六阶段、两循环。首先始于“立志”，即信仰和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体现了“思”的自我一致性。以“思”的一致性为基础，即在信仰和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才能确立与保持“行”的一致性。借助行的一致性，才能确立“做人”的规范和准则，进而自我方能立足。在“思”和“行”的一致性及其训练的基础上，才可能运用核心价值观、信仰以及“做人”的规范和准则，对各种现实问题进行解释，进而在“不惑”的基础上达到“言”的一致性，从而完成人生道德修养的第一轮循环，即从“立志”到“立身”再到“立言”的循环，实现思言行的自我同一性。道德修养并非止于思言行的自我同一性，它还要通过第二轮循环，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它从自我超越或孔子言说的“知天命”开始，也即将自我的信仰和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规范之中，洞悉人生和社会的天然合一性根源，进而在“思”的层面达到自我与社会的一致性。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理解和宽容各种不同观点，达到“言”的自我和社会一致性。通过“思”和“言”的自我超越以及自我和社会一致性的实现，最终才有可能达到人生道德的至高境界，即在“行”上进入自我和社会相同一的那种游刃有余的“化境”。这样也就完成了人生道德修养的第二轮循环，即从“立命”到“立人”再到“立德”的循环，最终实现思言行的自我与社会的同一性。

二、模式特点

该模式强调管理力来自管理者和管理团队的德行感召力与影响力，而非来自以资源控制为基础的权力控制力和威慑力。也就是说，儒家强调管理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管理软实力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管理者和管理团队持续学习和长期修炼。所以，该模式具有注重软实力、迂回性和超功利性特点。

（一）重软实力

管理可以分为有形管理和无形管理、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有形管理和无形管理是就被管理者是否感受到管理者行使权力的强制性，被管理者在组织内的行为发生是否具有自觉和自主性而言。有形管理往往靠强制性的命令和组织规范，因而是一种刚性管理;无形管理一般凭籍上位者人格魅力的影响、组织文化的熏陶、共同愿景的昭示和被管理者对组织核心价值观的主动服膺而行使管理权于无形之中。通而言之，企业管理一般涵括战略、结构、制度、人员、才能、风格、崇高目标等七大要素，分别构成了管理中“软”“硬”因素。西方管理学界往往强调管理的“硬”因素，主要借助战略、结构和制度这一“冷三角”进行管理，是有形管理;东方管理学界则一般看重管理的“软”因素，主要通过塑造组织文化和员工价值观实施管理，是无形管理。“软”式管理虽然是无形的，但较之有形的硬式管理更有益、更有力、更持久[6]。

为政以德主张管理者首先做好个人自我修养，实现个人思、言、行的自我同一性和与社会规范、乃至天道的自我同一性，然后以此德行的感召力与影响力，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由内而外，从而毫无阻滞地影响和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效果。因而它是一种行使管理权力于无形之中的柔性化的管理模式，它反对以刑治人的强制化管理。“柔性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它是以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为基础，依据组织的共同价值和文化精神氛围进行的人格化的管理，具有质的模糊性、量的非线形、方法感应性和职能塑造性等特征。”[7]柔即软，通过仁爱与智慧的恰到好处的平衡，而实现的中庸管理，达到了管理之大道，此时的管理应该是大道至简、顺天应人、圆润无碍、毫不费力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子张》）。

（二）呈迂回式

管理的直接目的是使得被管理者或组织成员具有符合组织目标和规范要求的行为表现。其途径有二：一是直接告知与要求被管理者如何做，这似乎立竿见影，但管理行为的质量和可持续难以保证;二是引导被管理者认同目标和规范，逐渐形成内在是非和善恶标准，并达到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从而使行为结果水到渠成，这个过程看似费时长、见效慢，但由此达到的行为，不仅质量高，而且可持续，尤其是具有主动性和“可遗传性”，并符合“无为管理”之道的自然原則。它是一种典型的由内在准则培育，到外在行为规范养成的“迂回式”管理途径。儒家为政以德的管理模式是一种“迂回式”的间接管理，而不是干预式的直接管理。

首先，这种“迂回”体现在为政以德模式下的管理立足点在于管理者德行的修养而不是直接指向被管理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管理的最终要旨是感人、化人，但是它并不直接着眼于对被管理者的改变，而是将功夫着力于管理者修身进德上面。若要将《论语》所倡导的管理模式落到实处，就要先从管理者的德行修养开始，而德行的核心在“诚”。其次，为了确立管理权威并发挥作用，儒家更强调通过社会规范而实现无为而治，而不是借助于刑罚的有为而治，因此强调“齐之以礼”。《诗经》的最大特点就是“思想纯正”，体现出了质朴而不造作的真感情，所以诵读《诗》可以兴发人的质朴之情，使得思想纯正无邪，从而达到“诚”的要求。孔子希望借助《诗经》、礼仪和音乐的感染和陶冶力量，不仅使管理者率先形成以“诚”为核心的德行，尊“礼”而行，并通过管理者的感召和示范，使被管理者达到由内而外的“自我管理”、自觉行动的目的。最后，这种“迂回”还体现为对管理的教育过程而不是管理结果的重视。管理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影响人和改变人的教育过程，其目的不仅在于借助被管理者达成组织所确立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把被管理者当人看，着重于“培养”人和提升人的境界。一切实践活动都应该立足于为了人，应视人为第一位的核心要素，把人当人看，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通过管理者德行影响被管理者，使之达到有耻且格的境界，使得被管理者能够通过自我管理和学习实现“自立、自觉和自主”，那么，才算是真正地将人的自由本性还诸于人，才有可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管理的教育性质要求管理者要注重“过程”而不是单纯的结果。管理者不宜直接告知被管理者所要达到的“结果”，而要使之亲身体验整个过程，进而从过程中得到身心和意志的陶冶、磨砺;只有当被管理者的境界提升了，才能水到渠成地达致预期结果，并真正领会到“结果”的价值。这就像是登山看风景一样，对于没有登上山顶的人来说，只是向他描绘山顶的风景，意义并不大。为政以德模式下的管理试图从根本处用力和着眼于组织的整体和长期利益，重视管理长远效应。这种模式所要倡导的，是一种基于管理者职业素养及表率作用的迂回式管理，其本质在于通过管理者自我管理的示范效应，激发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行为。

（三）超功利性

“超”即“超越”而不是“非”和“反对”。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的超功利性本意是指对经济利益、短期利益、个人利益的超越性而具有对全部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指向性。理性化的人的行为总是追求一定利益的行为，但此利益应该是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精神利益在内的全部利益，既着眼当下又不失长远追求的利益、融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为一体的整体利益。孔子并不反对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但是，他反对唯利是图，主张以义取利，尤其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君子更应该看重对道义的追求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既可以理解为“责任”“道义”“担当”，也可以理解为“适宜”“合理化”“公义”。因此，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管理者主要是扮演辅助者和帮助者的角色，是管人而非管事，管理者不会直接从事具体的生产活动，而是透过被管理者而成事，即实现组织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要为被管理者完成工作而提供条件，亦即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而被管理者的主要职责则在于高效率的生产。管理者应该胸怀“天下”，致力于“社会大道”的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管理者应该怀抱安人的管理之道和理想，即追求社会安定，百姓生活和乐，各得其所，安和乐利的治世局面。

以《论语》为典型代表的孔子思想具有追求功利与事功的浓厚特征[8]。孔子的全部学说始终都是在强烈的功利思想的观照之下阐释的。……随处可见其功利思想的痕迹。”[9]之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孔子思想完全是主张追求义而排斥利，这很大程度上是因缘于其思想主张具有迂回性。孔子“罕言利”（《论语·子罕》，但并非不言利和排斥利，只是他不直接言利罢了。为达到“仁”之最终为己的功效，孔子善迂回。虽然他当然也追求功利和个人利益，但是他主张以义取利和“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孔子极力倡导“仁”的背后蕴含了“利己”的功利意图[10]。儒家管理模式强调“迂回”，通过由内而外的感召和引领，最终达到“有耻且格”。在这个“迂回”过程中，儒家管理模式并不特别看重即时的功利效果，并不太在意眼前所谓强大、富足，且明确反对武力征服，更为突出长治久安、人心向善这个根本目标的实现。

三、现代启示

为政以德的管理模式凸显了中国式管理的本质特征[11]，它强调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重视“正己”和“自我管理”，彰显了中西方管理学中管理主体“在场”与“缺位”的本质性区别，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管理的内涵，即成人成己和修己以安人。其重视管理的软实力，具有迂回性和超功利性对当今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老子》有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周恩来也曾经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到我们是在领导。真正高明的管理应该是以道御之，借助于现成的势和所营造的势，使得被管理者基于对组织愿景与价值观的真切认同而自觉按照有利于维护组织利益与实现组织目标的路径行动，而丝毫不感觉到勉强和被强制。为此，首先要充分发挥管理的教育功能，履行管理者正人正己的职责。管理即教育，也就是通过教育而培养能够恪守组织规范和原则的组织成员，使之自觉做到以组织共同利益为重。它不是靠外在的惩罚，而是通过由内而外地引导和教育，将外在规范变为人们的内在准则，这样人们就不是为了避免惩罚而行动，而是自觉追求共同利益而行动。在这种由内而外的引导和教育过程中，管理者扮演着率先垂范的角色，因为“教”者，效也。其次，尽量利用管理的软实力，行使管理权于无形中。按照软实力的原初含义，它首先指的是文化吸引力。而文化的核心是其价值观，因此，管理软实力的核心应该是以管理者为代表的组织文化价值观，组织文化建设的宗旨是确立真正能为组织成员普遍接受与认同的组织价值观。“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儒家所倡导的为政以德的管理模式宗旨在于激发人们内在的情感和追求，以达到“有耻且格”的效果。这个结果的达成恰是管理者顺其本性，自然“无为”，却又实现“无不为”的至高管理境界。这体现了管理所追求和实现的“心”与“道”的层次。心的层次的管理，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强调通过对人的情性活动的关照，透过心灵的感受和经验，实现心灵的感应、情意的互动、相互的协调，从而发挥管理功能;道的层次管理，强调对自我圆满和自我创造的道的本体性存在的感悟，从道中吸收精神，来充实心，并用之于管理[12]。

迂回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思维的艺术。迂回式管理实际上是将管理意图隐藏起来，而通过间接式的影响力，使得被管理者按照管理者的意图前行。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能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同样道理，管理者的管理意图越是隐蔽，让被管理者感受不到被管理，而更多地感受到是一种循循善诱，一种关心、呵护、扶助与成全，那么就越能转化成被管理者自己的内在要求。管理即教育，而好的教育应该是遵循自然之道的自然主义教育。孔子的教育思想本身具有自然主义特征[13]。他所身体力行的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育本身就是其迂回式思维艺术在其教育实践中的体现与运用。管理的直接目标应该是通过对被管理者行为的管控而实现组织目标，但是，具有迂回性的为政以德的管理模式下的管理非目标指向，而是首先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德行的共同养成，达到让人们“有耻且格”的目的;当每个人都能做到“有耻且格”，成为自我管理者时，便能够依据外在的“礼”和内在的“诚”，自行解决问题，那么目标的达成自然不成问题。这种系统性思考和防患于未然的问题解决思路，正体现了儒家“迂回式”管理的极大优点，相较于西方管理学所推崇的目标管理，可能更能确保管理真正目标的达成。虽然直径比曲线要近和快捷，但是曲径通幽，即迂回有助于绕过或克服直径可能遇到的阻力，从而通达引人入胜的幽静之处。根据物理学的原理，作用方向越直接、作用力越大，遇到的反弹力也就越大。就像用刀砍劈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决不会沿着九十度的方向直接下刀，而会选择一个斜角;善于做思想工作者往往不会直击问题，而会选择通过谈其它问题，娓娓道来、循循善诱，通过他山之石而令听者自己反省和领悟，最后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军事上一些关于“围魏救赵”的典型成功案例，以及“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至理名言也充分说明了迂回式思维的高妙之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按照传统观点来看，通过应酬与人际关系，似乎与工作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就连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也早就认识到了，治理一个地方，必须首先要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信息管理是现代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管理成败的关键。个人修养似乎和信息获取并无关系，起码二者并无直接关系，但是运用迂回式思维看，其实并非如此。从孔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修身提升自我德行，不仅会影响到获取信息的方式，还会影响到所获取信息的数量与质量。“迂”者，绕也。遇到阻碍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不折不挠的强者、刚者而选择直接突进，而应该换一种方式、方法、角度与路径，另辟蹊径，从旁侧击，往往更能速胜与完胜，并更省力。太极拳看似软绵绵的，但是能够做到四两拨千斤，也充分说明了柔弱胜刚强，迂回比直接更智慧。

现今最普遍的组织形式是企业，最广泛的管理是企业经济管理。企业必然要追求经济利益，讲求功利，否则就无法生存，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因为一个企业通过合法途径所获取的利润越高，说明其所采用的生产资料组合函数越合理，其生产效率越高，经营管理效果越好，这样就越能实现对稀缺性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创新管理，即通过创新，以一种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函数取代现有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14]。创新，尤其是经济组织内的创新不是无意识和无目的而突然产生的，而往往是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利润而有意识的创新活动结果。但是，创新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符合儒家思想核心即“仁”之情怀。“仁”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生生”之德和一种不断创生的精神。“企业家既是社会现实中的一般人，具有一般正常人所应该具有的精神生活与精神意识，他同时又是不断开拓创新，并将这种创新成果运用于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人口物资环境等资源利用效率、丰富人的生活内涵、提升人的生活品质的经济活动中，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10]他们有着一种安民、利民的仁爱精神，有着使得老安少怀，远来近悦的民胞物与式的“大生”“广生”情怀和责任感。所以他们才会不满足于个人既有之得失，而始终居安思危，为企业、社会的发展不断学习、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能耐得住学习过程中的艰辛与成败。所以，与其说支撑他们、推动他们不断冒险与创新的是一种迫于生存压力的竞争精神，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民胞物与的大生情怀。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能够走得远的企业家必然是具有社会责任意识，既注重企业利润获取，又不忘社会效益实现，并在服务社会过程中實现个人和组织利益的现代“儒商”。前已述及，为政以德的管理模式具有超功利性。同样，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管理者虽然避免不了对功利的追求和利润的渴望，但是他不会汲汲于利益，尤其是个人物质利益，而是义中取利，通过尊重、维护和创造组织内外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实现本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蒙牛乳业创始人牛根生曾有言：“财聚人散;人聚财散”。这句话颇有哲理，既符合道家“有无相生”、“反者道之动”的原理，也符合儒家“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企业管理者应该懂得分享和反哺，而不是唯个人利益是图。管理者不能有太多的物欲，不能汲汲于物质上的追求，更不能急功近利。“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个人只有在物欲上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才有可能做到公私分明，在履行管理公职中，摒弃私欲，自觉以组织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公正地使用手中的权力，才能赢得组织委托人或授权者、组织成员以及组织相关利益者的信任;也才不至于患得患失、优柔寡断、谨小慎微，从而坐失良机;也才能在有可能危害到组织整体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面前保持一番清醒，不急于求成，不为小利所迷惑。管理者应少谈利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首先，为政以德的管理模式强调通过感召、感化培养“有耻且格”的非功利化组织公民。这些都不是能用眼前的直接利益就可以衡量和以此为手段可以达到的。其次，管理者的主要职责是公平分配，关注的是义，所以，管理者应尽量少谈利，而更多关注义。为政以德管理模式的功利超越性还启示管理者必须具有开放、宽广和超越眼前功利的视野。“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对于同样的结果，要分析导致此结果的具体过程和原因，因为，同样的方案或措施，可能产生出各种预想不到的结果，即便是预期的结果，也很可能并不是预先设计的方案或措施带来的。同时，好的出发点与努力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取得预期成果。为此，管理者应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不仅强调结果，更应鼓励各种不同的努力探索。迂回式管理，强调过程，注重从根本上用力，注重育人这一艰辛漫长的过程。所以管理者实施迂回式管理必须具有开放、宽广和超越眼前功利的视野，以及包容的心胸和坚毅的品质。作为管理者，如果认识不到自身知识和视野的局限性，自以为是，固执已见，而且器量狭小，功利吝啬，只盯着眼前的物质利益，那么，即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也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更别说在管理过程中实施“培养”了。管理者的责任艰巨而宏远，这不仅意味着对组织整体利益负责，更意味着对组织未来可持续发展负责，这其中包括对组织成员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内涵，因为没有组织成员和利益相关者及社会的支持，组织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就是一句空话。这些管理责任担负，并非清晰可见的眼前功利结果所能涵盖，它要求管理者真正超越自我，超越眼前利益。问题是，管理者如何才能做到既超越自我，又超越眼前？由于理性的局限性，单凭个人力量要达到这种双重超越非常困难，这就需要借助团队、组织乃至社会的力量，让人们共同探索、共同努力，看重各种探索过程，让结果水到渠成。这也是“迂回式”管理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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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约瑟夫·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3.83.

Abstract：In order to cultivate a gentleman who can govern society and restore its order，Confucius puts forward the management mode of "governing by virtue". It includes three aspects： people are led by virtue， order is kept by the rites， and they would be conscientious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is right. With the inspi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virtue of managers and the restraint of institutional norms， staff can be independent， intuitive and spontaneous because they have a clear outlook on honor and disgrace and right and wrong. This is what we call excellent management. This mode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phasizing the soft power of management， reflecting the wit and wisdom of indirect thinking， and transcends u tilitarianism. Thes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ing have certain values for today's management.

Key words： governing by virtue; management model; soft power of management; indirectness; transcending uti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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