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书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凝练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总体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这个主题的重大意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党的文献用几个“第一次”来表述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这里例举五个“第一”。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用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第一次凝练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明确为根本制度。

应从四个维度上认识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

1.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看。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的重大意义，必须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紧密联系起来。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推进。

六年前，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讲起。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问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实践，不能要求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列宁有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但是时间太短，也不能要求列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苏联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探索，取得了成绩和经验，但也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继续探索解决这个问题，取得了明显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来认识和解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在实践中有了重大的推进，但是这个过程远未结束。习近平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们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即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后半程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开讲，就是为进一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期待，应对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简而言之，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而这后半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是部署这后半程怎么走，走完这后半程即实现了“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又将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2.从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形成和发展了以党的领导为统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就。十九届四中全会用“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加以概括，这是非常准确的。分析其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制度的支撑和保证是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看得更加清楚了，甚至连原先对我国有偏见的西方学者也改变了看法。

20世纪90年代末，有本《谁来养活中国》的书，当时挺畅销，作者是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莱斯特·布朗教授。此书实际上是宣扬“中国崩溃论”的。布朗在书中提出如下观点：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16.3亿左右，按每人每天需要8两粮食，中国需要6.51万亿吨粮食，而中国只能生产2.73万亿吨粮食，缺口3.78万亿吨，需要从国外进口，这将引起全球粮食恐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我国“三农”的发展，有力地粉碎了“中国崩溃论”的论调。这三组数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我国农村贫困人口1978年有7.7亿，到了2018年已降到1660万（而这1660万贫困人口仍然能做到“两不愁、三保障”）;（2）联合国明确肯定中国四十多年来对全球减贫贡献率己超过70%;（3）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201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3277亿斤。今天中国人民己牢牢地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我们不需要别人养活，我们还可以继续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3. 从应对风险挑战上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论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其中第四个方面就是讲我国能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里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夺取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迫切要求，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

讲到应对风险挑战，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这方面重要论述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主要体现在几个有代表性的讲话中：2014年的“4·15讲话”、2018年的“1·5讲话”、2019年的“1·21讲话”和2019年的“9·3讲话”。在“4·15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總体国家安全观包含11种安全，也就是说在我们治国理政过程中存在着11种危险，“1·5讲话”阐述我国在8个方面可能暴发的风险，“1·21讲话”分析了我国在7个方面可能遇到的风险，“9·3讲话”又阐述了我们面临的9个方面风险，并且指出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习近平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又进一步阐述了应对风险挑战问题。

4.从跳出历史周期率上看。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问题，是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先生的对话时提出来的（史称延安“窑洞对”）。 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己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从那以后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思考并致力于解决这个重大课题。

其实历史周期率问题说到底是制度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制度不好，早晚要导致政权垮台。相反，好的制度能够不断完善和巩固新生的政权。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制度建设作了重要论述。这些深刻的论述告诉我们：制度建设对于巩固政权是至关重要的。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这个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问题，既体现出远见卓识，又包含了深深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指出：十九大闭幕后我会见中外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同时，我讲这个话时也是有深深的忧患意识的。”习近平还从我国的夏商周朝代讲到了民国38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讲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讲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从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讲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最后得出这个重要的结论：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雖然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重大课题，但是它不是一个无限期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并且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当而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执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演变的教训，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因此，我们认为一旦实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步走”总体目标，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从跳出历史周期率看，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主题，其意义也是载入历史史册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们要充分认识十九届四中全会研究解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的重大意义，这是解决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站在这样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在思想上真正领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够在实践中扎实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强化制度意识，不断增强制度执行力;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责任编辑：翟   祎